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文化革命（中）（網文筆記）

戴廣騫（2010-06-04）

中國的問題主要還是出在文化上，並不主要在制度上。這個世界上現在實行的所謂民主啊、專制啊的國家中都有好有壞。任何一個社會的文化都是從其歷史中發展、演變過來的。文化在潛移默化地影響和左右着每個人的一言一行。中國的文化也是在中國的歷史中形成的，長期的封建社會形成的封建文化在我們每一個人的頭腦中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影響和左右着我們的言行。

10．新文化運動 （1915—1923年）

1915年，陳獨秀在上海創辦《青年雜誌》(後改為《新青年》），高舉“民主”和“科學”這兩面旗幟。發表抨擊尊孔復古的文章，提出“打倒孔家店”全面否定儒家學說（這也是儒家在近代所面臨的一個危機，也是新文化運動的不足之處）。他在創刊號上發表《敬告青年》一文，提出了民主和科學的口號，向封建主義及其意識形態發動了進攻。人權就是民主，陳獨秀提出了政治民主、信仰民主、經濟民主、社會民主和倫理民主的主張，號召人們拿起民主這個武器和舊的意識形態進行鬥爭。關於科學，陳獨秀認為，不論什麼事物，如果經科學和理性判定為不合於現今社會的，即令它是祖宗所遺留的，聖賢所深愛的，政府所提倡的，都一文不值。號召人們堅持科學的精神，成為自然界的統治者和主人。陳獨秀還向青年提出六項希望，即“自主的而非奴隸的”“進步的而非保守的”“進取的而非退隱的”“世界的而非鎖國的”“實利的而非虛文的”“科學的而非想象的”。

李大釗在《新青年》上發表了《庶民的勝利》和《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還宣傳馬克思主義，俄國革命。

在新文化運動中，胡適率先提出用白話文代替文言文，他還試作白話詩。

“民主”是指民主思想和民主政治；“科學”主要是指近代自然科學法則和科學精神。資產階級宣揚民主，反對封建專制，把鬥爭矛頭直指封建專制的理論支柱儒家思想；宣揚科學，反對封建迷信和愚昧。這一口號反映了中國社會發展的要求和人民的迫切需要，有力地推動了新文化運動的發展。但這一口號仍屬於資產階級舊民主主義性質，有它階級和時代的局限性，它不能同群眾運動相結合，不能用歷史唯物主義觀點看待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因而不能從根本上推翻封建思想。

　　新文化運動中民主和科學兩面旗幟的樹立，使中國許多方面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還造成了新思想、新理論廣泛傳播的大好機遇。

　　關於新文化運動的基本內容四個提倡、四個反對的闡述，真正體現出了新文化運動的“新”之所在。即：

　　一、提倡民主，反對專制。

　　二、提倡科學，反對愚昧。

　　三、提倡新道德，反對舊道德。

四、提倡新文學，反對舊文學。

作為一場轟轟烈烈的思想革命，新文化運動的主要內容即圍繞着“四提倡，四反對”而進行的具體實踐活動。前期其實質是資產階級的新文化反對封建舊文化的鬥爭。後期則由先進的知識分子極力宣傳馬克思主義為主題。

新文化運動在大陸的影響一直及於1949年左右，其主要成果有三：在文化氛圍上，打破了封建舊文化的統治地位，以改良過的歐美新文化替代了舊文化，進一步啟迪了民智，溝通了東西方文化交流，使中國對西方的理解更加深入了一個層次；在思想上，進一步打擊了封建專制思想，傳播了西方民主、自由精神，也塑造了中國現代文人自由主義思想。

中國共產黨認為新文化運動全方位動搖了“封建思想”的統治地位，使中國人民的思想得到空前的解放，解除了思想禁錮的知識分子們，開始投身更多的政治活動，成為“五四運動”的導火索；知識分子在此運動中所宣揚的社會主義思想，確立中國共產黨統治的根基。

“新文化運動”是部分青年自由主義者和左翼激進文人之間的不穩定組合，主要成員都相信必需用現代西方文化替代中國傳統文化，但彼此對西方文化和中國現實的理解大相逕庭，所以這個運動迅速分解並依照各種政治意識形態重新組合。中國現代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思潮都可以在這個運動中找到源頭。

使自由主義和三民主義、共產主義並列為現代中國三大思潮，其在高級知識分子中更是主導；在政治上，為中華民族培養了一大批關心國事、圖存圖強的現代人才，同時也形成了以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為主體的“第三條道路”政治勢力，對鉗制當政者專制衝動，推動中國政治民主做出了重大貢獻。

二十世紀初，是一個躁動與不安的年代。自從以機器與大都市為代表的工業文明出現以來，各殖民大國及其利益集團，就開始了一場世界範圍內的新的角力，最後由一個看似偶然的恐怖事件導致了人類有史以來最慘烈的戰爭——第一次世界大戰（1914年8月—1918年11月）。這次戰爭，利用了人類文明從物理到化學全面的科技成果，使人深刻體會到文明的負力量。四年零三個月的戰爭，捲入人口15億以上，軍民死傷3000多萬，許多歐洲的君主帝王消失了，摧毀了四個歷史上盛極一時的偉大帝國，從而徹底改變了當時的全球政治與社會秩序的力量對比。1918年底，梁啓超赴歐，了解到西方社會的許多問題和弊端。

11，少年中國學會

1918年因中國日本間訂定軍事協定，引起留日學生歸國組織反日邉?/SPAN>而發起的組織。模仿意大利革命家馬志尼在西方創造“少年意大利”，故起名少年中國學會。1918年6月30日發起籌備，發起人有王光祈、周太玄、李大釗等人，翌年7月1日正式在中國北京成立。學會出版有《少年中國》和《少年世界》等刊物。會員成分複雜，有共產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及國家主義者。1920年毛澤東曾加入該組織，有《答少年中國學會改組委員會問》一文流傳。1925年學會作出改組決議，並發調查表徵求會員對學會宗旨和改進會務的意見，後因意見不統一，改組無法進行而停止活動。

少年中國學會在後來分裂為多個不同主張的派別，包括國家主義派（中國青年黨）、共產主義派（中國共產黨）。

維經斯基，在華期間化名吳廷康，筆名魏琴、衛金等。俄國人。是共產國際幫助成立中國共產黨的第一人。1913年移居美國。1915年在美加入社會黨。1918年春回蘇俄，加入俄共（布），被派往克拉斯諾亞爾斯克的工人蘇維埃中工作。1920年1月到海參崴參加共產國際的工作。1920年3月，蘇聯和中國的交通線剛剛打通，蘇聯派遣一個叫維經斯基的人來到中國，他領導着一個以記者團為名義的小組，到中國肩負着輸出革命的使命。他是蘇聯派到中國的第一位使者。3月經共產國際同意，受俄共（布）西伯利亞局東方民族分部的派遣率領3名俄籍人來中國。4月到北京，結識李大釗、張太雷。後赴上海，會見《新青年》主編陳獨秀和《星期評論》編輯戴季陶、李漢俊、沈玄廬等，向他們介紹十月革命和蘇維埃情況，幫助創立中國共產黨。

12．反廿一條的五四運動

五四運動是1919年5月4日在北京爆發的中國人民徹底的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愛國運動。五四運動是中國舊民主主義革命的結束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端。

　　3月6日，梁啓超致電北京政府總統外交委員會委員長汪大燮、事務長林長民，報告他從和會上獲知的段祺瑞與日本借款和山東問題。

　　4月24日，梁啓超致電國民外交協會，發布歸還青島通電。

　　4月29-30日，巴黎和會代表參加會議，凡爾賽和約關於山東問題條款【第156、157、158條】，德國在山東權益讓與日本。

　　5月1日，中國談判代表、外交總長陸征祥將此事電告北京政府，並稱如不簽約，則對撤廢領事裁判權、取消庚子賠款、關稅自主及賠償損失等等有所不利。上海《大陸報》"北京通訊"："政府接巴黎中國代表團來電，謂關於索還膠州租借之對日外交戰爭，業已失敗。"

　　5月2日，北京政府密電中國代表可以簽約。外交委員會事務長、國民外交協會理事林長民在《晨報》、《國民公報》撰文："山東亡矣，國將不國矣，願合四萬萬眾誓死圖之。"

　　5月3日下午，以林長民為首的北京國民外交協會召開會議，決定阻止政府簽約。國民外交協會協會理事、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將外交失敗轉報學生。當晚北大學生在北河沿北大法科禮堂召開學生大會，並約請北京13所中等以上學校代表參加，大會決定於４日（星期天）天安門舉行示威遊行。少年中國學會的成員在全國發起了愛國家爭主權的五四運動。

