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付民

在专制极权国家，民众对政府不会享有隐私权，而政治（政府）官员则会对民众享有充分的隐私权。政治官员的隐私常常被命名（曲解）为“国家机密”，普通民众若有知晓和透露（揭露）轻则遭遇限制或打压，重则面临入牢或灭口！

在民主自由社会，据称民众会享受充分的隐私权，而政府官员不可以享有。毫无疑问，只有建筑在坚实的“行政、司法、立法、媒体”四权相互独立与相互制衡的基础上，才能出现那样的状况。否则，任何敢于揭露政府（政治）官员不公正行为的人士，也是有可能面临被限制、打压，或者入牢、灭口。

说透了，隐私权就是有利于保护“犯罪”。普通百姓享有隐私权能够保护自己“犯小罪”，而政府官员（政治领袖）享有隐私权则会保护他们“犯大罪”。由于任何人都有可能犯错或犯罪，因此，政治权力越大的人越容易犯大错或大罪（如各种“独裁者”）。降低隐私权保护，无疑有利于降低社会人群的犯错和犯罪。如何才能建立起合理的衡量犯错与犯罪的认定标准，以及认定任何人都会犯错或犯罪的基本价值观，会成为促进人类文明进步的一项重要基石！

谁应该享有隐私权，谁在享受充足（过度）的隐私权，谁可以犯错，谁在犯罪、谁在犯大罪？谁享受了社会公平，谁享有了过分的隐私权保护，恐怕是现有法律界众多专家都无法认定的难题。请问，我们可以去争论，去探讨，去破译或者暴露它们吗？在极权专制社会，这是一项会危及自身安全的“冒险行为”，因为你可能会首先被失去“隐私权”，或者被限制、打压、无端定罪、等等！

通常，普通百姓和政府（政治）官员都希望自己拥有充足的隐私权保护，而隐私权保护则与犯罪行为会有直接联系。借助隐私权保护而犯罪如果会涉及任何人，则会涉及到人类社会（国家民族）政治制度的建设标准。前者是法律界学者研讨的职责范围，而后者却是涉及到社会（国家或人类）政治制度建设的范围，自然跳出了法学专家可以探索的领域。难题，不是不能破解，而是是否允许无限制探讨和表达？或者说，人类社会是否真正进入了或体现出了“崇高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