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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四位知识分子：钱学森、郭沫若、誓死不屈的马寅初、铁骨铮铮的梁漱溟
一、钱学森欠道歉
钱学森，对前来探望他的温家宝总理说，「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
提出的问题真是太大。大到让温总理立刻约见了6位大学校长和教育专家，提出钱老的问题。几位校长的回答是：老师不行……不是大学出问题，是基础教育出毛病了……。
各大学校长的回答显然没有点出症结所在。实际上，正是钱学森本人，在五十年代时被极权所摆布的的一些作为，就足以回答这问题。
钱学森1958年分别在《人民日报》和《知识就是力量》上撰文，以科学论证的方式，宣称粮食亩产几万斤是完全可能的。另外，网上又有网民贴出钱氏在1958年6月16日《中国青年报》上的文章，论证一亩地可以生产160万斤蔬菜。
钱氏当年的文章，「科学」地论证了毛泽东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在哄抬、谎报、浮夸风吹刮下，导致三年大饥荒，饿死三千多万人。李锐在《反思大跃进》中，记述毛泽东说，他是「看了大科学家钱学森的文章，才相信亩产万斤的。」
钱学森逝后，他的这些旧账被网民翻出来，许多人认为钱应为大跃进灾害负一部分责任。然而，笔者想到的，是钱刚回国几年，在那种革命热气腾腾，政治热情铺天盖地的氛围下，写出并非他本行（他绝非农业专家）的「科学」文章，实际上是一个科学家被极权政治所摆布的作为。他可能是奉命，可能是领会最高领导的意向，可能身不由己，总之他是在那种政治环境下失去了自我的独立思考，以致插手到他不了解的知识领域。
专权政治之下，人会失去自我，因为个体在这样的政治制度下是没有价值的。人民，在掌权者眼中，只是一堆数字。
内地网民有人认为钱学森应为1958年那几篇也许害死许多人的文章道歉，但真正应该道歉的是掌权者，是执政党。如果做出了这么多的残民祸事，一句道歉都没有，只能说这是一个缺乏包容、扼杀自由精神的国土。中国现在老讲「科学发展观」，却不知道科学精神之一是有错必纠。没有这种精神只能产生出技术人才，又怎能培养出真正杰出人才呢？
钱学森确实欠一声道歉
钱学森走了，大陆举国哀悼，应在意中。但有一位国防大学原副校长王文荣题词称：「人们应当学习钱学森实事求是、谦虚谨慎的精神。」却不无可议之处。
高产卫星匪夷所思
五十一年前的大跃进，正是这位一九五六年大陆首届自然科学一等奖获得者，连篇累牍地在《人民日报》和《知识就是力量》杂志上撰文，言之凿凿地宣称：粮食亩产几万斤是完全可能的。
一九五八年六月十二日，《人民日报》以〈卫星农业社发出第二颗卫星〉为题，报道位于河南省遂平县的该社实现小麦亩产三千八百二十一斤。而「放卫星」这个高产专用词也随之不胫而走。
半个世纪后的○九年三月间，发出这篇报道的新华社记者方徨接受媒体的采访，她回忆表示，当时在基层应该说没有人会相信这个数字，但是绝大多数人选择了保持沉默。
这颗小麦高产卫星实在匪夷所思，悠悠之口虽可捂住，民众心中的疑团却无法排解。正当此时，钱学森出场了。
为亩产万斤作论证
放出「卫星」后第四天，时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的钱学森，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粮食亩产会有多少？〉一文，作了如下的论证：
「现在我们来算一算：把每年射到一亩土地上的太阳光能的百分之三十作为植物可以利用的部份，而植物利用太阳光能的百分之三十把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和水份制造成养料，其中五分一算是可吃的粮食，那么稻麦亩产量就不是现在的两三千斤，而是二千多斤的二十多倍！这并不是空谈。」
