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華夏民族的文化革命與制度再造及產業轉型

中國的社會問題，表現在社會中的政治、政策和決策以及經濟層面。但是，根源卻源自於我們的文化形態和價值觀念。

21世紀，華夏民族的文化革命，是繼承和發揚公元前8—3世紀諸子百家的追求人間美好價值與科學技術的發明精神，是在諸子百家的偉大精神基礎上，創新華夏民族社會的知識體系、制度體系和產業體系，把我們的社會生活建築在以文明為核心理念的基礎上。21世紀華夏民族文化革命的具體任務包括：1、把現代華語提升為世界上一種主要的科學語言；2、根本而普遍地提升全體社會成員的思維方法；3、樹立以認識和探索自然界物質運動規律的文化形態；4、創新和突破性地建立完善的自然科學知識體系和人文價值體系。

本來，在華夏民族的話語中，所謂“革命”，即是“順乎天而應乎人”的行動。在20世紀中國的政治話語中，過多的使用着“革命”，但是，卻把革命歪曲為一種簡單的、粗暴的、甚至於血腥的暴力行徑。

在20世紀，從1919年五四新文化運動到1966—1976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可以說，華夏民族在這個百年歷史中，並沒有能夠認識和把握社會文化革命的真正意義、任務與目標。相反，不僅嚴重歪曲了“革命”作為一個理論概念的科學含義，而且在政策選擇和行動上走向了社會文明的反面。

從宏觀中國歷史的角度看， 我們仍然可以把20世紀中國視為一個過度型的世紀。在政治上，20世紀屬於中國的“家天下”向“黨天下”的劇烈而動盪的過度型世紀，而華夏民族在政治轉型方面的不成功，也是導致整個社會在建設、發展與進步上不成功的主要根源。在經濟上，20世紀中國始終沒有真正走上一條以產業革命和科技引領的經濟增長的模式，而是始終沉迷於私有制和公有制、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極端選擇中，並且以此意識形態進行各種經濟政策的選擇。在文化方面，無論是1912—1949年的中國民國時期，還是自1950年代以來，都是以執政黨的理論決定社會文化與意識形態，導致華夏民族的文化始終沒有能夠走上一條以追求真理、探索自然界為要旨的線路和方向。

顯而易見，華夏民族21世紀迫切需要文明、自由、民主的價值與制度保障，如果真正擁有了這些價值和保證這些價值貫徹執行的制度，那麼，華夏民族就能夠在短時間裡煥發出巨大的創造力和想象力，並且，才又可能在21世紀實現全民族的社會文明復興。

價值觀和制度體系的再造，是一場覆蓋全民的偉大社會實踐。從政治上說，中國迫切需要一場偉大的制度體系的發明和確立。

21世紀華夏民族的政黨制度必須進行一系列重大的改革。嶄新政黨制度建立政黨平等的價值原則上。有條不紊的設計、推行和確立公民直接投票選舉制度，這是21世紀華夏民族政治文明進步的一個主要而明確的方向。

從政治角度判斷，華夏民族21世紀的政治文明，必然是一個由“黨天下”向“民天下”的偉大的轉型和升華的世紀。天下乃天下人的天下——這是華夏民族遠古賢聖便認識到的一個明確的理念。

在政治觀念上，確立起公權力是對社會和民眾生活提供公共治理的服務系統。必須徹底改變公權力的一切陳腐意識，根除用“槍桿子”奪取國家政權、維護國家政權的觀念。並且，改變幹部任用上的“選拔”觀念，由“選拔”改為“選舉”，當然，需要把公務員隊伍區分為選舉官員和任命官員兩種形態。前者是通過公民投票產生的行政領導人，後者則是根據德才和治理能力通過法律程序任命的技術型公務人員。

中國在政治人才的選拔方面，有着悠久的歷史，當然，另一方面，這也是中國根本改革幹部制度的一種沉重的負擔。

西周實行的人才選拔制度是貢士制，由各地諸侯選拔德行、道藝兼優者貢於周天子使用。
在中國的公元前221年秦朝建立起的大一統的“家天下”的制度範式和結構中，以隋朝發明“科舉制”為標誌，之後逐步形成了一種穩固而有效的“文官系統”，所有的官吏固然來自於自上而下的授受和任命，但是，在“科舉制”之後形成的文官體制，成為有效維護皇權統治的一種制度工具。因為在科舉制中，從來沒有一門考試“科目”屬於科學後者技術，這樣的“科舉制”只是有利於維護皇權統治，而對於社會的科學、技術與文化形態的改善和提升、對於社會生產力的創造力和想象力幾乎毫無益處，甚至是有百害而無一益。

察舉制是漢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開始推行的一項官吏選拔制度。主要是地方和中央根據個人的才能和品行對個人進行推舉和徵召。察舉制是中國第一個系統的官員選拔制度。曹操即依靠“舉孝廉”而進入仕途。科舉制始於公元621年，直至至清光緒31年（公元1905年）舉行最後一科進士考試為止（世界上最後一屆科舉考試結束於1919年的越南阮朝），前後延續了1200多年。

選賢貢士制—察舉制—科舉制，這樣的官員選拔制度，都是一種自上而下的任命制度。

可見，在歷史上，中國的各級官吏從來都是自上而下的“選拔”和任命，而被選拔出來和得到任命的官員，便在政治上獲得一種天然的合法性，並且，在中國，由於長期一貫的選拔制和任命制，民眾普遍認同了這樣的政治作為。因此，所有的中國人，就像無法選擇自己的父母一樣，從來無法自主的選擇各個階層的官員。

