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卷 敢为人先 中西合璧
一、神州冒进 唯我沉默
发生于1957年反右运动是建国后一次重大的思想整肃运动。它不但使有着“清议”传统的知识分子淡出政治舞台，断了言路，而且促使了“左”倾思潮的更加盛行，为1958年大跃进、大放“卫星”的开展扫平了障碍，铺平了道路，奠定了“一言堂”的政治基础。
毛泽东主席于1958年发出了反对右倾保守，大干快上的号召，中央决定首先要把钢产量翻一翻，即把 1957年的 535万吨增长一倍。为完成 1070万吨钢铁的任务，就把炼钢炼铁的任务指标分派下去。一些不具备生产条件的部门，为了完成上级布置的任务，就用了一些土办法，在全国形成了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
全国跃进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提出了“超英赶美”的响亮口号。在此气氛之下人人跃跃欲试，不久就冒出来很多小工厂。原有的一些小厂也要扩大，去干高级产品。国营厂矿更是雄心勃勃，都要扩大规模，纷纷到农村招工。在这不顾现实条件的大发展中，市场供应就出现了问题。甚至连民用的小五金在市场上都买不到，整个国民经济都失调了。
教育界也兴起了教育大跃进和教育大革命运动。学校扩大专业，扩大招生。后来又几度停课，在校内外大炼钢铁，深翻土地，除“四害”（苍蝇、蚊子、麻雀和老鼠）。
所谓的大炼钢铁，就是把民间收集的刀剪，铁锁，铁锅，铁犁等破铜烂铁砸碎，用土造小高炉烧结成一块块没有任何使用价值的生铁锭。龙志也头戴棉帽，脖围白毛巾，风尘仆仆地赴长治大炼钢铁几个月。全校二年级以上又到农村下放锻炼一年。
由于反右运动闭塞了知识分子和干部讲真话的言路，虚假和浮夸之风盛行。各行各业大放“卫星”，新的“高产”记录不断被刷新。“前年卖粮用萝挑，去年卖粮用船摇，今年汽车装不了，明年火车还嫌小!” 。
农业上更是出现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荒谬现象，1958年6月8日，《人民日报》登载了“河南省遂平县星农业社5亩小麦平均亩产达到2105斤”的浮夸报道，成为了大跃进运动放出第一颗亩产超过二千斤的“卫星”。
“上有所好， 下必甚焉”，个别大名鼎鼎的科学家，科学院院士也很难做到“洁身自好”，甚至头脑发热。四天之后，一名著名航天科学家于1958年6月16日，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的署名文章，首先“科学论证”了不仅粮食亩产两千斤，而且四万斤都是可行的。由于科学家首先论证，经过人民日报等媒体的宣传鼓动，政府组织的现场观摩，各地群总欢欣鼓舞地效仿，在随后各地掀起了陆续放出小麦亩产卫星的高潮，虚报数字逐渐增大。两个月之后，8月13日，新华社报道了湖北省麻城县溪建园一社出现“天下第一田”的事迹，该社早稻亩产达到了36900斤。这个数字与“科学家”4万斤的估计已经相差不太多了。上上下下的浮夸风如此流行，如同儿戏，完完全全违背了起码客观规律和基本道德常识，随后而来的三年巨大困难也就所在难免了 。
在畜牧界，也有人提出了“马精猪”，养猪快速增重四割（割耳、割尾、割蹄、割睾丸）。龙志认为这些主观臆断“新生事物” 没有科学根据， 私下表示这些“成果”需要经过严谨科学实验验证，否则将会贻笑大方，昙花一现，自生自灭。为此，否定大跃进的“伟大成果”，成了他在后来的文化革命中的一条重要“罪状”。