5月4日上午10時，各校學生召開碰頭會，商定遊行路線。下午1時，北京學生3000餘人衝破軍警阻撓，雲集天安門，現場懸掛北大學生"還我青島"血書。隊伍向使館區進發，受到巡捕阻攔，學生代表求會見四國公使，僅美國使館人員接受了學生的陳詞書，英法意使館均拒絕接受。隨後發生學生大規模遊行。

“收回山東權利”、“拒絕在巴黎和會上簽字”、“廢除二十一條”、“抵制日貨”、“寧肯玉碎，勿為瓦全”、“外爭國權，內懲國賊”等口號，並且要求懲辦交通總長曹汝霖、幣制局總裁陸宗輿、駐日公使章宗祥，學生遊行隊伍移至曹宅，痛打了章宗祥，並火燒曹宅，引發“火燒趙家樓”事件。隨後，軍警給予鎮壓，並逮捕了學生代表32人。

　  被學生燒掉的趙家樓學生遊行活動受到廣泛關注，各界人士給予關注和支持，抗議逮捕學生，北京軍閥政府頒布嚴禁抗議公告，大總統徐世昌下令鎮壓。但是，學生團體和社會團體紛紛支持。

　5月5日，北京各大專學校總罷課。清華學生宣布"從今日起與各校一致行動"。蔡元培為首的校長團斡旋，被捕學生返校，學生複課。

　　5月7日，上海60多個團體舉行國民大會。

　　5月9日，蔡元培出走。上海各學校全部罷課。

 11日，上海成立學生聯合會。北京各大專學校教職聯合會成立。

5月13日，北京各大專校長遞交辭呈。

  14日，天津學生聯合會成立。廣州，南京，杭州，武漢，濟南的學生和工人也給予支持。

5月19日，北京各校學生同時宣告罷課，並向各省的省議會、教育會、工會、商會、農會、學校、報館發出罷課宣言。之後開展演講、抵制日貨、發行愛國日刊等活動，組織“護魯義勇隊”。

天津、上海、南京、杭州、重慶、南昌、武漢、長沙、廈門、濟南、開封、太原等地學生，在北京各校學生罷課以後，先後宣告罷課，支持北京學生的鬥爭。

　6月1日，政府查禁聯合會。

6月3日，北京學生因政府為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辯護，舉行大規模街頭演講，當日170多名學生被捕。學校附近駐紮著大批軍警，戒備森嚴。

　　6月4日，北京學生出動比昨日多一倍的人數上街演講，當日700多名學生被捕。此間引發了新一輪的大規模抗議活動。

　　6月5日，全國各大城市罷課、罷工、罷市，聲援北京學生的愛國運動。被監禁的學生獲釋。

　　6月6－8日，罷工規模擴大。

　　6月9日，南京路工人示威。

　　6月10日，北京政府撤銷曹、章、陸職務。

　　6月11日，徐世昌總統咨參眾兩院請求辭職，未被接受。

　　6月12日，商人開市。錢能訓內閣全體請辭。

　　6月13日，准錢能訓辭職，特任龔心湛兼代內閣總理。

　　6月17日，北京政府致電專使在和約上簽字。

　　6月22日，國務院通電全國，徐世昌總統打消辭意。

　　6月23日，徐世昌會見山東各界代表，表示政府已電令中國全權代表陸征祥從緩簽字。

　　6月27日，京津學生，留日留美學生請願。

　　6月28日，原定簽約之日，中國代表團駐地被留學生包圍，代表團發表聲明，拒絕在和約上簽字。

後期，1921年召開華盛頓會議期，及1922年2月4日，中國和日本在華盛頓簽訂了《解決山東問題懸案條約》及其附約。條約規定，日本將德國舊租借地交還中國，中國將該地全部開為商埠；原駐青島、膠濟鐵路及其支線的日軍應立即撤退；青島海關歸還中國；膠濟鐵路及其支線歸還中國等。附約中規定了對日本人和外國僑民的許多特殊權利，但是中國通過該條約收回了山東半島主權和膠濟鐵路權益。

1919年10月，總統舉行秋定祭孔，同時組織了四存學會，以“昌明”“周公孔子之學”為宗旨。

1920年梁啓超回國之後辦《改造》半月刊，即宣揚西方文明已經破產，主張光大傳統文化，用東方的“固有文明”來“拯救世界”。

1921年政府更修訂了《褒揚條例實施細則》，進一步強化封建禮教。梁啓超和梁漱溟則高唱中國文化優越論，反對學習西方的文化，反對中國革命派，同時抵制馬克思主義。而在五四運動中，反對中華道德思想文化的人士，推行了新文化運動，更提出“打倒孔家店”、“推倒貞節牌坊”等口號。五四運動進一步促進了反封建思想的發展，與尊重中華文化的復古思潮形成針鋒相對的局面。中國的語言文字政策的思想淵源大部分都來自於五四時期的西化理論。

13．非基督教運動 （1922-1927）

總部設於莫斯科的共產國際，在幕後策劃和推動此運動。其目的是排除英、美的基督教教會對中國文化教育的影響。

1922年，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World Student Christian Federation)擬定於4月4日，借用北京清華學校召開第十一屆年會。3月9日，上海學生成立「非基督教學生同盟」組織，通電反對這個年會在中國召開，呼籲支持。3月11日，北京學生響應上海的呼籲，成立「反宗教大同盟」，蔡元培等人均予支持。

1924年1月，中國國民黨和共產黨合作，在蘇聯的支持下，掀起了反對帝國主義和推翻北京政府的“大革命運動”，並將非基督教運動提高到反對帝國主義文化侵略的認識高度上。

基督教青年會以及教會學校被指為帝國主義侵略的工具，在知識份子的口誅筆伐及國民黨、共產黨的軍事圍剿下，損傷慘重。

1926年，北伐開始，國民革命軍所到之處，反基督教的事件多有發生，教堂、教會學校、教會醫院多被占用或毀壞。1927年3月24日，國民革命軍攻克南京，部份軍人襲擊英、美領事館，攻擊、劫掠外國傳教士，殺害六位傳教士，其中包括基督教金陵大學副校長文懷恩，史稱“南京事件”。

基督教會有鑑於中國民族主義勢力的壯大，不再強行在西方基督教會在中國控制的學校進行基督教宣教教育，基督教學校也被迫逐漸改由中國人擔任校長，而基督教會大學的中國愛國學生也發起了大規模的脫離基督教會的運動。

14．五卅運動

1925年1月，中國共產黨的四大提出了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問題，決定加強黨對工農群眾運動的領導。四大以後，革命群眾運動，特別是工人階級反帝鬥爭迅猛發展。  　1925年2月起，上海22家日商紗廠近4萬名工人為反對日本資本家打人和無理開除工人，要求增加工資而先後舉行罷工。中共中央專門組織了領導這次罷工的委員會。

1925年5月15日，上海日商內外棉七廠資本家藉口存紗不敷，故意關閉工廠，停發工人工資。工人顧正紅帶領群眾衝進廠內，與資本家論理，要求復工和開工資。日本資本家非但不允，而且向工人開槍射擊，打死顧正紅，打傷工人10餘人，成為“五卅”運動的直接導火線。第二天，中共中央發出第32號通告，緊急要求各地黨組織號召工會等社會團體一致援助上海工人的罷工鬥爭。

19日，中共中央又發出第33號通告，決定在全國範圍發動一場反日大運動。

28日，中共中央召開緊急會議，決定以反對帝國主義屠殺中國工人為中心口號，發動群眾於30日在上海租界舉行反對帝國主義的遊行示威。同時，為加強工會組織的力量，決定由共產黨人李立三、劉華等主持，成立上海總工會。隨後，劉少奇到達上海，參加上海總工會的領導。

　　5月30日上午，上海工人、學生2000多人，分組在公共租界各馬路散發反帝傳單，進行講演，揭露帝國主義槍殺顧正紅、抓捕學生的罪行、反對“四提案”。租界當局大肆拘捕愛國學生。當天下午，僅南京路的老閘捕房就拘捕了100多人。萬餘名憤怒的群眾聚集在老閘捕房門口，高呼“上海是中國人的上海！”“打倒帝國主義！”“收回外國租界！”等口號，要求立即釋放被捕學生。英國捕頭愛伏生竟調集通班巡捕，公然開槍屠殺手無寸鐵的群眾，打死十三人，重傷數十人，逮捕一百五十餘人。其中捕去學生四十餘人，擊斃學生四名，擊傷學生六名，路人受傷者十七名，已死三名。6月1日復槍斃三人，傷十八人，製造了震驚中外的“五卅慘案”。

　　當天深夜，中共中央再次召開緊急會議，決定由瞿秋白、蔡和森、李立三、劉少奇和劉華等組成行動委員會，具體領導這次鬥爭，組織全上海民眾罷工、罷市、罷課，抗議帝國主義屠殺中國人民。

