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文化革命（中）（网文笔记）

戴广骞（2010-06-04）

中国的问题主要还是出在文化上，并不主要在制度上。这个世界上现在实行的所谓民主啊、专制啊的国家中都有好有坏。任何一个社会的文化都是从其历史中发展、演变过来的。文化在潜移默化地影响和左右着每个人的一言一行。中国的文化也是在中国的历史中形成的，长期的封建社会形成的封建文化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头脑中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影响和左右着我们的言行。

10．新文化运动 （1915—1923年）

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改为《新青年》），高举“民主”和“科学”这两面旗帜。发表抨击尊孔复古的文章，提出“打倒孔家店”全面否定儒家学说（这也是儒家在近代所面临的一个危机，也是新文化运动的不足之处）。他在创刊号上发表《敬告青年》一文，提出了民主和科学的口号，向封建主义及其意识形态发动了进攻。人权就是民主，陈独秀提出了政治民主、信仰民主、经济民主、社会民主和伦理民主的主张，号召人们拿起民主这个武器和旧的意识形态进行斗争。关于科学，陈独秀认为，不论什么事物，如果经科学和理性判定为不合于现今社会的，即令它是祖宗所遗留的，圣贤所深爱的，政府所提倡的，都一文不值。号召人们坚持科学的精神，成为自然界的统治者和主人。陈独秀还向青年提出六项希望，即“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还宣传马克思主义，俄国革命。

在新文化运动中，胡适率先提出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他还试作白话诗。

“民主”是指民主思想和民主政治；“科学”主要是指近代自然科学法则和科学精神。资产阶级宣扬民主，反对封建专制，把斗争矛头直指封建专制的理论支柱儒家思想；宣扬科学，反对封建迷信和愚昧。这一口号反映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要求和人民的迫切需要，有力地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但这一口号仍属于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性质，有它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它不能同群众运动相结合，不能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看待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因而不能从根本上推翻封建思想。

　　新文化运动中民主和科学两面旗帜的树立，使中国许多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还造成了新思想、新理论广泛传播的大好机遇。

　　关于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内容四个提倡、四个反对的阐述，真正体现出了新文化运动的“新”之所在。即：

　　一、提倡民主，反对专制。

　　二、提倡科学，反对愚昧。

　　三、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

四、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

作为一场轰轰烈烈的思想革命，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即围绕着“四提倡，四反对”而进行的具体实践活动。前期其实质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反对封建旧文化的斗争。后期则由先进的知识分子极力宣传马克思主义为主题。

新文化运动在大陆的影响一直及于1949年左右，其主要成果有三：在文化氛围上，打破了封建旧文化的统治地位，以改良过的欧美新文化替代了旧文化，进一步启迪了民智，沟通了东西方文化交流，使中国对西方的理解更加深入了一个层次；在思想上，进一步打击了封建专制思想，传播了西方民主、自由精神，也塑造了中国现代文人自由主义思想。

中国共产党认为新文化运动全方位动摇了“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使中国人民的思想得到空前的解放，解除了思想禁锢的知识分子们，开始投身更多的政治活动，成为“五四运动”的导火索；知识分子在此运动中所宣扬的社会主义思想，确立中国共产党统治的根基。

“新文化运动”是部分青年自由主义者和左翼激进文人之间的不稳定组合，主要成员都相信必需用现代西方文化替代中国传统文化，但彼此对西方文化和中国现实的理解大相迳庭，所以这个运动迅速分解并依照各种政治意识形态重新组合。中国现代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都可以在这个运动中找到源头。

使自由主义和三民主义、共产主义并列为现代中国三大思潮，其在高级知识分子中更是主导；在政治上，为中华民族培养了一大批关心国事、图存图强的现代人才，同时也形成了以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第三条道路”政治势力，对钳制当政者专制冲动，推动中国政治民主做出了重大贡献。

二十世纪初，是一个躁动与不安的年代。自从以机器与大都市为代表的工业文明出现以来，各殖民大国及其利益集团，就开始了一场世界范围内的新的角力，最后由一个看似偶然的恐怖事件导致了人类有史以来最惨烈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年8月—1918年11月）。这次战争，利用了人类文明从物理到化学全面的科技成果，使人深刻体会到文明的负力量。四年零三个月的战争，卷入人口15亿以上，军民死伤3000多万，许多欧洲的君主帝王消失了，摧毁了四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伟大帝国，从而彻底改变了当时的全球政治与社会秩序的力量对比。1918年底，梁启超赴欧，了解到西方社会的许多问题和弊端。

11，少年中國學會

1918年因中國日本間訂定軍事協定，引起留日學生歸國組織反日邉?/SPAN>而發起的組織。模仿意大利革命家马志尼在西方创造“少年意大利”，故起名少年中國學會。1918年6月30日发起筹备，发起人有王光祈、周太玄、李大钊等人，翌年7月1日正式在中國北京成立。学会出版有《少年中国》和《少年世界》等刊物。会员成分复杂，有共产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及国家主义者。1920年毛泽东曾加入该组织，有《答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问》一文流传。1925年学会作出改组决议，并发调查表征求会员对学会宗旨和改进会务的意见，后因意见不统一，改组无法进行而停止活动。

少年中国学会在后来分裂为多个不同主张的派别，包括国家主义派（中国青年党）、共产主义派（中国共产党）。

维经斯基，在华期间化名吴廷康，笔名魏琴、卫金等。俄国人。是共产国际帮助成立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人。1913年移居美国。1915年在美加入社会党。1918年春回苏俄，加入俄共（布），被派往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工人苏维埃中工作。1920年1月到海参崴参加共产国际的工作。1920年3月，苏联和中国的交通线刚刚打通，苏联派遣一个叫维经斯基的人来到中国，他领导着一个以记者团为名义的小组，到中国肩负着输出革命的使命。他是苏联派到中国的第一位使者。3月经共产国际同意，受俄共（布）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分部的派遣率领3名俄籍人来中国。4月到北京，结识李大钊、张太雷。后赴上海，会见《新青年》主编陈独秀和《星期评论》编辑戴季陶、李汉俊、沈玄庐等，向他们介绍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情况，帮助创立中国共产党。

12．反廿一条的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是1919年5月4日在北京爆发的中国人民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五四运动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3月6日，梁启超致电北京政府总统外交委员会委员长汪大燮、事务长林长民，报告他从和会上获知的段祺瑞与日本借款和山东问题。

　　4月24日，梁启超致电国民外交协会，发布归还青岛通电。

　　4月29-30日，巴黎和会代表参加会议，凡尔赛和约关于山东问题条款【第156、157、158条】，德国在山东权益让与日本。

　　5月1日，中国谈判代表、外交总长陆征祥将此事电告北京政府，并称如不签约，则对撤废领事裁判权、取消庚子赔款、关税自主及赔偿损失等等有所不利。上海《大陆报》"北京通讯"："政府接巴黎中国代表团来电，谓关于索还胶州租借之对日外交战争，业已失败。"

　　5月2日，北京政府密电中国代表可以签约。外交委员会事务长、国民外交协会理事林长民在《晨报》、《国民公报》撰文："山东亡矣，国将不国矣，愿合四万万众誓死图之。"

　　5月3日下午，以林长民为首的北京国民外交协会召开会议，决定阻止政府签约。国民外交协会协会理事、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将外交失败转报学生。当晚北大学生在北河沿北大法科礼堂召开学生大会，并约请北京13所中等以上学校代表参加，大会决定于４日（星期天）天安门举行示威游行。少年中国学会的成员在全国发起了爱国家争主权的五四运动。

5月4日上午10时，各校学生召开碰头会，商定游行路线。下午1时，北京学生3000余人冲破军警阻挠，云集天安门，现场悬挂北大学生"还我青岛"血书。队伍向使馆区进发，受到巡捕阻拦，学生代表求会见四国公使，仅美国使馆人员接受了学生的陈词书，英法意使馆均拒绝接受。随后发生学生大规模游行。

