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韓國民主化的過程對照中國八九民運

作者：和談

　　內容摘要：

　　1989年北京天安門事件同南朝鮮光州事件有很多相似之處，但是兩者之間的區別也是很明顯的，而正是這些不同才導致南韓和中國在民主化進程中路途完全不一樣。認清這兩個事件的同異則有可能給我們指出中國民主化的方向和出路。簡而言之：韓國政體是以美式民主搭建起來的多黨制的國家；建國以來大大小小出現過幾十個黨，黨不掌握軍隊，黨內也沒有統一的意識形態；除朴正熙被刺殺外，韓國幾任強勢總統如最後都是在面對民眾抗議示威時把權力交了出來，他們沒有把國家政權當作他們的私產，更沒有死在自己的位置上；韓國宗教界是一個獨立於國家力量之外的一個團體，在民主化的過程中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發生在韓國的民主運動幾乎從來沒有停止過，歷史上任何一個總統/強人的每一次倒行逆施都讓學生及民眾行動起來進行抗爭。這些都是韓國民主化運動能夠成功的原因。除此之外，八九民運時，中國還缺乏一個像金大中那樣堅強意志和正義形象的反對派領軍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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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年前在中國首都北京及其他一些城市發生了一場反對專制、要求民主的學生運動。在那持續五十多天的時間裡，中共先是以恫嚇、推延、拒絕為手段來回應學生的訴求。然後動用軍隊實施戒嚴直到把坦克、裝甲車開到北京街頭開槍鎮壓，扼殺了一場中國二十世紀以來時間最長、參與面最廣的非暴力抗爭運動。

　　毋庸諱言，以鎮壓作為手段，中共明確地拒絕了民眾對民主政治的訴求，同時也中斷了中國社會民主化的進程。由於血腥場面所具有的鎮懾作用，三十年來，它有效地弱化了大陸民眾反抗的意願和聲音，使得當今中共政權比歷史上任何一個朝代都更專制。不過，當人類社會朝着更講人性、更懂得尊嚴的方向發展，普遍把民主制度作為統治權力的來源和基礎時，中共這種以強權和暴力支撐的形象矗立在世人面前實屬不智之舉，其道德形象醜陋不堪，他們已經、而且越來越成為人類社會崇尚的自由和民主威脅。民國初年袁世凱恢復帝制尚且遭遇被國民罵死的下場，一百年後習近平改憲廢除連任限制大陸朝野無人挑戰，更沒有公開示威抗議活動，可見“六四”鎮壓造成了中國社會在政治領域裡徹底倒退的局面。

　　當我們今天扼腕痛惜，回顧反思那場運動的得失成敗時，“有人說八九民運太激進，也有人說八九民運很溫和，還有人說為什麼近現代中國歷史上的民主運動只能是一種道德的訴求呼喊，而不是在程序上理性的實踐”，（見萬維“六四”徵文啟事）我以為這些問題問得很好。但如果我們把視界擴展開去，離開學生、民眾、民運組織這些群體自身存在的這樣和那樣的缺陷和不足、看一下周圍其他國家學生運動，比如近鄰南朝鮮的光州事件，或許我們就比較容易知道為什麼（從體制上）大陸民運總是失敗的深層原因了。

　　1989年北京天安門事件同南朝鮮光州事件有太多太多的相似之處。

　　1979年10月，通過政變上台的朴正熙被暗殺，意外地中止了他16年的高壓統治，這讓韓國人民產生了營造一個全新民主社會的期待。但是軍人全斗煥無視人民這一呼求。1980年4月，韓國爆發了由學生、市民等各階層參與的反對專制要求民主的示威活動。 5月初全斗煥宣布在漢城戒嚴，取消一切政治活動，禁止集會遊行，大學也被勒令停課。15日，數萬名大學生舉行集會，提出撤銷戒嚴令，恢復國家的民主制度。16日，位於韓國東南部的全羅道光州市也有3萬學生集會示威。17日，戒嚴令擴及全國。18日，光州國立大學學生和戒嚴軍發生了衝突。軍隊出動全副武裝軍人、包括坦克上街野蠻鎮壓，打死打傷學生數百人。政府的暴行激怒了光州市民，他們同學生聯合起來奮起抗爭，但終敵不過全副武裝的軍人。

