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陸已經具備進行一場偉大的文明革命的條件

革命是華夏民族的一個原生態詞彙和理論概念。最早見諸於《易·革·彖辭》中的句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顯然，在華夏民族的先賢看來，革命首先是一種“順天應人”的社會行動。

在一般的解釋中，人們把湯武分別指商湯和姬發（周武王）兩個人。而我認為，這句話本身是指“商湯天乙”一個人。因為商湯自稱為“武王”，而《易經》中的篆辭，雖然晚於姬昌刻撰《易》的時間，但是，表達的實際含義也不應該包括周武王。因此，在我看來，所謂的“湯武革命”就是指商湯一位政治領袖。

在20世紀，“革命”成為中國政治生活中的一個使用的最廣泛和最普及的話語。然而，在20世紀中國的政治生態中，“革命”似乎成為一個與“暴力”具有同等含義的概念。由此，革命所具有的真正的社會意義——文明性、進步性、建設性和發展屬性，在形形色色的暴力、造反和動亂行徑中蕩然無存。至於革命的實質與核心的社會使命——產業與科技革命，更是被完全丟棄。

對於中國而言，在1911年10月以辛亥革命為標誌推翻滿清王朝後，這場政治革命是中國政治形態由“家天下”向“黨天下”的轉型的開端。從1911年10月辛亥革命到1919年五四新文化運動兩個重要的歷史事件為標誌，中國國內的政治力量，分別在美國和前蘇聯的直接影響下，也客觀地形成了以國民黨和共產黨為代表的兩支政治力量。到20世紀的20年代，國民黨經過孫中山先生的數次重大改造和重組，成為中國的領袖型政黨，國號叫做“中華民國”，理論旗幟是“三民主義”。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在共產國際的直接參與下於上海宣告成立。

辛亥革命後中國的實際權力掌握在各地擁有武裝力量的軍閥手中，直到1928年東北張作霖易幟，中華民國才在名義上實現了統一。據歷史研究揭示，在辛亥革命後，中國境內組建的政黨數量達300多個。然而，最終能夠存在下來的政黨——國民黨和共產黨，都無一例外地走上了一條以武裝力量為生存支柱的道路。國民黨成立黃浦軍校培育自身的軍事力量，共產黨在1927年412事件與國民黨分裂後，走上了以工農武裝割據的生存之路。1927之後的中國，基本處於國民黨與共產黨兩股擁有軍隊的政黨，為了爭奪國家政權的軍事戰爭的狀態下。其中，1931年918事變，日本占領中國東北，到1937年77事變爆發，蔣介石發表抗戰宣言，至1945年8月日本無條件投降，中華民國領導了全體中國人民進行了8年抗戰。

   由於極其複雜的歷史原因，20世紀百年中國沒有發展成為一個具有現代化民主政治框架的國家。而辛亥革命後中國的主要政黨在政治制度的設計以及持有的文化與理論形態方面，都不具備引導華夏民族成就一個偉大的現代化國家的內在素質和關鍵品格。20世紀初開始的中國政黨制度發展的失敗，是導致國家和社會發展失敗的關鍵性原因。

因此，在21世紀華夏民族的國家與社會發展方面，必須對於20世紀百年歷史的成因和結果擁有科學的理論評判和認知。否則，中國將會繼續喪失21世紀百年的大好時光。

中共從一經成立之日起，便是一個在前蘇聯直接支持下並且全盤接受前蘇共意識形態與體制模式的政黨。列寧與斯大林對於中共的影響，無論在理論還是實際行動方面，都是直接的和具體的。其實，列寧、斯大林主義對於中共的實際影響，要遠超經典馬克思主義千萬倍。甚至於可以說，中共完全是通過列寧、斯大林而了解和認識馬克思主義的。應該說，中共從來沒有全面而深刻地認知經典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全貌。

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中指出——“被壓迫階級要求得解放，不僅非進行暴力革命不可，而且非消滅統治階級所建立的、體現這種‘異化’的國家政權機構不可。”列寧完全沒有理解經典馬克思主義中關於“階級與階級鬥爭”觀點的實質，在經典馬克思主義理論中，階級是一種處在特定的產業分工中的不同的勞動者群體，而階級鬥爭也決不是一鍾無休無止的暴力鬥爭，而是不同的階級站在各自物質利益基礎上的競爭關係。列寧一直強調無產階級政黨的領導作用，“要組織政黨，組織起來同專制政府和整個資本主義社會進行堅決的鬥爭。”在《寧肯少些，但要好些》中強調工人領導農民、無產階級政黨與國家機器“結合”而領導國家的觀點，“無產階級的自發鬥爭如果沒有堅強的革命家組織的領導，就不能成為無產階級的真正的‘階級鬥爭’”。

