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能够轰轰烈烈发生的背景在于社会矛盾的累积。先讲地方上的当权派，我主要研究的是南方，北方情况不明。中共建政后，南下干部拿下了南方各省地方政权，其实主要是山西，河北，山东的非军事干部。山西人拿下了福建四川云南湖南等省份，但上海被山东人抢了先。这些南下干部干了很多坏事，民怨很大，特别是三年困难时期干部的多拿多占。而军队干部对这些南下干部起初是看不上，后来发现他们权力越来越大，军队高干特别是四野干部心里不平衡，打下江山，被山西支前的土八路坐了江山。这是南方的普遍情况。而大学生是对社会不公平特别敏感的群体。1966年是1949年入小学的学生大学毕业的年份，即完全在新中国受的教育，外加1960年后的大学生政审对家庭出身要求严格，这批红色大学生比较积极地开始表达对社会不公的批判，60年代年轻人占比非常高，全球都出现社会动乱。毛泽东在文革前面临全面整治苏联特务及亲苏分子的艰巨任务。接下来谈毛泽东。

毛泽东在本质上是接受了新教伦理的一个真正的左派政治人物。他之所以在中共高干中明显在思考能力与水平高出一大截，与毛早年在长沙的求学及社会经历有关。首先，湖南第一师范是一所德式学堂，虽然是模仿东京青山学院，而青山学院的样板是德国大学。其实当年长沙的人文环境在留日湖南人回国办教育的潮流下，对明治维新与学习西方文明蔚然成风。毛泽东的岳父留学日本英国七年之久，给他带来很丰富的文明思想。而那个至今不讲逻辑的封建跪拜大学北大学生有什么见识可以嘲笑毛泽东？毛泽东和李淑一的丈夫柳直荀在雅礼大学办了一份刊物《新湖南》，他们甚至激进地认为愚昧不堪的中国拒绝世界文明，拖了湖南的后退，湖南应该独立。因为雅礼大学是耶鲁大学校长派耶鲁校友在长沙创办的大学，雅礼就是耶鲁当年的中文音译。因为办学中几个教会出资，学校也有比较明显的新教色彩。这对毛泽东影响很大，他们后来成立的新民学会是采用了新教读经会的形式的，大家在一起作批评与自我批评，非常有宗教仪式感。我记得小时候听相关老人提到过毛泽东非常喜欢这种开诚布公的交流方式。

李淑一是杨开慧的密友，她对毛泽东与来自美国的新教伦理的接受度是了解的。

在新教的知识方面，他有点倾向于用神的标准要求自己，比如他把自己的阳历生日定在12月26日。他写的“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宣传队...”是非常有基督教色彩的。在延安，应该是他史诗般的情怀打动了斯诺，《西行漫记》也打动了西方世界，反过来又让苏联共产党不得不接受毛泽东对中共的领导地位。这一方面美国人对毛泽东是有助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