“收回山东权利”、“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废除二十一条”、“抵制日货”、“宁肯玉碎，勿为瓦全”、“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等口号，并且要求惩办交通总长曹汝霖、币制局总裁陆宗舆、驻日公使章宗祥，学生游行队伍移至曹宅，痛打了章宗祥，并火烧曹宅，引发“火烧赵家楼”事件。随后，军警给予镇压，并逮捕了学生代表32人。

　  被学生烧掉的赵家楼学生游行活动受到广泛关注，各界人士给予关注和支持，抗议逮捕学生，北京军阀政府颁布严禁抗议公告，大总统徐世昌下令镇压。但是，学生团体和社会团体纷纷支持。

　5月5日，北京各大专学校总罢课。清华学生宣布"从今日起与各校一致行动"。蔡元培为首的校长团斡旋，被捕学生返校，学生复课。

　　5月7日，上海60多个团体举行国民大会。

　　5月9日，蔡元培出走。上海各学校全部罢课。

 11日，上海成立学生联合会。北京各大专学校教职联合会成立。

5月13日，北京各大专校长递交辞呈。

  14日，天津学生联合会成立。广州，南京，杭州，武汉，济南的学生和工人也给予支持。

5月19日，北京各校学生同时宣告罢课，并向各省的省议会、教育会、工会、商会、农会、学校、报馆发出罢课宣言。之后开展演讲、抵制日货、发行爱国日刊等活动，组织“护鲁义勇队”。

天津、上海、南京、杭州、重庆、南昌、武汉、长沙、厦门、济南、开封、太原等地学生，在北京各校学生罢课以后，先后宣告罢课，支持北京学生的斗争。

　6月1日，政府查禁联合会。

6月3日，北京学生因政府为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辩护，举行大规模街头演讲，当日170多名学生被捕。学校附近驻扎著大批军警，戒备森严。

　　6月4日，北京学生出动比昨日多一倍的人数上街演讲，当日700多名学生被捕。此间引发了新一轮的大规模抗议活动。

　　6月5日，全国各大城市罢课、罢工、罢市，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被监禁的学生获释。

　　6月6－8日，罢工规模扩大。

　　6月9日，南京路工人示威。

　　6月10日，北京政府撤销曹、章、陆职务。

　　6月11日，徐世昌总统咨参众两院请求辞职，未被接受。

　　6月12日，商人开市。钱能训内阁全体请辞。

　　6月13日，准钱能训辞职，特任龚心湛兼代内阁总理。

　　6月17日，北京政府致电专使在和约上签字。

　　6月22日，国务院通电全国，徐世昌总统打消辞意。

　　6月23日，徐世昌会见山东各界代表，表示政府已电令中国全权代表陆征祥从缓签字。

　　6月27日，京津学生，留日留美学生请愿。

　　6月28日，原定签约之日，中国代表团驻地被留学生包围，代表团发表声明，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后期，1921年召开华盛顿会议期，及1922年2月4日，中国和日本在华盛顿签订了《解决山东问题悬案条约》及其附约。条约规定，日本将德国旧租借地交还中国，中国将该地全部开为商埠；原驻青岛、胶济铁路及其支线的日军应立即撤退；青岛海关归还中国；胶济铁路及其支线归还中国等。附约中规定了对日本人和外国侨民的许多特殊权利，但是中国通过该条约收回了山东半岛主权和胶济铁路权益。

1919年10月，总统举行秋定祭孔，同时组织了四存学会，以“昌明”“周公孔子之学”为宗旨。

1920年梁启超回国之后办《改造》半月刊，即宣扬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主张光大传统文化，用东方的“固有文明”来“拯救世界”。

1921年政府更修订了《褒扬条例实施细则》，进一步强化封建礼教。梁启超和梁漱溟则高唱中国文化优越论，反对学习西方的文化，反对中国革命派，同时抵制马克思主义。而在五四运动中，反对中华道德思想文化的人士，推行了新文化运动，更提出“打倒孔家店”、“推倒贞节牌坊”等口号。五四运动进一步促进了反封建思想的发展，与尊重中华文化的复古思潮形成针锋相对的局面。中国的语言文字政策的思想渊源大部分都来自于五四时期的西化理论。

13．非基督教运动 （1922-1927）

总部设于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在幕后策划和推动此运动。其目的是排除英、美的基督教教会对中国文化教育的影响。

1922年，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World Student Christian Federation)拟定于4月4日，借用北京清华学校召开第十一届年会。3月9日，上海学生成立「非基督教学生同盟」组织，通电反对这个年会在中国召开，呼吁支持。3月11日，北京学生响应上海的呼吁，成立「反宗教大同盟」，蔡元培等人均予支持。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在苏联的支持下，掀起了反对帝国主义和推翻北京政府的“大革命运动”，并将非基督教运动提高到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认识高度上。

基督教青年會以及教會學校被指為帝國主義侵略的工具，在知識份子的口誅筆伐及國民黨、共產黨的軍事圍剿下，損傷慘重。

1926年，北伐开始，国民革命军所到之处，反基督教的事件多有发生，教堂、教会学校、教会医院多被占用或毁坏。1927年3月24日，国民革命军攻克南京，部份军人袭击英、美领事馆，攻击、劫掠外国传教士，杀害六位传教士，其中包括基督教金陵大学副校长文怀恩，史称“南京事件”。

基督教会有鉴于中国民族主义势力的壮大，不再强行在西方基督教会在中国控制的学校进行基督教宣教教育，基督教学校也被迫逐渐改由中国人担任校长，而基督教会大学的中国爱国学生也发起了大规模的脱离基督教会的运动。

14．五卅运动

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的四大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决定加强党对工农群众运动的领导。四大以后，革命群众运动，特别是工人阶级反帝斗争迅猛发展。  　1925年2月起，上海22家日商纱厂近4万名工人为反对日本资本家打人和无理开除工人，要求增加工资而先后举行罢工。中共中央专门组织了领导这次罢工的委员会。

1925年5月15日，上海日商内外棉七厂资本家借口存纱不敷，故意关闭工厂，停发工人工资。工人顾正红带领群众冲进厂内，与资本家论理，要求复工和开工资。日本资本家非但不允，而且向工人开枪射击，打死顾正红，打伤工人10余人，成为“五卅”运动的直接导火线。第二天，中共中央发出第32号通告，紧急要求各地党组织号召工会等社会团体一致援助上海工人的罢工斗争。

19日，中共中央又发出第33号通告，决定在全国范围发动一场反日大运动。

28日，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以反对帝国主义屠杀中国工人为中心口号，发动群众于30日在上海租界举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游行示威。同时，为加强工会组织的力量，决定由共产党人李立三、刘华等主持，成立上海总工会。随后，刘少奇到达上海，参加上海总工会的领导。

　　5月30日上午，上海工人、学生2000多人，分组在公共租界各马路散发反帝传单，进行讲演，揭露帝国主义枪杀顾正红、抓捕学生的罪行、反对“四提案”。租界当局大肆拘捕爱国学生。当天下午，仅南京路的老闸捕房就拘捕了100多人。万余名愤怒的群众聚集在老闸捕房门口，高呼“上海是中国人的上海！”“打倒帝国主义！”“收回外国租界！”等口号，要求立即释放被捕学生。英国捕头爱伏生竟调集通班巡捕，公然开枪屠杀手无寸铁的群众，打死十三人，重伤数十人，逮捕一百五十余人。其中捕去学生四十余人，击毙学生四名，击伤学生六名，路人受伤者十七名，已死三名。6月1日复枪毙三人，伤十八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当天深夜，中共中央再次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由瞿秋白、蔡和森、李立三、刘少奇和刘华等组成行动委员会，具体领导这次斗争，组织全上海民众罢工、罢市、罢课，抗议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