钱学森紧接着又撰写了〈农业中的力学问题──亩产万斤不是问题〉一文，刊于《知识就是力量》杂志上，从专业角度进行了更细致的计算：
「我们算了一下，一年中落在一亩地上的阳光，一共折合约九十四万斤碳水化合物……自然，高等植物叶子利用太阳光的效率不可能是百分之百，估计最高也不过是六分一，这就是说，单位面积物质的年产量大约是十五万六千斤。但是植物生长中所积累的物质，只有一部份粮食，像稻、麦这一类作物的谷粒重量，约占重量的一半，所以照这样算来，单位面积的粮食的年产量应该是七万八千斤。这是说全年三百六十五天都是晴天。如果因为阴天而损失百分之二十五，那么粮食的亩产量应该是五万八千五百斤。这是说，作物要在全年都生长，如果仅在暖季才长，也许要再打一个三分二的折扣，那么平均亩产量是三万九千斤了。」
他背离了科学精神
钱氏真不愧为全球顶级科学家之一，上述计算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无懈可击。
不言而喻，钱学森的论文反响强烈，有了如此详尽而科学的「论证」，各地的农作物卫星相继上天，水稻最高亩产达十一万斤。不幸的是，「人哄地皮，地哄肚皮」，由于粮短缺，一九五九年起广大乡村爆发大面积饥荒，至一九六一年三年间饿殍载道，死者不下三千七百万人。其间甚至出现了「人相食」，令刘少奇为之忧心忡忡。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期间，毛与周小舟、李锐等人于七月十一日夜谈时说，「敢想敢干，八大二次会议是高峯，还有钱学森文章，捷报不断传来，当然乱想起来。」笔者认为此乃毛推诿卸膊的遁词。让钱学森承担大跃进或放卫星的历史责任显然不妥。但他在此事上面背离了实事求是，理应道歉。
有论者称，钱氏「度过了一个壮丽而伟大的人生，他所欠的，或许只剩下这一个道歉他所欠的，或许只剩下这一个道歉」。诚哉斯言！（他应当为饿死的三千多万同胞道歉！）
二、随风倒的郭沫若
1976年，毛泽东逝世，随后，“四人帮”被捕，兴奋和愤怒交织中的人们无不欢天喜地。郭沫若于10月21日在《解放军报》发表《水调歌头·大快人心事》：
“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张，还有精生白骨，自比则天武后，铁帚扫而光，篡党夺权者，一枕梦黄粱。野心大，阴谋毒，诡计狂，真是罪该万死，迫害红太阳！接班人是俊杰，遗志继承果断，功绩何辉煌。拥护华主席，拥护党中央。”
仅仅在五个月前的5月20日，同一个郭沫若写下同为《水调歌头》的《四海(通知)》：“四海《通知》遍，文革卷风云。阶级斗争纲举，打倒刘和林，十载春风化雨，喜见山花烂漫，莺梭织锦勤。茁茁新苗壮，天下凯歌声。走资派，奋螳臂，邓小平，妄图倒退，奈‘翻案不得人心’，三项为纲批透，复辟罪行怒讨，动地走雷霆。主席挥巨手，团结大进军。”作为中国最高学术机构的掌门人，郭沫若满口意识形态的陈词滥调只能说明内心的空洞和信念的虚无。
这大概就是所谓的郭沫若现象。表面上看，政治上需要什么，我就能做出什么样的诗词，提供什么样的文艺作品或者修改公认的理论阐述，证实权力话语的真理性，至于知识分子的学术道德、人格良心则彻底虚无化。
郭沫若可以在面对两个完全相反的现实时以同样分贝欢呼。对郭沫若而言，立场是随机的。从更宏观的角度看，从1949年到1977年28年时间里，郭沫若写了新诗和旧体诗共一千多首，出版13本诗集。在反右之后三年饥荒之前的1958年、1959年是其诗情喷涌的年份。1958年，郭沫若出版《百花集》、《百花齐放》，1959年出版《长春集》、《潮集》、《骆驼集》，一共5本，占28年出版全部诗集的近百分之四十。从诗集的名字看，大都属于嗓音高亢的浓情赞歌。事实上，郭沫若对当时的敏感事件无一例外都做出了积极的反应：为了保卫世界和平，他写诗；为了朝鲜战争，他写诗；为了大跃进的伟大成就，他写诗；为了大炼钢铁的举世壮举，他写诗；为了接班人的不朽形象，他写诗；为了接班人的自我爆炸，他写诗。在每个需要他发出声音的时刻发出恰如其分的声音。在他的笔下，灾难一抹而光，历史的荒诞被视为奇迹。更令人目瞪口呆的是，在历次运动中，他无不激情澎湃地参与，仿佛知识天生就是用来邀宠，用来表演的。