　　帝國主義的屠殺，點燃了中國人民鬱積已久的對帝國主義侵略的仇恨怒火。從6月1日起，上海全市開始了聲勢浩大的反對帝國主義的總罷工、總罷課、總罷市。從6月1日到10日，帝國主義者又多次開槍，打死打傷群眾數十人。英、美、意、法等國軍艦上的海軍陸戰隊全部上岸，並占領上海大學、大夏大學等學校。上海人民不懼怕帝國主義的武力鎮壓，相繼有20余萬工人罷工，5萬多學生罷課，公共租界的商人全體罷市，連租界雇用的中國巡捕也響應號召宣布罷崗。

6月1日，上海總工會成立，李立三任委員長。這標誌着上海工人運動從分散的狀態開始轉向集中的有組織的行動。上海工人階級在總工會領導下，成為一支組織嚴密、紀律嚴格的反對帝國主義的主力軍，在鬥爭中發揮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6月4日，上海總工會與全國學聯、上海學聯、各馬路商界總聯合會共同組成的上海工商學聯合會宣告成立，上海各界民眾結成了反帝聯合戰線。

　　為了打破帝國主義的輿論封鎖，推動反帝愛國運動，中共中央於6月4日創辦了《熱血日報》，由瞿秋白任主編。《熱血日報》及時向廣大群眾傳達黨指導運動的方針、政策，揭露帝國主義的罪行。6月5日，中共中央發表《中國共產黨為反抗帝國主義野蠻殘暴的大屠殺告全國民眾書》，指出“全上海和全中國的反抗運動之目標，決不止於懲凶、賠償、道歉等”，“應認定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推翻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一切特權為其主要目的”。

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推動下，五卅運動的狂飆迅速席捲全國，從工人發展到學生、商人、市民、農民等社會各階層，並從上海發展到全國各地，遍及全國25個省區（當時全國為29個省區），約600━700個縣，各地約有1700萬人直接參加了運動。北京、廣州、南京、重慶、天津、青島、漢口等幾十個大中城市和唐山、焦作、水口山等重要礦區，都舉行了成千上萬人的集會、遊行示威和罷工、罷課、罷市。

6月11日，漢口參加遊行示威的群眾行至公共租界時，英國水兵向人群開槍射擊，打死數十人，重傷30餘人。漢口慘案進一步激起全國民眾的憤怒。全國各地到處響起“打倒帝國主義”、“廢除不平等條約”、“撤退外國駐華的海陸空軍”、“為死難同胞報仇”怒吼聲，形成了全國規模的反帝怒潮。

帝國主義在進行武力鎮壓的同時，還採取了更為陰險的從內部分裂統一戰線的策略。他們以增加稅率為誘餌，以停止借款、通匯、航運和電力供應相威脅，逼迫大資產階級勾引整個資產階級退出統一戰線。於是，大資產階級的上海總商會會長虞洽卿首先提出“單獨對英”、“縮小範圍”的口號，將原工商學聯合會提出的17項交涉條件改為13條，刪去了幾項核心條款。

6月19日，上海總商會召集76個團體討論開市，並於23日單獨宣布停止罷市。接着，總商會又以停發罷工救濟費的辦法挾制工人復工（各地支援罷工的捐款由總商會經管）。

6月21日，北京政府派邢士廉率軍到上海鎮壓。段祺瑞通電“取締煽惑罷工”，電令上海戒嚴司令部，解散總工會，通緝該會領袖李立三，並限令各工會一律取消。

　　1925年6月7日，上海工、商、學召開聯席會議，成立了上海工商學聯合會，作為“三罷”運動的公開領導機關。會議提出同帝國主義交涉的17項條件。“三罷”開始後，英、美、日等帝國主義國家調集武裝，繼續屠殺群眾，進行武力恫嚇，同時施展種種陰謀分化瓦解工商學聯合陣線。在威脅利誘面前，資產階級由動搖而妥協，於6月26日無條件結束總罷市。而工人階級一直堅持到9月初，通過談判，取得部分經濟要求的勝利後陸續復工。繼上海“三罷”之後，全國各地群眾特別是工人，都紛紛起來參加了這一反帝運動，人數達1200余萬，其中工人約50萬，成了反帝運動的主力，充分顯示了中國工人階級的偉大力量和作用。[2]

　 上海總商會宣布於6月26日單獨提前開市。總商會另組“五卅事件委員會”，將17項交涉條件修改為13條，刪掉取消領事裁判權、撤退英日駐軍、承認工人有組織工會及罷工的自由等項內容。不久，學校開始放暑假，學生紛紛離校。鑑於這種情況，中國共產黨決定改變工人鬥爭的策略，由總罷工改為經濟鬥爭和局部解決。

　　1925年8月10日，上海總工會發表宣言，提出9項復工條件：

　　一、無條件交回上海會審公廨；

　　二、租界內出版、言論、集會、結社之自由；

　　三、租界華人須與外人有同等參政權利；

　　四、承認工人有自由組織工會之權，並承認工會有代表工人之權；

　　五、工人全體上工，不得因此次罷工開除工人；

　　六、發給罷工期內工資50%；

　　七、增加工資15%，工資一律發給大洋；

　　八、優待工人，尤須改善女工、童工工作條件；

　　九、賠償死傷學生、工人。

　　在英、日資本家先後答應“承認中國政府頒布工會條例所組織之工會”、對罷工工人在生活上予以相當之幫助、酌加工資、不得無故開除工人等條件後，各業罷工工人從8月底到9月上旬陸續復工。五卅運動顯示了工人階級的領導力量和革命統一戰線的作用，提高了中國人民的覺悟，標誌全國革命高潮的到來。

五卅運動是一次偉大的群眾性的反帝愛國運動，它大大提高了全國人民的覺悟程度和組織力量，在全國範圍內為北伐戰爭準備了群眾基礎，並將國民革命推向高潮，從而揭開了1925-1927年中國大革命的序幕。正如著名工人運動領袖鄧中夏所說：“五卅運動以後，革命高潮，一瀉汪洋，於是構成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的中國大革命”。 五卅運動沉重打擊了帝國主義。中國共產黨在領導五卅運動的鬥爭中受到很大鍛煉，培養造就了一大批幹部，黨組織也得到極大發展，在鬥爭實踐中總結了寶貴的經驗，為以後黨領導大規模的群眾鬥爭奠定了基礎。

15．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

    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僅〔謹〕向全世界與全中國的勞動群眾，宣布它在全中國所要實現的基本任務，即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憲法大綱。

    這些任務，在現在的蘇維埃區域內已經開始實現。但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認為這些任務的完成，只有在打倒帝國主義國民黨在全中國的統治，在全中國建立蘇維埃共和國的統冶之後。而且在那時，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憲法大綱才更能具體化，而成為詳細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憲法。中華蘇維埃全國代表〈大會〉，謹號召全中國的工農勞動群眾，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政府的指導之下，為這些基本任務在全中國的實現而鬥爭。

    一、中國〔華〕蘇維埃共和國家根本法（憲法）的任務，在於保證蘇維埃區域工農民主專政的政權和達到它在全中國的勝利。這個專政的目的，是在消滅一切封建殘餘，趕走帝國主義列強在華的勢力，統一中國，有系統的限制資本主義的發展，進行國家的經濟建設，提高無產階級的團結力與覺悟程度，團結廣大的貧農群眾在它的周圍，以轉變到無產階級的專政。

    二、中國蘇維埃政權所建設的是工人和農民的民主專政的國家。蘇維埃全政權是屬於工人，農民，紅軍兵士及一切勞苦民眾的。在蘇維埃政權下，所有工人，農民，紅軍兵士及一切勞苦民眾都有權選派代表掌握政權的管理；只有軍閥，官僚，地主，豪紳，資本家，富農，僧侶及一切剝削人的人和反革命分子是沒有選派代表參加政權和政治上自由的權利的。

    三、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之最高政權為全國工農兵會議（蘇維埃）的大會，在大會閉會的期間，全國蘇維埃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為最高政權機關，中央執行委員會下組織人民委員會處理日常政務，發布一切法令和決議案。

