鳳凰台在2014年3月21日‘世紀大講堂’請茅于軾演講，題目是市場對資源配置的決定作用，他是‘著名經濟學家’，也是改革開放時期的‘主流經濟學家’，開始前介紹了他很多學術機構的頭銜。在網上我多次聽過他的演講，特點如故，我作為自然科學的受教育者和畢生從事自然科學的教育者，聽後的評價是，其核心思想是‘市場萬能’，邏輯推理是以偏蓋全，論述說理要求你迷信盲從，學風是無視事實，什麼問題都沒說清楚，什麼道理也沒說準確，沒有多少說服力，談不上什麼學術水平，恐怕也解決不了任何認識問題。以這樣的水平去主導經濟，後果非常可怕。詳細的可到鳳凰衛視台點擊，但願是我的偏見。這裡僅舉他演講開始那段里的一兩個觀點的論述為例，不是原話，但是原意，而且文字從簡。

1，關於資源配置，他說，人幹什麼，物（舉土地）幹什麼，錢用在哪裡，…，這些資源配置問題整個一起就會很複雜，不計劃好就要亂套，所以就產生了需要計劃的思想；於是就由中央到地方統一配置，採用行政命令的方法，你幹什麼，他幹什麼，干多少，…。市場就是分散的方法，由‘個人’自由決定，想幹什麼就幹什麼，…，比如他的土地想種地就種地，想用作別的就用做別的，想種什麼就種什麼，想出去打工就出去打工，想到哪裡去就…，完全由市場決定，追求效益。地球上有1/3的人口採取計劃辦法，就是社會主義陣營，資本主義國家仍然是市場辦法。幾十年下來，計劃不成功，市場辦法簡單，卻很神奇，…，效果好。我們中國（改革開放後）的市場很自由，經濟發展就很快，別的國家很看重，…。

2，  如何發揮政府的作用，他認為在資源配置上你政府就退出，不管了就行了。政府的作用還有什麼，收稅，但要‘依法收稅’，過去想收多少稅就收多少稅，這必須改。還有‘環境保護市場管不了，…。

確實，提出經濟的計劃性是在市場經濟發展中出現‘亂套’以後，可見這不是誰‘無病呻吟’，但前蘇聯前期的‘計劃經濟’效果並不比當時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差，使它的國力迅速強大，那時資本主義世界市場經濟卻在‘亂套’，美國的小羅斯福總統採取政府干預社會經濟的凱恩斯理論，自由市場經濟理論抬不起頭，有識之士提出借鑑社會主義做法，後有1965年在美國費城發表的‘資本家宣言’為證。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經濟發展也不錯，…。可見把市場經濟的能耐吹的過分，把計劃經濟不分青紅皂白一棍子打死並不客觀。70年代裡根上台，美國的經濟又出現問題 ，又回頭搞自由市場經濟，…。當然，幾十年下來，堅持計劃經濟否定市場經濟的國家經濟情況不如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最後幾乎都‘崩潰’了，而資本主義卻能‘修修補補’蹣跚前進。作為一個‘著名經濟學家’，對這樣的發展事實，就應該說明，在市場經濟的發展過程中，為什麼出現‘亂套’？為什麼會要求計劃經濟出來解決問題？市場經濟為什麼自己不能解決而必須要政府承擔？如果有水平，再進一步說明‘計劃’怎麼解決這些問題，對此市場確實無能為力？哪些問題又不需要計劃解決，仍然必須留在市場？這就表明，各有分工，不能相互替代，而且都有規矩，誰都不可能憑‘權’或者‘勢’想幹什麼就幹什麼，想怎麼幹就怎麼幹。計劃經濟如此，市場經濟依然如此。如果保持客觀，應該評價今天的現代資本主義經濟是不是完全的純粹市場經濟？是不是市場與計劃兩手都要，有的東西他們是不是只做不說？一篇文章、一個演講，如果沒有這些，只是主觀提出一些現象，就得出結論，頑固於‘門第’實在太‘那個’點。

資源配置要分‘宏觀’與‘微觀’，宏觀配置考慮整體平衡，只能由政府承擔，配置到微觀程度，比如規劃出來一塊住房用地，並且分為商品房、自住房、公租房，它們具體怎麼應用就交給市場，由市場按公平公正高效配置給具體‘個人’，這時政府就不要‘插手’，政府只監督是不是按原來的要求完成建設。如果違背這樣的原則，反過來政府‘缺位’和‘錯位’就要出現‘亂套’，與配置‘錯誤’，一旦政府按專制主義、主觀主義‘一竿子插到底’，就必然造成社會主義陣營那樣的‘經濟崩潰’。

