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卷 清队蒙冤 虎口逃生

一、 武斗结束 清队遭难

时光到了1969年7月23日，中央政府派军用直升飞机散发了中央关于山西省两派拆除武斗工事，放下武器，停止武斗的《七。二三》布告，并派军队迅速占领了两派武斗据点，山西省两派历时两年的军事对峙和武斗终于正式结束了，山西农学院所在地太谷晋中地区也不例外。在学校的“火炬”和“红旗”两派终于放下了武器，拆除了武斗工事，第一次从武斗据点中出来坐到了一起，参加了消除派性学习班。在军管会的领导下，恢复了秩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学校以系和教研组为单位，仿造军队建制，在师生中建立了“连、排、班”的组织系统。龙志和那些劳改审查人员一样，则录属于被审查的“编外”人员，不在“革命群众”之列，继续参加监督劳动改造，检查交待问题。

龙志的大儿子文炳从太谷牛许农村回来了，两个外出躲避武斗的儿子也从陕西榆林回到了太谷，一家人重新团聚，满心欢喜，以为至少孩子大人可以不要担心在武斗中死于非命。但是他们万万没有料到，虽然已经经过了三年多文化革命风风雨雨的磨难，龙志真正的殊死考验才刚刚开始。

如果文化大革命的目的仅仅是将龙志改造成一个普通劳动者，这个目的已经基本达到了。他晒得漆黑，两手老茧，穿着补丁摞补丁褪色的衣服，戴一个草帽，满身散发着猪圈特有的气味，活生生的一个北方农村老农饲养员。他只挣比一个普通工人略高的工资，和所有工人们一样，住在牧站，每天就是吃三顿玉米面糊糊就咸菜。喂猪日常工作已经得心应手，经过多年象年轻后生一样挑担子、扛麻袋，龙志还炼就一双铁肩膀和一双飞毛腿。除了劳动以外，每天和文化有关的事就是顶多看看报纸和“参考消息”，那是一条在文革时期了解国内外形势的唯一途径。他已经基本完成了“由脑力劳动者向体力劳动者的转化”。他的血压高心脏病在那几年根本没有检查过，由于常年的体力劳动，也可能还真有改善。当然，那年代谁也没有把他们这些“牛鬼蛇神”的生命安全当回事，只能自生自灭，听天由命。如果真的发生意外，那也是“罪有应得，大快人心”。

  如果仅仅是体力劳动改造，虽然龙志那时已经年届60，身体上已经基本适应，已经完全进入了角色。他和普通工人一样每天劳动喂猪，甚至超额完成生产指标任务，已经达到了一种心理与生理的平衡。所以仅仅劳动对他的精神压力可能也还不算最大，因为接踵而来的清理阶级队伍（清队）运动，再次让他的精神世界和肉体情况到了崩溃边缘，经历到了他人生的最严峻的生死考验。

山西两派内讧的武斗结束后，1969年后半年，学校结束了过去三年多的由两派造反派组织轮流执政到后来两派武力对峙，武装割据的“无政府，无组织，无法无天”的动乱阶段，学校正式进入在军管会，工人宣传队和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走向了“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的正规运动时期。按照上级政府安排指示，“清理阶级队伍运动”[1]正式开始了，阶级斗争运动的矛头再次重新指向了龙志一类有“重大历史嫌疑问题”和一些有“文化革命现行问题”普通群众。龙志被告知，猪场劳改暂时停止，回到连队的“学习班”，集中精力交待“历史嫌疑问题”。

1969年后半年（在山西）开始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具有以下特点：

1. 政府领导  1966年开始的文化革命发动不久，在“踢开党委闹革命”和“夺权运动”的口号和行动中，造反派组织为了自己的派别能够掌权大打出手，后来发展到了武斗，并且由冷兵器（长矛大刀）发展到现代枪炮武器。期间有将近三年半的时间，学校实际上一直处于两派交替掌权，自由瘫痪和“无政府”的状况。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69年《7。23布告》颁布，学校被军管， 两派武斗正式结束。各级政府相继正式成立了由军队、干部和革命群众组成“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因此，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是在各级政府领导下和革命群众参与下，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的整肃运动。

2.矛头转变  文化革命以来，运动以斗争“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一斗）；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本主义道路黑线”（二批）；改革文艺、改革教育、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三改）为主，而清队则以审查历史问题和现行问题为主。那些“走资派”大部分都是老革命，除了个别“叛徒”外，一般没有历史问题。所以到清队时，他们已经不再是运动的主要对象了。而那些从旧社会过来的“反动权威”和形形色色的“牛鬼蛇神”，或者参加过反动党团组织，或者与旧政府有干系，多多少少都有一点“历史问题”，于是便上升为主要矛盾和斗争的焦点。清队运动是比1955年的肃反运动范围更大、时间更长、更加惨烈的运动。清队对象也包括了一些文革中出现的现行反革命，和那些有历史问题的牛鬼蛇神在文革中的现行问题。

