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庄起源于兑换

　　在中国封建社会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长期存在的多元化货币制和多种货币混合流通状况，使货币兑换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存在。兑换业务则自西汉开始出现，到唐宋有所发展，始由金银店、柜坊等兼营。元及明初，政府欲专行纸钞，民间仍用银锭和铜钱，银、钱、钞三品并行，多种公私机构商号兼营兑换业务。

　　明英宗正统年间(1436-1449)，大明宝钞贬值，政府放松用银禁令，银钱公开流通。此后几代，由于私钱庞杂，铜钱轻重不一，成色各异，制钱、私钱、白钱三者之间的比价差异大，变动多，兑换业更为发达。如嘉靖时大开铸炉，钱币名类繁多，单是制钱就有金背、旋边等几十种名目。在此情况下，贩卖铜钱和私铸私熔更多，乃出现若干专营铜钱兑换的金融组织，称为钱店，又叫钱铺、钱庄、兑店、钱肆、钱桌或钱摊。嘉靖八年(1592)，私贩铜钱猖獗，朝廷下令禁止贩卖铜钱。导致经营货币兑换业务的钱桌、钱铺等“私相结约，各闭钱市，以致物价翔踊”。明万历五年(1577)，庞尚鹏奏准设立钱铺，是为钱铺法定之始，以市镇中殷实户充任，随其资金多寡，向官府买进制钱，以通交易。

　　从钱铺发展到钱庄，开始的时候，许多钱庄并非单纯做银钱兑换，往往兼营其他行业。如上海钱庄的鼻祖为“浙江绍兴人”，传说“乾隆年间他在南市老城厢开设炭行业。如上海钱庄的鼻祖为“浙江绍兴人”，传说“乾隆年间他在南市老城厢开设炭栈兼做银钱兑换生意”;宁波钱业鼻祖称“方七”者，原是个鞋匠。又如南京、九江钱庄有“兼做彩票”者;乐平地方有“布店兼营者”;在南昌、上海有些钱庄因兼营米业又称“钱米店”。

　　明末，钱庄已成为一种独立经营的金融组织，不仅经营兑换，还办放款，供给签发帖子取款的便利，原来在两地联号汇兑的会票，也成为钱庄发行有钞票性质的信用流通工具。此外，若干小规模的兑钱铺、钱米铺等，在农村相当活跃。随着钱庄的发展、家数增多，到清朝各地先后出现了钱庄的行会组织。

　　近代钱庄、银号的发展

　　钱庄和银号通常无多大差别。习惯上，华北、东北各地多称银号，长江中下游及东南各地，则钱庄、银号两种名称都有。在兰州不论规模大小均称银号，又分三种：门市银号，经营银钱兑换，收入贴水;驻庄银号，系外地钱庄派驻单位，所营存放汇业务均通过当地银号进行;普通银号，经营存放汇兑换业务，当地基本队伍。广州钱业分为三类：银号，以放款为主;西号，以汇兑和存储官款为主;“五家头”或“六家头”，以开炉倾销银锭为主，相当于银炉。由于长期经营习惯，各地还有许多名称和做法。

　　明代建成的钱庄，延续到清及民国继续发展。清以银两为主，兼用制钱，晚期加上银元、铜元和纸币，延伸到民国沿用，更为复杂多变。这五大类货币之间及其本身就有多种成色、版别、折价、鉴定、公估、兑换行情及地区差价等等的计算行用。因此，清初四朝时钱庄业务愈加活跃，除包揽兑换外，还大做存放汇和保管保证等业务，并发行钱票和其他票券，成为该期的主要金融机构，操纵兑换和银行大权。

　　嘉道年间，清廷内忧外患接踵而至，财政困难，市面不景气。有些钱庄投机倒把，多有倒闭。咸丰年间，京沪等地钱庄出现倒闭风潮，如咸丰三年二月十五日这天，北京就因挤兑风潮，倒闭钱庄二百多家。清末及民初，在洋行和外国银行扶植下又兴盛起来，趋向买办化，成为外商银行势力进入内地的工具。

　　19世纪20年代，在沿海地区，特别在五口通商地，钱庄、外国银行、本国银行一度成三足鼎立之势：随着钱庄地位渐次被银行所取代。1933年实行废两改元后，钱庄在银两、银元和兑换业务上的好处所剩无几;加上金融垄断资本挤压，钱庄更形困难，到抗战时期已经奄奄一息。1945年抗战胜利后，钱业又重燃起发展希望。

　　1947年10月16日，上海、南京两地钱业发起在南京介寿堂举行“民国钱商业同业公会联合会”成立大会，但不久，随着内战的爆发，钱庄每况愈下，除在中小城市和农村还有信用活动外，在大城市仅能苟延残喘。上海解放后，钱业于1952年底并入公私合营银行。

　　钱庄、银号的业务活动

　　钱庄银号在各个时期经营的业务多有不同，就民国时期而言，有的是前朝沿袭下来的，主要有以下四项：

　　第一，发行兑换券性质的庄票是首要业务。庄票信用卓著，在市面流通，如同现金，为中外贸易双方所认可，被外商称作“在贸易中非常有价值的中国金融文件”。钱庄按存户寄存钱(银)填发存款收据，不记名，认票不认人，可流通市面。后演变为印发固定形式票据，随时填写金额加盖印章。最后由钱庄印成一定金额具备各种核对条件的钱票或银票，统称庄票，可在各地通用。