　　光州事件平息後，全斗煥政府在全國鎮壓民主運動。5月28日逮捕了幾千名參與民主運動的市民，並以“幕後操縱者”的罪名判處反對派人物金大中死刑（上訴後改判無期徒刑）。值得一提的是，當局將光州事件定性為“內亂陰謀事件”，是一場暴動，參與者亦被指責為暴徒。在軍隊和民眾對抗時，有一個青年站在坦克上，揮舞着國旗，高呼“光州萬歲”，隨即被軍人射殺。全斗煥的血腥鎮壓達到了震駭效果，使他進一步掌握了實權，三個月後當選總統。在隨後他執政的韓國第五共和期間，光州事件真相被掩蓋、被扭曲而成為不可碰觸的禁區。

　　當然，在這些相同的後面，天安門事件同光州事件也有很多的不同，而正是那些不同才導致南韓和中國在民主化進程中呈現相當大的差別。抓住、認清這兩個事件的同異，則有可能給我們指出中國民主化的方向和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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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國政體是戰後以美式民主搭建起來的。1948年李承晚以韓國民主黨候選人高票當選首任總統。

　　李承晚出生於朝鮮貴族家庭，青少年時代在美國教會辦的學校讀書，接受了基督教和西方近代政治思想的影響。1895年，中日簽訂的《馬關條約》使得朝鮮脫離清朝成為日本的附庸國，1910年被日本吞併。期間朝鮮民間一直進行着獨立抵抗運動，青年李承晚是其中之一，因此他23歲時被判處死刑。1904年獲特赦後去了美國，1908年他在哈佛大學拿到了哲學碩士文憑，1910年以《在美影響下的永久中立論》獲得普林斯頓國際政治博士學位。考慮到戰後李承晚牽頭組閣，這讓人容易理解為什麼諸如多黨制，總統和國會議員通過自由競選、由民眾投票產生以及三權分立等民主思想能夠在韓國被接受、而且日後能夠生根、壯大的原因了。

　　1919年，韓國的民族主義者在上海成立“大韓民國臨時政府”，遠在美國的李承晚缺席被選為臨時政府總統，他隨即代表臨時政府赴法國向巴黎和會遞交韓國獨立請願書。之後，李承晚曾赴上海宣誓就任臨時總統，旋因與臨時政府其他成員不和而離職。此後他一直在朝鮮和美國兩地為朝鮮獨立運動努力。

　　1945年2月雅爾塔會議決定戰後朝鮮由美蘇中三國共管。日本投降後，三八線以北由蘇聯軍隊接收，在南方則向美軍投降。9月初美軍設立駐朝美軍司令部軍政廳，並設立朝鮮顧問委員會。一年後，臨時議會及政府建立，分別由金奎植和李承晚領銜。12月，美蘇莫斯科會議確定了一個共同管理朝鮮半島的5年政策，但是雙方在如何建立統一政府的問題上出現分歧。1947年9月，美國將朝鮮問題提交給聯合國大會。聯大決議：在聯合國的監管下，朝鮮半島舉行大選，以此建立一個統一的政府。然而，金日成拒絕接受此決議，最後大選只是在半島南部舉行。1948年5月制憲會議通過憲法，規定總統由國會議員間接選舉產生，任期四年。隨後李承晚被選為第一任總統，得票率92.3％。1948年8月15日，大韓民國政府成立，取代了運作3年的美軍政府。

　　我們知道人類對權力的欲望是沒有止境的，而民主制度並不是克服這一弱點的良藥。1950年國會選舉中韓國民主黨成了多數黨，而這時李承晚卻與該黨產生了分歧。這樣，他擔心將無法擔任下屆總統，所以另外成立了自由黨，並修改憲法，把總統由國會選舉改為國民直接選舉。由於他具有“國父”那樣的政治資源，52年全民直選中連任成功。這讓他貪權戀位的野心繼續膨脹，進而提出取消任期限制的方案，56年他又連任成功。1960年李承晚靠舞弊、修改選票再次贏得了第四屆總統選舉，這次他遭到了韓國人的反對和抵抗。人們走上街頭，輿論要求李承晚下野，國會也投票支持這一要求。李見大勢所趨，宣布辭職，流亡到了美國，1965年7月19日在夏威夷去世。