    四、在蘇維埃政權領域內的工人，農民，紅軍兵士及一加勞苦民眾和他們的家屬，不分男女，種族（漢，滿，蒙，回，藏，苗，黎和在中國的台灣，高麗，安南人等），宗教，在蘇維埃法律前一律平等，皆為蘇維埃共和國的公民，為使工農兵勞苦民眾真正掌握着自己的政權，蘇維埃選舉法特規定：凡上述蘇維埃公民在十六歲以上皆享有蘇維埃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直接選派代表參加各級工農兵會議（蘇維埃）的大會，討論和決定一切國家的地方的政治事務；代表產生方法是以產業工人的工廠和手工業工人農民城市貧民所居住的區域為選舉單位；這種基本單位選出的地方蘇維埃代表有一定的任期，參加城市或鄉村蘇維埃各種組織和委員會中工作，這種代表須按期的向其選舉人做報告，選舉人無論何時，皆有撤回被選舉人及實行新選舉的權利。為着只有無產階級才能領導廣大的農民與勞苦群眾走向社會主義，中國蘇維埃政權在選舉時給予無產階級以特別的權利，增多無產階級代表的比例名額。

    五、中國蘇維埃政權以澈底的改善工人階級的生活狀況為目的，制定勞動法，宣布八小時工作制，規定最低限度的工資標準，創立社會保險制度與國家的失業津貼，並宣布工人有監督生產之權。

    六、中國蘇維埃政權以消滅封建制度及澈底的改善農民生活為目的，頒布土地法，主張沒收一切地主階級的土地，分配給貧農，中農，並以實現土地國有為目的。

    七，中國蘇維埃政權以保障工農利益，限制資本主義的發展，更使勞苦群眾脫離資本主義的剝削，走向社會主義制度去為目的，宣布取消一切反行命統治時代的苛捐雜稅，徵收統一的累進稅，嚴厲的鎮壓一切中外資本家的怠工和破壞的陰謀，採取一切有利於工農群眾並為工農群眾了解的走向社會主義去的經濟政策。

    八、中國蘇維埃政權以澈底的將中國從帝國主義榨壓之下解放出來為目的。宣布中國民族的完全自主與獨立，不承認帝國主義在華的政治上經濟上的一切特權。宣布一切與反革命政府訂立的不乎等條約無效，否認反革命政府的一切外債。在蘇維埃領域內，帝國主義的海陸空軍絕不容許駐紮，帝國主義的租界租借地無條件的收回，帝國主義手中的銀行，海關，鐵路，航業，礦山，工廠等一律收歸國有，在目前，可允許外國企業重新訂立租借條約繼續生產，但必須遵守蘇維埃政府一切法令。

    九、中國蘇維埃政權以極力發既和保障工農革命在全中國勝利為目的，宣告擁護和參加革命的階級戰爭為一切勞苦民眾的責任，特制定普遍的兵役義務，由志願兵役過渡到徵兵制度。惟手執武器，參加階級戰爭的權利，只能屬於工農勞苦民眾。蘇維埃政權下，反革命和一切剝削者的武裝，必須全部解除。

    十、中國蘇維埃政權以保證工農勞苦民眾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為目的，反對地主資產階級的民主，主張工人農民的民主，打破地主資產階級經濟的和政治的權力，以除去反動社會束縛勞動者和農民自由的一切障礙，並用群眾政權的力量，取得印刷機關（報館，印刷所等）開會場所及一切必要的設備，給予工農勞苦民眾，以保障他們取得這些自由的物質基礎。同時，反革命的一切宣傳和活動，一切剝削者的政治自由，在蘇維埃政權下，都絕對禁止。

    十一、中國蘇維埃政權以保證澈底的實行婦女解放為目的，承認婚姻自由，實行各種保護女性的辦法，使婦女能夠從事實上逐漸得到脫離家務束縛的物質基礎，而參加全社會經濟的政治的文化的生活。

    十二、中國蘇維埃政權以保證工農勞苦民眾有受教育的權利為目的，在進行階級戰爭許可的範圍內，應開始施行完全免費的普及教育，首先應在青年勞動群眾中施行，並保障青年勞動群眾的一切權利，積極的引導他們參加政治的和文化的革命生活，以發展新的社會力量。

    十三、中國蘇維埃政權以保證工農勞苦民眾有真正的信教自由的實際為目的，絕對實行政教分離的原則，一切宗教不能得到蘇維埃國家的任何保護和供給費用，一切蘇維埃公民有反宗教的宣傳之自由，帝國主義的教會只有在服從蘇維埃法律時，才能許其存在。

    十四、中國蘇維埃政權承認中國境內少數民族的-------。蘇維埃政權更要在這些民族中發展他們自己的民族文化和民族語言。

    十五、中國蘇維埃政權對於凡因革命行動而受到反動統治迫害的中國民眾以及世界的革命戰士給予託庇於蘇維埃區域的權利，井幫助和領導他們重新恢復鬥爭的力量，一直達到革命的勝利。

    十六、中國蘇維埃政權對於居住蘇維埃區域內從事勞動的外國人，一律使其享有蘇維埃法律所規定的一切政治上的權利。

    十七、中國蘇維埃政權宣告世界無產階級與被壓迫民族是與它站在一條革命戰線上，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蘇聯是它的鞏固的聯盟。

16． 新生活運動

早在一九三二年四月蔣介石對中央政治學校學生所作的演說〈人格與革命〉中，即已提出除了「親愛精誠」四字以外，尚要加上「禮義廉恥」方能「挽救墮落的民德和人心」、「改造革命的環境」、「確定我們革命的基礎」，因為在蔣介石的眼中，當時的中國人實在是沒有禮義，不知廉恥，自私自利，所以才會面對亡國亡種的危機。後來蔣介石發起新生活運動時以「禮義廉恥」為其中一端重要的思想，可說是他對於挽救中國危亡之方的一貫看法，他強調這是和孫中山思想一脈相承的，可以說，國民黨奉為圭臬的《三民主義》是新生活運動的合法性來源與理論權威。孫中山在《三民主義》裡即提出恢復中國人的民族地位的方法之一乃係恢復固有的道德。孫認為，中國人在接受新文化的同時，萬不能將舊文化中的精華——例如固有的「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即後來蔣介石口中之「八德」）等舊道德——視為糟粕一併放棄，必須予以保存且發揚光大之，方能使民族地位得以恢復，因為這些正是中國比外國優越之處。 在新生活運動開始前夕，蔣介石發表了〈復興民族之根本要務——教養衛之要義〉一演說，亦着重說明教育人民明乎「禮義廉恥」的重要性，蔣謂唯有教育和「禮義廉恥」「纔是復興的唯一工具」，又從古人所謂「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引申出「四維既張，國乃復興」的結論，進一步打穩「禮義廉恥」作為日後新生活運動的指導思想的根基。有謂新生活運動在思想層面而言糅合了中國傳統禮教、鼓吹以國家利益為最大考慮，服從效法唯一的領袖的法西斯式觀念、日本傳統的武士道精神以至基督教價值觀的元素，此誠的論，亦可見之於蔣介石發起新生活運動過程中的言論與做法。

1933年盛夏，宋美齡在廬山牯嶺避暑時，與一批美國傳教士討論中國情勢。傳教士說，南京政府如欲獲得外國政府的支持和貸款，則蔣介石政府必須在國內實施社會福利計劃，使外國政府和旅華外人對蔣政權有好印象。傳教士又說，美國羅斯福總統正推行“新政”，蔣介石何妨也實施改造中國社會福利方面的“新政”。聰明的宋美齡馬上領悟到傳教士所說的重點，立即向蔣報告，蔣迅速同意其觀點。宋即和傳教士研究擬了中國“新政”的細節，她為這項計劃取名為“新生活運動”。 事實上，“新生活運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乃是美國基督教會的參與，但為了顯示這是一項“純中國人的運動”，教會的色彩也就被刻意沖淡。

1934年2月19日 ，蔣介石在南昌成立了新生活運動促進會，自任會長。

於一九三四年二月十七日蔣介石在南昌於調查設計會所作的演說〈新生活運動發凡〉。在這次演說中，蔣介石指出「所謂革命者，即依據一種進步的新思想（主義），以人力徹底改進各個人以至整個國家之生活形態之謂。簡言之，革命即生活形態之改進也。吾國革命之所以迄今尚未成功，即在於全國國民之生活形態始終無所改進。」，是以蔣介石提出的「新生活」是「先求全國國民於食衣住行四項實際的基本生活能徹底改進之一種社會教育的運動」，是使國民革命得以成功，中華民族得以復興的手段。兩日後，即二月十九日，蔣介石即在南昌行營擴大總理紀念周以〈新生活運動之要義〉作演說，一般視之為新生活運動的正式開始。

1934年7月，新生活運動促進總會於南昌正式成立，統領全國各地新運之工作。蔣介石任總會長，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輝為主任幹事，設調查、設計、推行三個部門。1935年年底，蔣介石在南京就任行政院長，當時的新運已發展為全國性的運動，新運總會遷至南京，熊式輝因仍任江西省主席而不能赴京兼任新運職務，是以改由錢大昀任主任幹事。次年2月，新運婦女指導委員會成立，由宋美齡任指導長。1937年3月，新運促進總會組織略有變更，改正、副主任幹事為總幹事、副總幹事，由黃仁霖擔任總幹事；改設計、調查為學校、訓練兩部門。