郭沫若现象的本质是以内在的沦陷来保证外在的周全，对世界供给照单全收的要害在于彻底丧失了人的主体性。无法猜测要经过怎样的灵魂煎熬，一个曾将知识作为毕生追求的人才能把权力确立的价值作为唯一的向度，将权力的奖赏作为知识的最高荣誉。即使两个儿子在权力造就的“文革”中惨遭不测之后，他依然在临终遗言中这样写道：毛主席的思想比天高，比海深，照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就会很少犯错误。
写下这些文字的间隙，我看到报纸上写着一个作家沾沾自喜提及他有四套话语系统应对我们生存着的世界：学术的、官场的、商场的和江湖的。面对不同的对象，他恰到好处地找到相对应的话语与之周旋，报纸对此亦持欣喜的态度。这仅仅是他的策略，不是我们的策略吗？他的洋洋自得的神情不是我们共有的神情吗？我想，在历史上，人类的知识和尊严有过遭受重创的年代，但大概从来没有过像这样把失败当作胜利，把红肿溃烂当作鲜花乳酪的时代，从没有把掌声与喝彩献给犬儒之辈的恬不知耻的时代，而这却是郭沫若们的生存背景。一种强大的令人窒息的力量，使郭沫若没有负罪感地成为郭沫若。
郭沫若从善如流 冯锡刚
1976年毛泽东逝世，《诗刊》向郭沫若约稿。郭很快让秘书将七律二首《毛主席永在》送编辑部。编辑见“其一”首句为“伟哉领袖比爷亲”，遂直言相告，此首不宜用，并说明原委：郭老比毛主席还大一岁，似乎不太适合。要是黄帅这样写，当然可以。秘书虽面有难色，还是将“其一”带回去了。《诗刊》遂将“其二”单独发表。稍后，《人民文学》刊出“其一”，然首句已改为“伟哉领袖万民亲”。据说《诗刊》编辑对大家郭沫若从善如流颇为感慨。然更值得感慨的是个人崇拜的荼毒一至于此。好在这位编辑还保持着常人的清醒，否则径直将这句出自耄耋老者的“比爷亲”发表出来，蒙羞的不仅是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和中国文联主席的学界与文坛泰斗。
三、誓死不屈的马寅初
错批一人中国误增三亿人
马寅初是位奇人，马年马月马日马时出世，还姓马。从事的还是当时在世界上都是新兴学科的经济学。他资格够老，他也极为热血，他的特殊地位连蒋介石也不敢轻动，只把他软禁，六十大寿时周恩来还送来了“桃李增华坐帐无鹤，琴书作伴支床有龟”的贺联。也只有他，七十过后还对国计民生提出了极为重大的问题。
老年马寅初绝不向压力屈服不向“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
1957年7月5日，正当全国反右派运动迅猛开展的时候，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发表了他的《新人口论》，这无疑给当时的批判又树立了一个目标，马上有人指责是配合右派分子向党进攻。1958年4月，北京大学党委决定对马寅初进行批判。5月，陈伯达在北大点名批判马寅初，要他做检讨。以后，全国逐步形成了一个批判马寅初的浪潮。
作为经济学家的北大校长马寅初，提出的是控制人口的建议。虽然人口问题的产生部分是新中国公共医疗取得极大成就的结果，但无论如何，这个建议在当时是应该得到更严肃对待的。责难马寅初的人没有料到，《新人口论》遭批判的深远影响，直到二十多年后“计划生育”成为基本国策时才显现出来。
马寅初在一届人大四次会议上提出《新人口论》，一石激起千层浪
在讲演中，马寅初讲述了几年来调查研究的结果。他怀着忧虑的心情说：“解放后，各方面的条件都好起来，人口的增长比过去也加快了。近几年人口增长率已达到30‰，可能还要高，照这样发展下去，50年后中国就是26亿人口，相当于现在世界总人口的总和。
