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司徒华立一座站像，立一座跪像 作者 尹进(瑞典)
司徒华死了，有人赞扬他是香港人的良心，我说他是一个典型的伪君子。
被司徒华营救过的民运名人们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哀悼他，颂扬他的黄雀行动的丰功伟绩，我和被司徒华和支联会拒绝帮助的没有知名度的民运人士以及那些已经葬身台湾海峡的89民运参与者，压根就没有资格为他哭，更没有资格为 他歌功颂德。因为他所做的那些都是些奢侈品，与我们这些没有知名度的89民运参与者和我们的家人丝毫没有关系。 现在，到了该给司徒华盖棺论定的时候，我建议香港支联会给司徒华立一座白色站立雕像，像座上面刻上:“司徒华先生永远活在89民运名人和他们的家属以及情人心中”，在像座背面刻上司徒华和支联会曾经营救过的所有89民主运动 名人和他们的家属以及情人的名字。 碑文应该这样写: 司徒华先生和支联会曾花重金营救过我们这群89民运的名人，以及我们的妻子儿女甚至 情人，为中国民主运动保存了宝贵的火种，这是司徒华先生对中国民主运动最卓越的贡献， 他的功绩将与日月同辉与民主长在。” 在司徒华白色站立雕像旁边再立一座黑色跪像，像座上面刻上:“司徒华先生的金字招牌把我们诱入地狱。” 在像座背面刻上所有司徒华和支联会曾经拒绝营救的89民主运动参与者和死难者的名字。
碑文应该这样写:
司徒华先生和支联会曾经拒绝帮助和营救我们，使我们这群没有知名度的89民运参与者，被遣返，被迫害致死，
为中国的专制统治消除了一大批不安分的种子，这也是司徒华先生对中国民主运动最卓越的贡献之一，他的这一功绩也将与夜幕同黑与地狱长在。”
2011-01-11 stockholm
司徒华和支联会是64大屠杀的二次屠夫 作者 尹进(瑞典) 司徒华死了，被司徒华营救过的著名民运名人们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哀悼他，颂扬他的黄雀行动的丰功伟绩，这自然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然而，一个人身上的光环和他本身所具有的人格并不是成正比的，我本人和许多没有知名度的民运人士以及那些已经葬身台湾海峡的 89民运参与者按理也应该为司徒华的死痛哭流涕，但是，我们压根就没有资格为他哭，更没有资格为他歌功颂德。理由极其简单，司徒华和支联会可以花重金救乌尔开希，柴玲甚至某些民运名人的妻子儿女甚至情人，但是他们从不帮助我们这些没有知名度的89民运参与者。 很多不知情的人误以为司徒华曾经全心全意的支持过中国大陆的民主运动，但是，事实是如此么？准切地说:司徒华和支联会所支持的是中国大陆的“名人民主运动”，自始至终与我等无知名度的89民运参与者和异议人士毫不相干。如果哪个人不信，可以查看一下，从1989年64大屠杀至今司徒华和支联会一共帮助过几个没有知名度的民运人士。如果哪个没有知名度的人不相信，你现在还可以向支联会求助，试一试他们会不会帮助你。 我不知道司徒华和支联会有何内部规定，但铁的一条规律，司徒华和支联会判断是否给予援助的标准就是你的知名度，只要你有知名度，你的家人甚至情人都在援助之列。如果你没有知名度，即使你死到临头司徒华和支联会也绝不会帮助你。 这不是我一个人所经历的，这是所有无知名度民运人士和异议人士的共同经历。 这里有一个无法摆脱的困扰，司徒华和支联会是一个民间组织，他们没有法定责任必须帮助你，他们仅仅承担的是道义责任，那么司徒华和支联会尽到了他们的道义责任了没有？ 先从我求司徒华和支联会帮助我说起: 我是 1989年因声援学生被通缉后入狱的。1992年我出狱后，没有工作，没有户口，没有经济来源，又因我揭露中共监狱黑暗和向法院起诉原中共山西省委书记，受到中共安全局的追捕。迫于无奈，我向司徒华和支联会求助。和我熟悉的一个香港记者，为了救助我曾单独约见了司徒华，他详细对司徒华讲述了我的实际情况，并且将有关我的资料认真拷贝给司徒华，希望司徒华和支联会能帮助我逃离中国大陆，然而，司徒华一口拒绝;这位香港记者同行再次请求支联会给予我经济支持，以便我逃离中国大陆，司徒华又是一口拒绝。最后，司徒华承诺帮助我在香港寻求政治庇护，但要求我自己想办法逃到香港，并且还不能在中途被香港警方扣留，如此他们才可以帮助我获得政治庇护。 然而，当我费尽周折抵达香港后，司徒华竟然毫无愧色地说他丢失了那个香港记者交给他的所有证明我情况的资料。为了安全起见，这些材料我根本就不可能随身携带，幸亏那个香港记者保留了备件，不然的话，我当时连身份都无法证明。 