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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渔的博客  
一个退休教师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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抉择(五)部分中央研究院院士的命运 (人文学科) 2021-04-11 08:56:08


原人文组有 6 位院士落聘。其中,张元济(1867 - 1959)、柳治徴(1880 - 1956)由于年老病弱而沒能入选。陈达、周鲠生、钱端升 3 位由于他们所从事的社会学、法学被定性为资产阶级学科而被淘汰或暂时不予考虑而落聘。

 

(1) 周鲠生(1889 - 1971)为中国第一部宪法起草的四位顾问之一,195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对新中国外交事业多有建树。但是另外两位便没有这么幸运。

 

(2) 陈达(1892 - 1975)於 1916年清华学校毕业公费留美,1923 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获社会学博士学位。回国后执教于清华学校(1929年改为淸华大学),1926年創办该校社会学系,并任系主任。解放后,先后担任中央财经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教授。1957年在《新建设》发表《节育、晚婚和新中国人口问题》,被划为右派。其景况可想而知。

 

(3) 钱瑞升(1900 - 1990)1917年考入清华大学,1919 年被选送美国留学,1924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相继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央大学、西南联大任教。解放后,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法学院院长。1952 年 受命筹建北京政法学院,并出任首任院长。当年,身为民国国会参政会的参议员,在无数次的国民政府国民参政会会议上,钱瑞升和张奚若、罗隆基、周炳琳一道,成为蒋介石最害怕的四个参政员,当时蒋虽身居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战区总司令。但是在这几个人面前不得不有所收斂。1949 年后,作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 30 名典范,钱瑞升于 1951 年发表了《为攺造自己更好地服务祖国而学习》,内中写道:“为了求自己的进步,为了改革高等教育,更为了对得起人民,对得起毛主席,让我们高等学校的教师们以最热烈的情绪巻入用批评自我批评方法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攺造的运动的高潮吧!”。1957年钱瑞升被划为右派,被迫离开讲坛。如此种种,让钱瑞升的旧友 - 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感觉“诧异”。1972 年,费正清访华,提出想与老友叙旧。在宾馆客房里,钱瑞升闭口不谈自己这些年的经历。在聊天时,他用一种“加强式”的语气强调:“中国将在今后 5000 年内遵循马克思主义!” 不只是费正清,沒有人能真正清楚,在这“几近空白的 30 多年中”,钱瑞升心里究竟在想些什么。1982 年,身患重病行走不便的钱瑞升,却破例参加了一个追悼会。死者是钱瑞升在哈佛大学的弟子田保生(钱曾任哈佛大学客座教授)。1949 年后,田在联合国办事处工作,听从了钱瑞升的劝告回国,担任外交学会国际法的编译工作。文革中,田保生和妻子一同上吊自杀。时人回忆,钱瑞升默默站在弟子灵位前,注视良久,然后一言不发,转身蹒跚离去。

 

(4)顾颉刚(1893 - 1980)192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部,历任厦门、中山、燕京、北京、云南、齐鲁、中央、复旦、兰州等大学教授,中山大学历史语言研究所主任、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主任等职。从 1920 年开始考辨古史,次年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论点,在史学界引起争论。他将他的见解及这些争论编入《古史辨》(八册),为后世学者的古史研究打开了新的思路。顾颉刚創立“古史辨学派”,深受胡适、傅斯年等引令的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他说:“要是不遇见孟真和适之先生,不逢到《新青年》的思想革命的鼓吹,我的胸中积着的许多打破传统学说的见解也不敢大胆宣布“。而一般的中国青年学生知道顾颉刚这个名字,却是因为顾颉刚是一个被鲁迅痛骂过的人。除了丰富的学术著作,《顾颉刚日记》始于 1913年,终于 1980 年,共六百万字,是一部内容极其丰富的原始史料。顾一生最重要的学术成就都是在 1949 年前完成的,1949 年以后险恶的政治环境让他无从治学,至多就是为毛泽东标点一批古籍而已。

 

