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时每刻都在“从严治党”“反腐败”，为何民间“无官不贪”的质疑依然强烈？为何一些政客越来越肆无忌惮？

从严治党、反腐败、巡视巡察、监督检查，这些年来，各种反腐口号和政治宣传从未缺席。

然而，一个值得认真追问的现实问题是：为什么在反腐宣传不断强化的同时，民间对某些官员以权谋私、滥用职权、推诿责任、欺压百姓的质疑依然强烈？

为什么有些普通人面对权力时，仍然感到投诉无门、申诉无果、维权艰难？

为什么有些掌握权力的人，面对群众质疑，不是首先解释事实、公开依据、接受监督，而是习惯用“大局为重”“情况特殊”“个案不代表整体”等说辞搪塞？

如果反腐只停留在口号、文件和个别案件的查处上，而没有让普通人切实感受到权力受到约束、合法权益得到保障，那么反腐的实际成效就有必要接受社会检验。

一、反腐宣传越来越响，为什么群众的质疑仍然存在？

“无官不贪”是一种民间情绪化表达，不能当作所有官员都腐败的事实判断。但这种说法为什么会在一些群众中出现？它反映的，是对权力缺乏有效监督、办事不透明、利益输送和责任追究不充分等问题的担忧。

反腐不能只看查处了多少案件，还应当看群众遇到问题时，能不能获得公平处理。

一个普通人遭遇不公，能不能找到有效的投诉渠道？举报问题之后，能不能得到依法调查？涉及官员及其关联人员的利益时，调查能不能保持独立和公正？发现问题之后，能不能追究具体责任，而不是层层推诿？

如果这些问题没有得到令人信服的回答，那么再多的反腐口号，也难以自动转化为群众的信任。

反腐的价值不在于宣传声势有多大，而在于权力是否真正受到约束，腐败是否能够被发现，举报者是否得到保护，受损害的群众是否得到救济。

二、为什么有些政客面对质疑，首先想到的是推卸责任？

在我的维权经历中，最令人困惑的，不仅是劳动报酬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更是依法维权之后，个人遭遇了一系列严重后果。

我是一名普通劳动者。25年来，我通过劳动仲裁、诉讼、申诉、举报等方式追讨劳动报酬、维护合法权益。

按照我的亲身经历和目前保存的材料，我遭遇了十余次跨地区强制带离，累计失去人身自由1677天，其中1391天是在精神病院度过的。我还陈述曾遭遇2万元款项被敲诈勒索的问题。

此外，我的农业户口被注销，户口被空挂到陌生地方，原有农民待遇受到影响。我也曾陈述父亲受到威胁后去世，以及母亲病重期间自己面临的困境。

这些事项涉及不同时间、不同人员和不同程序，应当逐项依据证据调查认定。但我始终想不明白：一个普通劳动者依法追讨工资，为什么会经历如此漫长而沉重的过程？

当我提出质疑，真正需要的应当是事实调查、法律解释和责任审查，而不是一句“情况特殊”就把问题搁置。

如果掌握权力的人只要求群众服从，却不愿解释自己的行为；只强调群众应当依法办事，却不愿接受对自身行为是否合法的审查，那么权力监督又从何谈起？

三、“大局为重”：为什么总是普通人承担代价？

有些人面对群众的合理诉求，习惯把“大局”放在最前面。

但大局究竟是什么？

如果大局意味着公共利益，那么保障劳动者依法获得报酬、保障公民人身自由、保护合法财产、纠正违法行政行为，本身就是大局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果所谓大局，只要求普通人放弃权利、接受不合理安排，却不要求掌握权力的人依法履职、承担责任，那么这种“大局”就有必要接受追问。

公共利益不能成为侵害个人合法权益的借口，更不能成为某些人逃避责任的保护伞。

一个社会的稳定，不应当建立在让受损害者沉默的基础上，而应当建立在问题能够依法解决、责任能够得到追究的基础上。

四、“个案不否定制度”：为什么不能用这句话拒绝监督？

还有一种常见说法：“个案不代表制度，个案不能否定制度。”