如果說“禮義廉恥”是新運的理論基礎，則“三化”就是實踐理論的行動指引。所謂“三化”，就是“生活藝術化、生活生產化、生活軍事化”。蔣介石在〈新生活運動綱要〉的結論中提出了三個目標來概括「新生活」之「使國民生活合理」，即為「藝術化」、「生產化」與「軍事化」；而三者之中，又以「軍事化」最為重要。

所謂「藝術化」，就是以「藝術」為「全體民眾生活之準繩」，告別「非人生活」，力行「持躬待人」並以傳統之提倡「禮、樂、射、御、書、數」六藝為榜樣，以藝術陶養國民，以達「整齊完善，利用厚生之宏效」。 所謂「生產化」，則旨在「勤以開源，儉以節流，知奢侈不遜之非禮，不勞而獲之可恥」，從而「救中國之貧困，弭中國之亂源」。 而「軍事化」在〈新生活綱要〉中列於最末，但卻是「新生活」的核心所在。在〈新生活運動之要義〉中蔣介石即有這樣的陳述： 「我現在所提倡的新生活運動是什麼？簡單的講，就是使全國國民的生活能夠徹底軍事化！……勇敢迅速，刻苦耐勞……能隨時為國犧牲！……養成這種臨時可以與敵人拚命為國犧牲的國民，就要使全國國民的生活軍事化。所謂軍事化，就是要整齊、清潔、簡單、樸素，也必須如此，才能合乎禮義廉恥，適於現代生存，配做一個現代的國民！」

除了由個人生活做起，新運促進會亦會舉辦各種活動。參考各省市的工作概況 ，戰前的新運工作大致不外乎提倡清潔和守規矩。“規矩”方面有守時運動、節約運動、升降旗禮等；“清潔”則有夏令衛生運動、清除垃圾和污水、滅蠅競賽等。亦有針對愚民陋習、不良風氣的活動，如識字運動、禁煙消毒（即禁毒）運動等。

新運總會曾於1935年3月發出三份對如何實行“三化”作了極詳盡規定的文件。文件條目分明，內容瑣碎，對人民生活方式規定嚴格，如生活藝術化的“有暇時常至野外旅行”；生活生產化的“年未滿六十歲者，不得設宴祝壽”；生活軍事化的“提倡冷水洗浴”。

至一九三六年，蔣介石又在演說〈新生活運動第二期目的和工作要旨〉中將「軍事化」等同「現代化」：「所謂『現代化』者，就是要『科學化』『組織化』和『紀律化』，概括的說，就是『軍事化』……由此可知我們的生活要『科學化』『軍事化』的意思，就是要徹底剷除過去一切虛偽自私含煳，因循苟且等一切不適合現代的積習，實實在在力行『整齊清潔簡樸勤勞迅速確實』的新生活。」總括而言，蔣介石的想法是從人民的基本生活開始改善其習慣與素質來達致所謂「救國」「復興民族」的目標。

1934年7月～1937 年抗日戰爭爆發為全面推行時期。在全國各省、直轄市、各縣設立分會或支會 。與抗戰前比較，新生活運動促進總會遷到漢口甚至重慶後的工作亦超越了原本較為着重的道德生活教化的層面，成為一個「無所不包、無所不是」的運動，隨着抗戰期間國家的需要而開展，例如節約獻金、空襲救濟、搶救難童、成立傷兵之友社，以及在重慶成立陪都新運模範區等。中華民國政府於1949年內戰失利「暫停辦理」，無疾而終，總體成效不大。

1960年代中華民國政府推出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被認為是新運的延續。

17．文化大革命

1949年斯大林認為鐵托領導的南斯拉夫背離了社會主義，走上了復辟資本主義的道路，發起了對南斯拉夫修正主義的批判，並且從各社會主義國家內部內部清查“鐵托分子”。 中國共產黨有三十年代反“AB團”和抓“托派”的慘痛教訓，清醒地認識到“大清洗”是錯誤的，因此雖然後來也加入了批判鐵托修正主義的行列，卻沒有在自己內部搞“清洗”。

新中國成立後，中國向何處去很快成為執政黨內鬥爭的焦點。是建立鞏固新民主主義新秩序，發展資本主義？還是繼續前進，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黨內產生了嚴重分歧。以劉少奇、薄一波為代表的多數人主張前者，以毛澤東、高崗為代表的主張後者。

鬥爭的結果雖然毛澤東的政治路線站了上風，但付出了高崗的代價。在其後的大規模社會主義改造和推行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的過程中，遭到了黨內外反對派明里暗裡的有力破壞。所謂大躍進類出現的問題，除了全黨、全國人民經驗不足之外，反對派以形左實右的方式進行破壞是主要原因。

一九五六年的整風運動，是毛澤東試圖用和平方式解決黨的官僚化、變質和分歧的重要努立，由於匈亞利事件發展成反右，其結果以基本失敗而告終，官僚力量不但沒抑制反而更膨脹，相反，反右擴大化令人民的發言權受到限制。

一九五七年共產黨整風時質疑共產黨執政的能力，反對工農幹部執掌各級政府，反對工農幹部領導知識分子，就不僅僅是個言論問題，而是涉及到“謀逆”！這幾乎就是全黨幹部的共識。

自古以來，中國人都承認打天下者坐天下就是政權的“合法性”來源。當然，中國人沒有考慮過“合法性”這個問題，因為在中國人看來，這是個無需討論的“公理”。反對這個“公理”，反對打天下者坐天下者就是謀逆，就是大逆不道，就是該殺頭的大罪。

第一個影響深遠的惡果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從此形同虛設，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參予的聯合政府逐漸蛻變成了完全的一黨政府。共產黨的執政失去了原有的監督與協助。

第二個影響深遠的惡果是：劉少奇為首的一些高層幹部在黨內的影響開始超過了毛主席——毛主席失去了在黨內高層幹部中的思想上的統帥地位。整風不僅沒有遏制官僚主義，反而使得官僚主義開始占了上風。這是中國共產黨後來發生一系列錯誤的另一個總根源。
     一九五九年的廬山會議，是黨內對毛澤東社會主義路線的一次考評。經過激烈鬥爭，表面上保住了毛澤東社會主義路線的沿續權，實際上大打了折扣。隨之而來的政策調整，到了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會，劉少奇敢於公開宣判大躍進前後出的問題產生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影射毛澤東的社會主義路線。同年，鑑於黨內鬥爭實際，毛澤東提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把黨內兩條路線、兩條道路、兩種思想的鬥爭上升到政治高度。

1961年，正是中國因為連續三年自然災害而遇到暫時的經濟困難的時候，在帝國主義、各國反動派和現代修正主義一再發動反華高潮的情況下，牛鬼蛇神們刮過一陣“單幹風”、“翻案風”。他們鼓吹什麼“單幹”的“優越性”，要求恢復個體經濟，要求“退田”，就是要拆掉人民公社的台，恢復地主富農的罪惡統治。

那些在舊社會中為勞動人民製造了無數冤獄的帝國主義者和地富反壞右，他們失掉了製造冤獄的權利，他們覺得被打倒是“冤枉”的，大肆叫囂什麼“平冤獄”，他們希望有那麼一個代表他們利益的人物出來，同無產階級專政對抗，為他們抱不平，為他們“翻案”，使他們再上台執政。“退田”、“平冤獄”就是當時資產階級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革命的鬥爭焦點。階級鬥爭是客觀存在，它必然要在意識形態領域裡用這種或者那種形式反映出來，在這位或者那位作家的筆下反映出來，而不管這位作家是誰。

 一九六四年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四清），是毛澤東和平地試圖解決黨內分歧的最後嘗試，其結果由於劉少奇公開堅持與毛澤東不同的社會主義教育路線而告失敗。
    文化革命是毛澤東為首的黨內走社派依靠廣大群眾用非常方法（天下大亂到天下大治）解決黨內政治鬥爭的偉頭嘗試。文化大革命使新中國的特權與群眾兩個階級、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條道路、兩條路線、公與私兩種思想鬥爭極端尖銳化。

文化革命產生的階級根源：
新中國成立後，既使生產資料革命基本完成後，國內與國際的階級和階級鬥爭並沒有結束，一方面老的、舊的地主、資本家依然人還在，心不死，妄圖奪回他們失去的天堂，與新生的社會相對抗，具體突出表現為一九五七年的少數右派的猖狂進攻；城鄉小資產階級（包括大量農民、手工業者和工人與一般幹部）同樣對共產主義過渡期社會主義新事物很不習慣，或多或少地敵視社會主義道路，特別是當文化革命深入發展，涉及到限制資產階級法權時敵視反映最為明顯，他們一度喜歡物質刺激、經濟主義、長工資、分土地等；特別重要的是，由於公有制生產關係建立後並沒有建立完善的與之相適應的上層建築、意識形態相制約，所以必然產生一個與人民利益相背離的打天下坐天下的以權力謀資本的新階級即特權階級。