　　不像同時期亞洲其他一些國家從一開始就是實行一個黨、一個領袖的獨裁做法，接受了西方教育的李承晚在朝鮮南半島開啟了民主制度之先例。如果他能夠身體力行，為韓國打造一個健全且又穩固的政治體制，可能避免朴正熙、全斗煥發動政變、以民主之名行專制之實，讓社會走了三十年的彎路，民眾亦付出不必要的代價。反過來看，從李一再修改憲法以適合個人政治欲望以及在民眾的抗議聲中主動下台，說明民主制度還是有一種制約的力量。

　　1945年日本全面投降給中國也帶去了一個機會，是民主還是繼續專制那兩條路同樣擺在國共兩黨面前。客觀方面，不像韓國是在空地上搭建未來，中國封建歷史遺留下來的諸如成王敗寇，打江山坐江山的糟粕太多太深。主觀上，49年前蔣介石政府雖然一黨獨大，但36年民國政府就着手召開國民大會，因日本大舉入侵華北而中斷。倒是毛澤東把民主、自由當作口號手段同國民黨周旋多年，而打下江山後他非但沒有兌現諾言，而是如前朝一樣繼續一黨專政。什麼事情開頭都很重要，共產黨49年那第一步錯了，這就註定七十年後中國人還要奮鬥，還在爭取實現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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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國是一個多黨制的國家，建國以來大大小小出現過幾十個黨，但是，韓國政黨不掌握軍隊，黨內也沒有統一的意識形態。

　　戰後自美軍占領始，朝鮮南部民眾即參照美式政黨體系開始組黨。美國的政黨是按照選舉需要形成的，只要投票給某黨候選人則自動成為該黨黨員。黨員沒有黨證、不交黨費，不用參加組織生活。黨員也不用遵守黨章黨綱，頭腦里更沒有什麼“主義”。但不可否認的是，在實行議會政治的西方社會，政黨（多黨）又確實是實行民主（通過選舉）的有效工具。所以經過短短三年，韓國就有了幾十個不同黨派，在第一屆國會議員選舉時共有48 個政黨登記角逐參選。據選後統計，其中有14個黨的成員當選為國會議員。1952年國會選舉時，韓國登記參選的政黨則降到39 個，黨員當選國會議員的政黨數量亦降至11 個。至第三屆國會議員選舉，黨員當選國會議員的政黨數已降至4 個。沒有黨禁的自由社會，民眾很快就意識到多黨制並不意味着越多越好，所以他們不斷改變形式以實現結黨的最佳效果。到了如今，韓國政黨基本上也以自由和保守而分成兩大類。

　　一段時間內，韓國執政黨是黨首動員和控制政治選舉的工具，而在野黨則是反對執政黨政府勢力的聯合。1954年，三十歲的金大中開始投身政治，參加韓國第三屆國會議員選舉。由於他本人之前的經歷，金得到了當地工會的全力支持。不過工會組織提出一個條件，不希望他以在野的民主國民黨身份競選。但是金大中本人從心底里鄙視朴正熙強人專制的種種做法，不願意加入執政的自由黨，這樣他就以無黨派人士加入競選。所以政黨政治在韓國政治歷史的前半程對韓國民主化進程的影響並不明顯。

　　同樣，在1988年舉行的韓國第13屆國會議員選舉中，金大中、金泳三與金鐘泌三位野黨領袖全部進入國會，開啟韓國政壇的“三金時代”。三大在野黨在國會議席的總數超過了盧泰愚執政的民主正義黨的席位，韓國政壇首次出現“朝小野大”的局面。在這種政治環境中，因由政府運作中處處受到在野黨的制約，為了扭轉這種被動局面，盧泰愚先後對“三金”發出聯合執政的邀請。金大中拒絕，而金鐘泌和金泳三被說服。1990年1月，執政的民正黨與在野的統一民主黨、新民主共和黨合併成為民主自由黨。黨派之間如果能夠如此輕易轉換合併，則說明在政黨內部從一開始就沒有一種抽象的政治理念。