3. 内查外调  与解放后的那些桌面上的“问题”不同，历史问题大部分证据不清。主要依靠当事人坦白交待材料，提供历史情况证明人，然后根据“交待”内查外调，查证落实。所以向当事人“逼、供、信”的情况便成为主要手段。特别是对于那些“大案、要案”的当事人更是如此。往往要经过隔离、软禁，实际上就是让专案组有更多时间和机会对当事人实行日以继夜“逼、供、信”。

4. 劳动改造  当事人除了被隔离、被批斗和随叫随到交待问题，劳动改造也是当事人的一项重要任务和对当事人的一种肉体上的折磨和惩罚。实际上，他们的待遇相当于“劳改囚犯”。

5.株连家属  为了对当事人形成“四面楚歌”的氛围，“株连九族”也是促使那些审查对象就范和交待问题的另外一种重要控制手段。在孩子升学，就业的“政治审查”关键手续上，对当事人的“政治状况”进行方方面面操纵和歪曲，使当事人的孩子因为受到株连而不能成功参军或就业，形成巨大家庭压力，逼其就范。

总之，文革高层直接掌控的各地的“军管会”、“军宣队”，以及由军人控制的各地“革委会”，是这场“清队”运动的直接领导者；运动波及全国城市和农村，涵盖从科技文化知识份子到工人和农民的社会各阶层。“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比文革初期红卫兵抄家、打死“狗崽子”的“红色恐怖”时期更加打击面大、更加阴暗恐怖、更加凶狠残酷、更加旷日持久，全国各地大屠杀触目惊心、比比皆是，并出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第三波自杀的最高峰[2]。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无疑是文革运动中最为黑暗的一幕。

在以下的章节里，读者可以了解到，虽然这史无前例五方面的压力都不由龙志自己选择，为了自己和家庭成员的明天，为了对家庭的爱，为了承担自己对家庭、对社会、国家和历史的责任。在那两年令人窒息的漫漫长冬夜里，龙志这条来自陕北铁打汉子还是不得不每天坚强地挺胸抬头，以严肃认真和毕恭毕敬的态度去亲自面对那一天天度日如年的精神煎熬和肉体惩罚，去化解那一件件无中生有的栽赃陷害和凶恶逼迫，去逆来顺受那一桩桩无法忍受的无端指责和百般刁难。

二、批斗隔离 来势凶猛 

虽然在解放初的1955年，经过半年多肃反隔离审查，组织上已经对龙志的历史问题做出了“相信自己交待，没有历史问题”的结论。在时隔近15年后，来势凶猛的“清理队伍运动”还是要对每一个人，每一件事再“深挖细找”地过滤一遍。其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无中生有”地审查交待出“重大隐瞒历史嫌疑问题”，这对于龙志和学校专案小组都不是一项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

“黑云压城城欲摧”，全校的大大小小案子立案近100例，除了个别文化革命中犯案的“现行”分子外，大部分案件涉及到有“历史问题”的旧知识分子，与几位留美、留日的教授一道，龙志的案子则被列为几个全校重点审查的“大案要案”之一。

作为清队运动的开始，动物科学系首先召开声势浩大的批斗会。按照龙志的“思想汇报（见附件） ”和1970年4月16日日记，清队运动过程中，这样的批斗会在科学楼和学生食堂一共举行了四次。

  每次批斗会，龙志都是在“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顽抗到底，死路一条”的口号声中，被两个学生押送到前台，有的学生还会趁机对龙志进行按头，扭手臂等人身侮辱。以便“大长革命群众的志气，大灭反动分子的威风”，给龙志这条死虎一个个“下马威”，使他认罪伏罪，老老实实向党和人民“缴械投降”。在长达2个小时的批判中，龙志必须始终弯腰90°，低头站立接受批判，“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历数龙志解放前，解放后和文化革命中的“历史和现行罪恶”。对于一个身患肺气肿、高血压（高压200 mmHg 以上）和心脏病，甚至没有药物治疗的60岁的老人，每参加一次批斗会所遭受的精神和肉体上的痛苦和接受那些诬蔑不实之词产生的心灵震撼，需要多么大的忍耐、勇气和力量！

除此之外，因为龙志属于“大案要案”，动物科学系成立了10余人的专案组，大约在1970年1月上旬，将老人家第一次隔离起来。到了1970年4月16日，在“一打三反”运动中，龙志被第二次隔离（见附件）。

龙志与4-5个学生住在一个学生宿舍，吃在学生食堂，日夜专人看守。到了上班时间，龙志在十几个专案组人员的陪同下，到办公室接受审查，自己要写交代材料，然后接受审讯，一桩桩，一件件地核实。

