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能夠轟轟烈烈發生的背景在於社會矛盾的累積。先講地方上的當權派，我主要研究的是南方，北方情況不明。中共建政後，南下幹部拿下了南方各省地方政權，其實主要是山西，河北，山東的非軍事幹部。山西人拿下了福建四川雲南湖南等省份，但上海被山東人搶了先。這些南下幹部幹了很多壞事，民怨很大，特別是三年困難時期幹部的多拿多占。而軍隊幹部對這些南下幹部起初是看不上，後來發現他們權力越來越大，軍隊高幹特別是四野幹部心裡不平衡，打下江山，被山西支前的土八路坐了江山。這是南方的普遍情況。而大學生是對社會不公平特別敏感的群體。1966年是1949年入小學的學生大學畢業的年份，即完全在新中國受的教育，外加1960年後的大學生政審對家庭出身要求嚴格，這批紅色大學生比較積極地開始表達對社會不公的批判，60年代年輕人占比非常高，全球都出現社會動亂。毛澤東在文革前面臨全面整治蘇聯特務及親蘇分子的艱巨任務。接下來談毛澤東。

毛澤東在本質上是接受了新教倫理的一個真正的左派政治人物。他之所以在中共高幹中明顯在思考能力與水平高出一大截，與毛早年在長沙的求學及社會經歷有關。首先，湖南第一師範是一所德式學堂，雖然是模仿東京青山學院，而青山學院的樣板是德國大學。其實當年長沙的人文環境在留日湖南人回國辦教育的潮流下，對明治維新與學習西方文明蔚然成風。毛澤東的岳父留學日本英國七年之久，給他帶來很豐富的文明思想。而那個至今不講邏輯的封建跪拜大學北大學生有什麼見識可以嘲笑毛澤東？毛澤東和李淑一的丈夫柳直荀在雅禮大學辦了一份刊物《新湖南》，他們甚至激進地認為愚昧不堪的中國拒絕世界文明，拖了湖南的後退，湖南應該獨立。因為雅禮大學是耶魯大學校長派耶魯校友在長沙創辦的大學，雅禮就是耶魯當年的中文音譯。因為辦學中幾個教會出資，學校也有比較明顯的新教色彩。這對毛澤東影響很大，他們後來成立的新民學會是採用了新教讀經會的形式的，大家在一起作批評與自我批評，非常有宗教儀式感。我記得小時候聽相關老人提到過毛澤東非常喜歡這種開誠布公的交流方式。

李淑一是楊開慧的密友，她對毛澤東與來自美國的新教倫理的接受度是了解的。

在新教的知識方面，他有點傾向於用神的標準要求自己，比如他把自己的陽曆生日定在12月26日。他寫的“長征是播種機，長征是宣傳隊...”是非常有基督教色彩的。在延安，應該是他史詩般的情懷打動了斯諾，《西行漫記》也打動了西方世界，反過來又讓蘇聯共產黨不得不接受毛澤東對中共的領導地位。這一方面美國人對毛澤東是有助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