他未能从中央研究院院士转成中科院学部委员,据说是由於他与胡适亦师亦友的关系有关,因为那个阶段国内正是在批判胡适的时候。此外,必须提及另一个人,尹达。尹达 1928 年入河南大学,先学哲学后转入国文系,在学生时代,即参加了中国考古史上著名的安阳殷墟发掘。大学毕业后,1932 年他进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当研究生,1934 年毕业后做了助理员,1937 年升为助理研究员。在史语所共 6 年后去了延安,进马列研究院研究部。新中国成立后,尹达时任历史研究所的副所长(所长是郭沫若)成为一名学术官员。当时尹达便入选中科院学部委员,顾颉刚正在历史研究所任职,所以结果也是可想而知的。顾颉刚在中国史学界是何等人物,尹达应该是很清楚的。无论从年令还是学术辈分,学术地位,他都是晩辈。当初蔡元培筹备中研院史语所的时候,顾颉刚即是所长人选。而此时,尹达成了历史研究所的实际负责人,地位远在顾颉刚之上。顾颉刚曾说过一个故事:“我一生好书,节衣缩食地买书,所积太多,科学院代我全部运京,又给我一所大房子安放,我非常感谢政府对我的照顾。可是到京后不久,尹达就对我说:‘我看你就害在这几百箱书上了!’ 我听了骇然,心想科学院为了我能掌握些史料,才招我来此;他竟说我为书所害,那么招我岂非多事?”  史语所出身的尹达竟对顾颉刚的书多发出责难,实在难以令人置信。1956 年春天,顾颉刚曽在民进讨论党与知识分子关系问题的会议上,谈了他与尹达的矛盾。后来受徐伯昕嘱,曽向尹达述及自己一生的经历,期望得到理解。但是在 50 年代末期,在历史所批判资产阶段史学时,顾颉刚依然是重点批判的对象。

 

在三、四十年代的历史学界,较为右倾的学者有傅斯年、钱穆、陈寅恪、顾颉刚等人。顾颉刚一度是国民党员,受到过蒋介石接见,与国民党文化和教育部门的诸多高官关系良好。他曾考证出大禹的生日为六月六日,国民政府遂订那天为工程师节。抗战胜利之后,顾颉刚对中共与苏联配合而分裂中国的种种行动深恶痛绝。他在日记中写道:“共产党跋扈䲭张,存心割据,要日军向彼投降,要自己选出代表参加联合国会议,要美国对国民党政府停止租借法,简直要使中国立刻分裂。国民新逢胜利,正谓兵革无惧,乃内战又如箭在弦上,苟非别有心肝之人,无不痛恨共产党者,此真有禍中国也。”   两个多月后,他又在日记中说:“国民党唯知保守自己地盘,固已腐化。共产党欺骗民众,攫夺地盘,亦为恶化。各党各派及民主同盟不过乘势造成自己地位,为浑水摸鱼之计,所求者仅为自己作官耳。今日政党如是,民众之痛苦可知。”  一个历史学家,当对时局有精准的见解,然就是没有预见到新政权对知识分子可能实施的政策。当时顾颉刚一度也想赴台,只因家累太重未能成行。 1950 年年初,友人汪叔棣来访,顾颉刚在日记中写道:“叔棣来,谓共产党有三个原则:谎话即真理,奴隶即自由,战争即和平。渠即赴香港,吸取自由空气矣。”  余时英解读说:“最后一句话最值得玩味,我们不难想象他当晚失眠时的心情。”  顾颉刚未尝不羡慕友人远赴香港,躱避新政权,而他本人却进退失据、无可夸何。

 

