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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朝鲜战争的十点反思(第五稿)(zt) 2009-12-06 05:52:36
笔者按:朝鲜战争是二战后唯一一次大国之间直接交手的战争,50多年来对中美关系、中苏关系、美日关系、台湾问题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当今的东亚格局中,仍能隐隐约约看到它的影子。朝鲜战争是能够影响中国和世界一百年的战争,战争结束已经超过半个世纪,距100年的效应期结束还有40多年,在未来的这段时间里,如果能够汲取历史的智慧,合理规划东亚各国(地区)间的关系,必能受益良多。

  一、对二战后的世界战略格局没有清醒的认识

  朝鲜战争的本质是美苏争霸,爆发的起因是斯大林及其关门弟子金日成头脑发热,怀着占便宜的心理进行政治和军事冒险。

  斯大林扶持金日成建立北朝鲜政权后,金日成有了一支十几万人的军队,装备了150辆坦克,实力超过韩国军队。握着这支小小的武装,金日成满以为能够解放南朝鲜,斯大林也觉得有利可图,于是起因据说是不清不楚,实际上是清清楚楚的朝鲜内战爆发了。在朝鲜半岛上金日成的军队占优势,但美军用强大的海军和陆战部队控制着整个西太平洋,在这样的战略态势下金日成的风光注定不能长久,开战后不到4个月,金日成已经准备到中国当流亡首相了.

  在美苏争霸中苏联本来没有资格冒险,因为它的综合实力明显弱于美国,而且二战中失血过多,这是为什么美军仁川登陆后苏联不敢对等地直接出兵,也是中国参战初期苏联不敢派空军的原因。北朝鲜和苏联各有其战略研判的范围,如果说金日成想凭借半岛内的小优势一鼓作气统一朝鲜全境还有情可原的话,那么斯大林不顾苏联在全球战略形势中的弱势地位而挤占美国的战略空间则是利令智昏的冒险。

  基于朝鲜战争的这种政治本质,中国是否参战就应十分审慎,应该从一种明智的外交战略出发作出抉择。遗憾的是在朝鲜战争爆发前一年,在“联共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统帅部,而中共则是一个方面军的司令部。”原则下,中国的最高层选择了所谓“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加入了战略对抗的苏联一方,这是一年后参与朝鲜战争的政治前奏。美军仁川登陆后北朝鲜军队开始溃败,在不敢派空军协同中国出兵的情况下,苏联对中国的要求并不高,只是要中国接纳北朝鲜的流亡政府,苏联自知在朝鲜问题上失算,没能进一步只好退一步,让出朝鲜半岛。出乎苏联意料的是中国替它出了头,帮它维持了战略对抗的均势,因此,苏联是朝鲜战争的最大受益者,也是后来的大三角格局中唯一的受益者,这是明明白白的事实。令世人大跌眼镜的是,10年后苏、中这两个意识形态相同的盟友竟然闹翻了,20年后美、中这两个意识形态相左的国家居然开始亲近了,三大国聚散离合的历史经历表明中国参与朝鲜战争并不是明智的选择。

  1949年,一些民主人士建议新中国的外交路线是在美苏之间不偏不倚,张治中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又是军界的元老,最高领袖宴请他并讨论外交路线问题,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领袖大度地说“可以辨论100年”。何须100年,10年就见结果了。60年代末伟大领袖让几个老帅研讨美苏两霸对中国的利害,结论是苏联的威胁大于美国,这是对出兵朝鲜决策的一个讽刺性结论。

  如果新中国走的是中立外交路线,就不会有出兵朝鲜。美苏都会看到中国在两强争霸格局中的重要地位,必然争相拉拢。利用这种拉拢,中国可以在相当宽松的环境中发展自强,并且很有可能在60年代中期使台湾回归,在国家战略的内外两方面达到双赢。

  二、中国是否受到直接威胁

  美国介入朝鲜战争时全国只有约20个师,主要部署方向是欧洲,在这样的兵力和部署格局下,如果说美军准备入侵中国纯属匪夷所思。美国当时既没有入侵中国的实际计划,也没有入侵中国的长远打算.意图进攻中国是重大的战略选择,如果属实会有很多迹象表现出来,而无论当时还是现在一点依据也看不到.