一个人口基数极大的古老农业国出现人口快速增长，造成的影响是难以评估的。世界7%的耕地，要养活25%的人口，已经是很严重的挑战了，更不用说衍生的一系列问题。后来人已经认识到，再不控制人口，国家、社会乃至自然界是撑不住的。
马尔萨斯《人口论》
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
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众所周知，他认为由于人口呈几何级数增长而粮食呈代数基数增长，为了避免饥荒、战争、瘟疫成为解决人口和粮食矛盾的方式，人类必须积极节育。马寅初因为重复了一遍这个观点在特殊年代被打成了右派，于是马尔萨斯成了“政治错误”的代名词。后来马寅初老师平反了，中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于是马尔萨斯成了“政治正确”的代名词。。…
1957年春夏毛对阶级斗争形势的错误估计，几十万顶被错划为右派的知识分子头上的帽子，成为共和国沉甸甸的记忆。
马寅初在反右大潮中触了礁，遭到批判。
现在知道，毛泽东当年“人多力量大”的想法有问题，批马寅初批错了。可当时面对多达数百篇的批评文章，马寅初怎么就毫不动摇？老人拿爱因斯坦勉励自己——“干嘛要100人批评我？只要一个人能够证明我真的错了,就够了！”
面对批判和讨伐，马寅初公开表态：这个挑战是很合理的，我当敬谨拜受。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绝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因为我对我的理论有相当的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只能拒绝检讨。这真是“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黄钟大吕马寅初。
面对“批判”，马寅初毫无畏惧，辞职北大校长职务，后继续潜心研究人口论；
面对来自全国上下的文攻谩骂和政治高压，马寅初胸怀坦荡，无所畏惧。他幽默地说:“有的文章，说过去批判我的人已经把我驳得‘体无完肤’了，既然是‘体无完肤’，目的已经达到，现在何必再驳呢？但在我看来，不但没有驳得‘体无完肤’，反而驳得‘心广体胖’了。”马寅初的幽默毕竟还带着一些苦涩，为什么一个学术问题带来的不是友好的讨论，而是敌意的谩骂。
后马寅初时代的基本国策--计划生育：
在纪念马寅初《新人口论》发表50周年暨诞辰125周年座谈会上，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教授这样说：
“那场大批判，摧毁了人口学界对中国实际人口问题的探索，误导了人们对人口问题的认识，阻碍了计划生育的推广。大批判的恶果，也许当时还没有完全显露出来。而几十年后，当中国人口规模演变成实现现代化的巨大包袱时，它才被中国人民深深地、甚至是痛苦地体会到。”
马寅初活了整整100岁，饱满的人生经历，对国计民生作出重大贡献，非常了不得。但更值得纪念的，是马寅初先生作为知识分子的品格。不管是抨击国民党腐败政权，还是坚持控制人口的想法，马寅初身上体现了传统中国士人高洁无畏的一面。前不久故去的季羡林先生曾经说过，建国以来的知识分子，他最佩服两个人，一个是梁漱溟，另一个就是马寅初。他们，代表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脊梁。这，也许才是最值得后人怀念的。
马寅初学生回忆1957年在北大某夜晚批斗马老的情景：
我所知道的马校长的二三事
当马老到场时却带来了铺盖行李，同学们都感到惊讶，在操场的中央，大火熊熊燃起，照亮了整个大操场，四周同学密密麻麻站立，水泄不通。马老劈头就说，“今晚兄弟来此给同学们讲演，如有特务在场，请注意，你们如要抓我，应先让我把演讲讲完，我是带铺盖行李来的，我马寅初死都不怕，还怕进监狱吗?!”
