預判21世紀“中國”演進的一種應有走向和結局

歷史的看，任何一個國家的現實與命運，都不是人為的設計出來的。因此，正是從這個意義上，經典馬克思主義把人類歷史視為一種自然的歷史過程。但是，馬克思也充分肯定人類智慧對於未來的設計與規劃能力。馬克思在《資本論》中使用了一個形象的比喻：“蜘蛛的活動與織工的活動相似，蜜蜂建築蜂房的本領使人間的許多建築師感到慚愧。但是，最蹩腳的建築師從一開始就比最靈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建築蜂房以前，已經在自己的頭腦中把它建成了。”因為人類預見的“目的性”決定了從事某種行動的意志。

在馬克思主義中，存在一個“國家消亡”的論斷。馬克思認為“國家消亡”是一個極其漫長的歷史過程，而且，他只是指出了“國家消亡”的原則，並沒有設計和預見“國家消亡”的具體途徑與方法。不過，在人類經歷了1980年代以來的全球化局面後，我們已經可以初步看到，“國家消亡”絕不是國家這種政治實體的被消滅，而且國家職能和作用隨着社會生產力發展與科技水平的提高而不斷改善的過程，對於人類社會來說，“國家”是一個後天產生的、治理公共事務的強力機關，現在，我們已經不能夠運用傳統的領土和主權觀念理解國家的含義。

對於一個國家而言，制度的設計和法律的制定，決不能預先持有一種自私的和狹隘的目的。因此，文明的觀念和價值必須充當制度和法律制定的前提。公平並且通過公平而達成幸福的目的，這才是制度和法律的意義。

無論從理論還是20世紀下半頁以來的國際社會的發展現實看，共產國家的存在都沒有對人類的社會生產力發展和文明進步做出可圈可點的貢獻。理論原因在於，旨在以“消滅私有制”為要義的狹隘觀點不符合人類現實生活的狀況，而在實踐上也根本無法平衡真實人性與美好理想之間的矛盾。可見，20世紀下半頁以來世界範圍內的共產國家的存在，已經宣告在理論和實踐上的破產。

世界範圍內的一切存在過的共產政權，都在對待人類勞動的實際政策選擇態度和理論立場上存在嚴重的偏離人類生活的實質要求的表現。因為共產主義的一個理論前提是要消滅人對人的剝削和壓迫，由此而在實踐上限制社會分工的發育和勞動者的勞動自由，試圖以一種有計劃的經濟制度實現社會公平，而殊不知的是，社會公平正是通過全體社會成員的自由勞動而達成的。

在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之前的中國，華夏民族的歷史意義上的“國家”，從來都是以一個擁有具體“姓氏”的王朝來命名的。可知，中國“家天下”的歷史漫長且軀殼穩固。

20世紀是華夏民族的政治架構由“家天下”轉向“黨天下”的劇烈變遷的世紀。但是，可以說，在整個20世紀，華夏民族沒有真正實現一場政治文明的偉大飛躍。進入20世紀，據1840年中英鴉片戰爭整整過去60年。清朝已經到了不可挽回的覆亡局面。1901年清朝開始一場立憲。但是，以繼續維持清王朝統治為目的的“制憲”必然失敗。20世紀前10年的中國的綜合性社會狀況，使得清朝已經沒有任何挽救的機會。在1911年10月，爆發武昌起義，即辛亥革命。1912年1月1日，中華民國政府成立，同年2月，清朝最後皇帝愛新覺羅·溥儀宣布退位，清政府垮台，同時宣告了中國的自公元前221年秦朝建立的以家族皇權世襲制的政治框架的終結。辛亥革命後中國的實際權力掌握在各地擁有武裝力量的軍閥手中。

1911年辛亥革命後政黨與政黨制度的發展，中國的兩個主要政黨——國民黨和共產黨，都走上了政黨依靠軍事武裝力量的線路。

中國作為一個現代意義上的“國家”的名稱而存在，事實上在1912年才開始使用。她的全稱叫——中華民國。顯然，中國作為一個現代國家的名稱，其實才僅僅有110多年。到目前為止，中國仍然屬於一個分裂的國家。這是20世紀中葉的1946—1949年國共兩黨打規模內戰留下的結果。一個國號是1912年創建、至今依然在台灣屹立不到的——“中華民國”；一個國號是1949年10月在北京成立、至今管制大陸70多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前者是孫中山先生領導的國民黨所建，後者是1921年由陳獨秀、李大釗等人秘密成立於上海的共產黨所建。在中共成立10年之後的1931年11月7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在江西中央蘇區成立，可以說，中華蘇維埃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前身。它是中共在前蘇聯和共產國際的直接支持下創建的一個國家政體。

1950年代之後的中國大陸與台灣，一直處於敵對的狀況，於今依然。退居台灣的國民黨兩蔣政權，把“反攻大陸”作為根本的政治任務，大陸政權則是“一定要解放台灣”。然而，1987年後，台灣放開“黨禁報禁”，民進黨應運而生並在2000年大選中獲勝，從成立到執政台灣僅僅用了13年時間，可以說，台灣社會在短時間內實現了民主化轉型，這本身即是華人社會的一個政治上的奇蹟。