  在出兵决策作出后下发的<关于在全国进行时事宣传的指示>中有“(3)从北朝鲜缴获文件及其他方面证明,美国确有侵占朝鲜后进一步侵占我国东北的阴谋计划。(4)美国此种计划与以前日本对华侵略历史如出一辙,日本是第一步侵略朝鲜、台湾,第二步侵略东北,第三步侵略全中国。由于这一切,为了我国的安全,不能对美军侵朝置之不理。”这些臆造和想象的证据今天看来纯属子虚乌有。

  在最高领袖的思维中,促使他作出战争决策的因素有两个:一是美军入驻台湾,二是朝鲜亡国,“心里难过”。第二个原因与中国无关,中国有句老话“玩火者必自焚”,金日成的冒险应了这句老话,最高领袖悲天悯人,可以理解,但只能体现在心里,体现在国家政策上就不对了。第一个原因才是最高领袖决定出兵的主要原因,最高领袖决定出兵不光是为了救人,更有为自己国家的打算。最高领袖一贯奉行“你打你的,我打我的”这一军事斗争哲学,你美国进入我的台湾,你就去朝鲜打你,来而不往非礼也。这种斗争哲学富于豪情和气魄,但浪漫主义有余,现实主义不足。中国的工业基础十分薄弱,军队的装备落后,如要大打一场,经济上、军事上都不具备条件,必须依赖苏联的供给,而苏联实力比美国弱,胆子比美国小,并不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依靠。

  接到准备参战的动员令,部队基层是不大情愿的,以前在本国为土地革命牺牲,为建立新中国牺牲,积极性很高,去外国为别的国家打仗就没有动力了。国内刚刚结束长期的战乱,人民也有厌战心理。最高领袖提出了一个很有鼓动力的口号“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这个口号前半句是真,后半句为虚。中国出兵时,美国飞机对鸭绿江对岸的目标肆意轰炸,却唯独不炸江上的桥梁,洪学智在回忆录中对这一点予以提及。事实上美国严格遵循朝鲜战争是局部战争的定位,把它作为美苏对抗的一场热身赛,美国并不希望有第三国参与这场热身赛。

  抗美援朝伟大论的拥趸者最喜欢说的一个理由是保住了北朝鲜,中国就有了一个“军事缓冲区”,并以成语唇亡齿寒佐证。其实这个“军事缓冲区”对中国意义不大,中国最能威慑入侵者的是辽阔的疆域,众多的人口,以及新政权的“人民战争”思想,二战时一百多万日军陷在中国战场动弹不得,这个前车之鉴其它军事大国怎能不忌惮?不要说1950年时美国的20个师,就说1970年代苏军在西伯利亚部署的100万军队,又能把中国怎么样?

  三、战争决策的作出缺乏民主

  作出战争决策前中国领导层召开了几次会议,1950年10月1日的书记处会议上,除了毛泽东主张出兵,其他几位核心领导都不主张出兵;4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很多人不赞成出兵,主要意见是"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最好不打这一仗"。亲历者师哲回忆“除了毛泽东以外,几乎所有的政治局成员都反对出兵”。但到了10月5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就统一意见了。这种统一是形式上的统一,实际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认识和看法。当时会议上反对出兵的话很多人都说了,现在流传下来的只有林彪和高岗的话,因为他们后来成了反面人物。当年会议上的那些政治人物和将帅都是历经几十年磨砺的,哪个没有自己的主见,怎么会三、四天就改变主意?毛泽东的领袖地位逐渐确立后,领导层出现了一种“权威”现象,即只要是领袖主张的最后总能通过,有没有反对意见都一样。出兵朝鲜是这样,后来的经济冒进、大练钢铁也是这样。出兵朝鲜20年后,中美开始外交亲近,对此林彪说了句“大好局面被耽误了20年”。

  出兵朝鲜决策的通过,周恩来和彭德怀的态度起了很大作用。最初周恩来是不主张出兵的,后来同意了,并且在会议上发言支持,以后方方面面的事也得这位大管家操办。而彭德怀则是当时唯一可选的的出征统帅。几个年龄较小、有打大仗经验的将帅粟裕、徐向前、林彪是比较合适的,偏偏都是伤病缠身,无法承担指挥任务;朱德、贺龙没打过大仗,且多年没有指挥作战了;叶、聂、陈、罗四帅长期搞政工,不能考虑;刘伯承有挂帅的能力,当时埋头搞教学去了,刘伯承对跃进大别山的失误很有意见,对是否出兵朝鲜,军事素养深厚的刘伯承也不会没有自己的见解。彭德怀在4日的会议上一句话也没说,会后毛泽东征求他的意见,彭德怀说:“我们装备差得很远,只好让朝鲜亡国,是很痛心的。”得知高层已内定他挂帅,出于服从精神,彭德怀接受了任务,并且在5日的会议上发豪言力挺出兵。