四、铁骨铮铮的梁漱溟
梁漱溟，桂林人，年少敏于学，24岁应蔡元培之聘，当上了北京大学的教授，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便成了名满天下的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号称“中国最后一个大儒”。
梁漱溟是20世纪中国文化名人之一，新儒学的开创者，也是颇有影响的社会活动家。他的独特思想和学识，特立独行的坎坷人生经历，一生坚持讲真话、表里如一的品格，是同时代许多知名人士所不能企及的。梁漱溟在反右运动中沉默不语。
梁漱溟在“文革”风暴中展现高风傲骨。在北京豆腐池胡同杨怀中寓所，常常给来访的梁漱溟开门的，是位高个子的湖南青年。……
毛泽东与梁漱溟二人同庚，他们初识于1918年，在杨开慧的父亲、北京大学教授杨昌济家里，那时毛泽东只是北大图书馆的一个小职员。
延安畅谈
1938年1月，梁漱溟到延安就抗战前途和阶级斗争等问题同毛泽东交谈了8次，每次时间都在两个小时以上，最长时通宵达旦。
1946年初，梁漱溟二赴延安，向毛泽东等十名中共领袖陈述自己对国内实现和平后的政见……1950年初，梁漱溟由四川进京，成为中南海的座上客，毛泽东曾多次找梁漱溟长谈
当时毛泽东记忆犹新地说：“梁先生，您还记得不？民国七年在北京大学，您是大学讲师，我是小小图书馆职员，读到您的《究元决疑论》，还蛮佩服您敢于向名人挑战的精神呢。”
对阶级斗争等问题，双方有着不同看法，毛泽东并不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梁漱溟说：“他不动气，不强辩，说话幽默，常有出人意外的妙语。明明是各不相让的争论，却使你心情舒坦，如老友交谈。”
第一次进中南海
新中国建立后，梁漱溟就被选为新政协委员。梁漱溟第一次走进中南海，是在1950年3月12日晚，他应中国共产党的邀请，特意从外地赶往北京，共商国事。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亲切地接见了他。留梁漱溟在家里吃了饭。
反对朝鲜战争
朝鲜战争爆发，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前夕，毛泽东约见了梁漱溟，征询他对此事的意见。毛泽东出兵援朝的决心已定，从他的内心来说，是希望得到梁漱溟的支持的。但毛泽东失望了。梁漱溟对毛泽东的决定不敢苟同。他说：“新中国刚刚成立就卷入朝鲜战争，与美国人直接打仗，后果会怎么样呢？”他认为出兵援朝绝非上策，希望毛泽东再做考虑。
毛泽东没想到梁漱溟对这场伟大战争会抱如此不积极的态度，他没有批评梁漱溟，但这次谈话不欢而散。
反对“总路线”
1953年9月中旬，中共中央邀请100多位民主人士征求对党的“总路线”的意见。梁漱溟在会上发了言，大意是说：有些农村干部把持乡政权，违法乱纪，生产没有搞好，农民吃不饱，跑到城里当小工。有的露宿街头，设锅造饭，影响市容。公安部门今天把他们送回去，明天他们又来了，“工人农民的生活有九天九地之差”。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天之下。希望共产党进了城不要忘掉了农民。对农民施行仁政，要体恤农民云云。
毛泽东讲了分量很重的话：“讲老实话，蒋介石是用枪杆子杀人，梁漱溟是用笔杆子杀人。杀人有两种，一种是用枪杆子杀人，一种是用笔杆子杀人。伪装得最巧妙，杀人不见血的，是用笔杆子杀人。你就是这样一个杀人犯。”