留美三年，和美国科学家穆懿尔 的关系在过去15年间已交待过多次。现在又要重新交待所谓“美国特务嫌疑”和“参加国民党嫌疑”等“重大历史问题”。如前所述，1946年抗战结束后，铭贤校友和教师穆懿尔博士以“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UNRRA）善后援华救济分署（CNRRA）”执行总干事的身份回到中国，负责救济物质发放，在物资紧张的二战之后，绝对是国共两党抢争的对象。他曾经将一些重要战略物资发放到延安解放区。由于穆懿尔先生和铭贤的渊源关系，特别与龙志认识多年，在1947年底龙志回国后不久就安排龙志在他下属单位“农业复兴委员会（农复会）”担任畜牧兽医顾问工作，一直到1949年12月成都解放。

平心而论，美国人和日本人不一样，他们对中国领土没有任何企图，也没有追求在中国的经济利益。他们在抗日战争中和结束后对华援助是无私彻底的。抗战后，美国人甚至帮助国共和谈，把延安的毛泽东用飞机送到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后来国共开战，国民党失败，美国人撤离大陆。当然经过抗美援朝，中美交恶，这段历史后来被称为“美帝文化侵略”。那段工作历史也就是龙志解放后一直交待不清的“美国特务嫌疑”的来由。

在隔离期间，龙志不得不重新交待那段历史，和专案组进行针锋相对的周旋，那真是一场忍耐与意志的拼搏、考验和较量。专案小组按照“美国特务”的假设和“国民党员”的推断逼迫龙志这个“阶级敌人” 交待承认“历史罪行”，以便取得“重大突破”。龙志实在左右为难，不交待新东西说你态度不端正，不老实，抗拒运动；硬是无中生有，胡编乱造又会引火烧身，罪加一等，甚至殃及无辜。因为如果承认参加了那些反动特务组织，就必须要交待介绍人，组织机构，行动计划，具体活动，联系方法等等。专案组为了完成任务，只能不断向龙志施压，采用“逼、供、信”的非常手段，龙志有口难辩，有几次被逼迫实行白天晚上24小时的轮番审问和交待。有时加温度，被迫站在板凳上；有时罚站认罪，一连几小时低头对墙；有时疲劳战术，几天几夜不许睡觉，轮番轰炸。目的让龙志精神崩溃，放弃最后心理防线，彻底坦白交待。除了这种一对一的“刺刀见红”的逼供手段，根据龙志交待材料“思想汇报提纲”，动物科学系还连续在学生食堂和教学楼进行了四次“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批斗大会，目的是让龙志感到大兵压境，四面楚歌，“老老实实，规规矩矩”地向人民群众“缴械投降”。

“知己知彼，百战百胜”，龙志深刻理解到，此刻的自己，不再是一个著名“专家、学者、教授、系主任”，而是一个在别人眼里“罪大恶极”的被隔离审查的“囚犯”。而那些审查他的学生，不再是过去的“嗷嗷待哺”的“莘莘学子”，而是具有对自己审判甚至定罪“生杀大权”的“法官”，是“革命小将”。龙志所能做的，只能是实事求是，保持冷静和头脑清醒，积极配合，以柔克刚，化敌为友。最后让自己的善意和坦荡促使那些专案组的人良心发现，放弃恶念，相信他是一个老实清白的好人，相信他的交待，放弃无中生有的审查。

三、思想行动 日记记录

文革中天下大乱，龙志绝大部分时间被迫交待问题和监督劳动改造，没有节假日，没有星期天，没有任何文字纪录甚至没有留下任何照片。幸运的是，1970年1月25日 至1971年2月20日一年多时间，龙志先生的在他紧张劳改，学习，检查交待之余，还写了日记 （详见附件）。那是在文化革命中期的1970年，经历过疾风暴雨运动开始阶段和后来的武斗相持阶段，武斗结束后学校在军队，工人和学校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龙志作为全校运动的重点，在生死关头，为了配合学校领导和学生的审查交待“历史问题”的一部血泪记录。

  达则兼济天下 穷则独善其身[3]，真正的君子在不得志时就应洁身自好修养个人品德。龙志在那段刻骨铭心的非常时期把每天发生的事情和改造思想动态点点滴滴记录下来，表达他的心路历程，以便时时刻刻对照毛主席的语录反省提高自己。另外，龙志是一个聪慧之人，在亲身经历了解放以来，特别是文革以来对知识分子史无前例的种种凌辱和迫害后，更觉此番“清理阶级队伍”来势凶猛，怕是难逃这一劫难，作最坏的准备，以防不测，将每一天的活动记载下来，留下一些文字给历史和后人，以证明自己的清白。我们分析在龙志的内心世界里，第一方面原因一定是最为主要的。