受传统文化影响,他希望新政权能够“行仁政”,而毛泽东决然地宣布“不行仁政”。于是,他在日记中记载了新政权滥杀无辜的种种情形,包括土地改革、三反五反、及镇压反革命等政治运动。1954 年,顾颉刚应邀北上,两个月还不满,他的感受竟是“苦”,而不是“乐”,聊以解忧之事是读《梅村集》。他在日记中频频将自己描述为“被征服者”,与当年明朝覆亡之后,不得不与满清异族统治者敷衍周旋的吴梅村相比拟。但余英时发现,1954 年定居北京以后,顾颉刚的日记和在上海的五年划下了一道淸楚的界限。余英时分析说:“与其说这一界限象征了一种思想上的变动,不如说它精准地折射出他的生活世界彻底攺变了”。对于顾颉刚而言,除了单位的控制外,还有来自家庭的压力。他的续絃妻子张静秋的兄长张雁秋在“镇反运动”中被捕,判处劳改 12 年,从此,张静秋成为惊弓之鸟。他不断逼迫顾颉刚追求“进步”。顾未能入选科学院学部委员,张静秋遂责骂不止,顾颉刚只得在日记中感叹:“生当此世,人人自危”。到“文革”爆发,其前妻的四个儿子均与之划清界限。张静秋甚至出手殴打,日记中有记载“静秋打予五次”等。众叛親离之下,顾颉刚没有像老舍那样自杀,已是不幸中之万幸。顾颉刚思想的演变过程,是研究共产党改造知识分子的一个很好的例子,需另文加以探讨。

 

本节参考:

齐辉,李援朝:姜立夫。http://reader.epubee.com/books/mobile/b6/b65a2acdb03c9d9031d7656b107d6808/text00535.html

謝泳:胡先骕为什么沒成为学部委员。《二闲堂文庫》2000 年 1 月 26 日 

谢泳:尹达的学术道路。

维基百科:吴定良,https://zh.wikipedia.org/wiki/吴定良


吴定良,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http://life.fudan.edu.cn/Data/View/2641


科苑往事:落聘学部委员的原中研院院士。科学网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1243740-900804.html 

 

钱瑞升。百度百科。https://baike.baidu.com/item/钱瑞升 

 

靳文:那些年,留在内地的中研院院士们。爱思想网站 http://www.aisixiang.com/data/71343.html 

 

顾颉刚的一生:文革被老婆打骂,四个儿女和他划清界限

http://businessmacroanalysis.blogspot.com/2016/10/blog-post_1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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抉择(四)部分中央研究院院士的命运 (自然科学学科) 2021-04-04 08:06:13


 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于 1948 年由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选举产生。有数理组院士 28 人,生物组院土 25 人,人文组院士 28 人。解放后,1955 年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学部委员 233 人(1993 年改称院士)。在原来的中央研究院的 81 位院士中,留在大陆和从海外回归的为 59 人,其中在 1955 年选入中科院学部委员的有 46 人。至今,很少有人关注那些沒有被入选科学院学部委员的 13 位中研院院士的命运。其中两人在当时已经故世,所以实际上是 11 位落聘。

 

(1)数理组落聘的是姜立夫(1890 - 1978)。姜立夫是数学界的元老,但他一生中发表的成果很少。1910 年 6 月,他参加第二批游美考试被彔为备取生。1911 年以中美庚款留学美国,入读加州大学伯克箂分校,1915 年毕业,获学士学位。9 月,入哈佛大学研究院攻读数学。1919 年完成博士论文“非欧几里德空间直线球面变换法”,获哲学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因兄长病故,于 1920 年回国。姜立夫受聘天津南开大学,出任算学系主任。与随后来校的邱宗岳、饶毓泰等同事构成了南开理学学科的基础力量。此间,他培养出一大批优秀学生,其中有刘晋年、江泽涵、申又枨、吴大任、孙本旺、陈省身等。1938 年,他主持下的《算学名词汇编》一书出版,1945 年,他还编写了《数学名词》一书。这构成了中国现行数学名词的基础。1934 年姜立夫赴德国,在汉堡大学和哥廷根大学进修两年。1936 年回国后,他出任《中国数学杂志》主编。1937年抗战时,姜立夫随西南联大迁至昆明,此间,他发起成立《新中国数学学会》,他被推举为会长。其间他还主持了中研院数学所的筹备工作。当时正值抗战最艰苦的年代,1941-1943年数学所筹备处延聘了六位兼职研究员,他们是苏步青、陈建功、江泽涵、陈省身、华罗庚、姜立夫。1944 年该所又延聘了许宝騄、李华宗为兼职研究员。1947 年 7 月,数学研究所在上海正式成立,姜立夫被任命为所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姜立夫应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邀请到该校任教。1952 年,全国院系调整,岭南大学攺名为中山大学。此后他在数学系一直担任几何教研组组长。姜立夫落聘,主要是遭到华罗庚反对。 华罗庚反对姜立夫当选学部委员的理由有两点:一是1948年底赴美的陈省身(1911 - 2004)由于杰出的科研成就,被邀请在1950年召开的国际数学家大会上作一小时报告,异军突起,声名大噪,成为“国际微分几何研究的领袖人物”(参见张奠宙、王善平著:《陈省身传》第111-112页,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陈省身是姜立夫的首位高足,但解放后他没有及时回国服务,姜立夫作为陈省身的恩师没有或者没有成功施加影响促使高足归国,这一切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国大陆,不能不说是已成为一种授人以柄的理由,故华罗庚反对姜立夫入选时强调:“陈省身是姜之学生。”  二是1948年12月22日,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与数学所之第一批重要图书、仪器、设备,由李济督运,随同故宫迁运文物,由海军部派中鼎轮运往台湾,28日抵基隆”(潘光哲:《何妨是书生 - 一个现代学术社群的故事》第159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数学所(包括图书、仪器)图书迁台事宜当时由姜立夫具体负责,或许是被迫的,但毕竟姜氏是该所主持人,故华罗庚要强调:“姜把数学所书籍移台湾是极大损失”。

