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8年春天，拜上帝会的领导人之一冯云山被地方团练逮捕，送往广西桂平知县衙门囚禁。洪秀全前往广州欲以“传教自由”为由，找上层关系营救。后冯云山被信徒集资贿赂桂平知县，而得到释放。 1849年，洪秀全、冯云山、杨秀清、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结为异姓兄弟。
1850年9月初，洪秀全发布总动员令，会众立即到金田团营编伍，达两万人。同年11月太平军在蓉村江木桥伏击清军成功。农历十二月，他们在金田村内的韦氏大宗祠，举行拜上帝仪式，并宣布国号为太平天国。
呤唎（1840—1873），原是英国水手，1859年到香港，在中国轮船上当大副，因而有机会来往于清朝统治区和太平天国境内。在清朝统治区，呤唎看到的是经济凋敝、民不聊生，清军官兵欺压百姓；而太平天国境内，则是生产发展、市场繁荣，太平军和百姓亲如一家。通过进一步接触，呤唎对太平军“留下了非常良好的印象”，很快就“喜欢他们”了。1860年9月，呤唎在太平天国辖属的苏州，向忠王李秀成提出加入太平军的申请，获得准许。
太平天国的理论纲领都包括在《原道救世歌》、《原道觉世训》、《原道醒世训》等几本书之内。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声称结合西方基督教义、中国儒家大同思想、农民平均主义和华夷之辨。不过，太平天国排斥儒家，称儒家经书为“妖书”。他们接受基督教上帝，教名为“拜上帝教”，但其实对基督教一知半解。他们的宗教思想，可能全部源于当时的中国籍基督教传教士梁发所写的《劝世良言》。后来有外国传教士知道了这件事，试图向他讲述圣经的道理，反而被洪秀全斥为异端。不过，洪秀全从基督教得到启发的这些思想，对于当时处于半殖民地社会的群众有着很大的号召力。
太平天国存在本质上的缺陷，进步的表征底下存在理性的倒退。政治上，太平天国由神权与王权结合，朝中不但阶级森严，为王为官者的为所欲为，更甚于儒家思想约束下的朝廷。文化上，太平天国对固有传统文化完全推倒，对传统知识分子仇视。洪秀全诸王定都天京后，生活糜烂腐化，朝政纲纪紊乱，圣灵乱封。制度上，天朝田亩、资政新篇等纲领只属纸上谈兵，从未有认真推行，亦不见有任何成效可言。至于所谓“开放科举考试予女子应考”，仅有一次。
太平天国未能争取外国支持，后期清军却得到洋人支援，形势此消彼长。西方国家认为太平天国的拜上帝教与基督教相差甚远，实为异端。太平天国又不承认清朝与外国订立的不平等条约，加上禁止鸦片入口，损害西方国家的利益，因此英、法两国跟清廷签订北京条约后即支援清军对付太平天国。
太平天国揭开了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并且提出了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纲领。如准备建立和发展资本主义性质的近代企业，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开学校，办报纸，兴士民公会，创行人民推举乡官，罢免行政人员的民主政治，打倒封建社会的偶像孔子，颁行天历，提倡“文以纪实”、“一目了然”的文体等，要把中国建立成一个与欧美国家“并雄”的新国家。
同一时期，卡尔·海因里希·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和领袖。1818年５月５日出生于德国特利尔城。他的父亲1918年2 月改信基督教路德教派。
马克思在柏林大学学习过程中，加入了“青年黑格尔派”，积极参与他们的活动，这使他更多地吸收了该派的民主思想成份，加强了对世界的认识，增强了改造世界的信心，为他以后的思想发展、理论建树奠定了基础。1841年马克思以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之区别》申请获得耶拿大学哲学博士。毕业后担任《莱茵报》主编，遇到了在马克思思想发展史上颇为有名的“林木盗窃问题”。
事情是这样的，在德国西部有大片的森林和草地，原来生活在这里的居民都可以在这些地方砍柴、放牧。可是后来，一些贵族地主把这大片的森林和草地都霸占了，不许居民们靠近一步。不少居民想到山林中去拾些柴草，却被认为是“盗窃”。广大居民不满，德国议会不得不认真审议这些事情。可是，他们只为贵族地主考虑，审议结果是：居民们的行为确为盗窃！如果再持续下去，要用法律手段来解决！这样一来，引起全国民众对议会的强烈不满，人们愤怒谴责议会的不公平处理。马克思也感到十分气愤，他便在《莱茵报》上写了一系列文章发表自己的看法，文中严厉抨击了普鲁士政府的做法，立场坚定地站在民众一边，维护了农民的利益。
对于《莱茵报》所发表的观点，普鲁士政府非常气愤，他们立刻派人查封了《莱茵报》，迫使它停止印刷。马克思一气之下，辞去了报纸的主编职务。马克思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毫不后悔，相反，他更认清了反动政府的丑恶本质。他在寻找着时机，去继续与反动政府作坚决斗争。