龙志不仅是一个老实厚道的人，更重要的是他在美国学习了“生物统计”后所形成的一套严谨的试验设计，收集数据和分析数据的研究方法。其中学最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原始数据的准确、可靠无误。美国科学界有个说法 “Data does not lie， people do” (科学数据不会说谎，人却会)，和 “Garbage in garbage out” (进来的是垃圾数据，出去的必然是垃圾结果)。龙志当时能够在狭缝般的政治空间里和声势浩大的浮夸宣传中，冒着被批判为“右倾保守”的压力，“唯我独醒”，保持头脑冷静清醒和沉默。坚持严肃严谨的科学态度和谦虚谨慎的工作作风。没有头脑发热，没有随波逐流，没有大吹大擂。他老老实实地埋头苦干，扎扎实实地进行科学研究，实事求是地搜集数据，一切根据结论来自科学的数据分析。 “患难时期见英雄”，他的科学态度，职业素质和高尚人格尤其难能可贵。
很难说龙志没有一丝一毫受当时宣传鼓动“一天等于二十年”影响的冲动，毕竟龙志也算得上一个“听党的话，跟党走”的知识分子。但是龙志又是一个有独立思考，不随波逐流的人，更可能考虑到的是自己作为一个科学家，自己的见解和建议要经历住时间的考验，要有一个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龙志确实处于进退两难的态度，他明智地对当时政府宣传造成暴风骤雨般的“浮夸风”选择了沉默，知道那时候讲了真话是“以卵击石”。反之，龙志加倍努力地投入了他的猪杂交科学实验之中。他知道，最终还是要靠实实在在的科学数据说话，而不是靠坐在那里，靠主观臆断来“编造数字”，那样的结果将会自食其果。
龙志这种尊重自然，尊重科学，尊重客观的“讲真话”思维方式和严谨的科学态度，实际上是针对当时“浮夸风”的一剂良药，是客观形势的迫切需要，也是时代的迫切召唤。因为时隔不久，整个国家和人民“浮夸风”付出了史无前例的沉重代价，二年之后，到1960年，政府就不得不开始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新政策。时代更需要龙志在扎扎实实，实事求是的严谨科学态度指导下，拿出真正的科学研究成果来提高肉猪增重速度、提高饲料转化效率、增加出栏效率，化解由“浮夸风”所引起的粮食和副食品极度短缺的重重困难，度过那次“三分天灾，七分人祸”造成的重大饥荒。
当然龙志也为他的这种科学态度付出了沉重代价，在文化革命中，他被批判的最重要罪名之一就是“恶毒攻击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
二、二张联手 编写教材
1959年， 农业部委托山西农学院党委组织并主持全国《养猪学》统编教材，乃请张龙志教授具体负责担任主编之责。北京农业大学张仲葛教授回忆那段难忘的历史：“在那次两校联合进行《定县猪》的调查工作时，龙志先生和我对于当时养猪学没有一个范本感到极为不便。市面上虽然有一些养猪学的参考书刊如：《养猪学》张金相编，新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1949年；《实验养猪学》冯焕文，中国农业书局， 1954年；《养猪学》列基金（苏联），科技出版社，1956年。大都不切合中国实用，故龙志先生和我商量，大家联合起来，着手编著一本用于华北地区农业院校的养猪学教材。在分工方面，由龙志负责饲料、饲养管理，我负责遗传育种。编成之后，互相交换，阅读修改。然后油印出版，暂供两校教学之需。此外，又对实习指导进行了分工。稿成之后，1956年春天，我特地到山西太谷，专程拜访了龙志先生一次。龙志先生刚刚被肃反运动审查结束不久，就日以继夜地完成了书稿。龙志先生首先带领我参观了美丽的校园，那是阳历4-5月份，满园的丁香花竞相斗艳，白色、紫色的花朵，点缀着碧绿的枝叶，散发着一缕缕清香，浸人心肺，别有一番情趣。每当丁香花盛开的季节，清香扑鼻，令人陶醉，心旷神怡。同学们漫步在花丛中，手捧书本，朗朗诵读，是一幅绝妙的“世外桃源”和“读书圣地”。