 

(2)原生物组有一胡先骕、吴定良、李宗恩 3 人落聘。胡先骕虽不在最初名单之列,但到 1954 年 11 月中科院提出的名单时已被补入。后几经审查,一直到 1955 年 5 月 9 日,在院党组审定的名单中,还有他的名字。但仅仅三天之后,5 月 12 日,在院党组最后审议时,胡先骕因 “历史上有重大恶迹,为科学界所不滿” 而遭淘汰。

 

􏼾􏲄(2.1) 胡先骕(1894-1968),中国植物学分类奠基人,中国近代植物学、生物学先驱之一。1912 年胡先骕参加江西省公款留学考试名列第一,先后在美国加州大学和哈佛大学学习农业和植物学,1916 年学成回国。先后受聘庐山森林局副局长,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农科植物学教授。他与邹秉文、钱祟树编写了我国有史以来第一部大学生物学教科书《高等植物学》。1921 年,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扩充为东南大学后,胡先骕創立了国立大学首个生物系并出任系主任。1922 年,他与秉志成立了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下设动物部和植物部,分别由秉志和胡先骕负责。1923 年胡先骕再次赴美,在哈佛大学攻读植物分类学,获农学博士学位。1925 年回国后,他創办了中国最早的生物学学术刊物《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丛刊》。在 1928 年与范静生等人成立了静生所。1934 年,他又創建中国第一座大型亚高山植物园 - 庐山森林植物园。之后,他马不停蹄地促成了静生所与云南教育厅的合作项目,成立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并出任所长。这就是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的前身。1946 年,胡先骕发现珍稀植物水杉并将其正式命名,被科学界誉为近代世界自然历史研究三大发现之一。胡先骕也因此被称为《现代水杉之父》。    

 1952 年思想改造运动中,胡不愿骂“蒋匪”,万言检讨三次不过关。1954 年,胡先骕在写作《植物分类学简编》一书中,针对李森科(苏联农科院院长)“小麦变黒麦” 的论点做了严厉的学术批判,指出其不符合现代遗传学的实际,是反达尔文学说的非科学理论,并批评李森科是靠政治力量来支持其反科学理论的。最早反对胡先骕的正是他的同行,也就是当时以乐天宇为主要代表的北京农业大学那些赞成李森科理论的人,以后就是苏联专家,是他们给中宣部写信告状,然后中宣部陆定一认为胡在政治上是有问题的。陆定一说:胡先骕是不用带帽子的右派分子。这时正是学部委员由中宣部认定的时候,於是胡先骕最终没有进入学部委员的名单。文革中,胡因留美经历,是里通外国;因发表过其文的杂志也发表过台湾学者文章,是制造两个中国;他曾受命創办“中正大学”则是弥天大罪。他书、资料和尚未发表的研究成果,均散失殆尽。1968 年,胡不堪斗辱,悲愤交集,心脏病突发逝于北京。