　　第二，洋厘和银拆。这是钱庄银号的两个独特经营方式，作为操纵金融行市的手段，对钱庄发展起重要作用。

　　洋厘者，“洋钿行情”也，即以银两表示的银元市价。俗称银元为洋钱或洋钿，银元一枚合库平银七钱二分或漕平银七钱三分，以此为市价基础，随行市涨落至厘位止，故名洋厘或厘价。

　　以银两为计算标准拆借的利率叫银拆，以银元计算的叫洋拆。钱业中有时统称银拆或拆息。这是钱庄同业之间相互拆借的利率，由钱庄同业公会(或钱行、钱业公会)操纵。

　　民国初期，银元行市逐渐统一。1915年取消龙洋行市，1919年取消鹰洋行市统一洋厘行市，洋厘行情长期下跌。1930年后厘价猛跌：1933年规定以规元七钱一分五厘合银元一元为法定换算率，停开洋厘行市，所有银行钱庄均应以银元为本位币，银拆改名拆息，全国通行，史称“废两改元”。

　　第三，经营存放汇、贴现、兑换及其他信用业务。钱庄多吸收商人存款，并代收票据;政府公款也有一部分存入银号，均为往来存款。所经营放款由信用放款、抵押放款、短期拆息等;放款对象主要是商号，年给出口各行业大量货款，对当时刚刚兴起的民族工商业发展起了积极推动作用。

　　民国初期，钱庄汇划业务迅速展开，深入内地。如上海钱庄就同武汉、镇扬、宁绍等地钱庄建立业务联络网，有联号、代理关系等，通过这些地区向内地渗透。口岸钱庄在外国银行洋行操纵下，以资金支持内地钱庄，根据合约办理汇划，每年进出高达数千万两，有力地控制内地金融，并为外商对华收购倾销原料商品充当买办。

　　钱庄还经营生金银买卖，鉴定金银、银元和各种金属货币的成色、重量和真假，并核定其价格。有些资本雄厚的钱庄还附设或控制银炉、银楼、金店、铸造和买卖金银器饰。钱庄不仅利用其左右兑换的特殊地位，长期操纵银两银元市价，还进行证券、公债、花纱布等等投机。

　　上海钱庄的势力

　　上海的钱庄，多为江浙财阀所把持，在上海金融界有很大势力，对全国金融市场有举足轻重影响。其组织可分两大类，按其业务性质和信用能力，分为汇划庄和一般钱庄。汇划庄称大同行即大钱庄，他们的票据收解，可以互相抵解汇划。这种汇划庄势力大，有左右市面的实力。一般钱庄称小同行或未入园钱庄，其中又分元、亨、利、贞四个等级。元字钱庄又称挑打钱庄，即挑担钱庄的转音。因从前运送制钱用人挑送，故名。亨字庄叫“关门挑打”，它每天的收解均托汇划庄或元字庄代办。利字庄又叫拆兑钱庄，不做存放款，只营趸批兑换货币及买卖金银，也做量兑。贞字庄最小，即烟兑店，又名现兑钱庄、门市钱庄、烟纸钱庄，专做另兑生意并兼卖烟纸日用杂货。

　　上海钱庄是在什么时候产生的，历来有种种说法。大约二百多年前，在南市最初出现一批钱摊，仅营兑换业务，因当时南市已成为城乡货物集散地和有多种货币流通使用，后由钱摊逐步固定为钱店。太平天国军队东进苏杭时，上海南市商业迁入租界，北市尤为繁盛，不少钱庄北迁。光绪初年，上海钱庄已自成行业，有汇划庄105家，南市42家，北市63家。其同业公会设在“内园”，为南北市钱行的总公所，后称钱业公会，与银行公会并立，延续到民国时期。

　　钱庄因投资者和经理的籍贯不同，形成钱庄中地区性帮别，上海有绍兴帮、宁波帮、苏州(洞庭山)帮、松江帮、浙江南浔帮、镇扬帮、安徽帮及本帮(上海帮)等九个帮别。其中绍兴和宁波帮势力最大。据1932年统计：在今上海黄浦区内64家钱庄中，绍兴帮占51.4%,宁波帮占22.2%。尤其是绍兴帮，当北方票号盛行时，其力量能阻止北方票号势力越过长江。

　　从以下几项业务活动，可看出钱庄对全国和上海金融市场的影响：

　　(1)钱庄操纵上海的货币兑换。民国时期，上海已是全国金融中心和商业中心，对内地交易往来频繁，汇划、换算、洋厘、银拆、申票等等营业项目，均占优势，使上海钱庄利用复杂难测的兑换内容，从中盘剥渔利，从而垄断兑换市场。

　　(2)上海钱庄在外商华商之间，以庄票为经营进出口贸易的纽带，庄票如同现金，是早期外国银行惟一认可的中国票据。在外国银行货款调控支持和洋行买办牵线下，担任买办性开路工作，成为外国银行向中国内地渗透的工具。

　　(3)有左右上海商界的力量。钱庄与商家关系密切，通过存、放、汇、发行庄票和兑换业务，对商家融通资金，调剂头寸，清算账务，使其得以灵活周转，持续营运，对沟通上海与内地的金融关系和商业关系尤为密切，所以钱庄已成为控制上海商界的一个重要因素。

　　(4)钱庄在战乱和通货不稳的过程中，不断投机倒卖，企图牟取暴利，往往在中外银行收缩放款及银根奇紧声中，发生倒账风潮，商家亏欠钱庄巨款无法偿还，形成大批呆账，从而影响有些钱庄倒闭。这种情况不断发生，其影响很大的，如贴票风潮、橡皮风潮，民国十年的信(托)交(易所)风潮，民国二十四年的金融风潮，等等。震惊全国，波及工商各界，使很多人上当受骗，损失惨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