　　帝国主义的屠杀，点燃了中国人民郁积已久的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仇恨怒火。从6月1日起，上海全市开始了声势浩大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总罢工、总罢课、总罢市。从6月1日到10日，帝国主义者又多次开枪，打死打伤群众数十人。英、美、意、法等国军舰上的海军陆战队全部上岸，并占领上海大学、大夏大学等学校。上海人民不惧怕帝国主义的武力镇压，相继有20余万工人罢工，5万多学生罢课，公共租界的商人全体罢市，连租界雇用的中国巡捕也响应号召宣布罢岗。

6月1日，上海总工会成立，李立三任委员长。这标志着上海工人运动从分散的状态开始转向集中的有组织的行动。上海工人阶级在总工会领导下，成为一支组织严密、纪律严格的反对帝国主义的主力军，在斗争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6月4日，上海总工会与全国学联、上海学联、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共同组成的上海工商学联合会宣告成立，上海各界民众结成了反帝联合战线。

　　为了打破帝国主义的舆论封锁，推动反帝爱国运动，中共中央于6月4日创办了《热血日报》，由瞿秋白任主编。《热血日报》及时向广大群众传达党指导运动的方针、政策，揭露帝国主义的罪行。6月5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反抗帝国主义野蛮残暴的大屠杀告全国民众书》，指出“全上海和全中国的反抗运动之目标，决不止于惩凶、赔偿、道歉等”，“应认定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为其主要目的”。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五卅运动的狂飙迅速席卷全国，从工人发展到学生、商人、市民、农民等社会各阶层，并从上海发展到全国各地，遍及全国25个省区（当时全国为29个省区），约600━700个县，各地约有1700万人直接参加了运动。北京、广州、南京、重庆、天津、青岛、汉口等几十个大中城市和唐山、焦作、水口山等重要矿区，都举行了成千上万人的集会、游行示威和罢工、罢课、罢市。

6月11日，汉口参加游行示威的群众行至公共租界时，英国水兵向人群开枪射击，打死数十人，重伤30余人。汉口惨案进一步激起全国民众的愤怒。全国各地到处响起“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撤退外国驻华的海陆空军”、“为死难同胞报仇”怒吼声，形成了全国规模的反帝怒潮。

帝国主义在进行武力镇压的同时，还采取了更为阴险的从内部分裂统一战线的策略。他们以增加税率为诱饵，以停止借款、通汇、航运和电力供应相威胁，逼迫大资产阶级勾引整个资产阶级退出统一战线。于是，大资产阶级的上海总商会会长虞洽卿首先提出“单独对英”、“缩小范围”的口号，将原工商学联合会提出的17项交涉条件改为13条，删去了几项核心条款。

6月19日，上海总商会召集76个团体讨论开市，并于23日单独宣布停止罢市。接着，总商会又以停发罢工救济费的办法挟制工人复工（各地支援罢工的捐款由总商会经管）。

6月21日，北京政府派邢士廉率军到上海镇压。段祺瑞通电“取缔煽惑罢工”，电令上海戒严司令部，解散总工会，通缉该会领袖李立三，并限令各工会一律取消。

　　1925年6月7日，上海工、商、学召开联席会议，成立了上海工商学联合会，作为“三罢”运动的公开领导机关。会议提出同帝国主义交涉的17项条件。“三罢”开始后，英、美、日等帝国主义国家调集武装，继续屠杀群众，进行武力恫吓，同时施展种种阴谋分化瓦解工商学联合阵线。在威胁利诱面前，资产阶级由动摇而妥协，于6月26日无条件结束总罢市。而工人阶级一直坚持到9月初，通过谈判，取得部分经济要求的胜利后陆续复工。继上海“三罢”之后，全国各地群众特别是工人，都纷纷起来参加了这一反帝运动，人数达1200余万，其中工人约50万，成了反帝运动的主力，充分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和作用。[2]

　 上海总商会宣布于6月26日单独提前开市。总商会另组“五卅事件委员会”，将17项交涉条件修改为13条，删掉取消领事裁判权、撤退英日驻军、承认工人有组织工会及罢工的自由等项内容。不久，学校开始放暑假，学生纷纷离校。鉴于这种情况，中国共产党决定改变工人斗争的策略，由总罢工改为经济斗争和局部解决。

　　1925年8月10日，上海总工会发表宣言，提出9项复工条件：

　　一、无条件交回上海会审公廨；

　　二、租界内出版、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

　　三、租界华人须与外人有同等参政权利；

　　四、承认工人有自由组织工会之权，并承认工会有代表工人之权；

　　五、工人全体上工，不得因此次罢工开除工人；

　　六、发给罢工期内工资50%；

　　七、增加工资15%，工资一律发给大洋；

　　八、优待工人，尤须改善女工、童工工作条件；

　　九、赔偿死伤学生、工人。

　　在英、日资本家先后答应“承认中国政府颁布工会条例所组织之工会”、对罢工工人在生活上予以相当之帮助、酌加工资、不得无故开除工人等条件后，各业罢工工人从8月底到9月上旬陆续复工。五卅运动显示了工人阶级的领导力量和革命统一战线的作用，提高了中国人民的觉悟，标志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

五卅运动是一次伟大的群众性的反帝爱国运动，它大大提高了全国人民的觉悟程度和组织力量，在全国范围内为北伐战争准备了群众基础，并将国民革命推向高潮，从而揭开了1925-1927年中国大革命的序幕。正如著名工人运动领袖邓中夏所说：“五卅运动以后，革命高潮，一泻汪洋，于是构成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的中国大革命”。 五卅运动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五卅运动的斗争中受到很大锻炼，培养造就了一大批干部，党组织也得到极大发展，在斗争实践中总结了宝贵的经验，为以后党领导大规模的群众斗争奠定了基础。

15．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

    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仅〔谨〕向全世界与全中国的劳动群众，宣布它在全中国所要实现的基本任务，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宪法大纲。

    这些任务，在现在的苏维埃区域内已经开始实现。但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认为这些任务的完成，只有在打倒帝国主义国民党在全中国的统治，在全中国建立苏维埃共和国的统冶之后。而且在那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宪法大纲才更能具体化，而成为详细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宪法。中华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谨号召全中国的工农劳动群众，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的指导之下，为这些基本任务在全中国的实现而斗争。

    一、中国〔华〕苏维埃共和国家根本法（宪法）的任务，在于保证苏维埃区域工农民主专政的政权和达到它在全中国的胜利。这个专政的目的，是在消灭一切封建残余，赶走帝国主义列强在华的势力，统一中国，有系统的限制资本主义的发展，进行国家的经济建设，提高无产阶级的团结力与觉悟程度，团结广大的贫农群众在它的周围，以转变到无产阶级的专政。

    二、中国苏维埃政权所建设的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苏维埃全政权是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民众的。在苏维埃政权下，所有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民众都有权选派代表掌握政权的管理；只有军阀，官僚，地主，豪绅，资本家，富农，僧侣及一切剥削人的人和反革命分子是没有选派代表参加政权和政治上自由的权利的。

    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之最高政权为全国工农兵会议（苏维埃）的大会，在大会闭会的期间，全国苏维埃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最高政权机关，中央执行委员会下组织人民委员会处理日常政务，发布一切法令和决议案。

    四、在苏维埃政权领域内的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加劳苦民众和他们的家属，不分男女，种族（汉，满，蒙，回，藏，苗，黎和在中国的台湾，高丽，安南人等），宗教，在苏维埃法律前一律平等，皆为苏维埃共和国的公民，为使工农兵劳苦民众真正掌握着自己的政权，苏维埃选举法特规定：凡上述苏维埃公民在十六岁以上皆享有苏维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直接选派代表参加各级工农兵会议（苏维埃）的大会，讨论和决定一切国家的地方的政治事务；代表产生方法是以产业工人的工厂和手工业工人农民城市贫民所居住的区域为选举单位；这种基本单位选出的地方苏维埃代表有一定的任期，参加城市或乡村苏维埃各种组织和委员会中工作，这种代表须按期的向其选举人做报告，选举人无论何时，皆有撤回被选举人及实行新选举的权利。为着只有无产阶级才能领导广大的农民与劳苦群众走向社会主义，中国苏维埃政权在选举时给予无产阶级以特别的权利，增多无产阶级代表的比例名额。