1843年《莱因报》发行许可被普鲁士国王撤销，因为马克思在报上发表了一篇批评俄国沙皇的文章，引发俄国沙皇尼古拉一世的不满，普鲁士国王接到沙皇的抗议后下令查禁莱因报，马克思因此失业。在此期间内，马克思认识了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恩格斯是富家子弟却十分欣赏马克思的主张，经常出钱赞助马克斯的活动与生活费，马克思做学问思考认真严谨但生活随性，经常拖延要交给报社的文稿，恩格斯常协助马克思的工作并代笔部分文章。
1843年6月19日，马克思与苦等了他7年之久的、生于1814年的出身德国贵族家庭的燕妮·冯·威斯特法伦喜结连理。1843年秋，年轻的马克思夫妇一同踏上流放的征途，来到巴黎。在此期间他着手研究政治经济学、法国社会运动及法国历史，并最终导致其成为一名社会主义者。1844年9月，恩格斯到访巴黎，两人并肩开始了对社会主义的研究，并结成了深厚的友谊。
1845年12月，马克思宣布脱离普鲁士国籍。其后和恩格斯一起完成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书中批判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并对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不彻底性进行了分析，从而第一次有系统地阐述了他们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历史任务，为社会主义由空想到科学奠定了初步理论基础。1846年初，马克思和恩格斯建立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1847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应邀参加正义者同盟。1847年6月，同盟更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马克思起草了同盟的纲领《共产党宣言》。此后1848年革命席卷欧洲，也波及到比利时。1848年3月，马克思遭到比利时当局的驱逐。在法国临时新政府的邀请下，马克思夫妇回到法国巴黎。
1853年5月20日，即“太平天国”在广西金田村起义两年零四个月，马克思写了《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热情地肯定了它的革命性质，说：“中国连绵不断的起义已延续了十年之久，现在已经汇成了一个强大的革命”，“可以大胆预言，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代工业体系的即将爆发的地雷上，使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爆发”。
1862 年6月，马克思在最后一次涉及“太平天国”的文章《中国纪事》中，口气就完全不一样了。文章开头他就说：“运动一开始就带着宗教的色彩”。“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并一针见血地说：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慌比给予老统治者们的惊慌还要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与停滞对立”。经过一番分析后，马克思总结性地指出：“显然，太平天国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化身”，而“这类魔鬼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
1864年9月28日，马克思参加了第一国际成立大会，被选入领导委员会。他为国际起草《成立宣言》、《临时章程》和其他重要文件。1867年9月14日，《资本论》第一卷出版。
2．“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的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是洋务派在“自强”、“求富”的口号下进行的一系列活动。主要是采用西方先进技术，创办了一批近代军事工业国藩创和民用工业，同时还进行了筹划海防、创办新式学堂、派留学生出国等活动，它也是洋务派的主张在经济、军事、和教育等方面的具体表现。洋务运动的内容很庞杂，涉及军事、政治、经济、外交等，而以“自强”为名，兴办军事工业并围绕军事工业开办其他企业，建立新式武器装备的陆海军，是其主要内容。值得注意的是，洋务派经营的这些近代企业，是以不改变封建生产关系为前提的。所办企业，具有很强的对外依赖性、封建性和一定程度的垄断性。因此，洋务派要在中国兴办近代工业企业和筹办海防，都不得不在工业技术、资本乃至管理上受帝国主义的左右和牵制。因而也就不可避免的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帝国主义对中国政治、军事和经济的控制。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样一个口号，成为洋务派的思想武器。。“中学”是指以孔孟之道为核心，维护三纲五常的儒家学说。“西学”只能为“中体”服务。就政治法律制度来说，西方的君主立宪、民主共和、三权分立、天赋人权等都与“中体”相违，都应予以摒弃；要坚持维护纲常名教为本的旧法律、坚持宽猛相济、刚柔结合；用不变质的方法整顿旧法律.
