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林奇案录第一部之云南山茶花

作者： 八峰

第三节

下午四点刚过，警察们收队回到了市局。吴茂森立刻打电话通知了西城区黄瓦街道派出所，让他们用车接来了张红军的妻子韦舒兰。

吴茂森和周源先陪着韦舒兰到技术科法医室确认了张红军的尸体，然后和她一起来到讯问室。警察们一边安慰着悲伤不止低声抽泣的韦舒兰，一边请她坐下，又给她倒了一杯茶水。

“请您暂时节哀、把昨天晚上张主任离家出去的情况跟我们详细说一下。”吴茂森开口说道。

韦舒兰擦了擦眼泪，平静了一下情绪，然后告诉桌子对面坐着的几位警察，昨天夜里快十点半的时候，张红军跟她说要去区政府机关办公室临时顶替别人值班，很晚才会回来，叫她先睡觉不要等候，然后就骑着自行车出去了，出门离家时只带了一个黑色的手拎包。

“哦，那张主任最近有没有什么异常的表现或者说变化？比如说，精神比较紧张或者情绪激动不安？”周源问道。

“紧张？激动？”韦淑兰摇摇头：“那倒没有，只是他这几天有些精神恍惚，忧心忡忡咧，回到家来就闷到脑壳抽烟，还，”她瞥了一眼侦探，欲言又止。

“哦，还怎么样？”周源连忙追问道。

韦舒兰犹豫了一下，告诉警察们说张红军两天前曾背着她偷偷拿家里的存折去银行取出了一万元现金，被她发现后便解释说是准备给他母亲治病的钱，但韦舒兰并不相信，因为不久以前她才见过张母，老人家身子非常健康硬朗。

“嗯，那会不会是最近有人敲诈了张主任？他在外面赌钱吗？你觉得他可能会把钱拿去给什么人呢？”周源又问道。

“我不晓得，他也从来不跟我讲；他有时候打点儿麻将，小赌好玩、也就是一块两块的，从来没有大赌过。”韦舒兰说着眼圈又红了起来。

“嗯，那他取出的一万块钱还在家里吗？”周源赶紧问道。

“没有，我想，他昨天晚上出去的时候就把钱带走了。”

“哦，最近有什么陌生人来过你们家里找张主任吗？”周源最后问道。

“没有。”韦舒兰想了想摇摇头道。接着吴茂森又请韦舒兰仔细描述了张红军昨夜出门时手里拿着的拎包和自行车的特征。

晚上，吴茂森在市公安局大院外马路斜对面的一家小馆子里请周文二人吃饭，他点了夫妻肺片、凉拌兔丁、回锅肉、蒜蓉空心菜、担担面，又要了三瓶啤酒。

“来嘛，我说话兑现—— 请你们两个吃饭！”他端起倒满啤酒的玻璃杯跟周源和定国碰了一回。三个人一边吃喝一边聊起了初步侦查的结果。

“有两件证物没有找到：第一，现场没有发现张红军出门时携带的黑色手拎包，虽然不知道包里到底有什么东西，但很可能是他从银行取出的一万元现金；第二，现场也没有发现张红军的自行车，按照他老婆说法，是一辆黑色的、二八轮径的凤凰牌男式全包链的自行车；但咱们在现场也没找到、估计可能是被凶手给弄走了。”吴茂森放下酒杯说道。

“这家伙可能是因为什么事情被人敲诈，所以晚上瞒着老婆、带着钱骑车去了东郊，在那个小破庙里跟敲诈他的人见面，结果被谋杀了。”定国夹起一片油汪汪的回锅肉塞进嘴里、一边咀嚼一边推测起来。

“我看不太像。如果是被敲诈，他已经把钱带去给了那些人，为什么还要捆住他的手脚拷打、又把他杀了呢？张红军是政府机关的干部，一般的敲诈勒索也不至于会贸然杀害像他这样的人物。咱们还得从凶手作案动机入手、继续深挖、寻找新的线索和证据。”周源一边品味着兔肉、一边发表起自己的见解。

吃完饭，几个人分了下工：由吴茂森负责督促对张红军的尸体和现场收集到的相关证物的检验鉴定，同时派人会同十陵镇派出所根据已知的嫌疑人特征（如：一男一女、二人大概的身高与鞋印）在当地展开排查、同时搜索被害人张红军遗失的自行车与手拎包；而周源和定国则到西城区政府和黄瓦街道调查了解张红军本人与案发前后的情况。最后，周源提醒吴茂森尽快将张红军的档案材料调来查阅。

第二天、九月九日、天空布满了阴霾。

一大早，周源和定国匆匆吃过早点驱车来到了市局。吴茂森和刑侦处技术鉴定科的法医张焕伦已经在法医室里等候。

“你们看看这个，昨天夜里老张完成尸体检验后填写的鉴定报告，跟你昨天检查的结论差不多。”吴茂森把一本记录和填写的表格递给周源。

“嗯，死亡时间确定为夜里十二点至十二点半之间；死者后脑有被硬物打击后形成的淤肿，脸上和肩臂处也有被击打后形成的淤肿，但致命伤则是脖颈右侧长二点八厘米的刀伤，切断了动脉血管、造成受害人大量失血而导致死亡。”周源低头看了看报告，转手递给定国。

“你对杀人的凶器有什么看法？”周源一面弯腰仔细查看尸体脖颈上已经被清洗干净的刀口，一面对法医老张问道。

“刀口不大，显微镜下观察到的创伤横截面十分光滑，特别是切断动脉血管的创口，说明这是一把非常锋利的薄刃小刀。”老张回答道。

“是的，”周源点点头，看着报告上的显微组织照片说：“而且刀子切入得并不深，可以说是恰到好处—刚好把动脉血管切断，说明凶手对人体脖颈上的要害部位非常清楚，用刀力度和手法都很娴熟。”

“这么说是个杀人惯犯？”吴茂森疑惑地问道。

“即便不是杀人惯犯，但肯定也是个用刀十分精准娴熟的人。对了，其他那几件证物的鉴定做了吗？”周源又问道。

“哦，做了，在旁边的技术科检验室里，”吴茂森带着周源和定国离开了法医室，来到另外一间办公室，在一张长方形条桌上摆满了盛装着各种证物的塑料袋与盒子，包括在现场地上发现的几根头发丝、几个鞋印的照片、几片枯萎的花瓣、一块带血迹的纱巾、以及捆绑受害人手脚的绳索。

“纱巾和绳索上的血迹检验过了吗？是否和被害人的血液一致？”周源向坐在显微镜前正在调整样品的女民警问道。

“绳索上的做了，与被害人血液特征一致，纱巾上血迹的结果还没有出来，大概还需要一小时左右。”

“嗯，我还得马上去一趟局长那里汇报一下，然后去东郊十陵镇派出所指导他们展开进一步的调查，可能要下午才能回来。小赵就留下来配合你们两个。”吴茂森说完后匆匆离开了办公室。

周源给自己倒了一杯热茶，坐下来认真地研究起桌子上的各种证物来，他拿起捆绑受害人手脚的绳索仔细端详着，又看着几张现场拍摄的显示着被害人手脚被捆绑的照片沉思起来。

几分钟后，周源抬起头来说道：“小赵，你派人去了解一下：市场上有关这种纱巾和这种蓝色塑料绳的供应来源以及销售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