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老龄化危机的祸根，是共产化的养老制度 ——兼论根治之道
什么是老龄化？就是人口结构老化，按照联合国的标准，一旦65岁及65岁以上的人口达总人口的7%，则称为老龄化社会。战争造成的年轻人口大量死亡，会短暂地造成老龄化的问题，但老龄化社会一般都由生育率下降造成——生育率的持续下降导致年轻代的人口比年长代的人口递减，导致老年人口日趋膨胀。 老年人口比例增大，会造成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其一就是老年人抚养比越来越大，即抚养一个退休者的在职人数越来越少，如：据中共国统计局统计，2021年底，全国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2亿零56万人，占总人口的14.2%，抚养比达20.8%！也就是说，现在的中国，不到5个在职者，就要供养一个退休的老人，在中共的“英明”领导下，中国仅用了四十年的时间，就由一个朝气蓬勃的年轻社会，滑落深度老龄化社会（日本用了一百年，韩国用了七十年）！ 老龄化方面，中共国的的确确是“一枝独秀”——“未富先老”一枝独秀，全世界无出其右。 抚养一个退休者的在职人数越来越少，意味着个人的社会养老负担越来越重，即意味着个人税费的日益沉重，以及经济发展成本的高涨；同时年轻人口的萎缩又导致消费疲弱、创业低迷、就业困难，反过来导致恶性竞争。。。这就是今天中国社会变态内卷的根本原因。 除了导致经济危机和社会扭曲，老龄化社会还会带来主体民族的存亡之危： 在法国、德国等西方国家，主体民族的低生育迫使所在国为维持社会和经济，不得不持续引进外国移民，导致生育率较高的外族移民有取代法国和德国主体民族的趋势，而法国和德国主体民族，反而滑向少数民族。 在中国，因为汉族的超低生育率，汉族的主体民族地位在动摇，生育率高于汉人的边疆少数民族，凭借年轻人口的优势，其民族独立，分裂中国发达潜力在高涨。 尽管老龄化的影响如此巨大，遗憾的是，当今世界老龄化问题不仅没得到解决，而且愈演愈烈：不仅发达国家都出现了老龄化问题，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也出现了老龄化问题，如中共国、前苏联国家白俄罗斯、乌克兰、乌兹别克斯坦、东南亚国家泰国、越南、菲律宾等，这就是所谓的“未富先老”，其中，历经三十多年全世界最极端计划生育的中共国，“未富先老”最为极端——年轻人口呈断崖式崩塌；年轻人口萎缩、战前总和生育率不到1.5的乌克兰，兵源的瓶颈，在战争中也十分的明显。 老龄化危机，除了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蔓延外，也由西方向东方蔓延：老龄化首先感染了东亚几个深受西方影响的美国盟国，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菲律宾。。。也通过共产党的上台，感染了中国、越南这样的共产党国家：其中，长期限制生育全世界最狠的中国，老龄化也最快、最极端。 那么，为什么全世界的老龄化危机，迄今得不到解决，反而愈演愈烈？为什么包括日、韩、台湾、新加坡在内，所有的东、西方发达国家出台了那么多年的奖励生育政策，都收效甚微？ 其根本原因，就是全世界现行的社会化养老制度，是一种共产化的养老制度，或者说，它是一种“大锅饭”的养老制度，这种养老制度，把个人的生育，与个人生育的收益剥离开来，实际上成了一种隐性严惩多生育、奖励少生育的强效制度。 因为生、养小孩要花费巨量的时间和精力，因此多生育小孩，个人不仅要多付出看得见的成本——如多花钱，也需要多支付看不见的成本，如牺牲个人发展的机会，这在做母亲的一方尤为明显。 但是，个人这种牺牲和付出，却制度性地得不到回报：现代社会，成年子女没有回报和反馈父母的法律义务，子女成年后多一走了之，变父母家为“空巢”，多生育子女的个人，退休后也无法获得高于不生育或少生育的个人的退休待遇。 恰恰相反，由于不生育或少生育子女的个人，退休前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于个人发展，他们有更好的条件把握机遇，因此在竞争中处于有利的位置，往往能够在社会上取得更高的地位，因而在退休后，反而能够获得更好的退休待遇。 此种惩罚多付出、奖励少付出的全世界现行的社会化退休机制，显然是一种非常不公平的机制： 经过“邓计生”文化三十多年的洗脑，许多大陆华人，甚至包括朱学渊、何清莲这样的异议人士，把人口当负担的观念根深蒂固，其实人口不仅不是负担，而是社会主体和社会的目的：人的可持续，是社会可持续的先决条件；人是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的主体和载体，人的可持续发展（养育下一代），是社会一切方面可持续发展的先决条件，而人口的衰灭，意味着社会一切方面的衰灭，而且是最彻底的衰灭。 生育小孩，等于是培养未来的生产者、消费者、创造者、文化和社会的继承人；因此，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多生育小孩的价值，要比个人在职场上打拼的价值大得多。 