接下来的事情就让你更感到司徒华这个人人格的可耻 : 我抵达香港后，我完全可以向驻港外国领事馆寻求庇护，我也可以向香港新闻媒体公开我的情况，如果这样作，绝不会发生后来的事情。但是，因为司徒华的反对，我没有如此做。 现在回想起来，我为什么会如此愚蠢地听信司徒华呢？就是因为我和所有曾经求助过司徒华和支联会的人们一样，我们太相信他们的人格和他们头上的光环，所以才把自己的命运交给这么一个他们头上的光环和人格不成正比的人和组织，最终葬送了自己。 司徒华委派了支联会的一个小头目将我送到港府境管局，将我的所有资料交给港府 境管局，我当时一再叮嘱支联会小头目，每天向港府境管局电话联系，千万不要将 我遣返，一旦遣返，不说其它“罪行”，光我偷渡香港就可以判我几年。那个香港 记者也一再叮嘱司徒华，每天向港府境管局电话联系，千万不要将我遣返。 然而，令我根本没想到的是，港府境管局没有履行任何法律程序，司徒华和支联会 除了把我交给港府境管局外没有给我任何帮助，我就被遣返了。最可恨的是，当我被遣返后，想蒙混过关混出收容所，竟然发现港府境管局竟然把我的身份证偷偷交给了大陆广州收容当局，这无疑于想置我于死地。 司徒华和支联会拒不帮助我，因为我是一个毫无知名度的异议人士，也正是因为我是毫无知名度的异议人士，我得以从大陆广州收容所自己把自己赎出，并且还帮助救出另一位支联会拒不帮助而被遣返的被大陆警方通缉的民运人士郭成东。 我离开大陆广州收容所后，立刻打电话告诉那个香港记者。当他问司徒华我的下落时，司徒华竟然面不改色的撒谎说，他每天打电话问港府境管局，还没有消息。 那个香港记者告诉司徒华，尹进不仅被遣返，而且都已经又逃出来，并且还捎 带救出另外一个被你们支联会拒绝帮助的民运人士，尹进先生让我问你 :“司徒华先生你干的这种事算人做的事么？” 司徒华竟然玩起了无赖 :“我们当初就说好由港府处理么。” 那个香港记者同行对司徒华说 :“你当初可不是这样承诺的。如果你们什么都不帮助，仅仅是送到港府境管局，你担心尹进先生自己找不到港府境管局的地址么？” 无奈之下我踏上了逃亡台湾的路，之后，便发生了我被台湾警察打残的事件。 当时，我的脚上正打的石膏，我被关在台湾大陆人民处理中心，台湾当局已将我列 入遣返名单，我委托台湾一个教会的神父转信给司徒华，信是那个香港记者亲 自交给他的。 在信中我告诉司徒华 : 因司徒华和支联会的不负责任，我不得不逃亡台湾，国民党当局比港府还无耻，到台湾后才知道，很多 89民运没有知名度的参与者，在支联会拒绝帮忙后，便逃亡到台湾，但是他们被台湾当局钉入渔船船舱送到台湾海峡中线，任由渔船自动漂流回中国大陆，很多人就这样死在海上，而且我也面临这个下场。我希望司徒华和支联会能够和台湾国民党当局交涉，不要遣返我和另一个被支联会拒绝帮助的受到通缉的民运人士。同时，我希望司徒华和支联会就港府遣返我一事给我讨一个说法，司徒华和支联会也应该给我和这些被支联会拒绝帮助的民运人士一个说法。 最后，我写到 :香港市民捐助你们是让你们支持大陆民主运动，不是让你们仅支持有知名度的名人，89民运是千百万象我一样没有知名度的普普通通人共同参与的一场运动，不是仅仅几个名人的民主运动。 之后，当那位香港记者追问司徒华是否和台湾国民党当局交涉，他答复说，支联会曾派人到台湾打听过尹进的下落，没有打听到。 那位，曾经非常崇拜司徒华的香港记者同行非常失望的告诉我，“司徒华的话你就全当作放屁吧。” 就这样，司徒华到死，他也没有对他的失职表达一点点歉意，他到死也没有给我一个说法。他到死也没有给那些葬身台湾海峡的无知名度的民运人士一个歉意。因为他非常清楚，那些无知名度的民运人士葬身台湾海峡都没有人为他们讨公道，谁会在意一个歉意？无论多少无知名度的民运人士葬身台湾海峡，无论多少无知名度的民运人士被遣返中国大陆，这些丝毫无损司徒华和支联会的支援民主的金字招牌，和他们头上的光环，这些也无损他们曾经花重金救助那些名人的丰功伟绩。 正是因为如此，我在台湾被迫害案，长达 18年台湾当局可以拒绝我入境，可以拒不 受理。而<<北京之春>>王丹，胡平之流的民运名人 为台湾当局的恶行颠倒 黑白，因为拿了台湾的钱，不敢谴责台湾国民党当局对我的迫害，不敢谴责台湾国民党当局对数千 89民运无名人士的灭绝人性的遣返和虐杀，反而，对我进行诽谤。 64大屠杀的凶手毫无疑问是中共，而司徒华和支联会拿着香港人民的钱，只帮知名人士，无视无知名度民运人士的死活，最终导致许多无知名度民运人士被遣返，导致许多人转逃台湾后被台湾国民党当局钉入船舱任由渔船自动漂流回中国大陆而葬身台湾海峡，司徒华和支联会还有台湾国民党难道不是在当64大屠杀的二次屠夫么？ 那么，司徒华死了，像我一样曾经迷信司徒华和支联会的金字招牌，而葬送了自己生命的人们的这笔“血债”谁来偿还？ 2011-01-10 于斯德哥尔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