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中國大陸社會在大瘟疫之後的重整

1980年中國大陸開啟“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開放時期，從而使得東西方關係尤其是中美關係，有了一個長達近40年的大融合、大交流與大促進的狀態。然而，在2012年中共18大之後，尤其是2016年美國川普政府時期，中美關係因貿易關稅摩擦而迅速演變成為一種全面的國家之間的對抗。到2019年末“新冠肺炎”爆發，中美之間的關係就幾乎處於無法調和的對抗狀態。事實上，中國自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始終貿易真正處理好與西方世界的關係問題。鴉片戰爭後中國社會精英人士的心態是“師夷之長技以制夷”，在20世紀的50年代之後，則是“超英趕美”的追趕與超越的簡單的政治思維。亞洲國家與西方關係最成功的國家是日本，明治維新日本確立的社會思維是“脫亞入歐”，從而，即使日本經歷了二戰的慘痛打擊，包括美國對其的核打擊，但是，日本在社會經濟與文明程度的進步方面，始終是亞洲最領先的國家。1980年開啟的全球化的國際格局，在世界上各個主要國家的貿易爭端以及意識形態與制度對抗中戛然而止。接下來的世界形勢將是一場全球性的大爭戰和大重組的時期。2019年末的大瘟疫的爆發是直接的導因和開端。全人類已經處於在經濟、政治以及自然環境等各個方面的不確定的狀態中。

從中國大陸社會內部的情勢看，1980年直至2020年的40年，在改革開放政策的推動下，可以被視為一個中國的商業化和市場化的機制的初步形成時期。在中國由文字記載的歷史中，從來沒有出現過一個這樣的社會局面：一方面，整個產業結構與技術基礎的大規模且迅速劇烈的轉型；另一方面，政治層面對於經濟增長與公權力貪腐的視而不見與極度容忍。這樣的矛盾使得中國的產權制度始終缺乏堅實的前提和理念支撐。

因此，當“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政策走到盡頭之時，中國的最高統治者缺乏對於社會現實與如何化解現實問題的有效方法，並且缺乏對於如何走向美好未來的文明歷史觀。因此，中國 的危機隨即一股腦的湧現出來。

在1976年9月毛澤東死後，中國大陸的由“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政治掛帥轉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開放，雖然存在一系列的觀念與社會障礙，但是，相對來說，由於1966—1976年十年“文革”的種種惡果以及普遍的社會貧困，所以這個社會生活以及政策轉向以“發家致富”的經濟中心，並沒有實質性的障礙與阻力，但是，在2020年代的關頭，中國走過40年改革開放時期之際，面對比1976年的要複雜許多倍的社會狀況之時，中國如何走出並且超越“經濟中心”的政策思路與社會運動模式？這首先需要具有超越鄧小平一代政治領袖的智慧，然而，出生於1950年代的政治家，無論在大的政治智慧還是在具體的政策層面，都顯現的力不從心。

在40年改革開放時期之後，中國大陸理當開闢一個超越“經濟中心”的全面的社會文明升華的局面。然而，一系列的現實狀況，卻導致中國不僅極大的消耗了改革開放時期經濟高速增長的成果，同時也深陷更大的社會停滯與經濟蕭條的局面。這為一場整體性的社會大動盪和政治革命準備了條件。

可以說，1980年代開啟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開放，有效化解了毛澤東“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政治運動留給中國的社會危機。改革開放時期客觀上成為中國自有文字記載以來，在社會物質財富創造方面增長最快、最大的一個時期。這個時期中國人創造的社會物質財富總量，要遠遠超過以往4000年社會財富的總和。

“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開放時期之後，中國大陸一個如何調正社會發展的路徑和方法？這是進入21世紀以來的22年中國執政黨仍然沒有能夠真正解決的理論和實踐問題。中國大陸在1976年9月毛澤東之後，經過大致3年的痛苦探索與思考，開啟“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開放，即是對毛澤東“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否定，也是確立以實質不同的社會建設方法。

