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亡反對派人士是否應該打工？

  ——與傅老師商榷

  最近旅加維權人士黃燕女士，在推特公開批已故反對派行為藝術家華涌生前不打工的生活方式，說：曾經給華涌介紹一份拼裝電腦主機箱的工作，但華涌一口拒絕，還直接掛斷電話。黃燕認為這種生活態度不對。

  這引來我的朋友傅老師的巨大共鳴，傅老師認為：海外反對派人士拒絕打工是可恥的。

  我以為：黃燕和傅老師的觀點太絕對，首先因為，生活態度和生活方式，是個人自 由，只要他（她）的生活態度和生活方式沒有損害別人，就不能說是可恥的。

  況且，自食其力並非只有打工這唯一方式，如果你有特殊的志向、能力和魅力，能夠獲得他人、社會組織或政府的資助而生活，因此不用打工，也算是一種自食其力，因為別人和他方對你的資助是自願的。

  比如，辛亥革命前孫文一夥就基本上不打工，是靠海外華商資助過活的“職業革命家”，你能說他們是可恥的嗎？現在達蘭薩拉的西藏流亡政府成員也不用打工，而靠流亡藏民們繳納的稅賦過活，你能說西藏流亡政府成員是可恥的嗎？。。。

  當然，中國的海外反對派想無須打工，而靠資助過活，需要你有特殊的志向和本事，這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不容易歸不容易，不容易並不影響追求這種生活方式的正當性，因為：

  真正中國海外反對派人士，離開中國並非為了移民西方國家——那種來到西方後便大功告成，從此告別反對派事業，以外國人自居，鼻孔朝天，看不起國內同胞。。。這種人絕不是真正的反對派（當然作為個人有這個權利）；

  真正中國海外反對派人士離開中國是為了逃避中共的迫害，避免無謂犧牲，同時是利用海外自由的環境，以更好的實現倒共的自我價值。廣州起義失敗後逃到海外的孫文，就是這種真反對派的典型（當然滿清覆滅後孫文走上了“聯俄容共”的反面，但那是另一個話題了）。

  因此，華涌說得好：“我來到海外不是為了打工的（而是為了倒共的！）。”從這句話也反映出華涌不是一般的“潤族”，而是真反對派。作為反對派，華湧來加拿大追求充分的倒共自我價值，是完全正當的，而且他也有這個實力：

  作為美院培養出來的人，華涌具有創作政治漫畫的不菲能力；而“寫真”習共驅逐低端人口的行為藝術證明：華涌具有高超的社會活動能力。華涌，這樣一個才華出眾的反對派人士，憑什麼不該去追求無須打工的受資助生活，以便創作出更多、更好的倒共作品和行為藝術，而非得要象緬甸、古巴、朝鮮的勞工那樣去降低自己的價值呢？（當然，能否實現無須打工的倒共生活，是另外一回事）

  實事求是地說，傅老師所鄙視的那些不用打工的“職業革命家”不僅不應該受鄙視，而是多多益善，大家試想：

  當年海外如果沒有孫文、宋教仁、黃興這一夥不願打工，到處徵集反清資助的人，全日制地不停地對國內煽風點火，發動起義，滲透滿清的新軍。。。光靠一群華人打工仔，在收工的業餘，拖着疲憊的身子，在美國鬧一鬧、罵一罵，辛亥革命可能發生嗎？？

  順便不能不提的是：大力鼓吹海外反對派人士歸化所在國，做所在國順民，老老實實打工賺錢，不要去管中國的“閒事”。。。是三十多年來中共當局及其特線五毛的一貫腔調。

  有常識的人都知道，海外反對派人士一旦因生存所迫，而不得不以打工為生，則倒共的精力和時間必然大幅減少，久而久之，難免意志消沉。

  因此中共巴不得所有的民運異議人士，到了海外都“轉變觀念”，都去老老實實打工做不問中國政治的“經濟動物”，就像絕大多數福建偷渡客那樣。

  長期以來，以牛X吼、楊痿（楊言）為代表的中共的特線人渣，以西方右派的迷人嘴臉出現，以“自食其力”的高大上武器，大力批判某些個行動能力強的民運人士不打工，其根本用意即在於此。