    五、中国苏维埃政权以澈底的改善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为目的，制定劳动法，宣布八小时工作制，规定最低限度的工资标准，创立社会保险制度与国家的失业津贴，并宣布工人有监督生产之权。

    六、中国苏维埃政权以消灭封建制度及澈底的改善农民生活为目的，颁布土地法，主张没收一切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贫农，中农，并以实现土地国有为目的。

    七，中国苏维埃政权以保障工农利益，限制资本主义的发展，更使劳苦群众脱离资本主义的剥削，走向社会主义制度去为目的，宣布取消一切反行命统治时代的苛捐杂税，征收统一的累进税，严厉的镇压一切中外资本家的怠工和破坏的阴谋，采取一切有利于工农群众并为工农群众了解的走向社会主义去的经济政策。

    八、中国苏维埃政权以澈底的将中国从帝国主义榨压之下解放出来为目的。宣布中国民族的完全自主与独立，不承认帝国主义在华的政治上经济上的一切特权。宣布一切与反革命政府订立的不乎等条约无效，否认反革命政府的一切外债。在苏维埃领域内，帝国主义的海陆空军绝不容许驻扎，帝国主义的租界租借地无条件的收回，帝国主义手中的银行，海关，铁路，航业，矿山，工厂等一律收归国有，在目前，可允许外国企业重新订立租借条约继续生产，但必须遵守苏维埃政府一切法令。

    九、中国苏维埃政权以极力发既和保障工农革命在全中国胜利为目的，宣告拥护和参加革命的阶级战争为一切劳苦民众的责任，特制定普遍的兵役义务，由志愿兵役过渡到征兵制度。惟手执武器，参加阶级战争的权利，只能属于工农劳苦民众。苏维埃政权下，反革命和一切剥削者的武装，必须全部解除。

    十、中国苏维埃政权以保证工农劳苦民众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为目的，反对地主资产阶级的民主，主张工人农民的民主，打破地主资产阶级经济的和政治的权力，以除去反动社会束缚劳动者和农民自由的一切障碍，并用群众政权的力量，取得印刷机关（报馆，印刷所等）开会场所及一切必要的设备，给予工农劳苦民众，以保障他们取得这些自由的物质基础。同时，反革命的一切宣传和活动，一切剥削者的政治自由，在苏维埃政权下，都绝对禁止。

    十一、中国苏维埃政权以保证澈底的实行妇女解放为目的，承认婚姻自由，实行各种保护女性的办法，使妇女能够从事实上逐渐得到脱离家务束缚的物质基础，而参加全社会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生活。

    十二、中国苏维埃政权以保证工农劳苦民众有受教育的权利为目的，在进行阶级战争许可的范围内，应开始施行完全免费的普及教育，首先应在青年劳动群众中施行，并保障青年劳动群众的一切权利，积极的引导他们参加政治的和文化的革命生活，以发展新的社会力量。

    十三、中国苏维埃政权以保证工农劳苦民众有真正的信教自由的实际为目的，绝对实行政教分离的原则，一切宗教不能得到苏维埃国家的任何保护和供给费用，一切苏维埃公民有反宗教的宣传之自由，帝国主义的教会只有在服从苏维埃法律时，才能许其存在。

    十四、中国苏维埃政权承认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苏维埃政权更要在这些民族中发展他们自己的民族文化和民族语言。

    十五、中国苏维埃政权对于凡因革命行动而受到反动统治迫害的中国民众以及世界的革命战士给予托庇于苏维埃区域的权利，井帮助和领导他们重新恢复斗争的力量，一直达到革命的胜利。

    十六、中国苏维埃政权对于居住苏维埃区域内从事劳动的外国人，一律使其享有苏维埃法律所规定的一切政治上的权利。

    十七、中国苏维埃政权宣告世界无产阶级与被压迫民族是与它站在一条革命战线上，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苏联是它的巩固的联盟。

16． 新生活运动

早在一九三二年四月蒋介石对中央政治学校学生所作的演说〈人格与革命〉中，即已提出除了「亲爱精诚」四字以外，尚要加上「礼义廉耻」方能「挽救堕落的民德和人心」、「改造革命的环境」、「确定我们革命的基础」，因为在蒋介石的眼中，当时的中国人实在是没有礼义，不知廉耻，自私自利，所以才会面对亡国亡种的危机。后来蒋介石发起新生活运动时以「礼义廉耻」为其中一端重要的思想，可说是他对于挽救中国危亡之方的一贯看法，他强调这是和孙中山思想一脉相承的，可以说，国民党奉为圭臬的《三民主义》是新生活运动的合法性来源与理论权威。孙中山在《三民主义》里即提出恢复中国人的民族地位的方法之一乃系恢复固有的道德。孙认为，中国人在接受新文化的同时，万不能将旧文化中的精华——例如固有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即后来蒋介石口中之「八德」）等旧道德——视为糟粕一并放弃，必须予以保存且发扬光大之，方能使民族地位得以恢复，因为这些正是中国比外国优越之处。 在新生活运动开始前夕，蒋介石发表了〈复兴民族之根本要务——教养卫之要义〉一演说，亦着重说明教育人民明乎「礼义廉耻」的重要性，蒋谓唯有教育和「礼义廉耻」「纔是复兴的唯一工具」，又从古人所谓「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引申出「四维既张，国乃复兴」的结论，进一步打稳「礼义廉耻」作为日后新生活运动的指导思想的根基。有谓新生活运动在思想层面而言糅合了中国传统礼教、鼓吹以国家利益为最大考虑，服从效法唯一的领袖的法西斯式观念、日本传统的武士道精神以至基督教价值观的元素，此诚的论，亦可见之于蒋介石发起新生活运动过程中的言论与做法。

1933年盛夏，宋美龄在庐山牯岭避暑时，与一批美国传教士讨论中国情势。传教士说，南京政府如欲获得外国政府的支持和贷款，则蒋介石政府必须在国内实施社会福利计划，使外国政府和旅华外人对蒋政权有好印象。传教士又说，美国罗斯福总统正推行“新政”，蒋介石何妨也实施改造中国社会福利方面的“新政”。聪明的宋美龄马上领悟到传教士所说的重点，立即向蒋报告，蒋迅速同意其观点。宋即和传教士研究拟了中国“新政”的细节，她为这项计划取名为“新生活运动”。 事实上，“新生活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乃是美国基督教会的参与，但为了显示这是一项“纯中国人的运动”，教会的色彩也就被刻意冲淡。

1934年2月19日 ，蒋介石在南昌成立了新生活运动促进会，自任会长。

于一九三四年二月十七日蒋介石在南昌于调查设计会所作的演说〈新生活运动发凡〉。在这次演说中，蒋介石指出「所谓革命者，即依据一种进步的新思想（主义），以人力彻底改进各个人以至整个国家之生活形态之谓。简言之，革命即生活形态之改进也。吾国革命之所以迄今尚未成功，即在于全国国民之生活形态始终无所改进。」，是以蒋介石提出的「新生活」是「先求全国国民于食衣住行四项实际的基本生活能彻底改进之一种社会教育的运动」，是使国民革命得以成功，中华民族得以复兴的手段。两日后，即二月十九日，蒋介石即在南昌行营扩大总理纪念周以〈新生活运动之要义〉作演说，一般视之为新生活运动的正式开始。

