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x是位于加拿大北部并有着石油之都美誉的城市，不仅如此它还盛产世界上最好的牛肉。更奇妙无比的是有时即便在夜里，天还是像白天一样大亮着，阳光一点都不输于南方日落前最后的霸道。冬天时，在寒冷的天空中还常常会出现北极光，它们就像海水中变幻莫测，轻柔飘逸的水母似的绚烂无比，总能引得游客们忍不住驻足观看，久久不肯离去。

 

当时，在这个北方中型城市里，从大陆来的华人还很少，所以许多人见面后，只要互不反感，一般都有保持联系的愿望和习惯。我是在一次偶然的聚会中认识他的，当时他一直默默地坐在角落里，并没有引起我这个，走到哪里都是中心的人的注意(爱臭白话)。他不知道在哪里打听到我们是老乡的消息，在晚会结束后，我穿上大衣准备出门的那一刻，他突然挤到我身边，胀红了脸并有些卑微的对我说:

 

"我叫杨孝，出国前也是xx市人,我们是老乡啊。"

 

并顺手塞给我一张名牌。我这才把从和他人道别的目光转到他的身上，一张标准的国字脸，浓眉大眼，身高一米七六左右，穿着很土气，眼神里充满了不自信，尽管他看人时脸上一直在笑，但却很容易让不了解他的人产生一种不真实的感觉。在他的身上似乎缺少点什么，可能是精气神，反正和他的相貌及其不符，说白了他给我的最初印象有点像刚刚进城的农民。记得当时我只是冲他微笑了一下(心里甚至有点鄙夷)，没说一句话就转身离去了。

 

我这个人在交友方面不是很讲究(不太注重身份和地位)，但也不随便(要脾气秉性相投)。说句心里话，当时他除了在同乡这一点上让我有些许的相惜之外，在我的潜意识中却没有一点和他继续交往的兴趣和意向，并随手把他的名片放在了一个不知道哪儿的地方。但在后来的日子里，在我没有离开加拿大之前，我们却成了一对亲如兄弟，形影不离的死党(这是后话)。

 

我的房东是个北京人，虽然出身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中，但骨子里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小财主式的人物，吝啬，唯利是图又小家子气十足。在华人圈里，没有人知道他真实的名字，我们都叫他老洪。几年前老洪离了婚，老婆和女儿在外面租房子住，而他自己却独占了全部一个由贷款买下的三层联体别墅。他住在主人房里，其它两间，一个租给了我，另一个租给了一个叫jery的加拿大白人(也是离婚的)。我们三个光棍，平时很少交流，偶而聚在一起，谈论的也大都是有关女人的话题。客厅里有几本不知道是谁买的[花花公子]杂志，已经很破旧了。无聊时，我会拿来翻翻，算是沾了点女人味。当时老洪在一家西人公司里做计算机管理，收入还不错，但他心高气傲，不甘心如此碌碌无为下去，总跃跃欲试的想做点什么，他是个不甘寂寞，生活中需要掌声与喝彩的主儿，但又是个天生的丫头命。听先来的人讲，64那年，他印了许多骂共产党标语的背心，拿到大学里去卖，还发了一笔小财。为此许多中国人都对他敬而远之，不耻与他做朋友(几经折腾失败后，最后他还是选择海归，据说是回国做生意去了，但结果如何没有人知道)。尽管他的失败多于成功，但他始终野心不死，当年我在他家住时，他就把我作为他日益膨胀野心中的一粒棋子。在我工作之余，让我的生活全部都沦陷在他煞费苦心的布局中。那时我还没有买车，没有车就等于没有腿，也就没有自由。再加上我刚出国不久，又一直窝居在郊区，认识和能说上话的中国人也只有寥寥几个。所以也只能任其摆布，即便吃了亏，也是人在屋檐下，心中再不忿也只能忍气吞声。比如他让我在节假日时去公园里用计算机给洋人算命，我苦挨一天，挣了几百元钱，当我满心欢喜一分不少的把钱交给他时，他也只是象征性的请我在卖当劳里吃了一个汉堡和喝一杯可乐。还别说他自己也只吃了一个汉堡，连可乐都没舍得买。那些日子我过得一点都不快乐，也很郁闷，甚至考虑过回国。直到遇到杨孝，我的生活才开始有了转机，才有了做人的尊严，和以后如鱼得水般的自在。

 

那晚偶遇后的第二天下午，我刚刚从公司回到住所，就发现杨孝的车子早就等在那里了。他小心翼翼的问我要不要出去散散心，他想和我好好聊聊。在我说完可以的时候，他的脸上写满了兴奋。他把我从郊区拉到一个我不熟悉，即便是现在也说不出名字来的酒吧里，要了些炸鸡翅，小菜，和几瓶啤酒，我们就在昏暗的灯光里，借着几分醉意，天南海北的侃了起来。许多的时候，他只是像个小学生似的，极有耐心的坐在那里，听我讲国内的趣闻和发生的变化。我吃惊的发现，在对国内事情方面，他就像生活在外星上的人一样，几乎什么都不知道。当然有时我也会问他一些，关于国外生活的相关话题，他总是有选择性的回答我，对此我并不在意，因为他不愿意做正面回答的往往是他的私人生活问题，有时我也只是没话找话，打发时间而已。

 

从此他几乎天天吃过晚饭后就来找我，而且在以后的三年时间里，从未间断过。以至与后来我老婆来加拿大时，还不无调侃说我们有同性恋情结，而他就是我的跟屁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