在日记字里行间，也暗示着龙志对国家民族的忧患，和急于结束审查，参加小组活动的急切心情。当时的情况是学校才从武斗中平静下来，学生教师刚刚陆续返校。从66年开始，学校已经5年停止招生，社会上则是工厂停工、停产。在经历了九死一生，史无前例，疾风暴雨式的文斗和武斗之后，现在又对于历次运动已经定案的历史问题无中生有地大加干戈，而且株连到他的三个儿子的工作分配，如何让他理解？如果他敢对国家内政外交，院校的情况或者自己被审查的境遇妄加评论，说半个“不”字，发半句牢骚，他就是一个书写“反动日记”的地地道道“反革命分子”。无疑是“灯蛾扑火，自取灭亡，自我暴露”，成了一个“对抗审查”货真价实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很可能被处以极刑。因为实际上，文化革命中间全校师生停课闹革命，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最需要革命对象，最需要揪出“隐藏的阶级敌人”，最需要的就是“新罪行的证据”。龙志的任何不满都可以成为“阶级斗争的新动向”的口实。龙志还不至于糊涂到那个程度，绝对不会做那样自取灭亡的“表现”。如果他真有那样的思想，他在日记的字里行间里一定会反映出来。实际上，在清理阶级队伍之前的1968年，造反派曾经有过几次抄家，目的就是查找“反动日记”和“阶级斗争新动向”，不过那时造反派没有达到目的，因为龙志并没有写日记的习惯。

        一贯逆来顺受的龙志没有借用日记表达自己的不满、委屈和抱怨，反而确确实实在认罪伏罪，积极配合组织审查，规规矩矩地进行改造，实事求是地坦白交待他的“罪恶”。他对于运动的正面理解和“伏罪”态度无疑帮了大忙，免除了许多 “想不通，想不开”无谓的痛苦和憋屈，甚至会一时想不通“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而轻生。所谓“大丈夫能屈能伸，以屈求伸”的政治智慧，尽在其中了。

清队时期日记的内容和龙志当时的处境息息相关，可以说他当时是大兵压境，四面楚歌，根据日记，主要事件的纪录如下：

第一、二次批斗：1969年11月清队开始（据《思想汇报》）

第一次隔离审查： 1970年 1月15日

参加太谷县宽严大会：1970年1月31日

第三次批斗：1970年2月1日

解除第一次隔离审查 ：1970年 2月5日、

参加“一打三反”运动：1970年2月16日

与临产母猪头对头睡觉：1970年3月13日

第四次批斗：1970年4月16日

第二次隔离审查： 1970年 4月16日到4月23日

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1970年 4月25日

学习中央文件“三个照发”：1970年 4月26日

汤伤脚面：1970年5 月5日

第一次宽严会：1970年5 月13日

毛主席5.20 声明 ：1970年 5月20日

第二次宽严会：1970年5 月22日

第三次宽严会：1970年6 月6日

第四次宽严会：1970年6 月22日

第五次宽严会：1970年7 月14日

补发三年工资 ：1970年9 月12日

文焕、文灿插队：1970年10月7日

解除清队审查：1971年2月20日

 到了1971年2月20日，龙志被通知参加学习小组劳动改造“思想汇报”，这是被审查者即将“解放”的标志。那天起他的“审查”终于不了了之，恢复了人身自由，那也是他最后的一篇日记。

 P_10.1. 封面与日记本首页签名（张龙志，1970,1）

日记中纪录了他自己在清队一年多时间里，两次被隔离，三次被批斗，参加太谷县的宣判大会和农学院的五次宽严大会的情况和前后龙志的思想活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龙志能够正面解释和理解毛主席的语录，从中间汲取无穷的力量，所以在日记中也被大量引用。

日记的第一页以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开始：

最高指示

“右派有两条出路。一条,夹紧尾巴,改邪归正.。一条，继续胡闹，自取灭亡。右派先生们，主动权（一个短期内）在你们手里。”

“他们的错误无非是两个可能性：第一，改过来。第二，改不过来。改过来的条件是充分的，改不过来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无非是继续捣乱，自取灭亡。”

“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什么人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方面，他就是反革命派。什么人只是口头上站在革命人民方面，而在行动上则另是一样，他就是一个口头革命派，如果不但在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上而且在行动上也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一个完全的革命派。”

       第一篇日记于1970年1月25日，也就是在他1月15日被被隔离审查10天之后，隔离初期疾风暴雨式的审查已经缓和下来一些了，龙志的情绪也比较稳定下来了，希望继续开动自己的“机器”积极配合审查：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有许多东西，只要我们对它们陷入盲目性，缺乏自觉性，就可能成为我们的包袱，成为我们的负担。”他老人家还教导说：“我们提倡放下包袱，开动机器。”

在清队运动中，自己有许多问题交待现象，不交待本质，甚至有些重大问题还隐瞒着，群众看的很清楚。对于交待自己的重大政治历史问题来说，我初步觉得是放下包袱了，精神上无负担了。这仅仅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还得开动机器，继续深思细挖自己的历史罪恶和旧铭贤的问题。否则，又会形成另一种包袱，即我的问题基本交待了，因为基本上交待和完全彻底交待之间还有距离。毛主席教导说：要夹紧尾巴，改邪归正。放下一个包袱之时，要警惕尾巴夹而不紧的可能性，更要警惕由于夹的不紧而导致尾巴翘起来的危险性。要夹就得夹紧，夹而不紧，等于不夹。