3．国民问政的“公车上书”
这是一个为天灾人祸和内忧外患困扰的国度，似乎人人都甘心做一个老朽帝国的奴隶，平民以不谈国事为戒律，政府呈现给后人的则是贪污腐化无能，对外只希望妥协可以带来短暂和平，对内则盘算着同洋务运动后兴起的民营企业家争夺财富。
1895年，当时齐集在北京参与科举会试的十八省举人，收到《马关条约》中，中国割去台湾及辽东，并向日本赔款二万万两的消息，一时间群情激动，4月， 康有为、梁启超作成上皇帝的万言书，提出拒和、迁都及变法的主张，得到一千多人连署。5月2日，康、梁二人，十八省举人及数千市民，集合在都察院门前要求代奏。因为外省举人到京是由朝廷的公车接送，事件亦被称为公车上书。虽然公车上书在当时没有得到直接实质的後果，但却形成了国民问政的风气，之後亦催生了各式各样不同的议政团体。当中由康、梁二人发起的强学会最为声势浩大，更曾一度得到帝师翁同龢、南洋大臣张之洞等清朝高级官员的支持。
4．“物竞天择”的《天演论》
甲午海战的惨败，再次将中华民族推到了危亡的关头。此时，严复翻译了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天演论》，并于1897年12月在天津出版的《国闻汇编》刊出。该书问世产生了严复始料未及的巨大社会反响，维新派领袖康有为见此译稿后，发出“眼中未见有此等人”的赞叹，称严复“译《天演论》为中国西学第一者也”。 《天演论》英文书名直译应为《进化论与伦理学》。
作者赫胥黎是英国博物学家，达尔文的朋友，也是达尔文学说的忠诚拥护者。《天演论》分导言和正文两个部分，正文是赫胥黎1893年在一次学术讲座上的讲稿，导言是1894年他在讲稿付印前添写的，较正文还长些。《天演论》的基本观点是：自然界的生物不是万古不变，而是不断进化的；进化的原因在于“物竞天择”，“物竞”就是生存竞争，“天择”就是自然选择；这一原理同样适用于人类，不过人类文明愈发展，适于生存的人们就愈是那些伦理上最优秀的人。
5．“全盤西化”的戊戌变法
在维新人士和帝党官员的积极推动下，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定国是诏”诏书，宣布变法。新政从此日开始，到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为止，历时103天，史称“百日维新”。
在此期间，光绪皇帝根据康有为等人的建议，颁布了一系列变法诏书和谕令。主要内容有：经济上，设立农工商局、路矿总局，提倡开办实业；修筑铁路，开采矿藏；组织商会；改革财政。政治上，广开言路，允许士民上书言事；裁汰绿营，编练新军。文化上，废八股，兴西学；创办京师大学堂；设译书局，派留学生；奖励科学著作和发明。这些革新政令，目的在于学习西方文化、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制度，发展资本主义，建立君主立宪政体，使国家富强。
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①戊戌变法，是一次资产阶级改良运动，是资产阶级变革社会制度的初步尝试。维新派试图在政治上建立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在经济上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符合历史发展趋势。②它是一次爱国救亡的政治运动。在民族危机加剧的时刻维新派以变法图强、救亡图存为目标，进行广泛的宣传鼓动，希望通过改革，使中国走向独立、民主和富强，从而摆脱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表现出强烈的爱国热情，激发人民爱国思想和民族意识。③戊戌变法也是近代中国一次思想潮流的解放。资产阶级接维新派提倡新学，主张兴民权，对封建思想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为近代思想起了思想启蒙运功的蓬勃兴起开辟了道路，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维新运动留下的许多遗产，诸如解放思想、变革观念、建立社团、兴办学堂、创办报刊、提倡女学、改易风俗等。更成为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的宝贵财富。
黄鸿寿在《清史纪事本末》中描述的，“时百日间，变法神速，几有一日千里之势。其尤为雷厉风行者：一令都中筑马路，二令办理国防，三命八旗人丁，如愿出京谋生计者，任其自由。于是满族诸人大哗，谣谤四起。”整个满族统治集团很快意识到，无论变法给中国带来多大的好处，但都要让满族亲贵这个主要既得利益团体付出沉重的代价，不但可能丧失自己的特权，更有可能丧失三百年来一直把持的政权。改革固然是可以有利于国家的，但那些守旧派和既得利益者的代价也是沉重的。
变法就是改革。而改革又是一项巨大的社会系统工程。它需要社会环境各方面的协调发展。但维新派在变法过程中并没有采取正确的措施，改革上则严重剥夺西太后、军机大臣、各部堂及地方督抚的大权，下则广泛触及八股士子、无业旗民的利益，这使得变法缺乏一个拥有实权的强有力的领导核心，缺乏一群能有效地将变法法令推行到全国的地方实力派的默许和支持，更缺乏一个能普遍认同变法的社会心理环境，变法因此不可避免的走向了失败。