“三反”運動和槍斃劉、張是毛主席力保中國共產黨不變色的考卷的第一頁。這槍聲震懾剛剛走上“管理者”崗位的黨員幹部們，有效遏制了貪污、浪費之風。不過，“三反”運動對克服官僚主義的作用不大，特別是對黨的高層幹部似乎沒有多少觸動。“……搞官僚主義，見群眾一句好話沒有，就是罵人，群眾有問題不去解決，……”。

這個特權階級的利益最大化，必然導致復辟、發展資本主義，建立野蠻的專制資本主義社會。 所以說毛澤東同志講奪取政權只是萬里長征的第一步是毫不誇張的。毛澤東為避免中國走回頭路進行了一系列鬥爭，而文化革命則是這一系列鬥爭中最輝煌的篇章。

文化革命的國際根源：

1956年2月，赫魯曉夫（蘇共第一書記）在 “蘇共二十大”上突然全面批判斯大林，其中包括南斯拉夫問題。赫魯曉夫反斯大林引起了社會主義陣營的大“地震”，導致了匈亞利的政變。

    1966年的文化革命，是在世界範圍內兩種社會形態發生很大變化，世界進入大動盪、大攺組、大分化階段發生的。這個時期的突出表現是東西方的政治方向轉換。對東方傳統社會主義而言，普遍向資產階級投降，向資本主義靠攏，匈牙利事件、南斯拉夫變質、赫魯曉夫全盤否定斯大林就是明證；在西方，國有化和福利化風潮此伏彼起，向社會主義靠攏，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誰勝誰負到了關鍵階段。社會主義能否阻止倒退並向更高的目標前進具有決定性意義，文化革命就是在這種國際歷史背景下展開的，如果勝利，必然極大推動世界的社會主義化，反之，如失敗勢必誘發世界性資本主義回潮。東方的文化大革命和西方的和平演變成了左右領軍的旗幟。

1964年7月，根據毛澤東的指示，中共中央決定成立“文化革命五人小組”，負責領導文藝界整風等文化革命事宜。經中共中央指定，成員有：彭真、陸定一、康生、周揚、吳冷西，由彭真任組長，陸定一任副組長。

1966年初，對《海瑞罷官》的批判發展到對史學界、文藝界、哲學界等社會科學領域全面的“揭蓋子”，在報刊上發表了一系列批判吳晗以及其他一些同志的文章，在全國範圍內把這場批判運動推向高潮。

他說，北京市針插不進，水潑不進，要解散市委；中宣部是“閻王殿”，要“打倒閻王，解放小鬼”；說吳晗、翦伯贊是學閥，上面還有包庇他們的大黨閥；並點名批評鄧拓、吳晗、廖沫沙三人撰寫的《三家村札記》和鄧拓寫的《燕山夜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毛澤東還號召地方造反，向中央進攻，說各地應多出一些孫悟空，大鬧天宮。毛澤東的這一談話，預示着“文化大革命”這場災難的來臨。

1966年5月初，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5月16日上午9時，在人民大會堂召開第二次會議，對《五·一六通知》草稿一字未改，全體舉手通過。下發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區黨委，中央各部委，國家機關各部門和各人民團體黨組、黨委，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還有報刊轉載，新聞評論，廣播通告。群眾之間有：大字報，遊行，徽章，服裝，文藝演出，斗批該。

5.16通知以後，開展文化革命，中央是委託劉少奇搞的，首先就是破四舊，立四新，還有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等。

紅衛兵名稱來自於一位清華附中學生張承志（後來成為著名作家）的筆名（根據駱小海與宋柏林的回憶，張承志最早的筆名是紅衛士）。意為“毛澤東的紅色衛兵”。在1966年5月29日清華附中預科651班所貼的大字報上開始使用。6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文化大革命宣言後，其它中學學生所貼的大字報就紛紛書上紅衛兵署名。

劉少奇主持中央文化革命初期的56天，他和小平同志搞的政治思想和主席是不同的。許多學生、教師是毛主席讓造反，我就造反，毛主席要貼大字報，我就貼。結果被打成反革命、右派、小爬蟲一類，是劉、鄧搞的。很少有人統計這56天當中，有多少作家死，多少人傷，多少學生遭批鬥。

劉少奇把文化革命搞成矛頭向下，保護官僚、走資派，北京的初期文化大革命，都是被劉少奇滅了，基本上變成了一場大規模的反右鬥爭，主席在南方知道了以後，很不滿意，回到的北京後，糾正了劉鄧的錯誤路線。主席見到劉少奇就當面指責，說誰整學生了？北洋軍閥才整。在會上，批評了劉少奇指揮的文革路子，是違背中央的精神。

1966年8月1日——12日，中共召開八屆十一中全會，劉少奇報告了黨的八屆十中全會以來的各項工作進展，對派工作組一事承擔了責任。會上印發了毛澤東寫給清華附中紅衛兵的覆信，支持紅衛兵的革命行動，並通過《十六條》。毛主席親自出馬，自己寫了大字報，叫炮打司令部。內容除了嚴厲批評劉56天的事，還聯想到62年的、64年的一些事。就是說，主席等於是親自出馬，向劉少奇司令部挑戰，這時候大夥一看，原來是這麼回事，是炮打小平和劉少奇同志，中央委員會才在分組會、大會紛紛批評劉少奇和小平在56天當中做的不對，犯了路線錯誤。這時候，十一中全會決定搞文化革命。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劉少奇被解除中共中央副主席職務。

紅衛兵的發動，跟主席有很大的關係，主席給清華附中寫信，支持紅衛兵運動。全國的學生都往北京跑，叫大竄聯，回去鼓勁，回去造反，主席前後八次接見紅衛兵，在紅衛兵裡面，是起了巨大的作用。不管老紅衛兵，還是後來的紅衛兵，都是主席支持的。但毛主席並沒有讓他們幹壞事，毛主席聽紅衛兵關心國家大事，把文化革命進行到底，叫他們懂得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解放自已。

1966年，“八·一八”紅衛兵接受大檢閱時，林彪在天安門城樓上講話中第一次提到“破四舊”。林彪說：“我們要大破一切剝削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要改革一切不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我們要掃除一切害人蟲，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
   所謂“四舊”（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是個很複雜的社會現象，決不是紅衛兵一朝一夕能破得了的。但是北京的紅衛兵並不那麼認為，他們覺得破四舊容易實行，且能立竿見影。何況破四舊可以使紅衛兵從校園沖向社會，能充分體現紅衛兵的威風。

一開始，紅衛兵破四舊是小心翼翼地試探。從8月20日開始，一些紅衛兵走上首都街頭，張貼大字報，集會，發表演說，散發關於破四舊的傳單。

激烈的言辭反映了一種激烈的、甚至是被扭曲的狂熱的心態。在這種心態的驅使下，通常會出現過激的行動，其直接後果就是物質和肉體上的傷害。文革中我們看到的幾乎所有的校舍沒有一塊完整的玻璃窗，自殺、被殺的知識分子無以計數。這樣的歷史悲劇值得後人借鑑。

“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紅衛兵，天不怕，地不怕，為了革命利益，刀山火海也敢闖！我們現在要起來為革命造反！造資產階級的反，造修正主義的反，造反動派的反，造一切剝削制度的反，造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的反，造阻擋通向共產主義的一切牛鬼蛇神的反！反！反！反了這些，無產階級革命事業就會飛速向前發展，共產主義的康莊大道就在我們眼前！”（北京十四中紅衛軍，1966年8月26日）

中共中央的宣傳喉舌迅速作出了反應。有中共中央宣傳喉舌助威，紅衛兵破四舊的紅禍迅速向全國蔓延開來。幾乎所有省會城市和相當部分中等城市，也開始破四舊。

8月31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第二次接見紅衛兵，林彪在接見大會上講話。他說：“紅衛兵和其他青少年的革命組織，像雨後春筍一樣地發展起來。他們走上街頭，橫掃四舊。文化大革命，已經觸及到政治，觸及到經濟。學校的斗、批、改，發展到社會的斗、批、改。群眾的革命洪流，正在蕩滌着舊社會遺留下來的一切污泥濁水，改變着我國的整個社會面貌。”