龙志先生还领我到他的住所，是一座小小的独立洋楼。铭贤学院秉承教会学校的遗风，像过去的燕京大学一样。教授单独住在一个小区内，其内一幢幢小洋房林立。洋房内有客厅，书房、厨房和卧室。一切暖气管道和壁炉等设备都从美国运来。据龙志介绍，铭贤学校照搬了燕京大学那一套。我在山西农学院住了几天，受到他全家的盛情款待，至今回忆起来，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由于他们合编的华北地区养猪学教材在试用期间获得好评，农业部在1959 年委托山西农学院党委组织并主持全国《养猪学》统编教材，乃请张龙志教授具体负责担任主编之责。第一版主编为山西农学院 （张龙志、唐显作、林成谷），北京农业大学（张仲葛），山东农学院（陈唯真、孙玉民），内蒙古农牧学院（罗明）。编著者：东北农学院（齐守荣），西北农学院（路兴中），四川农学院（罗安治），华南农学院（黄伟胜），广西农学院（李琼华）。
张教授在教学中十分重视教材的编写，1958年开始组织华北地区养猪学统编教材的编写。1960年又在华北教材编写的基础上，又主持了全国养猪课程通用教材的编写。在教材编写过程中，他极为重视将群众经验总结编入教材中，为此，便有了1960年在我院专科部召开的全国养猪先进工作者（劳动模范）座谈会，会上交流、收集了不少有益的教材素材，增强了教材的实用性。另外，张教授更为重视养猪科技的普及工作。1961年在完成全国养猪教材编写之后，紧接着便组织编写《养猪六关》手册。”
三、六畜之首 欢欣鼓舞
虽然龙志一生中的学术命运，政治生命甚至家庭私生活一直受到毛泽东指示的左右和控制，毛泽东的指示有时也有其英明伟大的一面。其中与他业务有直接关系的还真有一次，那是毛泽东关于发展养猪业的一封信，发表于1959年10月31日。信中提出，“要把养猪看得和粮食同等重要，要大养特养其猪，以及其它牲畜。一头猪就是一个小型有机化肥厂，如果能做到一人一猪，一亩一猪，肥料的来源就解决了”。正是由于毛泽东这个指示，随着猪在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中重要性的提高，龙志这个“视猪为命，以猪为生”的养猪专家也感到“生逢其时，形势比人强”的压力和动力，学术和政治地位也发生了变化。也是“无巧不成书”，该指示的发表正值龙志召集全国大队人马在山西农学院紧锣密鼓地编写全国农业院校统编“养猪学”教材之时。
北京农大张仲葛教授回忆当时的情形：“正是我们《养猪学》第一版教材集中在太谷进行集中编写的时刻，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以及中央广播电台发出了的“猪为六畜之首”的社论，全体编写组的成员，特别是主编张龙志教授，无比兴奋的和大家说：我们的毛主席真是英明伟大，硬把几千年帝王将相推崇的，为巩固封建王朝镇压老百姓的军马拉下来，而把老百姓热爱的与粮食增产有关的帅猪，扶为首位，改变了几千年排序，一切都是为了老百姓的利益出发，真是英明极了。特别是我们搞养猪科研和教学的同志能不为此而欢呼吗？！由主编者的倡议，这一天更加努力于编写工作，以期把这本全国性的养猪学教材努力编好，以报答伟大领袖毛主席对养猪事业的支持！