  黃燕批華涌不打工的態度，實際上是對他人的生活指手畫腳，她這種態度才是不可取的態度，因為華涌並沒有靠黃燕生活，也沒有收取黃燕一分錢資助，這種情況下你根本沒有資格指責別人，選擇如何生活是別人的自由，與你黃燕沒有半毛錢的關係。黃燕頂多有理由指責華涌接電話時無禮，卻沒有理由指責華涌拒絕打工不對。

  綜上所述，流亡反對派人士是否應該打工？我的回答是：能不打工，則不打工——如果能夠獲得資助，當然可以不打工，因為這樣可以有更多的精力和時間倒共，能夠更充分地實現反對派的自身價值——但前提是你要有本事獲得資助，而不能夠坑蒙拐騙。

  對於我這個觀點，傅老師說：正因為不去打工，所以好些民運異議人士就以坑蒙拐騙過活。

  客觀上應該承認，傅老師講的也是事實。長期以來，中國海外反對派獲取資源非常困難，是圈內人士眾所周知的事實：

  其一，美國和西方國家政府對中國反對派不予支持，因為它們並不希望中共垮台，正如當年它們不希望滿清垮台一樣。

  其二，海外華人絕大多數深受中共洗腦和特線五毛蠱惑，並為鄧共的經濟騰飛而自豪，對反動派不僅不予支持，還普遍相當敵視，大罵惡罵反對派是“民逗”，嫌棄反對派無錢無勢，百無一用。。。這是今天海外與辛亥革命之前海外的重大區別。

  其三，當年滿清根本沒有成熟的特務系統和特務手段，而今天中共國對海外有着全世界無出其右的發達的特情系統，和高超的特工手段，海外的華人社會乃至西方國家政府，早被中共深度滲透和操控。因此，孫文式的武裝倒共，今天在海外根本沒有可操作性，如今在網上招兵買馬、高調鼓吹“武裝滅共”的馬甲賬號，都是如假包換的共特“釣魚”台；中共對海外華人社會的深度滲透，也令中共海外反對派長期喪失了海外的社會基礎。

      總之，今天中國反對派在海外的環境，比孫文一夥當年困難得多。今天以當年孫文一夥的作為，大罵惡罵民逗，整體否定中國民運的人，往往是披着藍衣的中共特線五毛。

  正因為今天中國海外反對派獲取資源非常困難，比當年孫文一夥困難得多，所以中國海外反對派中能夠獲取資助，而無需打工的“職業革命家”很少，而絕大部分海外反對派人士是必需以打工為生的，這是我在美國親眼的見證。

  但如何打工才能避免埋沒自身的反對派價值？我的意見是，不要太內卷，不要找那種幾乎沒有閒暇的工，如果不能每天或每周有一點時間倒幾個小時的共，你身為中國反對派價值何在？你和一般的緬甸、“老墨”經濟難免勞工有什麼區別？

  2018年——2019年，混跡於紐約市的上海癟三、老牌中共特線楊痿，以“關心”的姿態，煞有介事地拼命鼓動我去學開貨櫃車，半年後我才猛醒：一旦做了這種轉跑長途的苦力，我就沒有任何時間寫東西了！而且身體也會被耗垮，因而及時放棄。陽痿見我不上當，氣急敗壞地指責我沒有“上進心”，不懂得“升級”自己。

  其實，反對派為了那麼一份並不能發財的“高薪”，把自己降低到緬甸經濟難民勞工的境界，這到底是“升級”，還是“降級”呢？

  話又說回來，雖然今天中國反對派在海外的環境，比孫文一夥當年困難得多，但中國海外反對派不必悲觀：

  有道是“亡共在共”，隨着中共習近平一夥向“白紙抗議”投降，習共當局因“清零”文革的失敗而威信掃地，而中共也首開了向民眾抗爭讓步的口子。。。托克維爾說過：最強烈的反抗通常不是發生於專制最嚴厲的時候，而是發生於專制者開始鬆動的時候。君不見解封后因為疫情的肆虐，中國更大的社會反抗風暴正在醞釀！

  面對“白紙革命”，習正恩同志的色厲內荏，暴露出習載灃的面目：中共快要垮台了，中國海外反對派必然會得到中國主流社會的支持。

曾節明 2022.12.20 壬寅壬子丙午覆雪嚴寒午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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