　　應該指出的是，朴正熙執政時期（1963-1978），韓國在野黨處於相對邊緣的地位，形成了非競爭性的（執政）一黨制。1987年全斗煥宣布下台以後，韓國才實現從威權政治到民主政治的轉型，大、小政黨才獲得了政治活動的中心地位，才開始了真正的“議會政治”和“政黨政治”時代。到了盧泰愚發表民主化宣言及之後金泳三、金大中政府的上台，韓國真正意義上的民主化才邁出實質性的步伐。只有到了這個時候，光州事件才得到了徹底的肯定。

　　政黨政治是中韓兩國另外一個明顯的不同。在實行民主制度的社會裡，立憲在先，憲法保證國家權力通過民主選舉後由多數派（贏者）去行使。也就是說結黨是為了贏得選舉——即權力。在中國，這個順序是倒過來的（至少中共是這樣）。共產黨是以共產主義為綱領，以奪取國家權力為目標而組成，通過擁有軍事武裝再去奪取政權，再制定憲法把他們的統治地位合法化。中共黨“支部建在連上”和“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等做法是打江山、坐江山封建土匪技藝的延續。49年之前雖然有效，不過離現代民主政治理念相去實在太遠。這樣的黨一旦掌握國家權力，他們更在意怎樣去鞏固他們手裡的權力而對民眾政治經濟方面基本權利則關心甚少。所以中共既不會遵守選舉規則，更不會尊重其他黨派的地位和利益。雖然中共黨綱會去凸顯“人民”的地位，那實在只是一個招牌。在關鍵時刻，比如1989年春天，他們不會接受學生的建議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因為他們覺得那是放棄手中的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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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朴正熙被刺殺外，韓國幾任強勢總統如李承晚，全斗煥最後都是在面對民眾抗議示威時把權力交了出來。他們沒有把政權當作是他們的私產，更沒有死在自己的位置上。

　　1960年3月15日，韓國舉行建國後第四任總統大選。選前在野黨候選人赴美國治病死在當地，一般認為李承晚有脫不了的干係。選舉後李再次當選的結果出來後引發民眾的不滿，馬山市爆發了警民衝突的流血事件。4月18日，高麗大學示威學生從國會返校途中遇到暴徒襲擊，40多人受傷，導致隔日更多學生前往青瓦台抗議。因警衛部隊開槍而導致186人死亡的事件，成了“四一九學摺鋇目�端，引迄嚝國性大規模的抗爭��4月26日李承晚宣布放棄選舉結果並辭去總統職務，一個月後流亡美國，90歲時客死夏威夷。

　　李承晚下台後韓國開始了新一任總統的選舉，1960年8月，尹潽善和張勉分別當選總統和總理。一年不到朴正熙發動軍事政變，於63年開始執政，直至1979被部下金載圭刺死。之後由崔圭夏任代總統，其時韓國出現了一個短暫的“漢城之春”。可是好景不長，1979年全斗煥發動軍事政變，韓國開始了第二個軍政府時期。第二年，韓國爆發大規模民主運動，全斗煥下令軍隊鎮壓，即光州事件。暴力鎮壓之後全斗煥經選舉成為韓國總統。

　　1987年4月，全斗煥發表聲明拒絕修憲恢復總統和國會直接選舉而引發抗爭。6月10日全斗煥宣布盧泰愚作為下一屆總統候選人，這再次引發全國範圍大規模的抗議活動。全斗煥再次命令鎮壓，但被軍隊將領拒絕。至此全斗煥宣布不謀求連任。同年6月29日執政黨民主正義黨主席盧泰愚召開新聞發布會，宣布六·二九宣言，決定開始民主化改革。

