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已经具备进行一场伟大的文明革命的条件

革命是华夏民族的一个原生态词汇和理论概念。最早见诸于《易·革·彖辞》中的句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显然，在华夏民族的先贤看来，革命首先是一种“顺天应人”的社会行动。

在一般的解释中，人们把汤武分别指商汤和姬发（周武王）两个人。而我认为，这句话本身是指“商汤天乙”一个人。因为商汤自称为“武王”，而《易经》中的篆辞，虽然晚于姬昌刻撰《易》的时间，但是，表达的实际含义也不应该包括周武王。因此，在我看来，所谓的“汤武革命”就是指商汤一位政治领袖。

在20世纪，“革命”成为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个使用的最广泛和最普及的话语。然而，在20世纪中国的政治生态中，“革命”似乎成为一个与“暴力”具有同等含义的概念。由此，革命所具有的真正的社会意义——文明性、进步性、建设性和发展属性，在形形色色的暴力、造反和动乱行径中荡然无存。至于革命的实质与核心的社会使命——产业与科技革命，更是被完全丢弃。

对于中国而言，在1911年10月以辛亥革命为标志推翻满清王朝后，这场政治革命是中国政治形态由“家天下”向“党天下”的转型的开端。从1911年10月辛亥革命到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两个重要的历史事件为标志，中国国内的政治力量，分别在美国和前苏联的直接影响下，也客观地形成了以国民党和共产党为代表的两支政治力量。到20世纪的20年代，国民党经过孙中山先生的数次重大改造和重组，成为中国的领袖型政党，国号叫做“中华民国”，理论旗帜是“三民主义”。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直接参与下于上海宣告成立。

辛亥革命后中国的实际权力掌握在各地拥有武装力量的军阀手中，直到1928年东北张作霖易帜，中华民国才在名义上实现了统一。据历史研究揭示，在辛亥革命后，中国境内组建的政党数量达300多个。然而，最终能够存在下来的政党——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无一例外地走上了一条以武装力量为生存支柱的道路。国民党成立黄浦军校培育自身的军事力量，共产党在1927年412事件与国民党分裂后，走上了以工农武装割据的生存之路。1927之后的中国，基本处于国民党与共产党两股拥有军队的政党，为了争夺国家政权的军事战争的状态下。其中，1931年918事变，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到1937年77事变爆发，蒋介石发表抗战宣言，至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中华民国领导了全体中国人民进行了8年抗战。

   由于极其复杂的历史原因，20世纪百年中国没有发展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化民主政治框架的国家。而辛亥革命后中国的主要政党在政治制度的设计以及持有的文化与理论形态方面，都不具备引导华夏民族成就一个伟大的现代化国家的内在素质和关键品格。20世纪初开始的中国政党制度发展的失败，是导致国家和社会发展失败的关键性原因。

因此，在21世纪华夏民族的国家与社会发展方面，必须对于20世纪百年历史的成因和结果拥有科学的理论评判和认知。否则，中国将会继续丧失21世纪百年的大好时光。

中共从一经成立之日起，便是一个在前苏联直接支持下并且全盘接受前苏共意识形态与体制模式的政党。列宁与斯大林对于中共的影响，无论在理论还是实际行动方面，都是直接的和具体的。其实，列宁、斯大林主义对于中共的实际影响，要远超经典马克思主义千万倍。甚至于可以说，中共完全是通过列宁、斯大林而了解和认识马克思主义的。应该说，中共从来没有全面而深刻地认知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全貌。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指出——“被压迫阶级要求得解放，不仅非进行暴力革命不可，而且非消灭统治阶级所建立的、体现这种‘异化’的国家政权机构不可。”列宁完全没有理解经典马克思主义中关于“阶级与阶级斗争”观点的实质，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中，阶级是一种处在特定的产业分工中的不同的劳动者群体，而阶级斗争也决不是一钟无休无止的暴力斗争，而是不同的阶级站在各自物质利益基础上的竞争关系。列宁一直强调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作用，“要组织政党，组织起来同专制政府和整个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坚决的斗争。”在《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中强调工人领导农民、无产阶级政党与国家机器“结合”而领导国家的观点，“无产阶级的自发斗争如果没有坚强的革命家组织的领导，就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真正的‘阶级斗争’”。