三年的瘟疫“清零”，是對社會生活的嚴重而普遍的破壞。這種破壞力在未來的2—3年裡可能仍然存在並且明顯的表現出來。爆發於2019年底武漢的“新冠肺炎”大瘟疫已經持續三年，對“新冠肺炎”的三年“動態清零”，導致社會生活在整體上出現一種大停滯的局面，因為“動態清零”本身是對正常社會生活的一種大破壞和大浪費。2019年末爆發於武漢的“新冠肺炎”大瘟疫，之後的3年時間裡，中國社會經歷了一場大毀滅。毫無疑問，瘟疫本身是對人類生命健康的一種嚴重創傷，而因為對瘟疫的無知或者盲目害怕制定的一些不切實際的行政性的防控措施，更會對正常的社會生活雪上加霜。

歷史地看，這場大瘟疫必然催生中國大陸發生一場偉大政治文明升華，現實情況也正是如此。因此，客觀上，大瘟疫必將充當21世紀華夏民族進行一場偉大政治變革的先導。

在現有的科技條件下，對於這場大瘟疫，理當進行精準的統計數據，以為治療和社會治理提供可靠的大數據，並且充當正確決策的依據。然而，由於決策層的有意隱瞞真實情況，或者認為不應告知公眾，由此，從武漢爆發大瘟疫和“武漢封城”起，便始終缺乏準確的數據統計。中國大陸對於公共事務的數據化管理，其理念仍然是愚昧的，因為指導觀念存在嚴重的主觀荒謬性。

三年大瘟疫以及“動態清零”防疫措施，把中國推到一個懸崖邊上。中國面臨1950年代以來的一個最關鍵的轉折點。截至當下，中國執政黨應該明白：1950年以來的“政治掛帥”與“經濟中心”均走不通真正的社會文明之路。因為所謂政治與經濟，只是化解一系列社會問題與矛盾的方法、手段和策略，而這兩方面都必須服從於人類文明的根本要求。

1950年之後的“政治掛帥”和1980年開始“經濟中心”，皆是一條無法走通的社會運動模式。也就是說，1950—1980年的“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政治掛帥和1980年之後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開放，都不符合人類社會文明進步的根本要義與歷史運動的基本規律。站在21世紀的目前關頭，華夏民族必須高舉起文明與幸福的旗幟，以期真正走好21世紀百年的剩餘未來之路。

事實是：1950年代以來，中國大陸走過“政治掛帥”—“經濟中心”—“集中統一”的否定之否定的社會循環。對於中國大陸而言，認真探索和確立超越40多年改革開放時期的正確方法，依然是最關鍵的社會任務。

可以判斷，中國在沒有真正走出現行的政治結構的情況下，已經無法再次真正的與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搞好關係。在2016年美國的川普政府之後，整個西方國家為了在科技、教育、文化與經濟領域圍堵中國，而結成了一個最廣泛的聯盟。尤其是2022年1月24日爆發俄烏戰爭之後，中國與美國、日本的軍事對抗演變成為一場戰爭的條件正在具備。

2023年的中國大陸：需要在“大瘟疫”蔓延中覺醒和重整旗鼓、浴火重生，在“大瘟疫”的廢墟上覺醒和重整旗鼓。2020—2022年三年“新冠肺炎”大瘟疫，是中國進入21世紀以來經歷的一場最大的社會災難和挫折。眼下，這場大瘟疫仍然在蔓延中。已經來臨的2023年的大部分時光可能仍將淹沒在大瘟疫之中。可以斷定，2023年中國將依然深處“新冠肺炎”大瘟疫的泛濫中。這場大瘟疫的繼續蔓延，對改革開放時期以來的社會破壞力甚至將大於1950—1976年的毛澤東時代。