中國大陸的政治民主化要比台灣艱難和漫長的多。台灣在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後經歷50年的日本統治，直到1945年二戰結束才歸還中國。台灣至1980年代，其自身經濟已經完成實質性的跨越，並且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

1980年代起，中國大陸被迫展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開放，共產政權只是在經濟上為自身社會放鬆了管制，但是，僅僅是經濟上的鬆綁，中國人便在短短40多年的時間裡，創造了遠遠超過以往歷史4000年的社會物質財富。可見中國人自身的社會巨大創造力和蘊含的難以形容的活力。

目前，中國大陸所面臨的最嚴峻的現實問題是，如何為40多年改革開放時期後的社會找到並且確立正確的發展方法？並且，如何為21世紀華夏民族樹立起符合人民根本需要的文明的價值體系？正確的方法和文明的理論同樣重要，這是21世紀華夏民族持續創新的最可靠的法寶。

然而，從中國大陸社會的實際情況看，可以明確指出，中國大陸已經完全喪失了在政治制度和政治文明方面自新、原創和升華的能力。一方面，現行體制在70多年的執政中，自覺地革除了社會內部一切有組織的政治文明力量；另一方面，現行體制固若金湯般地控制着社會的每一個角落，其觸角能夠直接深入到最基層乃至每一個家庭。一個結論是，中國大陸內部已經不具備發起一場政治制度設計和政治文明進步的條件。

最嚴峻的問題在於：現行的共產體制，難以或者根本無法完成華夏民族文明興起的使命。而中國大陸社會的內部變革，尤其是政治改革和政治文明升華，又幾乎是不可能在沒有外部強力的干預下實現。從眼下情勢判斷，中國大陸社會在未來20—30年間，會深陷在內耗和混亂的泥淖中。

共產中國不會與美國長期和平共存。因為這樣的政權與美國的立國理念、意識形態與制度形態存在根本的差別。中國至今仍然是一個只有統治者意志的國家，民意不能夠統領權力意志。只有在中國具備一種文明、民主的政治制度後，才能夠開創於美國的良好關係，並且，創造一種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不同種族共同為着人類文明而並肩前進的局面。

在最近數年裡，人們將看到中國大陸現行統治模式和政治體制的快速衰亡。用一句中國人耳熟能詳的話講——這是不以統治者意識為轉移的客觀規律。一方面，現行的統治模式已經難以為繼；另一方面，中國大陸人已經普遍覺醒。

可以肯定，如果中國大陸人民能夠進行一場偉大的政治發明和升華，那麼，華夏民族從整體上便可以在短時間裡迸發出無限的文明創造力。

如果21世紀的人類仍然必須通過一場大戰而重建嶄新的國際秩序，那麼，只能說明人類的智慧仍然處於一種極其低下的水平。

但是，如果在近期未來爆發戰爭，無論是台海戰爭還是中美戰爭，中國大陸幾乎沒有通過常規戰爭戰勝西方國家的可能性，同時，核武的運用必然引發毀滅性的打擊和比常規戰爭大無數倍的代價。然而，核戰的結果也只能使得中國社會遭受更大的損失。

   至於中國大陸，如果發生21世紀世界大戰，在政治制度上必然發生實質轉型，在中國大陸現行的政治體制終結後，會迎來“中華民國”的回歸，而回歸後的“中華民國”，在對俄羅斯的關係方面，應以“中華民國”名義，向俄羅斯索要19世紀末即清朝末年以來直至20世紀裡經過一系列不平等條約而侵占的中國領土，如此，中國才能夠在21世紀的剩餘歲月里，真正成為亞洲乃至世界上公認的大國。如果能夠達到這樣的結果，那麼，華夏民族在21世紀必將是一個能夠在社會發展與文明創新方面取得巨大成就的國家。

    中國和俄羅斯不會成為真正的國家間的友誼。作為兩個相鄰的大國，20世紀中蘇交往歷史已經給予中國深刻的教訓。即使在眼下俄烏戰爭的局勢下，中國與俄羅斯發生軍事上的聯盟，兩國之間的合作也只能維持到戰爭的結束。戰爭過後定會反目為敵，因領土問題和各種實際利益而發生衝突。

通過直接對抗和競爭、甚至於通過軍事戰爭和武裝衝突，瓦解西方認為的“獨裁國家”以及這些國家的聯盟，這是現在美國正在進行的一項重要工作。美國認識到軍事戰爭不可避免，甚至，美國制定了同時應對與俄羅斯和中國大陸的戰爭方案。當今世界已經開始認真面對21世紀第一場世界性戰爭的問題。這才是一個極其恐怖的現實。

因此，如果通過世界大戰而實現“中華民國”的回歸，那麼，中國的疆域在21世紀下半葉會恢復“海棠葉”的形狀，並且，依靠強大的文明影響力，還會對東南亞各國發揮重要的影響力。當然，在21世紀，“中國”也可能再次擁有一個超越“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嶄新國號。

21世紀華夏民族必須在國家理念上首先完成一場實質性的升華，然後，在全新的文明價值的指導下實現國家體制的一場偉大飛躍和重建，完成由“黨天下”向“民天下”的轉型，這是華夏民族的國家的一個重要的選項和必然方向。

徐國進

2023年3月4日星期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