  出兵会议的最终结果是最高领袖“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的观点得到了贯彻。

  参与朝鲜战争本来只是毛泽东一个人的想法,但在当时的领导体制和权力架构下很快就变成了国家的决策,一人之心成千万人之心,这样的事发生在20世纪中叶的中国,令人感慨.军队是国家的重器,动之须慎重,战争是关乎国家前途的重大决策,作之须谨慎,出兵朝鲜的决策过程作为反面案例可供中国人长期反思.

  在出兵时下发的<关于在全国进行时事宣传的指示>中有“使人人对援朝表示积极有信心不怕困难,对美帝国主义表示不共戴天,使亲美恐美情绪与抗日运动中的亲日恐日情绪同样不能容身。”、“在报纸上应多发表反对美国扩大战争侵略朝鲜、台湾,反对亲美恐美”,就此开始了对美国的妖魔化,也开始了对民意的“训导”。随着毛泽东时代的结束,不计其数的“指示”已如过眼烟云,但这个添加了民族主义香料的<指示>却始终在部分人群中发挥着作用。

  四、战争目标定错及外交失误。

  二次战役后,战线又回到了三八级附近,显示出东方阵营的军事能力。英法领着一些国家斡旋和谈,中国领导层提出了谈判条件,涉及中国利益是两条:恢复中国的联合国席位、美军退出台湾海峡。二次战役虽然推进到了三八级附近,但美军的有生力量没有大的损失,这时提出美国在近乎战败情况下才能接受的条件,无疑是太高了。

  第三次战役后,联合国三人委员会(由印度、伊朗、加拿大代表组成)提出了和平方案,其中包括中国的联合国席位以及台湾地位问题,符合之前中国所提条件,是中国名利双收的最佳时机。对此和平提案美国同意,中国政府却复电联合国表示不满意。为什么还不满意呢?这就涉及中国出兵的战争目标了。

  中国出兵朝鲜的战争目标,很明确,就是把斯大林和金日成的冒险空想达成实现,统一朝鲜半岛。在第四次战役时,最高领袖还讲:敌人不被大部消灭是不会退出朝鲜的。这反映出领袖对朝鲜战争的实质仍无清醒的认识,对美军的实力与长处仍无切实了解,在战略上仍然盲目乐观。主导领袖思维的是东风压倒西风,社会主义压倒资本主义,中国的红色胜利在朝鲜同样能够实现。

  英法等国家从中斡旋,和平提案对中国十分有利,简直就是自愿和中国结成统一战线,中国的决策层却把统一战线拱手送给了美国。之后联合国大会以44票对7票通过了谴责中国为侵略者的提案,数月后联合国又通过要求成员国对中国实行禁运的提案。拒绝对自己有利的和平提案使中国在法理上处于被动地位。

  就原和平方案扯皮时中方主张不以38线为界,到后来正式谈判扯皮时中方又主张以38线为界,原因是攻守之势已经易位。最后停战停在了实际控制线,控制线突出38线以北5364多平方公里,突出38线以南2460多平方公里,这是两年多寸土必争的结果,是东西方阵营实力差距的表现。最终的停战协定既没有谈中国的联合国席位,也没有谈台湾地位问题,可以说,后两年多的抗美援朝是不谈中国政治利益的抗美援朝。

  合理的战争目标是什么?很简单,就是恢复三八线,二次战役结束时这个目标已经基本上达到了,对中国而言战争的脚步应该到此为止。“有理有利有节”是一项很好的政治军事策略,如果在第二次战役后止兵,朝鲜战事结束,中国获得的政治利益已经足够,付出的伤亡不到最后实际结局的四分之一,物质上的消耗也不大,尤其是在美苏对抗的世界格局中将获得一个比较合适的位置。