(2. 2)吴定良(1894 - 1969)是著名人类学家,他的专业是体质人类学,不在中科院学部的学科分类之列,在研究中研院院士问题时他被列入“情况不清”者。1926 年吴定良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统计学,1927 年转学英国伦敦大学,先后莸统计学和人类学博士学位。从20 年代下半期到 30 年代上半期这10 年间,吴定良在统计学的学习与研究方面下了极大的苦功,发表了很多论文。其中较为突出的是他创造的相关系数计算法和相关率显著性查表,对当时统计学上相关分析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他在面骨扁平度的测量方法上的創新,被各国人类学家所采用,一直沿用至今。1935 年回国,任南京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人类学组主任兼专任研究员,后筹建体质人类学研究所。在此期间,他发表了10 余篇体质人类学方面的论文,并創刊和主编了《中国人类学志》,对中国人类学这个学科的发展起了奠基性作用。在古人类学方面,他对北京猿人、南京阴阳营新石器时代人的骨骼标本l进行了深入研究,发表了《古代人复原象》等一批论文,他采用弦矢指数的数量分析方法,对确定北京猿人在人类进化史上的地位具有重要意义。1945 年,抗战胜利后,吴定良应浙江大学竺可桢邀请,任浙江大学史地系教授,开设普通人类学及统计学课,并於 1947 年 9 月在浙江大学成立人类学系与人类学研究所,他担任系主任兼所长。1948 年他当选为首届中央研究院院士。1949 年他可以以中研院院士身份赴台,但被其拒绝。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吴定良转入上海复旦大学任教。文革期间,吴定良作为反动学术权威在病榻上遭受批斗,工资停发,几次被抄家,多年心血积累的论文集和科研工具被洗劫一空。吴定良在病床上痛心疾呼,嚎啕大哭,病情加重,於1969 年 3 月 24 日凌晨去世。

 

任何学术团体,都有因人设庙之说。就是有怎样的专家,建设怎样的学科。一个在民国都可以容纳得下的人类学杰出人才,到了新中国反而被安排在计划之外,不能成为中科院学部委员(院士)。如果没有其他政治原因,那至少说明共产党是在外行领导内行。

 

(2. 3)李宗恩(1894 - 1962)留学英国,是我国热带病学研究的开山祖师,又是杰出的医学教育家。抗战期间,他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组建贵阳医学院,对保存和培养当时中国的医学人才作出了重要贡献。1946年,港英方面有意请他主持香港卫生署,他辞而不就。次年他接掌北平协和医学院,成为该院的首位华人院长。1948年,他也是被动员去台的著名教授学人,但被他拒绝,他要留下办医学教育。

 

建国初期,由于中美交恶,协和与燕京大学成了 “崇美” “亲美” 的反面典型,所以卫生部和军委卫生部党组都希望中科院尽量减少学部委员中的协和教授,他在酝酿名单过程中很早便不在考虑之列。李宗恩在协和医学院的办学理念与共产党大相径庭,他在行使院长职权時,要求有三权,即人事调动权、财务支配权和行政管理权。据李志绥在其回忆录中所述,毛泽东当时对协和特别关注,曾叫他去了解反右运动的情况,他参加了批判李宗恩的大会,回来向毛汇报。毛说:“这三权是党领导的具体表现,将这三权交出去,党领导什么?” 稍停毛又说:“打了这么多年的仗,死了这么多人,共产党 才从国民党手里夺来这三权,他们要争这三权,谈何容易。”  1957 年李宗恩被指为右派头子章伯钧在医学界的统帅,向党争夺医学界的领导权。1958 年贬遣云南边陲,四年后死于昆明。

 

厦门大学教授,作家謝泳曾经作文 “命运” ,将李宗恩与铙毓泰,叶企荪放在一起,说他们都是既能治学又能治事的大学校长,都是留在了大陆。结果饶毓泰是自杀了,叶企荪死的时候形同乞丐。谁能想到他们当年都是中研院的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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抉择(三)梅贻琦、叶企孙的抉择 2021-03-28 08:16:48

