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培云：每個人都是自己利益的最後判斷者

熊培雲

行於思想國

熊培雲

資深評論人

在一個開放的社會，每個人都是自己利益的最後判斷者，也是自己是否幸福的直接體驗者。

連日來，有不少媒體談到維穩成本的問題。人們注意到，伴隨着社會的轉型，矛盾不斷累加，群體性事件有增無減，在居高不下的行政成本之外，又多了一個同樣不斷攀高的維穩成本。雖然還沒有權威的全國維穩成本統計，但僅就部分地區的情況看，維穩經費相當於甚至超過民生支出。

比如，上海金山區1996年—2006年政法總投入124609萬元，占財政總支出的5.6%。廣州市2007年社會維穩支出44億元，社會保障就業資金支出則為35.2億元。面對維穩成本的高速增長，善良的人們難免會問這樣一些問題:為什麼維穩成本居高不下？為什麼不將這高額的維穩成本用於改善民生，藉此完成對不穩定因素的釜底抽薪？

關於上述問題，最近一則新聞近乎趣味地為讀者準備了註腳。河南的《商丘日報》日前從正面報道了當地政府對一起突發事件的處理，大意是:2010年3月17日下午，在副市長、市公安局局長許大剛直接指揮下，商丘市公安機關“成功處置了個別煽動市區出租車司機停運聚集鬧事者，組織聚集鬧事者被當場抓獲”。

更具體的細節是:“當日16時10分，隨着許大剛一聲令下，3000名全副武裝的公安民警、武警、消防官兵分作兩路，把涉嫌組織、煽動出租車司機停運事件的骨幹分子圍堵在位於平原路的市運管處附近，涉嫌違犯《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290條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的組織鬧事者被當場刑事拘留……”

為了處置若干停運的出租司機，一聲令下竟動員了3000人，這維穩成本的確是高得驚人。對此種執法，無論是當地人還是外地人都表示不理解:這不過是部分出租車司機暫時停運，他們既談不上有“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也談不上企圖通過暴力手段危害社會，甚而停運對參與其中的出租車司機個人來說，還都造成損失。畢竟，多停運一天，就少賺一天錢。考慮到當天的營運成本，實際上每位司機都處於虧損狀態。

政府一直強調要重視民生，出租車司機通過停運所要表達的，不也是要當地政府重視民生嗎？須知，在一個開放的社會，每個人都是自己利益的最後判斷者，也是自己是否幸福的直接體驗者。所謂“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政府是否重視民生，最有說話權的還是民眾。即使有的地方政府並不鼓勵這些司機的表達方式，但也不必視此為寇讎。否則，別人會說，同樣是“重視民生”，為什麼政府主動表示重視民生是“體恤民情”，公民親自要求政府重視民生則成了“聚眾鬧事”？莫非重視民生還要分出個親疏遠近、境界高低來？

中央政府三令五申要“慎用警力”。然而，只是有些出租車司機聚在一起，向有關政府部門平和地表達一點心聲，便將其定性為“聚眾鬧事”，甚至不惜動用3000官兵分作兩路去維穩，如此處置，着實引人深思。

最有意思的是，新聞里還說是將組織聚集鬧事者“當場抓獲”，“成功處置”了這次停運事件。實話實說，真看不出這種處置有何成功可言。畢竟，這只是一群平和表達自己願望的人，而不是一群越獄在逃的犯人，你不去抓他們，他們也還在那裡。興師動眾讓他們束手就擒，不但沒解決舊問題，沒增加他們的福祉，反而增加了新問題。究竟是解決問題，還是積壓問題，觀者不言自明。如此滾雪球似的處理並放大問題，維穩成本又怎可能不高？有此物力財力，何不在民生方面多做一些功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