列宁1916年下半年书写《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对于资本主义的认识，完全从资本主义的垄断性出发，并且认为帝国主义阶段是垄断的、腐朽的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和最后阶段。其实，列宁的理论观点完全是一种违背社会运动实质，并且违背人类社会文明的观点。

从理论的角度看，列宁对于“资本主义以及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形态”的分析，不仅完全逃离了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关对于资本主义经济运行分析中的思维方法和生产规律的一系列核心观念，更是偏离了对于人类历史与现实社会运动实质。

    中国1949—1976年毛泽东时代的“政治挂帅”以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完全来自列宁与斯大林。当然，这深深植根于毛泽东进行权力斗争的现实需要。

中国在起自1980年的改革开放中步入21世纪。改革开放时期的历史主题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主题已经要比任何政治运动更加接近于人类文明的要求。但是，人类的社会文明是多种多样的文明力量共同协作、共同实践、共同努力的结果。也就是说，文明是综合性因素共同作用的成果。对于社会文明的进步和发展而言，在意识形态和政策决策方面，绝不能够过分强调某个单一的社会侧面并且使用单一的政治手段，这便是20世纪下半页中国历史给予我们的教训。也就是说，无论是“政治挂帅”，还是“经济中心”，只要片面强调某一种社会因素并且制定偏激的政策措施，都会对社会文明本身造成巨大的伤害并且付出巨大的代价。

必须肯定，中国大陆的经过1980年改革开放时期以来的全体社会成员，已经普遍具备一种理性的价值素养，不再对于不同意见水火不容般的对立。但是，普遍说来，由于1949年以来中共的执政与70多年的政治教育和宣传，导致中国大陆社会仍然是一个严重而普遍的缺乏文明价值教养的社会，同时，基层社会虽然较之毛泽东时代的价值观念发生了明显的转变和进步，但是，仍然普遍缺乏正确的民主意识与追求科学真理的精神。

不过，我仍然要说，基层社会（或者民间力量），是中国大陆进行一场伟大的社会文明革命和升华的支柱。

站在20世纪百年历史和改革开放时期的社会背景下，中国大陆已经具备进行一场全面性的、综合性的、持续性的社会文明革命的条件。这场文明革命的风源和基础是来自各行各业的劳动者。中坚力量则是具备文明价值的政治家、思想家、科学家、教育家和企业家群体。其中，科学家和企业家是最具有引领力的力量。

中国大陆在政治方面，有如下几个具体的任务必须完成：第一，政党制度的再造，这是中国大陆社会构建崭新的政治制度的一个具体任务。第二，选举制度的设计、规划和确立，这是崭新政治制度的一个关键性的组成要件。

坚定不移的进行产业和科技革命，这是21世纪华夏民族走向成功的根本要素。在产业与科技以及经济政策方面，必须把教育、科技、医疗、文化等社会事业，视为社会文明发展的重要支柱。

当中国大陆历经“政治挂帅”和“经济中心”两个不同性质的历史阶段后，当前，中国急需为走出“经济中心”造成的一系列社会困境的方法和具体路径。同时对于21世纪的未来，制定出具体而可行的行动指南、构划出清晰而可辨的蓝图。

人类的一切社会文明，都源自于人类自身的劳动、发明和创造。人类必须把蕴含于自己头脑中的智慧，首先的和主要的运用于探索、认识、开发和利用自然界物质方面，而在这个过程中，人类的各种社会关系以及上层建筑的结构，必须自觉的适应和推动人类改善与自然界的关系。人类自身的社会文明，无不源自自身于自然界的关系。因此，一切社会文明都深深植根于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的文明关系。

在历史上，华夏民族是一个不善于探索和认识自然界运动规律和客观物质的民族，从现在开始，华夏民族的一切社会精英，应该把自己的智慧运用到认知自然界物质方面，从而改善我们民族的文化形态，引导华夏民族成为一个善于认识和开发自然界物质的民族，再结合诸子百家揭示的人类文明价值，由此，华夏民族才能够逐步成为世界民族之林中的一个优秀的民族，并且逐步走向人类文明的最前列。

期待中国大陆进行一场真正的、伟大的社会文明革命。

徐国进

2022年2月12日星期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