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時代的孩子》讀後感

　　作者：Stephen S

　　筆者最初讀到這篇文章時，大約是在2000年初，那時正是中國大陸互聯網熱潮高峰時。筆者偶爾溜噠到《思想的境界》網站，看到了百家爭鳴的深度文章，其中有這篇《我們時代的孩子》，象詩一樣的散文。

　　這文章，把筆者的思緒引回到1989年的春夏之交。那時候，廣大的青年大學生還未被拜金主義所俘虜，還有一些理想，他們就是"我們時代的孩子"，儘管他們現在不再是孩子了。

　　在整個事件其間，筆者常在家裡看香港兩個中文電視台的現場直播/轉播。筆者曾看到一個在天安門廣場的警官譴責當局對學生運動的鎮壓，向群眾敬禮，得到群眾的歡呼；筆者曾看到群眾團團維住軍車，軍人們進退兩難，一些女士送飲料送花慰問軍人……

　　6月2日，筆者看到一輛由軍人駕駛的大客車，被群眾堵住。透過沒有拉上窗簾的窗口，可以清楚看見大客車滿載槍支。幾小時後，就看到這車上的槍支被洗劫一空，幾個流里流氣的人在車頂上揮舞槍支耀武揚威。

　　6月4日凌晨，軍隊開始清場。香港電視台的記者在北京市民的掩護下，拍到的場面遠比CNN的要多和詳細。一場血的祭禮，終於使大祭司們加強了統治的神威，那因激烈撒謊而增厚的臉皮成了宣示威嚴的圖騰。

　　關於6.4事件，有多多的爭論。但何能則責怪"民運"組織者們沒有看穿那運送槍支的大客車是個陷阱？何能責怪"民運"組織者們沒有採取適當的策略？他們那時候，不過是"我們時代的孩子"。

　　"只有人類的夢想，以及堅持這種夢想的頑強精神，能對抗歷史不厭其煩重複的大罪惡。在劫固然難逃，業緣卻來自我們每個人的累積。仇恨，作為一種危險的內心暗傷，終將漸漸與光明溶合。用這種精神回顧，這些少年個人的悲劇，就漸漸不再是仇恨的一部分，而成為人類走出暴力迷宮的一個路標。 而沿著這一系列路標，最終--不管這最終在何年何月來到--人類將渡過深深的河，走出暴力與苦難的輪迴。命定的悲劇會得到救贖。 "

　　我們時代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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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毅衡

　　原文刊於《今天》一九九八年第二期

　　“世界在沉沉地轉入黑暗面……”

　　一九三九年冬天，世界又被戰火吞沒。英國一個默默無聞的音樂教師在紙上草草寫下他沉重的心情——他心中構思已久的清唱劇草稿。他崇拜的詩人艾略特已同意給這部清唱劇寫詞。但當艾略特看到音樂教師寫下的句子，吃驚地說：“這不已經太好了？”

　　主人公——我們時代的孩子——在整部清唱劇中沒有提名字，現在人們也不再記得他。但是六十年前在納粹咄咄逼人吞食歐洲的年代，這是個人人聞之戰慄的事件。

　　那是一九三八年，納粹的排猶狂轉入群體暴力。十月，波蘭突然宣布在外僑民護照作廢，必須於該月二十九日更新。德國抓住時機，於二十八日把居德的五萬波蘭籍猶太人全部以“無國籍”藉口驅逐出境。波方則以護照失效為名，拒絕接受。當夜，成千上萬的猶太人婦孺，只能在寒風中露宿於德波邊境的曠野中。

　　此時正在巴黎的十七歲猶太少年赫謝爾·格林茲班（Ｈｅｒｓｈｅｌ　Ｇｙ—ｎｓｚｐａｎ）接到母親來信，詳述了猶太人“無家可歸”的慘景，一時悲從中來，忍無可忍，闖進德駐法使館，沒能找到大使，就開槍重傷了三秘馮·拉特。這個並非納粹黨人的外交人員第二天死在醫院。消息傳到德國，正在慕尼黑籌劃的納粹黨魁放出全國黨徒，“群情激奮”，整整一夜火焚砸抄凶毆，抓捕三萬入集中營，蠻橫殘暴，一片恐怖。

　　格林茲班在槍擊現場被法國警力逮捕。二戰爆發後，法軍撤出巴黎，卻把他移交給德國人，此後，不知所終。

　　讀到這個事件，這位音樂教師心裡極為震動。他看到的不僅是魯莽從事導致的悲劇，他看到的是人類歷史上一切惡勢力永久的需要：替罪羊。沒有格林茲班事件，歐洲三分之二的猶太人依然難逃希特勒的最終解決。只要人類尚未擺脫它的惡習——一批人對另一批人自以為理由十足的殘害——就會需要煽動仇恨的根據。而更悲劇的是：總是那些具有道義勇氣，卻沒有學會自存自保的青年，落入這個陷阱。難以克制的悲哀，使這位晚熟的音樂家，在炸撣的呼嘯爆炸之中寫出這部清唱劇《我們時代的孩子》，二十世紀最重要的音樂作品之一。

　　邁克爾·悌佩特（Ｍｉｃｈａｅｌ　Ｔｉｐｐｅｔｔ，１９０５－１９９８），英國當代最重要的作曲家，今年一月去世。“我要讓悲劇唱出聲來。”正是這個信念，使他名列於這個世紀最清醍的見證人和道義批判者。

　　清唱劇（Ｏｒａｔｏｒｉｏ）這種曲式，原為演述宗教故事。巴哈的《聖馬太之受難》是梯佩特無法不回顧的經典，但是在《我們時代的孩子》宏大的合唱中，也能聽到別遼茲的《基督的童年》那種幾乎透明的簡約。而亨德爾《彌賽亞》的三樂章式遞進，使梯佩特的這部作品能從敘事一步步退後，從更廣的角度審視人類的悲劇。