这句话不能简单说完全没有道理。一个人的遭遇确实不能概括整个制度，也不能仅凭一个案件就对所有人员和所有机构作出结论。

但这并不意味着个案不值得调查，更不意味着制度可以拒绝反思。

个案发生在具体的行政程序、司法程序和权力运行过程中。它可能反映个别人员违法，也可能暴露程序漏洞、监督失灵或救济机制不畅。

因此，正确的态度应当是调查个案、查明事实、依法纠错，而不是用“个案不代表整体”结束讨论。

如果制度成功就是制度的成绩，制度失灵却永远只是个别人的问题；如果权力运行顺利就归功于制度，出现问题却不允许追问制度是否存在漏洞，那么制度就失去了接受检验和自我纠错的机会。

个案不能自动否定制度，但个案可以检验制度；制度不能因为一个个案而被轻率否定，也不能借一个个案的特殊性拒绝监督。

五、从严治党，不能只查贪腐数字，更要让权力受到约束

反腐败不仅要查处已经发生的腐败行为，还要关注腐败和权力滥用为何能够发生。

需要追问：

- 权力运行是否公开透明？

- 涉及群众利益的行政决定是否有明确法律依据？

- 群众举报之后，是否存在有效的调查和反馈机制？

- 对公职人员的投诉，是否能够避免利益冲突和内部包庇？

- 受到不当处置的群众，能否获得独立、公正的救济？

- 经调查确认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是否依法追究责任？

如果只查处少数已经暴露的案件，却不解决权力运行中的监督漏洞；如果只强调干部廉洁，却不保障群众监督干部的权利，那么反腐败就难以形成持续、可信的制度效果。

真正有效的监督，不应当只是权力体系内部的自我检查，也应当让普通群众能够依法提出质疑，并得到公正回应。

六、一个普通劳动者的追问：反腐究竟能不能解决具体问题？

我手中保存着多年来的申诉材料、法院裁判文书及其他相关法律文件，合计约80页。

2026年11月4日，我再次通过国家信访局国家投诉受理办公室提交投诉，涉及纪检监察、滥用职权、打击报复等问题，并以《25年依法讨薪，1677天失去自由：政客的“四个自信”，为何容不下一个讨薪工人？》为主题提出质疑。

我并不是要求任何部门因为我的个人陈述就预先认定谁有罪，而是希望相关问题能够得到依法调查和明确答复。

我想问：

25年劳动权益争议，究竟有哪些问题没有得到妥善解决？

多次跨地区绑架是否具有合法依据？

长期精神科住院是否符合医疗规范和法律要求？

本人所陈述的2万元款项，究竟因何收取，是否具有合法依据？

农业户口注销及户籍迁移是否依法办理？

对这些问题提出申诉、举报之后，相关部门是否依法受理、调查并作出答复？

这些都不是一句“个案不代表整体”就可以回答的问题。

如果反腐败要接受群众监督，那么普通人的投诉就不应当只是系统里的一个编号；如果从严治党要求公职人员依法履职，那么群众也有权要求相关人员解释具体行为的法律依据。

七、反腐的最终目的，是让普通人不再害怕权力

一个社会是否真正重视反腐败，不能只看口号喊得多响、文件发得多少、检查开展了多少次。

更重要的是：普通人能不能依法讨回工资？合法财产能不能得到保护？人身自由能不能得到保障？举报问题会不会遭到打击报复？权力滥用能不能得到纠正？受到损害的人能不能获得公正救济？

这些具体问题，比任何漂亮口号都更能检验权力监督的实际效果。

我不主张用个人经历给所有官员贴标签，也不认为民间一句“无官不贪”就能证明所有官员存在腐败。但群众对腐败和权力滥用的质疑，不能简单归结为情绪，更不能以宣传成绩来代替对具体问题的调查。

从严治党，不能只从严要求普通人服从；反腐败，也不能只在权力体系内部谈反腐。

真正值得追问的是：权力是否受到约束，腐败是否得到查处，群众的合法权益是否得到保障，举报者是否能够安全地说出真相。

如果这些问题没有得到切实回答，那么反腐宣传与群众实际感受之间的距离，就值得认真反思。

反腐不是让百姓相信权力永远正确，而是让权力不能任意犯错；从严治党不是要求群众永远沉默，而是要求掌权者依法履职、接受监督、承担责任。

一个普通劳动者25年的维权经历，虽然不能代表全部中国社会，但它有权成为一个需要调查、需要回答、需要接受检验的真实个案。

何大才

2026年11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