梅贻琦(1889 - 1962),字月涵。梅贻琦为第一批庚款留学生(1909)。中华民国物理学家和教育家。曽任中华民国教育部部长、中央研究院院士、国立清华大学校长(1931 - 1948,1955 - 1962),清华人尊称为“永远的校长”。叶公超用“慢、稳、刚”三个字形容他。梅贻琦“身教重于言教”及“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教育名言深为世人推崇。

 

在 1948 年这个攺朝换代的历史转折时刻,作为清华大学一校之长的梅贻琦,为何置部分同事甚至中共秘密劝说于不顾,执意南飞?向以沉默寡言,处事稳重严谨的梅贻琦本人没有留下回忆文字,只有从身边的親朋好友、同事弟子的片段回忆来加以梳理和探讨。据抗战胜利复校后担任清华教务长的吴泽霖回忆:“他临走的时候,有一天早上,哪一天,我忘记了,在门口他乘车出去,我刚走进来,他车停下来,我先问他,怎么样?听说你是不是要走?他说,我一定走,我的走是为了保护清华的基金,假使我不走,这个基金我就没有法子保护起来。最后两句话是他思想的一闪念,很紧张。以后到上海后,他给我通过一次信,以后再也沒有联系了”。据时任清华文学院院长,梅贻琦离校后主持校务的冯友兰回忆:1948 年 12 月中旬,有一天晚上,校务会议在梅家开例会,散会后,别人都走了,只剩梅贻琦和我两个人。梅说:“我是属牛的,有一点牛性,就是不能改。以后我们就各奔前程了。”  他已经知道我是坚决不走的,所以说了这一番告别话。

 

纵观梅贻琦在大陆的岁月,虽没有做过不利于共产党的事情,甚至可以说,对于学生运动中的共产党员还曽尽量给予庇护,但是这种做法更多的是为了保护学校与青年学生,并不是代表他赞成共产党与马列主义。此点他在昆明时已表达得十分明白。当他看到闻一多、吴晗等人以“斗士”身份与国民党政府人员斗争之后,于 1945 年 11 月5 日的日记中曽明确表示:“余对政治无深研究,于共产主义亦无大认识,但颇怀疑”。据传,有一次,梅贻琦一个好友问他为什么不留在大陆,他说:“我若留在大陆,只有两种可能的出路,一是当傀儡,一是当反革命。因为这两者都是我不愿意作的,所以必须离开”。出身淸华的林从敏在谈到梅贻琦出走的原因时说:“事实上梅师决不可能留下,更不能主掌清华。梅师一生尊重学术自由,不干涉教授与同学个人的政治思想,这个原则怎能与中共笃信的马、恩、列、斯 ...... 与毛语彔的理论共存?”。

 

至此,我们仅仅是考察了梅贻琦南飞的政治层面上的原因,而未涉及更深层的思想根源。现在再把他的 1931 年出任清华校长时的讲话再仔细读一下,他当时说:“孟子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我现在可以仿照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现在我们所津津乐道的往往是后一句,但前一句对梅一生的思想研究更是重要,“乔木” 与 “世臣” 之分别,意味着对 “故国” 不同的价值认知。可以说梅贻𤦺心里的故国,并不是那大陆的疆土,而是那些中华民国的“世臣”。

 

梅贻琦南下,除了为 “避秦”,还有一个重要目的,即揽住清华在美国的基金。只要基金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便可以此做筹码报效 “故国”。1949 年 6 月底,梅贻琦由广州赴香港,与夫人、孩子短暂相聚后飞扺巴黎,与李书华等五人代表国民政府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并出任常驻代表。后经英国伦敦,於当年 12 月飞抵纽约。自 1950 年起,梅贻𤦺出任 “华美协进会” 常务董事,“华美协进会” 乃 “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 驻美机构,清华大学在美的全部庚款基金就由这一机构管理。这就是梅贻琦的 “因缘大事”。他到协进会后,专门辟出一间办公室负责保管清华基金,自已从中仅支付薪水每月 300 元,与由清华基金支付给当时在美留学生的生活费相同。1955 年 11 月,梅贻琦接受台湾当局邀请,离美赴台创办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继而創建了台湾清华大学。

 

1962 年梅贻琦在台大医院去世。清理遗物时,秘书发现病床底下有一个手提包。梅贻琦生前经常携带,视为珍宝。后来当这个手提包在众人面前被打开时,所有人都惊呆了,随之热泪盈眶。里面装的,原来是清华基金的帐本,毎一笔账都记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注》