  五、三八线的实质和第三次战役

  二战尾声时,美苏协议以朝鲜半岛上的北纬38°线作为两国对日军事行动和受降范围的暂时分界线,北部为苏军受降区,南部为美军受降区。三八线的划定为美苏两国在远东和朝鲜半岛的冷战格局奠定了基础,三八线也成为美苏两国势力在朝鲜半岛对垒的既定疆界。三八线表面上是美苏势力范围的分界线,实质上是美苏在东亚的战略平衡线。中国能够把苏联失掉的这条战略平衡线恢复过来,已属难得,而要逾越这条线就超出了自身力量所能达到的范畴。

  美国在朝鲜战争中的错误就在于没有遵循节制原则,想再进一步,独占朝鲜半岛,在战略对抗中压苏联一头。如果它恢复三八线后止兵,在政治上、道义上收获已经很大了,军事上因为歼灭了北朝鲜军队的主力也很安全。

  13国和平提案由联大通过后,出于短期内扩大对美军的军事优势,中期要把美军赶出朝鲜的目的,中国政府声明反对,最高领袖改变了原定的志愿军休整2个月的计划,决定打一场废除三八线的政治仗,此即第三次战役。这在战略上、政治上都是一个错误,看不清三八线的实质表明最高领袖看不清世界战略格局。

  第二次战役是一场胜仗,但只是收复失地的胜仗,并没有大量消灭美军的有生力量。第一、二次战役后志愿军减员9万人,约占总兵力的五分之一,收复失地的同时后勤补给的距离也大大拉长,在这种情况下主动进攻很不明智。军事是为政治服务的,但在战争状态中军事上的得失又左右着政治的天平,不顾军事上的可行性硬让它为政治服务必然会带来相反的效果。

  第三次战役时间很短,只有一周,期间没有大的战斗,基本上是志愿军向前推进,美军主动后撤,土地占了不少,但没消灭多少敌人。第三次战役占领的土地在第四次战役中大部分得而复失,重城地得失而没有消灭对方的有生力量,注定保不住到手的城地,第三次战役违背了内战时期宝贵的作战原则。第三次战役招惹来的第四次战役还使美军看到了自己的优势,大大增强了与志愿军作战的信心。

  第三次战役引来东方阵营的一片叫好,深刻领会最高领袖精神的国内社论激昂地高呼:“向大田前进,向大丘前进,向釜山前进,誓把美国侵略军赶下海去。”抗美援朝的战争目标被宣传得尽人皆知。实际上第三次战役在军事上并不实惠,在政治上则是一场败仗,它强化了盲目乐观心理,促使中国决策层拒绝了宝贵的和平方案。第三次战役的目的是在政治上得势,结果却是在政治上失势,反映出当时中国的决策层在战略上很不清醒,在政治上也很糊涂。

  六、对朝鲜战争是局部战争的定位缺乏认识。

  朝鲜战争爆发时中国已经是一个政令统一的大国,对是否介入战争,尤其是介入的程度应该老成持重。在战争消耗越来越大之后,兵力上要轮番作战,经济上要一切为了前线,还动员人民捐献,以卫国战争的消耗来打一场境外的局部战争,很不明智。想当年德国入侵苏联,苏联急令中共全军北上牵制日军,中共领导层抗命不从,因为服从就会打光手中的本钱,一贫如洗了。如今苏联并不奢望中国出兵,中国不仅出兵,而且要以举国之力大打,当了家忘了苦日子,有资格挥霍人力物力了,是为忘本。

  中国1951的全年预算较1950增加了60%,总预算中的32%直接用于朝鲜战争,苏联的军事贷款尚未计算在内,中国为朝鲜战争背上了沉重的负担。在朝鲜战争中,中方共消耗各种物资560万吨,其中弹药25万吨,美军共消耗作战物资7500余万吨,弹药330万吨,均为中国军队的13倍。而当时美中经济实力的差距又何止是13倍,只看决定战争潜力的钢产量、发电量,美国分别是中国的146倍、86倍。中国为朝鲜战争付出的开销超出了一个穷国所能支付的范畴,1952年中国财政负担已经达到可忍耐的极限,尽快结束朝鲜战争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的选择。

  七、对自身短处和敌方长处认识缓慢

  出兵朝鲜后的第二次战役,联合军以22万余人(其中美军7个师)在弄不清中国军队大规模进驻朝鲜的情况下贸然北进,中国军队以38万兵力(30个步兵师,3个炮兵师)虚位以待。