　　1988年4月，全斗煥家屬多名親戚因貪腐被捕，全斗煥被迫發表謝罪聲明，並辭去一切公職。但韓國民眾要求政府懲罰光州屠殺的責任人，公布（全斗煥）發動雙十二政變和光州事件真相。從11月3日開始，光州特別委員會和第五共和國特別委員會啟動了現場電視直播的聽證會，輿論沸騰。總統盧泰愚迫於壓力提出要全斗煥發表謝罪聲明並離開首爾。全斗煥居然接受了這一指令，在公開向民眾謝罪並主動捐出個人財產和剩餘的政治資金139億韓元後攜夫人隱居在佛教寺廟。

　　政治、軍事強人在手裡尚握有重權時，說下台就下台，說歸隱就歸隱，這除了反映特定人格和自尊外，大概更能體現一個社會是否具有以國家、民眾福祉為終極目標的政治文化。可以想象，這種文化在封建和專制國度是無法孕育生長的，所以在古往今來中國歷史中就從來沒有發生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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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國宗教界是一個獨立於國家力量之外的一個團體，在民主化的過程中也起到了相當的作用。

　　從時間的連續性上看，不少人認為88年漢城舉辦奧運會是平反光州事件、韓國民主制度成功轉型的契機。事情其實並不這麼簡單。否則怎麼解釋北京奧運沒有促動中共為“六四”正名？奧運會只是一個客觀因素，而韓國政體、政黨制度，學生/民眾抗爭的熱情以及全社會堅實的宗教信仰等則是其內在的原因。

　　分析對比韓國和中國在民主道路上的差異還可以發現，韓國的宗教團體起到了一種獨特的作用。在光州發生武力鎮壓後，在韓國天主教會的名義下成立了"光州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該委員會一邊公開呼籲當局結束暴力，一邊派出神父到漢城宣講光州事件真相，以突破政府的信息封鎖。同時還送神父專程到羅馬，促請教宗出面干預韓國政府肆意屠殺。光州事件後，韓國天主教會及其他宗教團體每年都舉辦追悼會為死難者祈福。該會在1987年第一次發行了"光州事件"資料集、相片冊，並舉行7周年紀念活動。"天主教正義具現神父團"（具現即實踐之意）更發表反政府聲明，並放映從德國、日本帶回來的"光州事件"錄像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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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生在韓國社會的民主運動幾乎從來沒有停止過，歷史上任何一個總統/強人的每一次倒行逆施都讓學生及民眾行動起來進行抗爭。

　　1960年3月15日，李承晚贏得了第四屆總統選舉，隨即爆發了街頭流血事件。四一九學運高潮中全國民眾踴躍加入形成全國性反抗活動，迫使李承晚下台。

　　在朴正熙年代，韓國爆發了多次學生民眾抗議示威。1965年韓國同日本進行邦交談判，日本提出對其在殖民時期造成的損害將通過貸款和補償金的形式予以償還，不作道歉，引發了韓國大規模的學生示威。朴正熙宣布在漢城實行非常戒嚴，示威遊行被鎮壓。1974年和1975年兩次實施緊急法令，逮捕百名異議人士。然而，抗議活動繼續擴大，學生聯合社會各行各業要求民主。

1978年，朴正煕第四次當選總統，又一次促發大規模的抗議。朴正煕免除反對派領導人金泳三的職務，並鎮壓示威者。1979年再次爆發大規模反政府示威。10月26日朴正煕被中央情報部部長金載圭刺殺，結束了他18年的軍政府統治。

　　全斗煥執政期間，韓國反美情緒高漲，社會各階層普遍認為全斗煥獨裁政權的建立，以及對光州民主化運動的鎮壓同美方的縱容與支持有關。1980年12月，丁順哲等天主教農民會會員縱火焚燒光州美國文化院。次年，釜山和光州的美國文化中心被韓國民眾焚燒。1982年3月，韓國青年學生焚燒釜山美國文化院在社會產生很大影響。同年4月，江原大學發生焚燒星條旗事件；9月，大邱發生美國文化院爆炸事件。1985年5月，“三民斗”策劃接管美國新聞處的圖書館，首爾的大學的生占領了美國文化中心，並開展遣責美國支持獨裁政權的絕食鬥爭。1986年5月，釜山又出現韓國學生占領釜山美國文化中心的事件。