1934年7月，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于南昌正式成立，统领全国各地新运之工作。蒋介石任总会长，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为主任干事，设调查、设计、推行三个部门。1935年年底，蒋介石在南京就任行政院长，当时的新运已发展为全国性的运动，新运总会迁至南京，熊式辉因仍任江西省主席而不能赴京兼任新运职务，是以改由钱大昀任主任干事。次年2月，新运妇女指导委员会成立，由宋美龄任指导长。1937年3月，新运促进总会组织略有变更，改正、副主任干事为总干事、副总干事，由黄仁霖担任总干事；改设计、调查为学校、训练两部门。

如果说“礼义廉耻”是新运的理论基础，则“三化”就是实践理论的行动指引。所谓“三化”，就是“生活艺术化、生活生产化、生活军事化”。蒋介石在〈新生活运动纲要〉的结论中提出了三个目标来概括「新生活」之「使国民生活合理」，即为「艺术化」、「生产化」与「军事化」；而三者之中，又以「军事化」最为重要。

所谓「艺术化」，就是以「艺术」为「全体民众生活之准绳」，告别「非人生活」，力行「持躬待人」并以传统之提倡「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为榜样，以艺术陶养国民，以达「整齐完善，利用厚生之宏效」。 所谓「生产化」，则旨在「勤以开源，俭以节流，知奢侈不逊之非礼，不劳而获之可耻」，从而「救中国之贫困，弭中国之乱源」。 而「军事化」在〈新生活纲要〉中列于最末，但却是「新生活」的核心所在。在〈新生活运动之要义〉中蒋介石即有这样的陈述： 「我现在所提倡的新生活运动是什么？简单的讲，就是使全国国民的生活能够彻底军事化！……勇敢迅速，刻苦耐劳……能随时为国牺牲！……养成这种临时可以与敌人拚命为国牺牲的国民，就要使全国国民的生活军事化。所谓军事化，就是要整齐、清洁、简单、朴素，也必须如此，才能合乎礼义廉耻，适于现代生存，配做一个现代的国民！」

除了由个人生活做起，新运促进会亦会举办各种活动。参考各省市的工作概况 ，战前的新运工作大致不外乎提倡清洁和守规矩。“规矩”方面有守时运动、节约运动、升降旗礼等；“清洁”则有夏令卫生运动、清除垃圾和污水、灭蝇竞赛等。亦有针对愚民陋习、不良风气的活动，如识字运动、禁烟消毒（即禁毒）运动等。

新运总会曾于1935年3月发出三份对如何实行“三化”作了极详尽规定的文件。文件条目分明，内容琐碎，对人民生活方式规定严格，如生活艺术化的“有暇时常至野外旅行”；生活生产化的“年未满六十岁者，不得设宴祝寿”；生活军事化的“提倡冷水洗浴”。

至一九三六年，蒋介石又在演说〈新生活运动第二期目的和工作要旨〉中将「军事化」等同「现代化」：「所谓『现代化』者，就是要『科学化』『组织化』和『纪律化』，概括的说，就是『军事化』……由此可知我们的生活要『科学化』『军事化』的意思，就是要彻底铲除过去一切虚伪自私含煳，因循苟且等一切不适合现代的积习，实实在在力行『整齐清洁简朴勤劳迅速确实』的新生活。」总括而言，蒋介石的想法是从人民的基本生活开始改善其习惯与素质来达致所谓「救国」「复兴民族」的目标。

1934年7月～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为全面推行时期。在全国各省、直辖市、各县设立分会或支会 。与抗战前比较，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迁到汉口甚至重庆后的工作亦超越了原本较为着重的道德生活教化的层面，成为一个「无所不包、无所不是」的运动，随着抗战期间国家的需要而开展，例如节约献金、空袭救济、抢救难童、成立伤兵之友社，以及在重庆成立陪都新运模范区等。中华民国政府于1949年内战失利「暂停办理」，无疾而终，总体成效不大。

1960年代中华民国政府推出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被认为是新运的延续。

17．文化大革命

1949年斯大林认为铁托领导的南斯拉夫背离了社会主义，走上了复辟资本主义的道路，发起了对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批判，并且从各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内部清查“铁托分子”。 中国共产党有三十年代反“AB团”和抓“托派”的惨痛教训，清醒地认识到“大清洗”是错误的，因此虽然后来也加入了批判铁托修正主义的行列，却没有在自己内部搞“清洗”。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向何处去很快成为执政党内斗争的焦点。是建立巩固新民主主义新秩序，发展资本主义？还是继续前进，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党内产生了严重分歧。以刘少奇、薄一波为代表的多数人主张前者，以毛泽东、高岗为代表的主张后者。

斗争的结果虽然毛泽东的政治路线站了上风，但付出了高岗的代价。在其后的大规模社会主义改造和推行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过程中，遭到了党内外反对派明里暗里的有力破坏。所谓大跃进类出现的问题，除了全党、全国人民经验不足之外，反对派以形左实右的方式进行破坏是主要原因。

一九五六年的整风运动，是毛泽东试图用和平方式解决党的官僚化、变质和分歧的重要努立，由于匈亚利事件发展成反右，其结果以基本失败而告终，官僚力量不但没抑制反而更膨胀，相反，反右扩大化令人民的发言权受到限制。

一九五七年共产党整风时质疑共产党执政的能力，反对工农干部执掌各级政府，反对工农干部领导知识分子，就不仅仅是个言论问题，而是涉及到“谋逆”！这几乎就是全党干部的共识。

自古以来，中国人都承认打天下者坐天下就是政权的“合法性”来源。当然，中国人没有考虑过“合法性”这个问题，因为在中国人看来，这是个无需讨论的“公理”。反对这个“公理”，反对打天下者坐天下者就是谋逆，就是大逆不道，就是该杀头的大罪。

第一个影响深远的恶果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从此形同虚设，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参予的联合政府逐渐蜕变成了完全的一党政府。共产党的执政失去了原有的监督与协助。

第二个影响深远的恶果是：刘少奇为首的一些高层干部在党内的影响开始超过了毛主席——毛主席失去了在党内高层干部中的思想上的统帅地位。整风不仅没有遏制官僚主义，反而使得官僚主义开始占了上风。这是中国共产党后来发生一系列错误的另一个总根源。
     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是党内对毛泽东社会主义路线的一次考评。经过激烈斗争，表面上保住了毛泽东社会主义路线的沿续权，实际上大打了折扣。随之而来的政策调整，到了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刘少奇敢于公开宣判大跃进前后出的问题产生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影射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路线。同年，鉴于党内斗争实际，毛泽东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把党内两条路线、两条道路、两种思想的斗争上升到政治高度。

1961年，正是中国因为连续三年自然灾害而遇到暂时的经济困难的时候，在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一再发动反华高潮的情况下，牛鬼蛇神们刮过一阵“单干风”、“翻案风”。他们鼓吹什么“单干”的“优越性”，要求恢复个体经济，要求“退田”，就是要拆掉人民公社的台，恢复地主富农的罪恶统治。

那些在旧社会中为劳动人民制造了无数冤狱的帝国主义者和地富反坏右，他们失掉了制造冤狱的权利，他们觉得被打倒是“冤枉”的，大肆叫嚣什么“平冤狱”，他们希望有那么一个代表他们利益的人物出来，同无产阶级专政对抗，为他们抱不平，为他们“翻案”，使他们再上台执政。“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它必然要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用这种或者那种形式反映出来，在这位或者那位作家的笔下反映出来，而不管这位作家是谁。

 一九六四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是毛泽东和平地试图解决党内分歧的最后尝试，其结果由于刘少奇公开坚持与毛泽东不同的社会主义教育路线而告失败。
    文化革命是毛泽东为首的党内走社派依靠广大群众用非常方法（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解决党内政治斗争的伟头尝试。文化大革命使新中国的特权与群众两个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两条路线、公与私两种思想斗争极端尖锐化。