現行的幹部制度（或者官員選拔制度）是中國大陸最大的政治腐敗。一方面，制定出來的政策不符合現實社會的需要，並且帶來許許多多的負面效應；另一方面，面對諸多現實問題與矛盾，根本沒有良好而有效的化解之策。長期的領導幹部的自上而下的任命制，直接導致整個社會治理層與民眾生活完全脫節。迄今為止，中國大陸仍然沒有民眾與官員的良好的溝通機制，也就是說，在社會與政府之間，由於沒有合理而公平、公開而透明的溝通機制，導致許多政策決策天然地帶有許多不合理的成分，而對於許多不合理的政策，更沒有及時有效的糾錯機制。

 經歷了1980年代以來改革開放時期的中國社會，已經具備把選舉制引入社會的政治程序的基本條件。一方面，社會生活的多樣化態勢已經形成，而且經濟生活成為主導性的因素；另一方面，自上而下的治理和決策已經不能有效而合理的化解各種具體問題。

中國大陸在幹部體制的改革上，必須有條不紊地引入選舉制。並且，把民選官員和政治任命官員做出職能和程序上的區分。

21世紀華夏民族的政治註定是一個由“黨天下”向“民天下”的轉型和升華的世紀。因此，中國大陸需要一步步良好的《政黨法》，以保證社會政治的安定與有序。固然，在任何一個現代社會中，政黨都是一個有效而機動的政治工具，也是一個具有統一意志和理念的智庫組織。由於華夏民族自有文字記載以來所形成的“家天下”的政治體制，尤其是公元前221年秦朝建立所形成的大一統的“家天下”形態，導致中國在20世紀“家天下”向“黨天下”的政治轉型存在嚴重和明顯的缺陷，這便是20世紀中國社會的兩大政黨——國民黨和共產黨都走上了依靠軍隊為生存支柱的線路，並且，最終演化為一場爭取國家政權的大規模的內戰。因此，20世紀華夏民族在政治形態的進步方面，只是把“家天下”的外殼轉換為了“黨天下”的外殼。

政黨制度的失敗，是20世紀中國社會文明進步和產業科技發展失敗的總根源。現在，華夏民族應該具備這樣的起碼的理論認知。所以，中國大陸迫切需要設計和建立起良好的政黨制度，並且需要制定公平合理的《政黨法》。從而把政黨的組織與活動建立在公平法律的基礎上。

可以肯定，政黨制度改革與引入選舉制度，這是激發華夏民族社會文明創造力的最可靠的政治選項。

人類的社會文明，其實質內核在於產業與科技能力的不斷提升和發展，因為產業與科技不僅創造社會物質財富，而且也同時引導人本身質量和文明素質的不斷提高。所以，社會發展與進步的根基是產業創新和科技水平的不斷提升。產業結構與技術水平是引領勞動力不斷發生變化和結構升級的前提。

繼1980年代開啟改革開放時期，到目前為止，中國社會在經濟層面積累了一系列嚴重而普遍的問題，而且積重難返。這些問題即包括體制型問題，又包括結構性問題；既存在於產業領域以及供給關係的各個環節，又來自於經濟政策與決策方面。

以房地產業為例：中國大陸的房地產業的發育，自1992年以來，幾乎完全脫離了產業與產業結構轉型實際需要，並且與科技創新能力完全脫節。房產是一個基於居住需要而生的產業，房地產的發展必須結合城鄉居民的實際需要，並且適應於社會的產業結構轉型與人口流動的實際狀況，如此，房地產業才能夠有效地作為國民經濟的一個支撐力量，否則，房地產業的盲目擴張，只能造成嚴重的資源浪費，並且對經濟運行造成巨大的拖累。目前，中國的房地產業已經事實上成為了社會經濟運行的一種沉重的負擔：一方面，房地產業企業本身的負債遠遠超過其自身的資產規模；另一方面，房地產業已經對城鄉居民家庭帶來嚴重的債務壓力。

中國經濟問題呈現綜合性的、整體性的和極其複雜的局面。中國製造業的基礎較之美歐各國，依然薄弱和嚴重缺乏技術含量。中國的產業結構，包括吃、穿、住、行的各個行業和各種領域，都迫切需要完整的調整方案，同時，中國社會在教育、醫療、文化、科技等各個具體的部門，更需要進行有效的改革。

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在於：中國勞動力質量迫切需要實質性的提升。勞動力質量不僅是經濟發展的內在動力，而且社會文明進步的最基礎條件。

公平合理的產權制度建設是保證中國經濟順利增長和發展的基礎條件。這是1980年代以來沒有能夠較好解決的一項涉及企業制度建設的任務。基於改革開放時期40多年的經驗教訓，中國大陸需要及時設計和確立公平的、具有持久穩定性的企業產權制度。

價值觀建設的文明化導向以及公平的制度建設、政治領域裡的民主與勞動者的創業自由——這些因素皆是再次激發華夏民族社會活力、創造力和想象力的源泉，在中國大陸的社會生活中，只要能夠有條不紊的諸如上述因素，那麼，21世紀華夏民族就能夠煥發出與諸子百家爭鳴般的社會局面，同時，會在社會文明的所有方面迸發出無限的熱情和精力，並且，會鑄造屬於華夏民族的燦爛輝煌的嶄新文明體系。

21世紀百年在華夏民族的文明史中，註定充當一個樞紐般的世紀。在21世紀，華夏民族必須在政治上完成一場由“黨天下”向“民天下”的制度升華、必須在經濟上實現一場突破性產業與科技的大革命、必須創建出超越人類18世紀下半頁工業革命以來的完整的知識體系。華夏民族如果能夠在這三個方面有所作為並且做出突破性的實踐，那麼，華夏民族便能夠逐步走向人類文明的最前列。因為此三者，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創新社會文明的最可靠的前提條件。

徐國進

2023年2月23日星期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