全社會經濟第一個層次是它整體的科學平衡與協調，包括領域與領域，人群與人群，部門與部門、地區與地區，國家與國家、人類與自然，今天與明天的‘通盤規劃’，這就是計劃經濟的核心，也是政府作用的核心；它是‘思想’與‘智慧’的產物，既是提高人民思想認識的‘教材’，同時表現出來的具體中心內容，就是有約束力的方針、政策、法規、指標等文字，不是，主要不是具體物品，它有引領一切的價值，是經濟活動的靈魂，所以它是宏觀經濟範疇。如果它的着眼點是社會的和諧，用‘公平’二字就不如用‘和諧’二字科學全面，這在本質上就屬於‘社會主義’範疇；如果它的着眼點核心是為‘資本的增值服務’，不是為全社會服務，或者服從於資本的增值，那它就要被劃到資本主義的範疇。不管哪一種，都要經過政府規劃與貫徹執行，在中國，規劃者還體現為中國共產黨為首的政治協商機構，和人民代表大會的權力機構。至少政府在一定的意義上能在具體規劃上起主導作用，因為能履行此職責的只能是有水平的政府，具體作為的是實際掌握政府的人，這樣帶戰略與方向性的規劃不可能由鬆散的企業家或者他們某個行業組織來完成。至於一任政府 ，一個官員，什麼事情，什麼時期是按‘社會主義’行事，還是按‘資本主義’行事，要實事求是評定，不能憑主觀表白，更不能自我認定，也不能一概而論；不是不白就黑，或者全白全黑那樣簡單。而且，範疇確定後在辦的時候，是按辯證唯物主義，還是按主觀主義形而上學思維辦也不好說，就近代而言，實際社會的政府基本是‘混合型’，只是比例不同而已。當然，在一個具體的時期，會有一個主要傾向。比如中國的前30年，空想社會主義與主觀主義、形而上學就是主要特徵，最後導致文革的災難後果。而在資本主義社會裡，資本主義的思想占據主流地位，‘社會主義’東西總是不同程度缺乏，市場的價值則不同程度被誇大，讓它的自由度過大，因而反覆出現不同程度的經濟危機。

各種各樣具體‘產品’的‘生產’流通與‘銷售活動’的市場化操作就是‘市場經濟’的核心；它的中心內容是各種各樣‘產品’在法制規範下的自主生產和自由交換，它相對就只能叫‘微觀經濟’，所以市場經濟是法制經濟；其基本的着眼點是交換雙方‘資本增（價）值最大化’，我認為用‘效益’二字比‘效率’更為貼切，因為‘效率’強調速度，‘效益’是綜合指標；主管這個領域的當然是有關單位的‘主人’。‘資本增（價）值最大化’是市場操作的基本着眼點，為所有者服務與掌握，但如果所有者是全社會的人，也就是公有制企業，就可以在局部範圍改為‘社會效益最大化’，此時的極端情況甚至可能在經濟上不是贏利而要主動‘虧損’，再通過政府的‘轉移支付’予以‘補償’，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對農業也如此。

宏觀與微觀都有自己的客觀規律和準則，並不以任何人的主觀願望轉移，甚至也與是什麼制度（公有、私有，民主與專制）無關，制度只與它對規律採取什麼着眼點和抱什麼態度有關；它們彼此之間既要互相尊重與配合，又要互相借鑑，不可能互相代替，也不應該互相損害。鄧小平說它們是手段，不是社會性質屬性，或許道理就在於此。

在理想的社會裡，它們就這樣結合成全社會經濟活動的有機整體，各在其位，各司其職。它們又是不可分割的，人為分割而且只承認一面是嚴重的片面性，必然要發生嚴重問題，如前蘇聯，中國前30年那樣，資本主義是另外的典型。可見，要真正做到良好的結合，有關的人既要有高度的思想品德修養，又要有高度的科學技術素質修養，不是善於玩弄權術和手段，追求少數人利益的人，所以關鍵是兩大範疇中實際掌權人的水平。非常可惜，今天世界上任何國家也沒達到理想的程度。出發點可以從兩端即宏觀或微觀起步，但客觀要求必須要走向結合，才能少出麻煩，特別是不出大麻煩，這是客觀規律需要，並不以人的主觀意識形態而轉變。當然，一開始就是和諧的着眼點並從結合出發是最科學合理的，水平最高的，效果最好的，可惜人類還沒有這樣的幸事。我們用‘實踐’來‘檢驗’各式各樣國家乃至各個時期達到的水平，凡是經濟發展快而且平穩，人民‘幸福指數’不斷提高的，貧富差距就小，問題出現就小而且少，生命力就強，反之貧富差距就大，問題多多。比較而言，可能瑞典做的比較好。造成差別的原因，當然是有關人的主觀‘水平’不夠，特別是社會的主流人物。差距造成了惡果，‘教訓’了人民，精英包含在人民里，激發了人民的鬥爭，從而促進宏觀或微觀經濟的改進。自我標榜‘先進’的不算數，恰恰是，越標榜反而越差，今天的美國又印證了這樣的規律，所以執政者和精英還是抱謙虛謹慎、誠惶誠恐的態度為好，不要自以為是、自我標榜。

附帶說一句，茅先生談到糧食市場化時說，不要計劃多少土地、多少人種，到市場上去買就可以了，哪裡價低就到哪裡買，美國…糧食多，價格便宜就…，我知道你是公開反對18億畝耕地紅線的人。我不想說這是廢話、瘋話，我也不必說中國的龐大鋼鐵業，被澳洲鐵礦石逼得毫無利潤的悲慘境地，願意出高價買其股份都不可能的事實，我只提醒茅先生注意中央報告說，中國人的飯碗要（牢牢）端在自己手裡，那段話是什麼意思，為什麼，你如果沒聽到，去查了再說。如果你依然是‘不管別人說什麼，我仍堅持自己的觀點’，那就真‘沒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