“他們的鬥爭鋒芒，所向披靡，一切剝削階級的舊風俗、舊習慣，都像倒垃圾一樣，被他們掃地出門。一切躲在陰暗角落裡的老寄生蟲，都逃不出紅衛兵銳利的眼睛。這些吸血蟲，這些人民的仇敵，正在一個一個地被紅衛兵揪了出來。他們隱藏的金銀財寶，被紅衛兵拿出來展覽了，他們隱藏的各種變天帳、各種殺人武器，也被紅衛兵拿出來示眾了。這是我們紅衛兵的功勳。”

經過了半年多時間的醞釀、點火和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火總算點起來了。

1967年開始劉少奇被軟禁在北京家中。1967年7月18日，江青、康生、陳伯達趁毛澤東離開北京之機，擅自組織批鬥劉少奇和王光美的大會。1968年（？）10月16日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劉少奇遭到了陳伯達、林彪等人的批評。隨後大字報、黨報陸續開始了對劉少奇和鄧小平的批評。

隨着文革深入，文革派染指一切。除了倒劉、鄧及其部下，還有人要倒周恩來，倒政府，以及倒軍隊一小撮。文革激進派認為，文革將繼續進行下去，趁着這樣的機會，要貫徹5.16通知的精神，把黨裡面，政府裡面，文化界裡面，軍隊裡面的修正主義都端出來，他們自認為是徹底的革命派。他們到處發動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要懷疑一切，打倒一切。打倒周恩來，衝擊外交部、火燒英國代辦處、抓軍隊一小撮等，嚴重干擾了毛主席的戰略部暑，使毛澤東四面受敵。

全國的文化大革命深入人心，家庭、社會都分了派，好是好，但是有負作用，都成立組織了。中央很隆重的宣布給造反派平反，他們都成英雄了，帶着新紅衛兵沖向社會，老紅衛兵後來很消極、反動，他們發現運動最後搞了我們爹媽，我們不干。不同意再搞下去，成了保爹保媽派，著名的有北京的聯動組織。有些工農出身的學生還繼續搞，把戰火燒到了全國。一時間文化革命亂套了，派別林立，組織林立，軍隊參與發槍、發子彈，武鬥到處都是。中央派代表團處理，派官方出面，他們解決不了問題，毛主席想親自出馬，一是調查研究，二是解決問題。主席對群眾組織信心很足，曾提出過武裝左派的方針，想徹底與官僚派對抗。中央不同意主席南巡，擔心出了事不好辦，毛主席說你們太不相信同志了，有什麼事好出的？執意要去，最後決定主席先去武漢。中央在武漢兩派鬥爭中，兩派的矛盾沒有處理好，打紅眼了。如果毛澤東出了事，當時的政治局面翻過來的話，林、周、江都得下台。
    1967年6月初，全國一些省市已實現了大聯合，成立了新生的紅色政權——革命委員會，但有些省兩派仍在打內戰，武鬥嚴重，形勢仍然穩定不下來。軍區司令員陳再道是四方面軍將領。陳對文革非常反感，不加掩飾地表示過對劉少奇的同情。他在湖北"解放"了一大批幹部，解散了下手最狠的造反派組織，抓了它們的骨幹。一九六七年五月，溫和派們聯合起來成立了一個號稱擁有一百二十萬之眾的"百萬雄師"，陳支持這個組織加入新當權者的行列。

1967年的武漢“7·20”事件迫使毛澤東做出戰略調整決策。說了一些工人階級內部沒有根本利害衝突，要大聯合等。由革命變成改良了，不再提武裝左派，而是提大聯合，搞幹部、群眾和軍隊三結合。三結合後來因軍隊林彪出事以後，就變成了老、中、輕三結合，主席想收兵了。

從一九六六年“五一六”通知到一九六九年九大勝利召開，基本上達到了摧毀劉少奇司令部重組政權等目的。

最後由於左派分裂、力量對比等原因文革遭到歷史性失敗，黨內基本統一，沿着與毛澤東社會主義道路相反的方向迅跑。

18． 改革開放

計劃經濟曾一度被認為是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經濟標誌之一，自1950年代以來中國的計劃經濟雖然曾一度為中國早期的經濟恢復和初步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但隨著時間的推進其弊端日漸明顯。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舉行。全會批判了“兩個凡是”的方針，停止了“以階級鬥爭為綱”的路線，做出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和實行改革開放的決策；同時，全會還制定了關於加快農業發展的決定；審查了中共歷史上的一批重大冤假錯案，重新評價了一些重要領導人的功過。鄧小平在這次會議召開前發表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總結講話中提出：“解放思想是當前的一個重大政治問題。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條件。處理遺留問題為的是向前看。要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如果現在再不實行改革，我們的現代化事業和社會主義事業就會被葬送。要允許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企業、一部分工人農民，由於辛勤努力成績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來。這是一個大政策。”

1981年6月27日至29日，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一致通過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在確立了毛澤東的歷史地位、確定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的同時，也檢討了毛澤東晚年的錯誤，毛澤東“歷史功過七三開”的定位即來自於該決議。該決議“宜粗不宜細”的總結了中共建國前三十年中共執政的經驗和錯誤，根本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並確立了“團結起來，為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而奮鬥”的中國未來發展路線。該決議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綱領性文件之一。

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批轉《全國農村工作會議紀要》。《紀要》指出，目前農村實行的各種責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額計酬，專業承包聯產計酬，聯產到勞，包產到戶、到組，包幹到戶、到組，等等。此決議後，農村改革開始如火如荼的行進，承包生產責任制在農村得到普遍推廣，農業生產大幅提高，農民收入大幅增加，困擾中國多年的糧食問題得到大幅度解決。

1982年11月26日—12月10日五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舉行。會議通過了修改後的《憲法》。

1987年10月25日—11月1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舉行。趙紫陽做《沿着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前進》的報告。報告闡述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提出了中共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制定了到下世紀中葉分三步走、實現現代化的發展戰略，並提出了政治體制改革的任務。

1988年3月25日—4月13日七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舉行。會議通過了憲法修正案，將“國家允許私營經濟在法律規定的範圍內存在和發展，私營經濟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補充。國家保護私營經濟的合法的權利和利益，對私營經濟實行引導、監督和管理”以及“土地的使用權可以依照法律的規定轉讓”等規定載入憲法。會議通過了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通過了《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法》、《中外合作經營企業法》；通過了關於設立海南省的決定、關於建立海南島經濟特區的決議。

19．四二七運動：

1980年代，世界正處於冷戰的最後階段。1985年，蘇共中央總書記戈爾巴喬夫上台，推行以人道主義為核心的新思維邉櫻��?/SPAN>社會主義陣營內產生廣泛影響。雖然中華人民共和國官方嚴防「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西方民主思潮，但社會已浮現不安情緒。

1985年，政府擴大了企業的自主權，召回私營企業中的公方代表，引入市場經濟中許多觀念，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原有計劃經濟理論被棄守，國內思想走向多元。

1986年12月中旬，安徽合肥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的學生發動大規模的要求民主選舉和反貪的示威，示威後來擴散到上海北京等地高校。政府指控學生邉郵莧瞬倏兀�謱�鷲饈恰缸什�阶级纂s苫��溝乃汲保�企圖「否定社會主義」，「無非是大鳴、大放、大字報，出非法刊物，實際上是一種動亂。」學潮促使胡耀邦下台，幾位黨內主張民主化的學者如方勵之、王若望、劉賓雁被開除出黨，為安撫以俗稱「左王」的鄧力群為首的保守派力量，李鵬得以接任國務院總理。這場邉穎皇游�六四输淊的遠因之一。

胡耀邦被視為開明派的代表人物，1986年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學生發起抗議社會弊端的學潮時，他對學生與知識分子表達同情，被中共元老們視為軟弱表現，翌年1月因「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力」，被指違反中共的集體領導原則，胡耀邦請求中央批准他辭去總書記的職務；

1987年，中共中央號召全黨全國堅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

中國大陸儼然形成保守派與自由派的陣營。一些保守人士批評改革背棄了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然而隨著中國開放並接觸西方思想，很多學者及學生公開提倡自由、人權、平等和民主，深信經濟改革必須與政治改革同步進行，1988年中央電視台播出電視片《河殤》，公開呼喚「蔚藍色」的西方文明，引起全國轟動，成為六四邉擁南嚷暋?/SPAN>

1989年4月17日，學生開始聚集在天安門廣場。當天下午，第一支遊行隊伍、中國政法大學法律系約500名學生在人民大會堂東門舉行悼念活動，過程中警察未能驅散群眾，當晚廣場上已經聚集上千人，除了政法大學學生外，還有其他高校學生和普通市民增援。翌日凌晨，約3,000人學生從北京大學前往天安門，沿途近千名清華大學學生加入。清晨，數百名學生在人民大會堂前靜坐，要求人大常委接見，並向常委提交請願信，提出7點要求：