四、兔死狐悲  心灵震撼

从日记的字里行间可以清楚地看到龙志急切想解决自己“被挂起来”的状况，将功赎罪，在政治上打翻身仗，回到群众中来，恢复自己“人”的起码的尊严和资格的韬诲之计。特别是龙志在隔离后不长时间（约两周），就听说农学系被隔离审查的讲师XX先生自杀[4]的消息，也难免产生心灵震憾，兔死狐悲。其实他自己也就在边缘之上，只要一念之差，千钧一发，下一个完全可能就是自己。

前已述及，龙志在文革运动初期中曾经几次想到自杀，均因为桂琴循循善诱劝告开导，不忍心丢下三个上中学未成年的儿子而作罢。在来势凶猛清队运动中，特别是在被隔离的非常时期，他孤立无援，不能回家，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一肚子冤屈，思想问题无人倾述，有话不能讲，有冤无处伸，也无处可写。在精神、肉体的双重沉重摧残下，龙志的压力非常之大，生存空间非常之小，也会产生“不堪重负”的轻生想法。

然而，龙志的头脑还是清醒的，正面的。由于龙志有历史上多次运动的经验教训，有他自己对于政策的理解（相信群众，相信党）和对未来的信心，再加上平时桂琴和他的沟通，所以龙志的心理有巨大的承受力，知道运动来了，宛如洪水猛兽，只要经得住考验，黑暗就一定会过去。

在听到别人自杀的消息之后，龙志在1970年2月1日日记中写道：“万一你认为你没罪，那么你怕什么，真金不怕火炼。”注意，这句话正是桂琴所经常劝导龙志的，已经在文化革命中多次面临生死考验的紧急关头对龙志产生巨大的疏导作用，可见人在关键时刻，一句话可以产生的分量和作用，也反映了那个“邪不压正”的真理。

1970年2月1日（节选）

       几天前听说，农学系的XX，畏罪自杀了！在他自杀的前一二日，我早晨提水还遇见他，看见他低着头，好象包袱很沉重的样子。

在我看来，要经得起审查，国家干部应该受审查，有严重罪恶的人更应该受审查。自己如果有罪，应当老实交待，争取重新做人，自己如果没罪，群众不会审查自己。万一你认为你没罪，那么你怕什么，真金不怕火炼。况且毛主席教导说，“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群众没有打你没有骂你。对你交待政策，启发你走坦白从宽的道路。

XX的问题我不了解，就拿他畏罪自杀这一点来说，那他肯定有很重大的罪恶不敢交待。我看XX才是蠢材，笨蛋，糊涂虫！有再大的罪过，坦白了还可以争取从宽处理，死刑还可以缓期执行吗？！

毛主席的教导此时此刻是龙志的护身法宝，即便是专案人员也必须遵从毛主席的指示。不过，他说“群众没有打你骂你”的可能是反话，也没有追究责任的意思，可谓用心良苦。“况且毛主席教导说，‘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这地方龙志一语双关，暗指XX先生可能因为被逼供才走上的绝路。也表现了龙志对落实毛主席政策的期望。

其实龙志对自杀者非常惋惜同情，认为他万万不该走上绝路，“有再大的罪过，坦白了还可以争取从宽处理，死刑还可以缓期执行吗？！”。但是龙志也不得不采用非常隐蔽手法，说他“是蠢材，笨蛋，糊涂虫！”，言外之意，不能经受考验，死的非常可惜。

当然，在当时“阶级斗争为纲”和对于“阶级敌人”的“深仇大恨”的宣传教育下，注意龙志在日记中也违心说了一些过头的话，例如“背叛革命，畏罪自杀”以和当时的说法一致，一方面保护自己。另一方面也表示自己与死者“划清界限”，不会重蹈复辙，给自己壮胆。

另外，也许正是由于XX先生“士可杀，不可辱”的拼死抗争，使得学校当局受到了良心谴责，内心空虚，高压政策有所收敛，不得不结束隔离审查，龙志得以在一周之后（1970年， 2月5日），即在春节之前就被释放回家。

五、宽严大会 正面领会

其实每个人自身独有的本性和素质往往决定他对于世界的观察和对同一事件的认识态度。积极、正直、阳光的人往往从正面理解问题，消极、负面、阴暗的人往往从反面理解问题。譬如，龙志在第一次被隔离期间参加了太谷县的一次宣判（宽严）大会，看到有人过去有血债，有人过去是警察局长，还被从宽处理，于是大大解放了他自己的思想压力。他曾经对于承认自己参加国民党的问题大伤脑筋，因为自己无法编造历史。在参加大会之后，了解到那个问题如果有的话，“也不过是狗屎堆上加上点尿，不会因此罪大恶极了”，于是豁然开朗。他在1970年2月2日日记中写道：