这篇社论写的极好，阐明养猪事业对国计民生的巨大作用。社论说：自古以来，猪位于六畜之末，叫作马，牛，羊，鸡，犬，猪。这种排法很不公平。按照六畜对于工农业生产和人类生活的重要性来说，应该是“猪，牛，羊，马，鸡犬”，也就是说把猪提升到六畜之首，才是天公地道。由于猪本身具备的特点，应该在六畜中给予特别的重视。首先，猪繁殖的快，因此，在六畜中，猪无疑占有首位。其次，最重要的是猪能够提供大量、最经常、质量最高的肥料。养猪的好处，正如群众所说：增猪、增肥、增粮、利国、利社会、利己（1959年，12月17日）。”
四、玉米单位 国内首创
张仲葛先生回忆道：“由于在我国过去的养猪学中，一向是沿用美英的以燕麦为标准的饲料单位作为所有营养统一计量标准单位。而玉米在我国产量丰盛，南方北方使用甚广，是养猪的常用饲料。在计算饲料总营养价值时，换算成为国际燕麦标准饲料单位有诸多不便。毛泽东也曾经指出“包谷是饲料之王”。故在制定营养标准和饲养方式上从我国的实际出发，总结广大群众经验后，龙志先生在养猪学教材编写会议上，集中了自己多年的动物营养学的深厚功底和经验，大胆提出了直接运用玉米为我国标准的饲料单位的创意，和“以青饲料为主，适量搭配精料”的饲养指导方式。改变了过去一直沿用国外的传统做法并且省去繁杂的单位换算，是一个很大的进步。龙志并主张养猪的研究工作要“洋为中用，古为今用”，因地制宜地走我国自己的道路。与会的各院校的教师们，一致同意了他的建议，故在“养猪学”教材中，也体现了龙志先生的一系列颇有见地的主张。”
“我国的国情是以号称12亿人口众多的泱泱大国，当时粮食紧张的现况，时常困扰着我们，这就是我国的国情。故粮食紧张的情况是最先必须考虑的，更非短时期所能解决的。在发展养猪事业方面，也必须考虑这一实际情况。大量的使用粮食是国情所不许的。故必须从节约用量上下功夫。故我国曾一度倡导以青粗饲料为主适量搭配粮食的养猪方针。龙志先生对此深有体会。在他龚写的养猪学教材方面，由他主稿龚写的猪的饲料与饲养章节中，以大量的篇幅总结了群众节约精料的科学养猪经验如：在肥育阶段上采取“步步高”（在仔猪断奶后到最后肥育逐步增加精料）的方法；在饲喂方法上采取“先粗后精，先稀后干，少喂勤添”技术等。这些观点都首次被堂堂正正贯穿在农业大学教材“养猪学”的章节里，而被世人称之为我国“青粗饲料派”的创始人。”
五、邀请模范 总结经验
“在那次编写全国养猪学的编审会议上，一个突出的特点是龙志先生提出邀请的全国养猪劳动模范，一起参加盛会。为教材提供宝贵的营养，同时也供全省的养猪劳动模范接受一次科学养猪的洗礼。这样相互学习和切磋交流互相提高是极为有益的。这次前来参加的全国劳模达三十余人。并就各位在某一养猪实际技术上的专长，给大会分别作一报告，并将其中的精华总结提炼，纳入于教材之中。这一做法是一个创举，我国养猪历史悠久，散见于农村的养猪特种技艺是极为丰富多彩的。山西农学院的党委对此工作极为重视，对于每位劳模都指定动物科学系高年级的学生，负责接待和向劳模们虚心学习，结成对子，并将劳模口述的经验总结成文，在会议上印发，供大家学习和参考，使与会的各院校养猪课教师，深感收获不少。这些劳模的经验结晶，编印成册，分发给与会的各位教师，都感到收获极大。有些成熟的经验，通过讨论成熟，则分别纳入教材之中，以丰富养猪学的内容，使之更具有中国的特色。故这一举措是极有重大意义的。它使全省劳模的宝贵经验科学化，得以上升到理论阶段，又可使劳模本身学到一定的科学技术，为今后发挥技术才能更上一层楼。这也是龙志先生承办这次教材编审会的一大特色。也体现他本人对我国劳模及劳动人民的崇敬之情。”