　　但是梯佩特這部清唱劇最傑出之處，真正的大手筆，是採用了當時歐洲音樂界看來不可思議的做法，他穿插使用五首美國黑人的宗教民歌「靈曲」（Ｓｏｕｌｓ）。在為時一小時的音樂中，領唱與合唱隊穿插呼應，個人的悲聲與歷史的無情對列展開，而靈曲成為漆黑一片的絕望之中救贖的了亮呼號，最後那首靈曲「深深的河」，遼闊深厚，把整部合唱推入使靈魂戰慄的情感洪流之中。

　　梯佩特是個有堅定信仰的人，終身堅守和平主義。二次大戰爆發時他登記為“良心反戰者”。英國政府規定，此類自動登記者，可以不參戰，但是必須做醫院清掃之類工作。梯佩特拒絕這種“間接懲罰”，對抗四年後，終於被審，判入獄三個月。悖論的是，當他作為罪人出獄後不久，《我們時代的孩子》在倫敦第一次公演，人類悲劇的哀訴，使飽受戰難的聽眾感動至深，梯佩特也成為英國樂壇公認的大師。

　　自此後，半個世紀以來，此清唱劇在全世界盛演不衰。而演出成功的程度，幾乎總是與聽眾受命運的折磨成正比。一九四六年此曲在被轟炸敉平的漢堡演出，全場聽眾淚如雨下；一九四七年在荷蘭阿納姆演出，二次大戰時，為搶占此地河橋，盟軍與本地居民都犧牲慘重，在尚待重建的廢墟之城，台上台下情緒交織一片；一九八四年在東京演出，掌聲雷動，指揮山口把梯佩特領上舞台謝幕時，滿面是淚，原來他本人是廣島原爆的倖存者，只是當日去鄉下訪親，才沒有與全家死在一處；一九八五年在巴西演出，聽眾把主人公看成當時剛揭發出來的被迫為妓被虐殺的流浪兒童；一九八六年英國演出，感動的醫生要求把劇詞題獻給被社會偏見隔絕的愛滋病人；而一九八一年在美國亞特蘭大演出，梯佩特親自指揮，聽眾中的黑人立即認出了其中的靈曲，而且聽出此曲是在描述南方黑人的世代苦難，演出自發地變成了全場激動的合唱：“下山吧，摩西！”

　　二十世紀，被歷史學家霍斯鮑姆眼光極准地命名為“極端世紀”，充滿了各種歷史最高的殺人紀錄：走極端的所謂“主義”，毫無良心顧忌地滅絕“某一種人”。而這些屠夫總能找到替罪羊作為行兇“根據”。一九一四年，一個塞爾維亞青年加夫里羅·普林其普（Ｇａｖｒｉｌｏ　Ｐｒｉｎｃｉｐ）推開薩拉熱窩的警察，刺殺了奧匈帝國王儲。這個農家子，民族壓迫使他忍無可忍，他的手點燃了全歐洲的血腥暴戾。後世的歷史學家發現，這是歷史不可避免的破裂，沒有這個少年仇恨的手指，歷史或許不會從那一點裂開而已。

　　這些臉色蒼白，被激情燎燒得身心乾枯的少年，二十世紀的這些孩子，只是不幸落入了歷史的巨大悲劇之中。梯佩特為他們的悲劇呼號，他並不責怪這些孩子，他們的“極端行為”，是人類大規模惡行預行設置的陷阱。以善抗惡，無異縱容；但是猖獗的惡魔早就獰笑地等著某個人來以惡抗惡，全套宣傳機器就可啟動。

　　我們能指責這些孩子不夠耐心？不夠睿智？在邪惡的風暴襲來時，孤立無助的個人，被社會拋棄在外，他們只能聽見自己的血液沸騰的聲音。如果他是個少年，一個自我保護能力弱而道義感強的人，他的悲慘命運幾乎無可避免。

　　我們時代的中國孩子，難道還少嗎？遇羅克嘗試用論爭，用參與，抵抗正在使用一切暴力，並且有無數信徒讚美著暴力的大罪惡。這個臉色蒼白的孩子，被卑劣而膽怯地槍殺在刑場。後來又有一些少年用憤怒，用對抗，來抗擊罪惡。固然他們的做法並不明智，明智了他們就不再是孩子。我們看到他們蒼白的臉消失在黑暗之中。一時間，他們似乎真的被忘卻了，歷史的一頁似乎真的被合攏了。

　　梯佩特不同意，他用音樂召喚他們的靈魂。

　　“我的孩子，我做了什麼使你如此？”女聲領唱代悔恨的母親問。

　　兒子的回答卻是：“漸漸地，漸漸地，我會放下重荷。”

　　合唱隊問：“難道被拋棄者就不會有人為他們復仇？”

　　領唱者回答：“時間的子宮中會產生痊癒。”

　　這些使艾略特擲筆的詞，似乎答非所問。我想，梯佩特是在說：只有人類的夢想，以及堅持這種夢想的頑強精神，能對抗歷史不厭其煩重複的大罪惡。在劫固然難逃，業緣卻來自我們每個人的累積。仇恨，作為一種危險的內心暗傷，終將漸漸與光明溶合。用這種精神回顧，這些少年個人的悲劇，就漸漸不再是仇恨的一部分，而成為人類走出暴力迷宮的一個路標。

　　而沿著這一系列路標，最終——不管這最終在何年何月來到——人類將渡過深深的河，走出暴力與苦難的輪迴。命定的悲劇會得到救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