参加1月31日太谷县宽严大会的体会（节选）

       我参加太谷县清理阶级队伍对敌斗争宽严大会后有以下的体会[5]：

（五）、大会对我的宽严教育，何去何从在一个短期内，主动权在我手里。时至今日。一切空话不必说了，还是做件切实工作，借以主动自渎为好。“在我看来，特别是参加这次会议后，没有什么不敢交待的了。固然个人问题的大小是不相同的，自己的问题再大也不会比出卖组织、出卖同志们叛党投敌的叛徒大，也没有双手沾满革命人民鲜血的公安局长大。这些叛徒、特务、血债累累的罪犯都从宽处理了，不专政、不揪斗了，自己还怕什么。理应当机立断，深挖细找，做完全彻底交待了。

       再谈谈我参加国民党的问题，我如果参加了，这个罪行在我的罪恶事实与活动中算不了什么，也不过是狗屎堆上加上点尿，不会因此而就罪大恶极了。叛徒、特务、有血债的罪犯都相信党的政策，坦白交待了，自己如果有这个政治身份反而抗拒，我不会糊涂到如此程度。问题是，谁介绍你参加的，填了什么表格，还有谁参加，你为什么参加，有何罪恶活动等等一系列的问题交待不出来。

龙志对于运动和审查理解是深刻的，因此采取了端正的态度。采取了积极配合，深挖细找的虔诚方针。对于自己的“罪恶”的认识是到位的，客观的，是“认罪伏罪”的，是抱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虚心态度。这样对于他自己提出了更高的标准和要求，也就对于领导和群众对他批判的所有诽谤、诬蔑不实之词和过头行为保持宽容忍让。实际上也就是能够在那种环境下生存的唯一正确的道路。

例如，1970年2月1日是一个星期天，下午动物科学系对他召开清队以来的第三次批判大会，龙志在日记中对自己严厉批判，日记记录了那天的情况（实际上就是被批判的内容和被扣上的罪名）：

1970年2月4日

2月1日星期天，下午群众对我进行批判斗争，这个批判斗争是很及时的，批判的好。特别从我的家庭成员和主要社会关系的政治面貌，从我受美国帝国主义分子穆懿尔视为掌上明珠所干的反革命事实，从我所接触过的战犯孔祥熙、反动军官杨觉天等等罪恶活动，从这些反动丑恶的丑史不难看出我的反革命嘴脸。由于这些反动立场未得到很好改造，加之由于叛徒刘少奇及其黑线人物的重用，解放后20年来有不少三反言行。如抗美援朝胡说的，反右时放的毒，对于伟大领袖毛主席七、三指示的污蔑和歪曲等现行罪行。这就帮助自己正确认识自己，正视自己的问题。历史加上现行的罪恶，的确是反动透顶了。是人民的罪人，民族的败类，美帝忠实的走狗。

六、春节放假  虎口逃生

  “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6]”， 龙志自己确确实实没有那些“历史罪行”，所以他自己内心深处知道那些无端的“美国特务”和“国民党”指控是“子虚乌有”，不过是吓唬他。也许1955年肃反的经验帮助了他，知道共产党归根结底还是要“实事求是，重证据，重调查研究”的，他心里反而坦然。再说，龙志也是一个拿得起，放得下的坚强铁汉。所以，在专案组几天几夜连续审讯和逼供之后，龙志心神疲惫不堪，得到片刻的放松机会，就甜甜地睡了一大觉，而且鼾声如雷，搞得那些监督隔离审查他的人反而睡的不好。因此确实相信他没有问题，不然他一个“心中有鬼”的审查对象怎么会如此心地坦然，心安理得地睡的如此之香。再说，隔离审查已经持续了3周了，没有任何新的“重大突破”，马上春节就要到了，大家都需要回家过年，专案组的审查人员已经筋疲力尽，需要回家休息。

大部分人都有佛性善良的一面和魔性凶恶的一面。龙志用自己的精诚、坦荡、诚实、慈爱、淳朴、纯正来与那些革命小将进行推心置腹的交往，和他们心灵沟通，化解了他们的敌意，甚至完全放下自己“资产阶级教授”的架子，虚心向学生们学习，与他们交了朋友。将“怕”字换成一个“敢”字。用自己的善意来唤醒那些人的佛性，因为人与人的佛性是相通的，所以也有人也把那些革命小将称为“披着狼皮的羊”。学生们也被龙志的坦荡，精诚和一片丹心所感动，产生了怜悯之心，他们被“磨败”了。二十多天实在榨不出什么油水了，只好暂时放弃。也不得不承认龙志身处逆境，能屈能伸，惊人的化敌为友能力，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

到了1970年2月5日，农历大年30之际，“隔离审查”终于结束，专案组通知龙志，你的问题很大，但是可以暂时回家过年，随叫随到，回家继续交待问题，继续劳动改造。整整20天没有回家的龙志总算暂时度过了“隔离审查”这一鬼门关。他心中非常激动，在日记中高呼“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必须指出的是，当时那些被审查者梦寐以求能够高呼时髦革命口号，来证明自己没有被“打入另册”，与革命造反派一样享有的“同等权利”），来庆祝自己终于经受考验，暂时通过了那一劫难，终于可以活着回家和家人团聚。