虽则生育小孩，给社会带来的价值远远高于高于个人能得到的回报，但是全世界现行的养老制度，却对个人生育小孩基本不给报酬，或者给予的报酬（如世界各国奖励生育的福利政策），比起个人的付出微不足道，这有一丝一毫的公平吗？ 全世界现行的养老制度，是一种价值倒估的制度，是一种让不付出者或少付出者通吃，而让多付出者遭恶报的制度！ 全世界各国现行的养老制度，都是一种社会化的养老制度，它是二战后全世界左倾思潮前所未有高涨的大背景下诞生和通行世界的，其本质是共产化的养老制度，即：把个人把个人的生育，与个人生育的收益剥离开来，使得上海式“丁克”类的鸡贼们逃避了生育的社会责任，省下了更多的能量以为个利最大化，另一方面却照样能蹭别人辛辛苦苦养育的子女的供奉，实行了自己的“养老社会化”。 而对于多生育的个人来说，则是十足的“傻冒”，因为自己辛辛苦苦多生育的子女并不能为自己带来回报，反而成了供别人养老的公用设施。 这就是左派最擅长的“大锅饭”制度，也即共产化制度，这种制度的最突出的特点就是： 把个人的责、权、利拆散脱钩，从而有效地实现“罚勤奖懒”，贬忠贞扬奸恶的社会效果。 这种社会化养老制度下，个人多生育不仅无回报，反而在社会上处于不利位置，因此当然不可能解决当今世界的老龄化问题。 而包括日、韩、台湾、新加坡在内，东西方发达国家虽然出台了多年的奖励生育措施，但是这种奖励比起个人多生育的付出和牺牲的个人发展机会，如杯水车薪。多国出台了多年的奖励生育的种种福利政策，并没有根本性地改变现行全世界的养老制度，把把个人的生育，与个人生育的收益剥离开来的属性，因此，这些国家奖励生育的种种福利政策，就如“扬汤止沸”，自然收效甚微。 要解决当今世界的老龄化危机，就非得根本性地改变现行全世界的养老制度，把个人的生育，与个人生育的收益挂起钩来不可。 本来，依照“旧社会”的家庭养老传统，个人生育与个人的收益是紧密挂钩的：一般个人生育子女越多，个人的养老保障就越充分，没有子女的人则老无所养。 因此，“旧社会”里任何人只要有条件、有能力，一定会以多生育几个子女为目标，而决不会追求少子化或丁克，因为这样是与自己过不去。 上海人也不例外。上海是中国少子化历史最悠久的城市，早在八十年年代上海人（上海户籍者）就出现了人口负增长，开中国风气之先（这是上海人破戒“上海不为天下先”的唯一地方，上海人（上海户籍者）也成为中国人中生育率最低的群体。这是为什么？这就是因为上海的地域文化，是特别崇尚精细的地域文化，在这种文化影响下，上海人精打细算，绝不吃亏，并称吃亏者为“拎不清”，因此，在现行的共产化养老制度下，中国人中最为精细的上海人，拒绝当多生育“傻冒”的比例当然最高，而选择做“丁克”的比例自然也最高。 但是，1949年之前，在家庭养老的“旧社会”当中，上海人何时出现过丁克、少子化的左倾时尚？从来没有过。彼时虽然人均居住面积更狭小，上海人也没有少子化的危机：中产普遍四个六个小孩，几房姨太太的大户人家，十个八个小孩不在话下。 这是为什么？“旧社会”的家庭养老传统，个人生育与个人的收益是紧密挂钩的。笔者敢肯定：如果哪天宣布丁克者得不到全额退休待遇，而生育三胎者享受三倍退休金，那么精明的上海人，一定会摇身变为中国的高生育群体。 当然，“旧社会”传统的家庭养老，其缺点也是非常明显的，即一些人因为不可抗力（有残疾或疾病无生育能力、或者子女因疾病、事故、天灾、战争而丧生）而没有子女，他们老无所依，就很不人道。 本来这个缺陷可以通过改良来修补：即国家给予因不可抗力而没有子女的个人以社保，但整个社会以家庭养老为主。。。 可惜这种改良的解决方案，被二战后左得发狂的养老社会化思潮所淹没了，家庭养老的传统也由此遭到了彻底否定。彻底否定的后果，当然就是养老共产化，就是纵容上海式自私的“丁克”鸡贼，拜拜占用多生育的“傻冒”们的孩子的血汗，以供自己养老。 所以左派的准确称呼，应该叫“反传统派”。 那么，恢复传统的家庭养老可否？这早已经不可行了，在养老社会化制度已经风行世界大半个世纪、深入人心、根深蒂固的今天，即便西方右派中最右的美国“茶党”，也绝不敢提出取消现行的养老社会化制度，任何右派政客都不敢这种方案，否则便是政治自杀，或者沦为“票房毒药”。 现实可行的解决之道，必须是在现行养老社会化制度的基础上，进行大幅地改良，以最大限度地把个人的生育，与个人生育的收益挂起钩来。笔者的草案是： 一，承认在家养育小孩是社会战略公益工作；因生育小孩放弃工作机会，在家担任家庭妇女的女性，由政府发给工资； 二，生育三个和三个以上小孩的个人，享受更高的退休待遇，并且其退休待遇按照其生育小孩的数量增加； 三，健康和条件许可，却故意生育小孩数量低于两个的个人，不能获得全额退休待遇； 四，健康和条件许可，却故意不结婚、不生育，或故意丁克的个人，不能获得全额退休待遇，并需要缴纳“社会公平税”。 笔者相信，若此方案施行，何愁老龄化问题不解决！何愁我中华生育率和文明不复振！
曾节明 2023.5.9 鸟语微清冷凌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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