　　1987 年的「六月抗爭」，讓一向對政治冷漠的都市中產階級與白領階級都湧上了街頭。全國大小社運團體串聯在六月十日成立“泛國民運動本部”，為對抗獨裁暴政掀起高潮。六月二十六日並發動全國二十多個都市舉行數百萬人的“和平大遊行”。

　　2016年12月，朴槿惠由於縱容閨密干政等醜聞，民眾上街示威集會，國會通過對她的彈劾。次年3月，韓國憲法法院裁定彈劾成立，朴被迫下台。2017年3月至2018年7月期間，朴槿惠因涉及受賄、濫權、干政、脅迫、洩密等多項罪行被開除黨籍，最後被判處25年徒刑！

　　為什麼韓國能夠成功地轉型實現真正的民主政治，而中國就不行？除了前面提到的近代中韓兩國政治基礎不同之外，難道韓國政府不如中共殘酷？難道韓國青年學生比中國學生更懂策略？我覺得都不是。事實是，在實現民主的過程中，大多數韓國民眾對民主自由有着更為強烈願望。這從當年此起彼伏的民主浪潮可以看得出來。另外，韓國當權者沒有為了自身利益而不惜當民族罪人惡膽，更沒有為把統治權力看作是一黨之產的勇氣。韓國社會為光州事件平反的進程從盧泰愚開始，儘管他自己也同光州鎮壓擺脫不了干係。另外像金大中這樣反對派人物，多年來一邊不斷地遭受強權的迫害，一邊持久不懈無私地抵抗，在韓國的民主進程中起了精神領袖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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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歷了一九八九年六四鎮壓，中國民主化的出路究竟在哪裡？

　　光州事件經過了韓國三屆不同政府的努力才得以平反，事件反正的過程也正是韓國完成民主轉型的時期。考慮中國、韓國政治體制有着根本差別，那麼對天安門事件全面公正的評估一定是在中國走上民主政治的道路之後，絕不可能之前。所以海內外民眾要求中共推翻四二六社論、平反六四無異於與虎謀皮。三十年之後，我們應該繼續在如何推動言論自由、舉行民主選舉和實行多黨制方面多做考慮。在這方面，韓國光州事件將會一直給我們以啟迪。

　　1995年年底，韓國全斗煥、盧泰愚兩位前總統分別被捕。1996年8月，漢城法院以主動參與軍事叛亂和內亂罪、謀殺上司未遂罪及受賄罪，判處盧泰愚有期徒刑22年6個月。八個月後，全斗煥被韓國大法院以“軍事叛亂”、“內亂”和“貪污受賄”罪判處無期徒刑和追繳2205億韓元。

　　1997年是韓國的選舉年。在競選過程中，所有的候選人都承諾如果出任總統，他們將特赦全、盧兩位前總統，以促進國家的和解與人民的團結。結果是金大中贏了那屆選舉。1997年12月，在候任期間，金大中建議金泳三總統即行特赦他們。儘管那時光州事件的真相仍未完全釐清，追究責任也未盡完善，但是民眾卻對特赦沒有異議。要知道，當這兩人在台上時，尤其是全斗煥，反對他們、聲討他們的聲音從來沒有止息過。可是如今韓國人卻認為，前總統犯下叛亂與內亂罪被收押，最後被判處重刑，對他們既是羞辱也宣告了他們政治死刑，因為糾正歷史的本身實際上已經還給了人民公道與正義。這是一種非常高的姿態和境界，不得不讓人欽佩。而在金大中的倡導下特赦全斗煥比韓國任何一個國民都更具有道德上的意義。