一，重新評價胡耀邦同志的是非功過，肯定其民主、自由、寬鬆、和諧的觀點；

二，徹底否定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對蒙受不白之冤的知識分子給予平反；

三，國家領導人及其家屬年薪及一切形式的收入向人民公開，反對貪官污吏；

四，允許民間辦報，解除報禁，實行言論自由；

五，增加教育經費，提高知識分子待遇；

六，取消北京市政府制定的關於遊行示威的「十條」規定；

七，要求政府領導人就政府失誤向全國人民作出公開檢討，並通過民主形式對部份領導實行改選。

4月22日，胡耀邦的追悼會舉行，天安門廣場坐滿等待一夜的幾十萬學生，軍隊加入維持秩序，學生們在人民大會堂東側按學校列隊有秩序靜坐，不少學校組織糾察隊維持秩序。當廣場上的喇叭宣佈追悼會開始後，學生自動肅立，齊唱國歌，有學生流淚，氣氛肅穆。

追悼會下午結束後，學生雖然滿意趙紫陽極大讚美胡耀邦的悼詞，但接近一晝夜的靜坐毫無結果，情緒激憤。學生擔心入夜出事，決定撤出廣場，並「通電全國，無限期罷課」。

4月23日，北京市高校學生臨時高聯成立並向全國各高校倡議無限期罷課，申明事件焦點已由「悼念」變成「爭取自由民主」。當天北京《科技日報》突破新聞封鎖，在頭版報道學生遊行活動，稱「學生的行動代表了十億人民的呼聲」。

事件擾釀至第十天，鄧小平及多名政治局成員指遊行已擴大至20個城市，堅信邉郵軜O少數人操控，必須強硬遏止。4月25日，中共把高層看法通報趙紫陽、陳雲、李先念、彭真、鄧穎超等後，由曾建徽起草《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後稱四二六社論），經胡啟立與李鵬審閱，把學叨ㄐ詾欏笜O少數人發起的反革命動亂」，社論在當晚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中央電視台播出，次日在《人民日報》頭版發表。這份社論引起極強烈迴響。

4月27日，北京10萬人上街示威，雖然政府明令禁止遊行，但警方並未強硬阻撓，學生的標語是「和平請願，不是動亂」、「打倒官僚」，以至「擁護共產黨」，遊行秩序良好，最終和平落幕。許多知識分子認為此次遊行是“理性”戰勝“非理性”的大勝利，香港《明報》甚至說“將來的史家或有可能把它稱為‘四二七運動’，與1919年的‘五四運動’、1935年的‘一二九運動’、1976年的‘四五運動’並列為中國近代史上的轉折點。

四二六社論發表三天內，有說中南海接收國安、新華社、高校黨組織共36份報告，普遍認為社論定性過高，不利解決問題。其中各高校黨委匯報指，問題被社論深化，絕大多數幹部、教師及學生難以接受，批評社論令政府失去與學生對話的餘地；有報告批評靠權威實現的安定只是暫時的，隨之而來是更大的不安定。更有報告指：「為什麼這次學生遊行，從教授、青年教師到幹部同情者比以前多了呢？一句話，共產黨確實應該嚴格要求自己了。」

在中南海，胡啟立召開宣傳部會議，檢討之前的失誤；李鵬隨後要求《人民日報》再發表一篇社論，語氣相對溫和。4月28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維護大局 維護穩定》的社論，指出中國需要穩定，穩定壓倒一切，否則只會為國家民族帶來災難。

20．六四事件

中共嘗試將「極少數分子」與「廣大學生」劃下界線，申明四二六社論只針對「一小撮人」，但學生對誰是「一小撮人」莫衷一詞，紛紛要求推翻社論內容。

5月13日，由學生領袖發動的絕食運動，將學潮推上高峰。

5月19日中共中央與國務院召開黨政軍部大會，由電視現場直播，李鵬強調政府必須迅速扭轉亂局，呼籲黨政軍各級幹部緊急動員，並宣布調動解放軍進駐北京市郊。此時外界已注意到，趙紫陽及胡啟立並未列席，斷言趙已失勢。

5月20日早上10時，國務院總理李鵬在電視上頒布北京部分地區戒嚴令，軍隊開往天安門，學生緊急到各入城路口攔截軍車。當夜從外地調進北京的部隊，分乘卡車、裝甲車和坦克，從豐臺、六里橋、沙子口、呼家樓等處向天安門廣場方向前進，被市民和大學生阻攔[38]。該戒嚴令至1990年1月11日才解除。

5月21日，由於北京開始戒嚴，趙紫陽失勢，形勢向非常不利於學生運動的方向發展。北大自治會開會決定除了繼續派學生阻擋各個地方的軍車外，北大自治會決定推動學生撤離廣場計劃，第一步先讓北高聯撤回北大總部，進行改組發展。

5月28日 由北高聯發起的“全球華人大遊行活動”結束之後，主要由於廣場指揮部特別是廣場指揮部副總指揮、總指揮的原因，廣場上的學生沒有全部撤下來。

6月3日星期六，中共中央決定清場，中央軍委調集了超過20萬的戒嚴部隊. 凌晨2時20分，軍隊開進廣場，施放催淚彈，部隊從廣場南面的前門向中央推進，沿途向高空發射照明彈，群眾向天安門廣場北面後退。

凌晨2時半，軍隊包圍了天安門廣場，將留守的學生圍在中間，部隊停下待命.

侯德健等人直接要求會見軍隊指揮官，表達願意由他們出面勸餘下的學生離去，希望和平解決事件，軍隊同意。

大約凌晨4時45分，學生開始撤退。5時20分左右，天色已明，廣場的東南角已沒有大群的學生隊伍，但仍有約200名左右的學生和市民不肯離去，跟在後面的坦克始終一點一點地推進，顯得較有耐心。最後這批人剛撤出廣場，不斷高喊：「法西斯、法西斯！」「打倒法西斯！」的口號，這時，在毛主席紀念堂附近的戒嚴部隊官兵突然全體高喊：「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口號，並朝這支隊伍上空鳴槍，進行威懾。約5時40分，天安門廣場的清場過程基本結束。

從世界的角度看，六四運動並非孤立的事件，而是當時各地社會主義國家民主化的一環。同年，世界其他主要的社會主義國家也頻繁出現政治動盪。六四事件發生當天，波蘭團結工會在大選中獲勝，推翻社會主義制度；數月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也先後發生和平演變，兩年後蘇聯亦宣告解體。

1990年底，美國中央情報局將一份南斯拉夫局勢的預測報告呈給正陷入海灣戰爭僵局的布什總統。報告中說：“南斯拉夫將在今後18個月內解體。”這一預測在世界範圍內掀起軒然大波.

科索沃戰爭結束後，美國中央情報局、英國軍情六處等情報機構重新進入南斯拉夫。這時，它們的目的很明確，那就是顛覆米洛舍維奇政權。美國還通過“國家民主基金會”，資助了塞爾維亞反對派大量資金，1999年全年有1000萬美元，2000年增至3100萬美元。許多參與反米運動的美國人透露，在這一活動中起領導作用的其實是美國國務院、美國“國際發展協會”(AID)，而資金方面的調配則是由“政府對外資助機構”(GFAA)通過商業合同交給“全國民主主義促進財團”，再由“國家民主研究所”、“國際共和政體研究所”等非贏利機構負責具體操作。大量的廣播器材、計算機，甚至小型印刷設備也不斷流入塞爾維亞。到大選開始時，美國還為塞爾維亞學生運動組織支付了5000罐油漆的費用，使他們能隨心所欲的在塞全境塗寫反米標語和口號。在2000年7月至10月間，美國資助寫有“Gotovje”(塞爾維亞語“他完蛋了”的意思，這個標語後來成了整個“倒米運動”的口號)的不干貼250萬張，重達80噸。這期間，這些不干貼在塞全境張貼，甚至用它們覆蓋了米氏的競選廣告。同樣，用美國資金印刷的“OTPOR”(抵抗)運動組織標誌———緊握的拳頭也隨處可見。到2000年選舉結束，美國、英國和德國共向南反對派提供了超過6000萬美元的活動經費。

1989年6月9日鄧小平接見首都戒嚴部隊軍級以上幹部時指出：“這場風波遲早要來，這是國際大氣候和中國自己的小氣候所決定了的。他們要顛覆我們的國家，顛覆我們的黨，這是問題的實質。他們的目的是要建立一個完全西方附庸化的資產階級共和國。這次事件促使我們很冷靜地考慮一下過去，也考慮一下未來。十年最大的失誤是教育，主要是思想政治教育。要堅定不移地執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制定的一系列路線、方針、政策，要認真總結經驗，對的要繼續堅持，失誤的要糾正，不足的要加點勁。”

六四事件結束了中國自“五四”以來70年學生的問政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