龙志先生在山西农学院的第一个助教唐显作先生回忆道：“张教授在教学、科研之余，常深入到养猪生产第一线，向广大的养猪生产模范和饲养员学习，从他们中间吸取有益的经验，然后加以总结、提高，成功的将它们运用在教学中，因此他在讲授养猪课时，语言生动，大众化，并能深入浅出。对了解，发现的问题，就将它作为科研的题目和内容。记得我常陪他去晋东南的长治、长子、屯留一些养猪场和生产队，每到一处，他总是首先去拜访养猪模范（如长子的黄富水）和猪场的饲养员，与他们在猪圈墙跟就地坐下，一边散烟，一边抽烟，一边摆谈，大家对他都倍感亲切，无话不讲，摆得差不多了，最后才去找行政办公室与组织上交谈。”
跟随龙志多年的山西农大谢文采，陈榜伟教授回忆道：“张老师长期从事教育与科学研究事业。在教学中，为了提高教育质量，他紧紧抓住教材建设这一根本环节，提倡理论联系实际，紧密结合中国的国情和各地区的特点为原则，从五十年代起，他带领学生深入华北、山西广大农村进行深入调查研究，收集和整理我国劳动人民养猪生产的丰富经验。回忆1958年底，他带领我们班赴我省养猪数量最多，出栏头数名列前茅的晋东南地区进行教学实践，组织我们参加地区养猪工作会议，会上了解当时出席会议的养猪劳模，会后组织学生赴猪场蹲点收集整理他们的养猪生产经验，经过近一年的教学实践中，我班共整理出十几篇养猪论文和养猪谚语近五百例，为教材建设提供丰富和宝贵的资料。当时我国人均粮食不足250公斤，通过教学实践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张老师提出大力推行充分利用青粗饲料为主，合理搭配精料喂猪的养猪方式，在当时农村经济条件下，是合乎当时的国情和省情，对养猪生产的发展起促进作用”。
六、关心生活 竭尽全力
张仲葛先生回忆道：“六十年代正是我国遭遇了三年自然灾害严重的时刻，人的口粮，大加限制，且都大部分是粗粮。在山西口粮的限制更为严格。龙志先生生怕参与编写的南方教师生活不习惯，吃不好，特和学校领导建议，予以照顾，后来发动学校的炊事员同志，想办法在粗粮细作上下功夫，以改善编写组的饮食条件。而当时在山西的粗粮细作上是全国闻名的，不少外地的炊事员都来山西学习。可见龙志先生为照顾好同行们的生活是煞费心力的。
在编写教材的期间，龙志和全体编审的同志同吃，同住同审改。他整天陪同大家，在办公室内，编写和审稿。他负责龚写的几乎是全部书稿的一半。他吃住都陪同大家在一起，晚上也不回家休息，也在办公室过夜。一张躺椅，就是他的行军床。他常常工作到深夜，精神不济时就吸根大中华的香烟，并且是一根接着一根的吸，以促使有充足的精力进行全部书稿的审理工作。大家劝他回家休息，他说不加紧干，到时间完不成任务。大家都为他的这种忘我精神所感动，不得不自觉的都在鼓足干劲的干呀！追想起来，后来他身体之所以垮了下来和当时的过分劳累，积劳成疾有关。这里，做为好友的我，没有及时注意这方面的问题。也是极大的过错呀！”
有诗为证：
【七律】《穷养猪》
六畜之首重排定，生逢其时挑重任。
浮夸跃进粮食紧，大养其猪遇瓶颈。
青粗为主创新路，玉米单位符国情。
群众经验虚心学，中西合璧集大成。
P_6.1.龙志全家和师骏华（后左）在太谷农学院家门口（约1956）
P_6.2. 龙志（中）与张仲葛（左4）等《养猪学》编写组于华南农学院（约1959）
P_6.3.龙志主编的全国农业院校统编教材《养猪学》,196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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