中國從來就是一個在社會治理方面嚴重缺乏準確數據並且不以數據為依據進行治理的國家。自2019年底大瘟疫爆發以來，中國對於患者人數和死亡數字的統計，以及醫療投入與財政支出，在這些數字的統計上，恐怕又是一筆永遠的“糊塗賬”。在大數據以及統計手段如此發達的情況下，對於這樣的重大的瘟疫事件，本來是應該也十分容易進行準確的數據統計的，但是，在中國大陸，三年多來“新冠肺炎”的統計，只能是一筆“糊塗賬”，就像“1959—1962”年“三年大饑荒”一樣，成為一個歷史問題，而且是永遠無法研究清楚的問題。現在，社會各個不同階級與階層，最有可能導致政治動盪的因素包括：1、學生與整個知識分子階層，2023年7月左右的大學生畢業季，是中國大陸在政治上面臨的一個極其危機的時節，大致1100萬的大學生在面臨無法就業的情況下，很容易走上集體抗爭之路，如果再加之與社會失業人口結合在一起，那麼，現行的體制根本無法應付這種狀況。2、大部分企業家階層，包括民營企業與國有企業的所有行業的企業家，處於一種極其渾沌的迷茫狀態，一方面，國有企業的管理者幾乎“躺平”，不思也不敢“越雷池一步”，可以說，本來就嚴重缺乏創新能力的國有企業板塊，會處於一種較長期的死氣沉沉的狀態中；另一方面，民營企業根本無法在現在的社會政策於經濟環境中得到進一步的發展壯大。從實質上講，把企業按着國有、民營劃分，把經濟按着公有制、私有制劃分，着本身既是不懂得經濟的實質規律的表現。3、城市勞動者階級，包括製造業與服務業的一切行業的普通勞動者，為了保證基本生活需要的苦苦掙扎，可以說，在2000年前，中國的家庭是一個最大的盈餘部門，因此，城鄉居民的高儲蓄是支撐中國經濟高增長的一個支柱因素，然而，進入21世紀之後，由於高房價以及其它的一些因素，導致許多家庭在20年間成為高負債的部門，包括房貸、車貸與各種消費貸，壓的許多家庭喘不過氣來。從而，使得這種現象成為中國在政治上的一種不穩定的因素。同時，企業負債同樣無法得到有效的化解，所以，這種經濟因素勢必會導致政治動盪。

總之，中國大陸社會自1980年代以來改革開放時期積累的各種問題與矛盾的集結，終會在某個時間點上爆發出來。而當社會經濟幾乎處於完全停滯的狀態之後，各階層的勞動者必將把社會注意力和關注點轉移到政治領域。顯然，2023年對於中國大陸極有可能是一個在政治上的實質性的轉折之年。由此，一場全體社會成員針對政治變革的訴求，必然通過“大瘟疫”而全面的爆發出來。因此，各種社會跡象均顯示，2023年有可能是全民性大抗爭的開始之年。如果內部矛盾快速轉化為對台戰爭，那麼，中國就深陷於內部動盪和外部戰爭的局面。

社會的發展於進步，即不能運用極端的“政治掛帥”，也不能依靠簡單的“經濟中心”。社會文明的培育、成長與升華，是一個綜合性的問題。

40年改革開放時期之後，中國大陸必須也必然需要進行一場旨在社會公平的政治制度和國家體制的重新設計與再造。這是一個歷史的必然趨勢和要求。三年大瘟疫只是加劇了中國大陸對於政治改革的要求，並且，把這種要求轉化為一種具體的行動。當然，中國大陸欲要實現和完成一場真正的具有偉大意義的政治變革，還需要許多具體而可靠的條件。現在，這些條件已經逐步積累並且演變為成熟：一是民眾的普遍覺醒；二是普遍的抗爭與不合作；三是體制內部的配合；四是極其不利的國際環境；五是嶄新政治領袖的湧現；六是經濟停滯與面臨崩潰。目前前，中國大陸已經具備爆發一場政治大動盪和大革命的條件。但是，卻仍然不具備完成一場真正意義上的偉大政治文明升華的條件。一是從法律上允許高質量的政黨組建；一是具備完善的行動綱領、政策規劃與施政團隊；三是具備文明的價值以及對社會現實和未來方向的正確認知。

對於中國大陸，在未來的5—10年時間裡，必然發生一場觸及根本的政治變革和政治文明升華的偉大實踐。從現實看，這已經是不以任何統治者的意志為轉移的趨勢。出生於改革開放時期即20世紀80—90年代的年輕的社會成員，不會繼續容忍生活在被禁錮的政治條件下，同時，他們也普遍受到較為良好的自然科學教育、擁有較高的知識程度、他們的政治訴求已經開始通過手中高舉的白紙進行表達。同時，在現行體制內部，也應該存在一支堅持和繼承改革開放理念的政治人物。這些因素都會轉化成為進行一場偉大的政治文明升華的現實的力量，從而把中國大陸的政治形態、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全面翻新。

徐國進

2023年1月29日星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