简单叙述一下这个清华基金的历史。1900 年 6 月,软弱无能的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向俄、德、法、英、日、美、意、奥八国及比、荷、西、葡、瑞、挪六“受害国赔偿军费、损失费等款项共计982238150 两白银,由 1902 年起至 1940 年止,按照条约所列办法及汇率,折合各国货币偿付,是为“庚子赔款”。其中美国分得 32939055 两,合美金约 24440778 元。当时美国的高级官员知道,有关部门在上报庚子之乱的损失中有“浮报冒报”的现象。在 1905 年 4 月,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向中国驻美公使梁诚转达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意思:“总统认为,此项赔款摊付之法,中国早已筹定,若果交还,不知是否摊还民间,抑或移作别用”。梁诚立即致函外务部,当立即声告美国政府,若此项赔款回归,以为广设学堂遣派游学之用,在美既喜得归款之义声,又乐观育才之盛举。1908 年 10 月 28 日,两国政府草拟了派遣留美学生规程:自退款第一年起,清政府在最初 4 年,毎年至少应派留美学生 100 人。如果到第 4 年派足了 400 人,则自第 5 年起,毎年至少派 50 人赴美,直到退款用完为止。于是,1909 年 6 月,北京设立了游美学务处,这就是清华大学的雏形。8 月,内务府将皇室赐园 - 清华园拨给学务处,作为游美肆业館的舘址。后来,清华大学对庚款的使用,主要是两部分,一部分为清华本校的经费,另一部分为留美学生的经费。1924 年 9 月 13 日由中美双方共同组织起“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 由蒋梦麟为董事长。1929 年 4 月 30 日国民政府决定将清华庚款基金全部由“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管理。当时的基金管理办法是:清华拥有基金的所有权,教育部拥有基金的审查权,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拥有基金的保管权。据蒋梦麟在 1947 年 1 月 9 日 致信清华校长梅贻𤦺中陈述:关于清华基金,经函转中华文教基金董事会,根据 1945 年 12 月 31 日该会纽约财务委员会报告,基金为美金 432.3 万元,利息全年净收 15 万元。

 

本节参考:

 

岳南,南渡北归,第三部 离别,上。湖南文艺出版社。

岳南,大学与大师,清华校长梅贻琦传,下。中国文史出版社。

维基百科,庚子赔款。

 

 

叶企荪(1898 - 1977),也作叶企孙,名鸿眷,字企荪。中国物理学家,中国近代物理学的奠基人之一。

 

1918 年 6 月,叶企荪毕业于清华学校后,以庚子赔款留美公费生到美国芝加哥大学学习物理,插班进大学三年级。1920 年获学士学位。同年 9 月入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导师是诺贝尔奨得主珀西 . 布里奇曼,在此期间,他主要完成了二件工作。一是在哈佛教授威廉 . 杜安指导下,叶企荪与 H. Palmer 合作用 X 射线测定普朗克常数,这个测定值当时被公认为是最精确的结果,在国际物理学界沿用了达十余年。二是在导师布里奇曼指导下,测量流体静压力对铁磁材料磁化率影响,于 1923 年完成,研究成果作为他的博士论文于 1925 年发表。1923 年 6 月,叶企荪获哈佛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1924 年 3 月回到上海。1924 年叶企荪任国立东南大学(后攺名为中央大学、南京大学)物理系付教授。其间经任鸿隽教授介绍入中国科学社,担任《科学》杂志编辑。1925 年清华学校创立大学部,他应聘为物理学付教授(另一教授是梅贻琦)。1926 年清华大学部开设学系。叶企荪升为正教授并继梅贻琦任物理系系主任。此后他一直是清华大学的核心领导人物之一(理学院院长、校务委员会主席、代理校长等)。在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叶企荪着眼于研究所的组织和研究生的培养。他在昆明西郊大普集创立了两个物理类型的研究所。一是以吴有训为所长的金属研究所,研究员有余瑞璜、王明遵等;二是以任之恭为所长的无线电研究所,范绪筠、孟昭英等为研究员,此外还有陈芳允等。叶企荪当时还主持清华的校务会。1937年,叶企荪辞去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职务,并且放弃1937 - 1938 年度出国休假、研究一年的机会,声称有病。而实际上带领他的学生熊大镇等人潜入敌占区天津,为八路军制造炸药、无线电收发报机。西南联大时期(1937 - 1946.6.),清华大学成立为抗战服务的特种研究所,叶企荪任主任委员。下设航空研究所(所长庄前鼎,成立于1936年),无线电研究所(所长任之恭,成立于1937年),金属研究所(所长吴有训,成立于1938年夏)等。1948 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首批院士。