戊戌变法是一场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变法失败后，越来越多的人对清朝统治者感到失望他们认为，要救中国，必须进行革命，推翻清朝统治，仿效西方国家建立民主共和制度。
6．民间的道教与基督教之战争：扶清灭洋的义和团运动
义和团领袖于栋成所发布的一个布告，布告写道：‘若辈洋人，借通商与传教以掠夺国人之土地、粮食与衣服，不仅污蔑我们的圣教，尚以鸦片毒害我们，以淫邪污辱我们。自道光以来，夺取我们的土地，骗取我们的金钱；蚕食我们的子女如食物，筑我们的债台如高山；焚烧我们的宫殿，消灭我们的属国；占据上海，蹂躏台湾，强迫开放胶州，而现在又想来瓜分中国。’
中国之道教败了，连整个中国亦败在西方国家之前。自此下去，西方教士之传教事业，更日益在下层社会，进行无阻。
认为义和团运动是一次由农民群众自发的反帝爱国运动，虽然失败了，但它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义和团的英勇行为，表现出中华民族的不甘屈服的反抗精神；义和团运动沉重打击了外国侵略者，粉碎了其瓜分中国的计划；同时还间接打击了反动卖国的清政府；最后，义和团运动促使民族觉醒，对民主革命的胜利起到了推动作用。
7．清末新政
在改革势力的呼吁下，慈禧同意开始推行康梁在戊戌变法中所提出的改革方案，是为清末新政。其中影响最大的政策，是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9月2日，清政府废除了延续一千三百年的科举制度，开始兴办新式学堂。到辛亥革命前，全国已经有6万多所新式学堂。废除科举后，大量以参加科举谋求官职的传统文人失去了出路。
8．立宪运动
绝大多数的汉人对于统治者为满人一事已不甚在意。但随著清朝统治的日渐衰弱，首先在太平天国革命中，汉满问题开始再度抬头。到了1890年代以后，排满思想更是再度大兴。明末遗老的著作成为当时人的重要思想资源。例如原本并不著名的王夫之的著作在清末重新被发现，成为当时知识分子们的重要读物。许多革命人士更是藉反清复明思潮来鼓吹革命，最著名的反清宣传著作有邹容的《革命军》等，对于年轻的革命参与者们造成很大的影响。
部分维新人物流亡海外后，主张继续维持皇室；实行类似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度，将政治实权逐渐交出至民选政府，主张这种变革方法的当时被称为“保皇党”或“立宪派”。
清政府于1906年9月1日宣布「预备仿行宪政」，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即立宪运动。其后各省选出了以地方士绅为主要成分的谘议局代表，这些各省的实权人物，要求清政府加速推行制宪，成立责任内阁，但屡为清政府所阻。
1911年5月8日（宣统三年四月十日），清政府废除军机处，发布内阁官制与任命总理、诸大臣。成员名单中过半数为清宗室（皇族）与满人，被讥嘲为「皇族内阁」。立宪派、舆论对此多感失望，甚至引起不满，认为清政府实无诚意推行宪政，乃逐渐同情、倾向革命。清政府遂于是年（1912年）垮台，中华民国就此诞生。
9．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是1911年清政府出卖铁路修筑权，激起中国人民的反抗，四川等地爆发保路运动。1911年10月10日，武汉地区的革命团体文学社和共进会发动武昌起义，接着各省纷纷响应，因为1911年为旧历辛亥年，故称“辛亥革命”。
从思想史的角度看，辛亥革命也是一场深刻的思想启蒙运动。它使民主共和观深入人心。自汉代董仲舒以来的中国思想中，君臣关系是“三纲五常”中三纲之首，皇帝不仅是政治上的权威，也是文化中诸多价值观念的重要依据与合法性的来源。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就在打破了帝制政治的价值观和政治思想的同时，也对于中国传统以儒家为主的诸多价值观的权威性产生冲击，致使在其后的新文化运动中一度出现打倒孔孟、「全盘西化」等民族虚无主义思想。文化权威的消失，也造成这一代知识分子产生前所未有的焦虑感，因此如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三民主义、社会主义(尤以具有明确进程的共产主义)等具有完整系统的新价值体系，成为了大批中国知识分子的新信仰。生活文化影响有，“新礼服兴，翎顶补服灭；剪发兴，辫子灭；爱国帽兴，瓜皮帽灭；天足兴，纤足灭；阳历兴，阴历灭；鞠躬礼兴，跪拜礼灭……”
辛亥革命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民国建立以后，国内实业集团纷纷成立，开工厂、设银行成为风气。民族资本主义的经济力量在短短的几年内就有了显著的增长，无产阶级队伍也迅速壮大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