龙志对毛主席又敬畏，又感谢。敬畏的是毛主席发动了一系列政治运动，使自己落到这一步田地，必须敬畏驯服。感谢的是毛主席提出的“重证据，重调查研究”的政策，自己有了信心，自己的清白历史必然有水落石出的一天。所以，要感谢毛主席，也要三呼“万岁”，那是他赖以生存的唯一途径，否则只有死路一条。

“男儿有泪不轻弹”，满腹委屈，劫后余生的龙志回家后见到自己的亲人才表现出他软弱的一面。他百感交集，竟然忍不住眼睛湿润，老泪纵横，简单和文焕哭述了自己在学习班被逼供的情况，被迫“站在板凳上，面对着墙，低头认罪，几个小时不许下来”。这是坚强的龙志一生中第一次在自己的孩子面前流泪。

一方面庆祝自己能够“虎口逃生”，活着回家；另一方面庆祝自己保持清醒头脑，坚持原则，没有“屈打成招”，没有编造历史。对得起自己，对得起同僚，经受了生死考验，打了一个艰苦卓绝的胜仗。

当然，回家那并不意味着审查的结束，仅仅是由“疾风暴雨”式的“隔离审查交待”，变成了长达一年多不予定案的持久战，变成了旷日持久的“劳改审查交待”。龙志在回家之后写道：

1970年2月5日日记

明天是春节，我的问题交待的不好，早晨梁中秋和王喜云通知我说：今天中午你可以搬回去，在家吃饭，但不等于解除隔离。你的问题还很大，以后随传随到。回家后和家人开会研究交待问题的事。希望这个措施能促进你交待问题。

我深深感到这是党和群众对我的关怀和照顾。为此，我要好好深挖细找自己的问题，才不辜负革命群众对自己的希望。

我和小将们住在一块已近20天，觉得小将有很多优良的品质值得向他们学习。毛主席教导说，你们到群众中去，把“怕”字换成“敢”字。到小将中去，觉得他们可爱，而不是可怕。他们是通情达理的。苦口婆心地向我讲政策，千方百计地想在我身上体现党的政策，把我包括在扩大教育面的范围内。一天一个小将对我说，他们快要分配工作啦，说把我带走，我也希望跟他们去，向他们学习。经过三年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革命小将，是和过去（文化革命前）的同学们有本质上的区别。今天小将们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了，他们用毛泽东思想这个锐利的望远镜、显微镜，能透过现象，看出问题的本质，他们心明眼亮。过去，我教小将们，把他们越教越修；今天我向小将学习，越学离毛泽东思想越近。老实说，我是恋恋不舍地离开他们，我仍然希望到小将中去，向小将们学习！

最后，让我高呼：

向革命小将们学习，向小将们致敬！

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万万岁！！

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七、二度隔离  大动干戈

由于1969年底在中苏边界发生了“珍宝岛事件”，毛主席发出“深挖洞，广集粮，不称霸”的指示，全国各地都在积极备战，挖地道，拉练。按照龙志的日记，在1970年2月5日回家过年之后，就接着参加了“修反修洞”的劳动。

到了1970年2月16日，另外一个“运动中的运动”，“一打三反”运动（运动的方针按照毛主席批示的三个“照办”文件）开始了。龙志的当天日记记录了他们到太谷县参加动员大会的情况。“今天参加太谷县召开的三万人大会。会上传达毛主席最近批示的三个“照办”。这三个照办是稳、准、狠地打击现行反革命分子（一打）；反对贪污、浪费、盗窃（三反）国家财产，阶级敌人从经济上破坏我们；反对铺张浪费。”

      所谓的“一打三反”运动，主要是针对文化革命以来的形形色色“现行”问题。前已述及，文革造成天下大乱，无法无天，林林总总人物都浑水摸鱼，登台表演。特别是经历了那几年的武斗，打砸抢，学校甚至发生了几起命案，确实存在不少问题。但是，龙志万万没有想到，他这个文革以来规规矩矩，老老实实劳动改造，交待问题的“死老虎”，会再次被列为“一打三反”运动的重点对象，第二次被隔离审查，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是交待关于“12。26反革命翻案集团”的问题。

事情的来由要回到1966年夏天文化革命初期，中央颁布了“5.16通知”后，山西农学院的情况和全国一样，所有教学科研工作停顿，群众开始贴大字报，学生开始到北京和全国串联，成立了许多造反派组织，后来分裂为两大派。从1966年6月起，龙志与几十位各系主任，主要教授和其他“牛鬼蛇神”先后被抄家，游街，批斗，后来到了8月份，被打成“一类劳改人员”，集体吃住在农场，劳动改造，不许回家。待到1966年11月20日，那些被管制的劳改人员和全校一起学习了由毛泽东同意中央向全国转发的北京市委《重要通告》[7]，他们中许多人认为他们的情形类似“被拘留”，是受害者，受到了不公正待遇。于是他们成立了“12.26战斗队[8]“，四出活动，贴大字报，发传单，给党委写汇报，找学校文革办公室、革命群众组织和农场劳改人员管理小组，为自己鸣冤叫屈（翻案，据1970年4月21日记）。后来他们被暂时解除集中劳改，于12月回到各系 （据1970年5月6日的思想汇报）。这些活动，就是到了1970年4月的“一打三反”运动中被定性为“12.26反革命翻案集团”案的来由。