文化革命产生的阶级根源：
新中国成立后，既使生产资料革命基本完成后，国内与国际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一方面老的、旧的地主、资本家依然人还在，心不死，妄图夺回他们失去的天堂，与新生的社会相对抗，具体突出表现为一九五七年的少数右派的猖狂进攻；城乡小资产阶级（包括大量农民、手工业者和工人与一般干部）同样对共产主义过渡期社会主义新事物很不习惯，或多或少地敌视社会主义道路，特别是当文化革命深入发展，涉及到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时敌视反映最为明显，他们一度喜欢物质刺激、经济主义、长工资、分土地等；特别重要的是，由于公有制生产关系建立后并没有建立完善的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相制约，所以必然产生一个与人民利益相背离的打天下坐天下的以权力谋资本的新阶级即特权阶级。

“三反”运动和枪毙刘、张是毛主席力保中国共产党不变色的考卷的第一页。这枪声震慑刚刚走上“管理者”岗位的党员干部们，有效遏制了贪污、浪费之风。不过，“三反”运动对克服官僚主义的作用不大，特别是对党的高层干部似乎没有多少触动。“……搞官僚主义，见群众一句好话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

这个特权阶级的利益最大化，必然导致复辟、发展资本主义，建立野蛮的专制资本主义社会。 所以说毛泽东同志讲夺取政权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是毫不夸张的。毛泽东为避免中国走回头路进行了一系列斗争，而文化革命则是这一系列斗争中最辉煌的篇章。

文化革命的国际根源：

1956年2月，赫鲁晓夫（苏共第一书记）在 “苏共二十大”上突然全面批判斯大林，其中包括南斯拉夫问题。赫鲁晓夫反斯大林引起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大“地震”，导致了匈亚利的政变。

    1966年的文化革命，是在世界范围内两种社会形态发生很大变化，世界进入大动荡、大攺组、大分化阶段发生的。这个时期的突出表现是东西方的政治方向转换。对东方传统社会主义而言，普遍向资产阶级投降，向资本主义靠拢，匈牙利事件、南斯拉夫变质、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就是明证；在西方，国有化和福利化风潮此伏彼起，向社会主义靠拢，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谁胜谁负到了关键阶段。社会主义能否阻止倒退并向更高的目标前进具有决定性意义，文化革命就是在这种国际历史背景下展开的，如果胜利，必然极大推动世界的社会主义化，反之，如失败势必诱发世界性资本主义回潮。东方的文化大革命和西方的和平演变成了左右领军的旗帜。

1964年7月，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共中央决定成立“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负责领导文艺界整风等文化革命事宜。经中共中央指定，成员有：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由彭真任组长，陆定一任副组长。

1966年初，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发展到对史学界、文艺界、哲学界等社会科学领域全面的“揭盖子”，在报刊上发表了一系列批判吴晗以及其他一些同志的文章，在全国范围内把这场批判运动推向高潮。

他说，北京市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要解散市委；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说吴晗、翦伯赞是学阀，上面还有包庇他们的大党阀；并点名批评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人撰写的《三家村札记》和邓拓写的《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毛泽东还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说各地应多出一些孙悟空，大闹天宫。毛泽东的这一谈话，预示着“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的来临。

1966年5月初，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5月16日上午9时，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第二次会议，对《五·一六通知》草稿一字未改，全体举手通过。下发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部门和各人民团体党组、党委，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还有报刊转载，新闻评论，广播通告。群众之间有：大字报，游行，徽章，服装，文艺演出，斗批该。

5.16通知以后，开展文化革命，中央是委托刘少奇搞的，首先就是破四旧，立四新，还有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等。

红卫兵名称来自于一位清华附中学生张承志（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笔名（根據駱小海與宋柏林的回憶，張承志最早的筆名是紅衛士）。意为“毛泽东的红色卫兵”。在1966年5月29日清华附中预科651班所贴的大字报上开始使用。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文化大革命宣言后，其它中学学生所贴的大字报就纷纷书上红卫兵署名。

刘少奇主持中央文化革命初期的56天，他和小平同志搞的政治思想和主席是不同的。许多学生、教师是毛主席让造反，我就造反，毛主席要贴大字报，我就贴。结果被打成反革命、右派、小爬虫一类，是刘、邓搞的。很少有人统计这56天当中，有多少作家死，多少人伤，多少学生遭批斗。

刘少奇把文化革命搞成矛头向下，保护官僚、走资派，北京的初期文化大革命，都是被刘少奇灭了，基本上变成了一场大规模的反右斗争，主席在南方知道了以后，很不满意，回到的北京后，纠正了刘邓的错误路线。主席见到刘少奇就当面指责，说谁整学生了？北洋军阀才整。在会上，批评了刘少奇指挥的文革路子，是违背中央的精神。

1966年8月1日——12日，中共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刘少奇报告了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以来的各项工作进展，对派工作组一事承担了责任。会上印发了毛泽东写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复信，支持红卫兵的革命行动，并通过《十六条》。毛主席亲自出马，自己写了大字报，叫炮打司令部。内容除了严厉批评刘56天的事，还联想到62年的、64年的一些事。就是说，主席等于是亲自出马，向刘少奇司令部挑战，这时候大伙一看，原来是这么回事，是炮打小平和刘少奇同志，中央委员会才在分组会、大会纷纷批评刘少奇和小平在56天当中做的不对，犯了路线错误。这时候，十一中全会决定搞文化革命。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刘少奇被解除中共中央副主席职务。

红卫兵的发动，跟主席有很大的关系，主席给清华附中写信，支持红卫兵运动。全国的学生都往北京跑，叫大窜联，回去鼓劲，回去造反，主席前后八次接见红卫兵，在红卫兵里面，是起了巨大的作用。不管老红卫兵，还是后来的红卫兵，都是主席支持的。但毛主席并没有让他们干坏事，毛主席听红卫兵关心国家大事，把文化革命进行到底，叫他们懂得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已。

1966年，“八·一八”红卫兵接受大检阅时，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讲话中第一次提到“破四旧”。林彪说：“我们要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要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我们要扫除一切害人虫，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
   所谓“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是个很复杂的社会现象，决不是红卫兵一朝一夕能破得了的。但是北京的红卫兵并不那么认为，他们觉得破四旧容易实行，且能立竿见影。何况破四旧可以使红卫兵从校园冲向社会，能充分体现红卫兵的威风。

一开始，红卫兵破四旧是小心翼翼地试探。从8月20日开始，一些红卫兵走上首都街头，张贴大字报，集会，发表演说，散发关于破四旧的传单。

激烈的言辞反映了一种激烈的、甚至是被扭曲的狂热的心态。在这种心态的驱使下，通常会出现过激的行动，其直接后果就是物质和肉体上的伤害。文革中我们看到的几乎所有的校舍没有一块完整的玻璃窗，自杀、被杀的知识分子无以计数。这样的历史悲剧值得后人借鉴。

“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红卫兵，天不怕，地不怕，为了革命利益，刀山火海也敢闯！我们现在要起来为革命造反！造资产阶级的反，造修正主义的反，造反动派的反，造一切剥削制度的反，造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反，造阻挡通向共产主义的一切牛鬼蛇神的反！反！反！反了这些，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就会飞速向前发展，共产主义的康庄大道就在我们眼前！”（北京十四中红卫军，1966年8月26日）

中共中央的宣传喉舌迅速作出了反应。有中共中央宣传喉舌助威，红卫兵破四旧的红祸迅速向全国蔓延开来。几乎所有省会城市和相当部分中等城市，也开始破四旧。

8月3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第二次接见红卫兵，林彪在接见大会上讲话。他说：“红卫兵和其他青少年的革命组织，像雨后春笋一样地发展起来。他们走上街头，横扫四旧。文化大革命，已经触及到政治，触及到经济。学校的斗、批、改，发展到社会的斗、批、改。群众的革命洪流，正在荡涤着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切污泥浊水，改变着我国的整个社会面貌。”