 

清华物理系七级学生熊大缜,祖上是江西南昌名门望族,生于上海,毕业论文系由叶师指导。为适应抗日国防之需,课题是与军事技术密切相关的《红外光照相术》。那时中国人连普通照相胶卷还不会制造,何况国外刚发明的红外照相。但是熊大缜却研制成功,并在深夜拍出清晰照片,轰动了国内科学界,深得叶师赞尝。因此毕业后留系做助教,住在叶师家里(叶一直是单身)。叶师准备于 1937 年秋送熊大缜去德国研究军事上的红外光技术。可是,据《吕正操回忆彔》记载:“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叶企荪推荐他去德国留学,因抗日战争爆发未能成行,1938 年夏来冀中参加抗日工作。他领导军区供给部,无论是军工生产方面,还是从平津输送军需物品都做出了显著的成绩。1939 年被晉察冀军区除奸部突然秘密逮捕,同时株连从平津来冀中参加抗战的知识分子近百人。熊大缜被定为汉奸、国民党特务处决”。

 

吕正操原为张学良副官,参加了西安事变。张学良被蒋介石扣押后,吕正操回原任职的 53 军 691 团任团长,于1937 年初加入共产党。七七抗战开始,在蒋介石部分嫡系部队和万福麟(53 军军长)部队向南撤退时,吕正操的 691 团受命与日冦作战掩护。当 691 团在石家庄东的梅花镇突围后离大部队已远。全团几乎都是东北战士,在吕正操和几个共产党员的鼓动说服下,便一致同意与 53 军割断联系,北上抗日打游击。中共对于军队一向极为重视,在政治上只信任经过长征的红军干部,吕正操当时之所以被委之为冀中军区司令,一方面在于吕的贡献巨大,同时也因吕对晋察冀领导十分尊重。然在冀中局面打开后,吕正操所率的旧部很快便成了审查的重点对象。1938 年 8 月,以处理所谓“托派”案件,将吕旧部大部分干部送往延安审查。在对知识分子问题上,吕正操和军区共产党令导存在不同意见。吕认为熊大缜等舍弃优越条件,跑到根据地来艰苦抗敌,应充分信任和重用。而军区政委等则认为知识分子出生于剝削阶级家庭,不能过分信任。当 1939 年春国共关系恶化时,各根据地成立了锄奸部,他们便怀疑熊大缜是国民党特务。他们先秘密逮捕交通员张振声,酷刑逼张承认自己是特务,并供出熊大缜等人也是特务,于是就将熊等人逮捕。1939 年夏秋之交,在军区机关转移途中,锄奸部史某私自决定处死熊大缜。当史举枪时,熊请求史省下这粒子弹杀日本鬼子,宁愿史某改用石头砸死自己。

 

1939 年底,便有学生告诉叶企荪(时在昆明),熊大缜在冀中遭拘禁。叶还写过一封信,给西安十八集团军办事处,请他们转冀中区至熊大缜收。1940 年 2 月 19 日,叶企荪接到另一学生从天津发出的电报,证实熊被捕的消息。说 1939 年 9 月间熊大缜等数人被诬为日本特务汉奸。接着朱家骅也发来电报,称熊等被解往晋察冀边区政务委员会,下落不明。叶企荪心急如焚,但仍抱有希望可以营救熊大缜的性命。1940 年 3 月 16 日,他去重庆参加中央研究院第一届第五次评议员会议,一下飞机,便去了张伯苓处(时兼国民参政会付议长)向董必武(参议员)打听熊大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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