列寧1916年下半年書寫《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對於資本主義的認識，完全從資本主義的壟斷性出發，並且認為帝國主義階段是壟斷的、腐朽的資本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和最後階段。其實，列寧的理論觀點完全是一種違背社會運動實質，並且違背人類社會文明的觀點。

從理論的角度看，列寧對於“資本主義以及資本主義制度下經濟形態”的分析，不僅完全逃離了經典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有關對於資本主義經濟運行分析中的思維方法和生產規律的一系列核心觀念，更是偏離了對於人類歷史與現實社會運動實質。

    中國1949—1976年毛澤東時代的“政治掛帥”以及“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完全來自列寧與斯大林。當然，這深深植根於毛澤東進行權力鬥爭的現實需要。

中國在起自1980年的改革開放中步入21世紀。改革開放時期的歷史主題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這個主題已經要比任何政治運動更加接近於人類文明的要求。但是，人類的社會文明是多種多樣的文明力量共同協作、共同實踐、共同努力的結果。也就是說，文明是綜合性因素共同作用的成果。對於社會文明的進步和發展而言，在意識形態和政策決策方面，絕不能夠過分強調某個單一的社會側面並且使用單一的政治手段，這便是20世紀下半頁中國歷史給予我們的教訓。也就是說，無論是“政治掛帥”，還是“經濟中心”，只要片面強調某一種社會因素並且制定偏激的政策措施，都會對社會文明本身造成巨大的傷害並且付出巨大的代價。

必須肯定，中國大陸的經過1980年改革開放時期以來的全體社會成員，已經普遍具備一種理性的價值素養，不再對於不同意見水火不容般的對立。但是，普遍說來，由於1949年以來中共的執政與70多年的政治教育和宣傳，導致中國大陸社會仍然是一個嚴重而普遍的缺乏文明價值教養的社會，同時，基層社會雖然較之毛澤東時代的價值觀念發生了明顯的轉變和進步，但是，仍然普遍缺乏正確的民主意識與追求科學真理的精神。

不過，我仍然要說，基層社會（或者民間力量），是中國大陸進行一場偉大的社會文明革命和升華的支柱。

站在20世紀百年歷史和改革開放時期的社會背景下，中國大陸已經具備進行一場全面性的、綜合性的、持續性的社會文明革命的條件。這場文明革命的風源和基礎是來自各行各業的勞動者。中堅力量則是具備文明價值的政治家、思想家、科學家、教育家和企業家群體。其中，科學家和企業家是最具有引領力的力量。

中國大陸在政治方面，有如下幾個具體的任務必須完成：第一，政黨制度的再造，這是中國大陸社會構建嶄新的政治制度的一個具體任務。第二，選舉制度的設計、規劃和確立，這是嶄新政治制度的一個關鍵性的組成要件。

堅定不移的進行產業和科技革命，這是21世紀華夏民族走向成功的根本要素。在產業與科技以及經濟政策方面，必須把教育、科技、醫療、文化等社會事業，視為社會文明發展的重要支柱。

當中國大陸歷經“政治掛帥”和“經濟中心”兩個不同性質的歷史階段後，當前，中國急需為走出“經濟中心”造成的一系列社會困境的方法和具體路徑。同時對於21世紀的未來，制定出具體而可行的行動指南、構劃出清晰而可辨的藍圖。

人類的一切社會文明，都源自於人類自身的勞動、發明和創造。人類必須把蘊含於自己頭腦中的智慧，首先的和主要的運用於探索、認識、開發和利用自然界物質方面，而在這個過程中，人類的各種社會關係以及上層建築的結構，必須自覺的適應和推動人類改善與自然界的關係。人類自身的社會文明，無不源自自身於自然界的關係。因此，一切社會文明都深深植根於人類與自然界之間的文明關係。

在歷史上，華夏民族是一個不善於探索和認識自然界運動規律和客觀物質的民族，從現在開始，華夏民族的一切社會精英，應該把自己的智慧運用到認知自然界物質方面，從而改善我們民族的文化形態，引導華夏民族成為一個善於認識和開發自然界物質的民族，再結合諸子百家揭示的人類文明價值，由此，華夏民族才能夠逐步成為世界民族之林中的一個優秀的民族，並且逐步走向人類文明的最前列。

期待中國大陸進行一場真正的、偉大的社會文明革命。

徐國進

2022年2月12日星期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