       龙志一生追求科学教育，在政治上谨小慎微，无所诉求，解放前没有参加任何党派，对于政治活动从来不感兴趣，如果有的话，也是解放之后无可奈何地被动参与，因为政治运动不会放过他。特别是接受了解放以来历次运动的教训，对于抛头露面的政治活动更是躲避尚且不及。所以在1966年底的那段时间里，龙志并没有参加“12.26战斗队”，在大字报上没有签名，被同僚们戏称为“怕事鬼”。也许仅仅是出于同命相连，参与了一些次要活动，出了一些主意。

在1970年4月的“一打三反”运动中，那些文革前期旧账被翻了出来，在“小题大做，草木皆兵，无限上纲，制造敌人”的特殊时期， “12。26反革命翻案集团” 在劳改期间“不服从管制”的问题，也就成了三年多之后山西农学院运动的典型“大案要案”。一时间学校各“连队（系）”成立了专案组，上上下下大造舆论，如获至宝，如临大敌。按照龙志的日记，当年的劳改人员统统被集中隔离审查，戒备森严，揭发交待文革中的“现行”问题。规定不许串联，不许订立“攻守同盟”，如发现任何私下活动，本身就是不可饶恕的罪行。“12.26战斗队”首要成员，土壤化学系教授，系总支书记林成谷先生在隔离时受到残酷迫害，曾经用耙地的铁耙打击前额自杀未遂。

龙志在1970年4月16日，18日和21日的日记详细描述了当时情况。因为据称“发现了新的历史和现行问题”，4月16日龙志遭受了清队以来的第四次批斗，并且被第二次隔离审查。特别4月21日的日记（见附件）是他在被第二次隔离后所写的交代材料《对于在农场劳改时不服从管制的检查》，他在1970年4月16和18日日记中写道：

       文化大革命前有那些反动言行，反革命活动？

       文化大革命中参加那些组织，搞过什么坏事？

关键时期的表现，如未参加组织，那么你在文化大革命的几个关键时期，你的态度怎样，三年多来你作了些什么？

       以上是学习班布置思考的问题。

       今晚，革命群众对我进行批斗，之后，决定对我进行隔离审查，晚上先交待文化大革命以来的罪行。

       景（廷英）连长和我谈话：他说，落实三个“照办”打击的十种人，你们是在农场不服从管制，结合历史上的问题，那就更严重了。党的政策历来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首恶必办，协从不问。你现在只有彻底坦白，大胆揭发才有出路。农场集中劳动的人全部隔离了。

与1957年反右运动初期采取的以德报怨的态度一脉相承，龙志在1966年底的混乱形势中没有敢申诉不满，再一次表现了他政治上老到成熟和谨小慎微。由于没有查到他的“现行罪行”，他这只饱受欺凌和审查之苦“惊弓之鸟”，算是暂时与“一打三反”那一个难关擦边而过，没有受到“雪上加霜”重大伤害。正是他在三年多之前文革运动初期的忍耐和智慧，减少了在新一轮的运动中进一步“罪上加罪”和被打击迫害的程度，也算不幸之大幸。当然，他的其他问题也没有因此而减少，对他历史问题的审查还在继续，仅仅是没有“罪加一等”而已。

       按照龙志1970年4月22日当天日记，工宣队，革委会在科学楼办了学习班，向龙志交待政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首恶必办，协从不问”。他们共同学习了公安六条[9]，鼓励他们大胆揭发批判“坏头头”，二连（动物科学系）的三位隔离审查对象因为涉案不深，交待彻底，得以在被隔离审查6天之后过关，宣布停止隔离审查，被释放回家。

有诗为证：

《求生有道》 （清队第一年，1969-1970）

文革深入两派分，文攻武卫硝烟浓。                  

军管戒严息战火，革委清队来势凶。                  

历史现行立百案，留美教授首其冲。               

四番揪斗陷狼窝，口诛笔伐轮番攻。                  

俯首弓腰洗耳听，条条罪状触灵魂。                  

两度隔离落虎口，昼夜逼供烤高温[10]。                 

久罚高凳几晕厥，绝不违心写伪证。                  

玉碎遗罪[11]脱己难，身全承爱恩后人。                  

求生有道理开路，屈死无辜冤断魂。                  

宁为公职身殉道，不为私冤枉轻生。                  

真金不怕烈火炼，清白何惧妄罪名。                  

漫漫长夜终有尽，强大内心化坚冰。                  

春节解禁呼万岁，重会妻儿泪沾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