毛泽东把目光转向全场，说：“梁漱溟反动透顶，他就是不承认，他说他美得很。他跟傅作义先生不同。傅先生公开承认自己反动透顶，但傅先生在和平解放北京时为人民立了功。你梁漱溟的功在哪里，你一生一世对人民有什么功，一丝也没有，一毫也没有。”毛泽东还说：“假若明言反对总路线，主张重视农业，虽见解糊涂却是善意，可原谅；而你不明反对，实则反对，是恶意的。”
梁漱溟对这一批评不服，便写信给毛泽东申辩道：“你说反对总路线，破坏工农联盟，我没有这个意思，你说得不对。请你收回这个话，我要看看你有没有这个雅量……”毛泽东未予理睬。梁漱溟犯上了桀骜不驯的牛脾气，死活不肯认错，在9月18日的大会上，再一次朗声质问毛泽东：“我还想考验一下领导党，想看看毛主席有无雅量……因为党常常告诉我们，要自我批评，我倒要看看党的自我批评是真是假！”
结果梁漱溟被会场上一阵阵狂暴的呐喊“不听梁漱溟胡言乱语”、“民主权利不给反动分子”、“梁漱溟滚下来”淹没了。
从此，梁漱溟就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消失了。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梁漱溟的问题属于思想问题，不是政治问题。他的政协委员照当，工资照发，也没有受到任何正式的处分。由于闭门思过，一言不发，他还幸运地躲过了1957年的“右派”帽子。
自这场争论后，毛泽东与梁漱溟不再交往。
与“文化大革命”唱反调
1974年2月24日，81岁高龄的梁漱溟衣冠楚楚，提着鼓鼓囊囊的皮包走进政协会议室。他把讲稿、参考书、笔记本整齐地放在茶几上，站起来向大家鞠了个躬，就像当年在北京大学讲坛上授课那样侃侃而谈，题目是《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他从阐述中国文化入手，肯定孔子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历史地位和学术上的成就，并针对当时所发的中央文件《林彪与孔孟之道》说：“林彪是不是要走孔子之路、行孔孟之道？我却不敢相信。我不认为林彪是受害于孔子。所以，我的态度是：不批孔，但批林。”
他的这番话，完全是跟“中央文革”唱反调的。消息传开，轰动了北京城。于是，全国政协的“批林批孔”发展成了“批梁”。从1974年3月至9月，大小批判会开了100多次。给他扣的帽子是“孔老二的孝子贤孙”、“孔孟之道的卫道士”。梁漱溟的态度是：“我不再申说，静听就是了。”所以他每会必到，到则沉默。
文革时期教师成了被批斗的对象，被冠以“臭老九”的帽子，书本也随之被学生们抛弃：知识越多越反动。这个时期发生了很多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
一向在中国传统社会最受尊敬的知识分子，竟然被划分到社会的最底层，比他们所最鄙视的娼妓都不如，仅只稍稍胜过乞丐。
最倒霉的叫做“黑九类”，前面8类是地主、富农、反动派、坏分子、右派（最黑的这五类又独立叫黑五类，简称“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知识分子排“黑九类”的第九类，所以叫“臭老九”。
尽管已经排到末位，有人认为仅此不足以表达他对知识分子的蔑视厌恶之情，就在“老九”前面再加个“臭”字。
梁漱溟先生在“文革”时期曾写过《咏“臭老九”》一诗：
九儒十丐古已有，而今又名臭老九。
古之老九犹如人，今之老九不如狗。
专政全凭知识无，反动皆因文化有。
假若马列生今世，也要揪出满街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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