　　金大中是韓國民主化過程中的反對派領袖，曼德拉式的人物。2000年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諾獎委員會在頒布金大中的生平中寫道：1969年朴正熙修改憲法尋求第三任總統職位時，金大中公開批評、挑戰朴的權威。在隨後的年月里，朴先先後對金實施了綁架和謀殺，由於美國和日本的干預才沒有成功。1976金被判處5年徒刑，直至79年朴被刺殺後才恢復人身自由。可是在光州事件中，金又一次被全斗煥集團扔進大牢，軍事法庭以叛國罪處他以死刑，後改成二十年有期徒刑。兩年後被放逐到了美國。85年金大中主動結束流放生活回到韓國，隨即被監視居住，不得隨便外出自由行動，直至全斗煥失勢後才又一次恢復人身和政治權利。在87年92年兩次總統選舉中失利。1997年再次競選成為總統。

　　六四鎮壓之後中國老百姓私底下有這麼幾個心願：一是中共那些開國老人儘早死去；二是越來越多接受過現代人文科技教育的學者型人物進入中共決策層；三是私營企業發展後中國儘快出現一個中產階級階層。但是沒有多少人意識到中國民主運動缺乏金大中式的人物。不錯，六四鎮壓後，老百姓把對中國民主化的希望寄托在開明學者而不是那一輩的革命老人，甚至想當然以為成功的私營業主階層一定會在政治領域形成他們的訴求。事實上，那些想法都不離譜，而且既充滿理性又符合社會發展內在一般規律。可是三十年過去了，當年人們的那些願望在中國都已經成為現實，但是中國實行民主政治卻依然遙遙無期。這也許告訴我們：觀察、分析中共，我們的思考也必須跳出框框去作反向思維。

　　三十年來，我們更多地着眼於學生是否沒有給黨內溫和派調解、迴旋的餘地；廣場上的學生是否錯過了見好就收的機會。可是很少人反思，為什麼那個春天到來之前在民間影響甚大的如四通派、河殤派、（世界經濟）導報派以及體制內外的自由派、改革派在事件發展過程中他們到廣場只是勸告學生撤離而不是站在紀念碑台階上振臂高呼，以他們的智慧、勇氣、人身自由甚至生命作為代價帶領學生和市民見壞就上？八十年代中共試圖把改革的對象和內容限定在經濟領域，但是中國知識界則開始呼籲、要求推行政治體制改革。87年胡耀邦去職印證了政治改革的緊迫性和必要性。可是當八九民運爆發之後，挑戰中共一黨專政，促使中共實行政治體制改革的重任卻統統落在學生的肩上。可以想見，參加遊行對話絕食的年輕學生更多的是有一種勇氣和道義力量，而學者、教師和知識分子及社會其他階層的人則有更多的閱歷和智慧。學生運動需要有人給他們支持和掩護，更應該有人成為運動的精神領袖。確切地說，天安門廣場上學生們手裡拿的是槓桿，而知識屆則有義務替他們找到那個（撬開專製鐵幕的）支點。可是在那五十多天裡，我們都退在後台，而把學生們留在了第一線。不容否認，在強權和暴政面前人人都可以而且應該保護自己，誰都不能要求別人去冒險，但八九六四沒有金大中式的人物，這確實是中韓兩國民主運動另外一個致命的缺陷。

　　胡平說“沒有正確反思，就不會有下一次民運”。（《中國民運反思》P.134）問題的另外一面是，如果我們只反思挑戰強權的學生，這本身並不足以讓我們找到出路。這樣，當下一次民主運動來臨時，我們恐怕還會失敗。

　　中國一定會走上民主政治的道路，問題是我們還要等待多久？

　　本文主要參考材料：

　　南韓的民主轉型——以光州事件為分水嶺

　　作者：朱立熙 台灣國立政治大學韓文系講師

　　見台灣國際研究季刊 2011年/夏季號

和解之難：光州事件背後的國家暴力與歷史清算——朱立熙

https://www.hrichina.org/chs/zhong-guo-ren-quan-shuang-zhou-kan/zhu-li-xi-he-jie-zhi-nan-guang-zhou-shi-jian-bei-hou-de-guo-jia

光州事件遺蹟及紀念照片鏈接

http://www.ngocn.net/news/2017-12-11-5ee31c19eb598e9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