“他们的斗争锋芒，所向披靡，一切剥削阶级的旧风俗、旧习惯，都像倒垃圾一样，被他们扫地出门。一切躲在阴暗角落里的老寄生虫，都逃不出红卫兵锐利的眼睛。这些吸血虫，这些人民的仇敌，正在一个一个地被红卫兵揪了出来。他们隐藏的金银财宝，被红卫兵拿出来展览了，他们隐藏的各种变天帐、各种杀人武器，也被红卫兵拿出来示众了。这是我们红卫兵的功勋。”

经过了半年多时间的酝酿、点火和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火总算点起来了。

1967年开始刘少奇被软禁在北京家中。1967年7月18日，江青、康生、陈伯达趁毛泽东离开北京之机，擅自组织批斗刘少奇和王光美的大会。1968年（？）10月16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刘少奇遭到了陈伯达、林彪等人的批评。随后大字报、党报陆续开始了对刘少奇和邓小平的批评。

随着文革深入，文革派染指一切。除了倒刘、邓及其部下，还有人要倒周恩来，倒政府，以及倒军队一小撮。文革激进派认为，文革将继续进行下去，趁着这样的机会，要贯彻5.16通知的精神，把党里面，政府里面，文化界里面，军队里面的修正主义都端出来，他们自认为是彻底的革命派。他们到处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要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打倒周恩来，冲击外交部、火烧英国代办处、抓军队一小撮等，严重干扰了毛主席的战略部暑，使毛泽东四面受敌。

全国的文化大革命深入人心，家庭、社会都分了派，好是好，但是有负作用，都成立组织了。中央很隆重的宣布给造反派平反，他们都成英雄了，带着新红卫兵冲向社会，老红卫兵后来很消极、反动，他们发现运动最后搞了我们爹妈，我们不干。不同意再搞下去，成了保爹保妈派，著名的有北京的联动组织。有些工农出身的学生还继续搞，把战火烧到了全国。一时间文化革命乱套了，派别林立，组织林立，军队参与发枪、发子弹，武斗到处都是。中央派代表团处理，派官方出面，他们解决不了问题，毛主席想亲自出马，一是调查研究，二是解决问题。主席对群众组织信心很足，曾提出过武装左派的方针，想彻底与官僚派对抗。中央不同意主席南巡，担心出了事不好办，毛主席说你们太不相信同志了，有什么事好出的？执意要去，最后决定主席先去武汉。中央在武汉两派斗争中，两派的矛盾没有处理好，打红眼了。如果毛泽东出了事，当时的政治局面翻过来的话，林、周、江都得下台。
    1967年6月初，全国一些省市已实现了大联合，成立了新生的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但有些省两派仍在打内战，武斗严重，形势仍然稳定不下来。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是四方面军将领。陈对文革非常反感，不加掩饰地表示过对刘少奇的同情。他在湖北"解放"了一大批干部，解散了下手最狠的造反派组织，抓了它们的骨干。一九六七年五月，温和派们联合起来成立了一个号称拥有一百二十万之众的"百万雄师"，陈支持这个组织加入新当权者的行列。

1967年的武汉“7·20”事件迫使毛泽东做出战略调整决策。说了一些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利害冲突，要大联合等。由革命变成改良了，不再提武装左派，而是提大联合，搞干部、群众和军队三结合。三结合后来因军队林彪出事以后，就变成了老、中、轻三结合，主席想收兵了。

从一九六六年“五一六”通知到一九六九年九大胜利召开，基本上达到了摧毁刘少奇司令部重组政权等目的。

最后由于左派分裂、力量对比等原因文革遭到历史性失败，党内基本统一，沿着与毛泽东社会主义道路相反的方向迅跑。

18． 改革开放

計劃經濟曾一度被認為是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經濟標誌之一，自1950年代以來中國的計劃經濟雖然曾一度為中國早期的經濟恢復和初步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但隨著時間的推進其弊端日漸明顯。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举行。全会批判了“两个凡是”的方针，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做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决策；同时，全会还制定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决定；审查了中共历史上的一批重大冤假错案，重新评价了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邓小平在这次会议召开前发表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总结讲话中提出：“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处理遗留问题为的是向前看。要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这是一个大政策。”

1981年6月27日至29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确立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确定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同时，也检讨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毛泽东“历史功过七三开”的定位即来自于该决议。该决议“宜粗不宜细”的总结了中共建国前三十年中共执政的经验和错误，根本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并确立了“团结起来，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的中国未来发展路线。该决议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纲领性文件之一。

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纪要》指出，目前农村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等。此决议后，农村改革开始如火如荼的行进，承包生产责任制在农村得到普遍推广，农业生产大幅提高，农民收入大幅增加，困扰中国多年的粮食问题得到大幅度解决。

1982年11月26日—12月10日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举行。会议通过了修改後的《宪法》。

1987年10月25日—11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赵紫阳做《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报告。报告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提出了中共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制定了到下世纪中叶分三步走、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战略，并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

1988年3月25日—4月13日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将“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以及“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等规定载入宪法。会议通过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通过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通过了关于设立海南省的决定、关于建立海南岛经济特区的决议。

19．四二七运动：

1980年代，世界正處於冷戰的最後階段。1985年，蘇共中央總書記戈爾巴喬夫上台，推行以人道主義為核心的新思維邉樱��?/SPAN>社會主義陣營內產生廣泛影響。雖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嚴防「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西方民主思潮，但社會已浮現不安情緒。

1985年，政府擴大了企業的自主權，召回私營企業中的公方代表，引入市場經濟中許多觀念，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原有計劃經濟理論被棄守，國內思想走向多元。

1986年12月中旬，安徽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学生發動大規模的要求民主選舉和反貪的示威，示威后来扩散到上海北京等地高校。政府指控學生邉邮苋瞬倏兀�指责这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企圖「否定社会主义」，「无非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出非法刊物，实际上是一种动乱。」學潮促使胡耀邦下台，几位党内主张民主化的學者如方勵之、王若望、劉賓雁被開除出黨，為安撫以俗稱「左王」的邓力群为首的保守派力量，李鹏得以接任国务院总理。這場邉颖皇游�六四事件的遠因之一。

胡耀邦被視為開明派的代表人物，1986年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學生發起抗議社會弊端的學潮時，他對学生与知识分子表達同情，被中共元老们視為软弱表現，翌年1月因「反對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被指違反中共的集體領導原則，胡耀邦請求中央批准他辭去總書記的職務；

1987年，中共中央號召全黨全國堅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

中國大陸儼然形成保守派與自由派的陣營。一些保守人士批評改革背棄了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然而隨著中國開放並接觸西方思想，很多學者及學生公開提倡自由、人權、平等和民主，深信經濟改革必須與政治改革同步進行，1988年中央電視台播出電視片《河殤》，公開呼喚「蔚藍色」的西方文明，引起全國轟動，成為六四邉拥南嚷暋?/SPAN>

1989年4月17日，學生開始聚集在天安門廣場。当天下午，第一支游行队伍、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系约500名学生在人民大会堂东门举行悼念活动，過程中警察未能驅散群眾，当晚广场上已经聚集上千人，除了政法大学学生外，还有其他高校学生和普通市民增援。翌日凌晨，约3,000人学生从北京大学前往天安门，沿途近千名清华大学学生加入。清晨，数百名学生在人民大会堂前静坐，要求人大常委接见，并向常委提交请愿信，提出7点要求：

