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七年前的1989年春夏之交，中国发生了一场深刻影响国家命运和社会记忆的历史事件。无数学生、市民和知识分子以和平方式表达对反腐败、政治改革和公共参与的诉求。然而，他们最终面对的不是平等对话，而是武力镇压。坦克和野战军被部署到首都街头，造成了严重的人员伤亡和难以弥合的历史创伤。
三十七年过去，纪念六四不仅是为了缅怀逝者，更是为了坚持一个基本原则：任何政府都不应当以军事力量对和平表达政治诉求的民众进行镇压。无论历史如何被重新叙述，无论档案如何被封存，国家暴力针对公民的事实始终是这一事件最核心、最沉重的部分。
对于当年的决策者而言，他们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邓小平、杨尚昆、李鹏、杨白冰、陈希同等人在决策、动员、执行或政治宣传体系中扮演的重要角色，长期以来一直是历史研究和公共讨论的重要对象。人们有权对他们在六四事件中的责任进行严肃审视，并对导致武力镇压发生的政治逻辑提出批判。一个成熟的社会不应回避这样的历史追问，而应当允许后人依据史料持续研究和评价。
与此同时，也有一些人试图以地域、乡谊或者其他身份纽带来为相关决策者开脱责任。在公共讨论中，部分来自四川的精英人士往往格外强调相关领导人的其他历史贡献，却淡化甚至回避他们在六四镇压中的责任。这样的辩护方式不仅无助于历史真相的澄清，也容易将对具体历史事件的责任讨论转化为情绪化的身份认同之争。
历史责任从来不属于某一个地区，也不属于某一个群体。无论决策者来自哪里，其行为都应接受同样的历史检验。同样，无论批评者来自哪里，其发言权也不应因地域背景而受到质疑。把对六四的讨论变成地域辩护或地域对立，实际上是在偏离事件本身最重要的问题——为何会发生对和平抗议者的武力镇压，以及谁应对此承担责任。
近年来，在一些关于六四的讨论中，还出现了另一种倾向：不断将话题转移到对毛泽东时代的批判上。毫无疑问，中国现代史上的许多重大问题都值得研究和反思，包括毛泽东时代的政治运动及其后果。然而，对历史的反思不应成为转移责任的工具。批判毛泽东并不能自动消解1989年决策者的责任，也不能替代对六四本身的讨论。
如果每当谈到六四，就把焦点转向更久远的历史人物，那么六四的具体责任链条就会被模糊化。当年的决策是由当时的权力结构作出的，而不是由已经离世多年的历史人物作出的。真正尊重历史的人，应当正视每一个时代自己的责任，而不是把所有问题都推给过去。
纪念六四，不是为了制造新的仇恨，而是为了维护历史记忆；不是为了延续对立，而是为了追求真相；不是为了否定一个国家，而是为了让一个国家能够从历史中学习。只有当历史能够被公开讨论，责任能够被坦诚面对，逝者能够被庄严纪念，社会才能真正实现和解与进步。
三十七年过去，许多人已经老去，许多亲历者已经离世。但记忆仍然存在。对于所有珍视自由、尊严与人权的人来说，六四不仅是一个日期，更是一种提醒：任何权力都应受到约束，任何公民都应受到尊重，任何历史都不应被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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