一，重新評價胡耀邦同志的是非功過，肯定其民主、自由、寬鬆、和諧的觀點；

二，徹底否定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對蒙受不白之冤的知識分子給予平反；

三，國家領導人及其家屬年薪及一切形式的收入向人民公開，反對貪官污吏；

四，允許民間辦報，解除報禁，實行言論自由；

五，增加教育經費，提高知識分子待遇；

六，取消北京市政府制定的关于遊行示威的「十條」規定；

七，要求政府領導人就政府失誤向全國人民作出公開檢討，並通過民主形式對部份領導實行改選。

4月22日，胡耀邦的追悼会舉行，天安門广场坐满等待一夜的几十万学生，军队加入維持秩序，學生們在人民大會堂東側按學校列隊有秩序靜坐，不少學校組織糾察隊維持秩序。當廣場上的喇叭宣佈追悼會開始後，學生自動肅立，齊唱國歌，有學生流淚，氣氛肅穆。

追悼會下午結束後，学生雖然满意赵紫阳极大赞美胡耀邦的悼词，但接近一昼夜的静坐毫无结果，情绪激愤。學生担心入夜出事，決定撤出廣場，並「通电全国，无限期罢课」。

4月23日，北京市高校学生临时高联成立并向全国各高校倡議无限期罢课，申明事件焦點已由「悼念」變成「争取自由民主」。當天北京《科技日报》突破新闻封锁，在头版報道学生游行活动，称「学生的行动代表了十亿人民的呼声」。

事件擾釀至第十天，鄧小平及多名政治局成員指遊行已擴大至20個城市，堅信邉邮軜O少數人操控，必須強硬遏止。4月25日，中共把高層看法通报赵紫阳、陈云、李先念、彭真、邓颖超等後，由曾建徽起草《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后称四二六社论），經胡啟立與李鵬審閱，把學叨ㄐ詾椤笜O少數人發起的反革命動亂」，社論在當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播出，次日在《人民日报》頭版發表。這份社論引起極強烈回响。

4月27日，北京10万人上街示威，雖然政府明令禁止游行，但警方並未強硬阻撓，学生的标语是「和平请愿，不是动乱」、「打倒官僚」，以至「拥护共产党」，遊行秩序良好，最终和平落幕。许多知识分子认为此次游行是“理性”战胜“非理性”的大胜利，香港《明报》甚至说“将来的史家或有可能把它称为‘四二七运动’，与1919年的‘五四运动’、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1976年的‘四五运动’并列为中国近代史上的转折点。

四二六社論發表三天內，有說中南海接收國安、新華社、高校黨組織共36份報告，普遍認為社論定性過高，不利解決問題。其中各高校黨委匯報指，問題被社論深化，絕大多數幹部、教師及學生難以接受，批評社論令政府失去與學生對話的餘地；有報告批評靠權威實現的安定只是暫時的，隨之而來是更大的不安定。更有報告指：「為什麼這次學生遊行，從教授、青年教師到幹部同情者比以前多了呢？一句話，共產黨確實應該嚴格要求自己了。」

在中南海，胡啟立召开宣传部会议，检讨之前的失誤；李鹏随后要求《人民日报》再发表一篇社论，语气相對温和。4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维护大局 维护稳定》的社论，指出中国需要稳定，穩定壓倒一切，否則只會為国家民族带来灾难。

20．六四事件

中共嘗試將「極少數分子」與「廣大學生」劃下界線，申明四二六社論只針對「一小撮人」，但學生對誰是「一小撮人」莫衷一詞，紛紛要求推翻社論內容。

5月13日，由学生领袖发动的绝食运动，將學潮推上高峰。

5月19日中共中央與國務院召開黨政軍部大會，由電視現場直播，李鵬強調政府必須迅速扭轉亂局，呼籲黨政軍各級幹部緊急動員，並宣布調動解放軍進駐北京市郊。此時外界已注意到，趙紫陽及胡啟立並未列席，斷言趙已失勢。

5月20日早上10時，国务院总理李鹏在电视上頒布北京部分地區戒严令，軍隊開往天安門，學生紧急到各入城路口拦截军车。当夜从外地调进北京的部队，分乘卡车、装甲车和坦克，从丰台、六里桥、沙子口、呼家楼等处向天安门广场方向前进，被市民和大学生阻拦[38]。該戒嚴令至1990年1月11日才解除。

5月21日，由于北京开始戒严，赵紫阳失势，形势向非常不利于学生运动的方向发展。北大自治会开会决定除了继续派学生阻挡各个地方的军车外，北大自治会决定推动学生撤离广场计划，第一步先让北高联撤回北大总部，进行改组发展。

5月28日 由北高联发起的“全球华人大游行活动”结束之后，主要由于广场指挥部特别是广场指挥部副总指挥、总指挥的原因，广场上的学生没有全部撤下来。

6月3日星期六，中共中央決定清場，中央军委调集了超过20万的戒严部队. 凌晨2時20分，軍隊開進廣場，施放催淚彈，部隊從廣場南面的前門向中央推進，沿途向高空發射照明彈，群眾向天安門廣場北面後退。

凌晨2時半，軍隊包圍了天安門廣場，將留守的學生圍在中間，部隊停下待命.

侯德健等人直接要求會見軍隊指揮官，表達願意由他們出面勸餘下的學生離去，希望和平解決事件，軍隊同意。

大約凌晨4時45分，學生開始撤退。5時20分左右，天色已明，廣場的東南角已沒有大群的學生隊伍，但仍有約200名左右的學生和市民不肯離去，跟在後面的坦克始終一點一點地推進，顯得較有耐心。最後這批人剛撤出廣場，不斷高喊：「法西斯、法西斯！」「打倒法西斯！」的口號，這時，在毛主席紀念堂附近的戒嚴部隊官兵突然全體高喊：「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口號，並朝這支隊伍上空鳴槍，進行威懾。約5時40分，天安門廣場的清場過程基本結束。

從世界的角度看，六四运动并非孤立的事件，而是當時各地社會主義國家民主化的一環。同年，世界其他主要的社会主义国家也频繁出现政治动荡。六四事件發生當天，波蘭團結工會在大選中獲勝，推翻社會主義制度；數月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也先後發生和平演變，兩年後蘇聯亦宣告解體。

1990年底，美国中央情报局将一份南斯拉夫局势的预测报告呈给正陷入海湾战争僵局的布什总统。报告中说：“南斯拉夫将在今后18个月内解体。”这一预测在世界范围内掀起轩然大波.

科索沃战争结束后，美国中央情报局、英国军情六处等情报机构重新进入南斯拉夫。这时，它们的目的很明确，那就是颠覆米洛舍维奇政权。美国还通过“国家民主基金会”，资助了塞尔维亚反对派大量资金，1999年全年有1000万美元，2000年增至3100万美元。许多参与反米运动的美国人透露，在这一活动中起领导作用的其实是美国国务院、美国“国际发展协会”(AID)，而资金方面的调配则是由“政府对外资助机构”(GFAA)通过商业合同交给“全国民主主义促进财团”，再由“国家民主研究所”、“国际共和政体研究所”等非赢利机构负责具体操作。大量的广播器材、计算机，甚至小型印刷设备也不断流入塞尔维亚。到大选开始时，美国还为塞尔维亚学生运动组织支付了5000罐油漆的费用，使他们能随心所欲的在塞全境涂写反米标语和口号。在2000年7月至10月间，美国资助写有“Gotovje”(塞尔维亚语“他完蛋了”的意思，这个标语后来成了整个“倒米运动”的口号)的不干贴250万张，重达80吨。这期间，这些不干贴在塞全境张贴，甚至用它们覆盖了米氏的竞选广告。同样，用美国资金印刷的“OTPOR”(抵抗)运动组织标志———紧握的拳头也随处可见。到2000年选举结束，美国、英国和德国共向南反对派提供了超过6000万美元的活动经费。

1989年6月9日邓小平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级以上干部时指出：“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他们要颠覆我们的国家，颠覆我们的党，这是问题的实质。他们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完全西方附庸化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这次事件促使我们很冷静地考虑一下过去，也考虑一下未来。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主要是思想政治教育。要坚定不移地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要认真总结经验，对的要继续坚持，失误的要纠正，不足的要加点劲。”

六四事件结束了中国自“五四”以来70年学生的问政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