  在西线中国军队以少部分兵力节节抵抗,诱敌深入,主力打开战役缺口,各部深入穿插,迂回包围,113师进至三所里、龙源里,截断了以两个多师美军为主的一路联合军的退路,但由于其它方向的部队受阻迟误,未能达成战术合围,这路联合军经安州、肃川成功撤退。在东线联合军以5个师向北冒进,中国军队第9兵团集中两个军的兵力将美军陆战第1师主力及第7师1个加强团分别包围于下碣隅里、柳潭里和新兴里地区,虽然达成战术合围,但因中国军队火力薄弱,气候严寒,补给困难,部队因冻饿非战斗减员很多,除将新兴里之美军大部(约二个营)歼灭外,未能歼灭陆战第1师主力,其在美第3师接应下撤走。

  第二次战役的结局是将战线推至平壤,元山地区,基本上扭转了朝鲜战场上的颓势。但

  有一点值得注意,就是在如此有利的战役态势下,没能成建制地大量消灭美军。如果第二次战役的作战对象是内战时期的蒋军,肯定是场大歼灭战,打美军却打不成歼灭战,说明美军是与蒋军截然不同的作战对象。

  在中方的第二次战役记录中,毙伤俘敌3.6万余(其中美军2.4万余),志愿军伤亡3万余。美军的损失统计是值得推敲的,美军总共7个师,十几万人,如果第二次战役减员2.4万,减员比率约为17-18%的样子,属于中度减员,肯定会有部分建制部队几个月内无法再战,而事实是在不到两个月后的第四次战役中,美军7个师一个不落地参加了进攻,而且表现得精神抖擞,向北推进了约百公里。反观中国军队,第9兵团的20军、27军因减员严重,无力参加第四次战役,只有26军能继续参战。志愿军伤亡3万余的统计排除了冻死冻伤等数字,这个数字高达4万,加上这个数字,志愿军在第二次战役中的减员总数不下7万,占投入兵力的18%,为中度减员,可见第二次战役中志愿军的损失无论在数量还是在比例上都远高于联合军。

  军级建制在一次战役后失掉再战的能力,这一现象在第四次战役同样出现.在第四次战役第二阶段长达62天的防御作战中,志愿军第38、50、42、66四个军在美军的优势火力下苦熬,伤亡程度可想而知,在第五次战役的作战序列中这四个军全部缺席.第四次战役的伤亡对比统计同样不实,在中国官方的记录中志愿军歼敌5.3万余,自身伤亡4.2万余,第二次战役联合军陷于被动志愿军的损失尚且高于联合军,第四次战役联合军处于主动,志愿军的损失怎么可能少于联合军?相对志愿军38、50、42、66军全部缺席第五次战役,美军的7个师又是一个不落地上了阵,这说明了什么?

  可以说中方关于朝鲜战争每次战役的伤亡对比统计都是不真实的,不实统计的累计结果就是战后中国官方宣布歼灭美军39万,而事实上美军战斗伤亡加被俘失踪总共14.9万(包括北朝鲜军队的杀伤),因为无从得知北朝鲜军队杀伤美军的数字,即便把14.9万全部算作志愿军的战果,中国的官方记录也把它夸大为2.6倍,依据就是每次战役后的不实统计.中国对志愿军战斗伤亡加被俘失踪的统计是39万,正好也是美军实际伤亡的2.6倍,如此中方每次战役后的伤亡对比统计水分有多大就一目了然了。

  志愿军各类人员损失合计39万是否可靠还不好下定论,洪学智在回忆录中说“牺牲了几十万”,秦基伟赴朝纪念朝鲜战争结束50周年时曾说有24万多长眠在朝鲜的烈士。朝鲜战争对中方人员来说没有前后方的划分,只有作战区域的不同,是否在后方从事运输、设施建设的人员也有较大数量的伤亡,是一个值得军史界研究的问题。

  为什么在朝鲜战场上中国军队无法大量歼灭美军,并且出现从未有过的伤亡呢?这就要深入探讨志愿军的短处和美军的长处。

  在朝鲜战争的第一年,中国军队的弱点主要表现为三:打击能力弱、机动能力慢、后勤补给不足。第二次战役中国军队对美军基本达成战役合围,却不能大建制地吃掉美军,原因就在于已经围住的不能尽快吃掉,相距不远的无法追上咬住,前两项弱点尽显。第三次战役时中国军队距后方基地已远,后勤补给薄弱的短处也显现出来,部队只能打7天,7天后则呈强弩之末。而中国军队后勤补给上的弱点被里奇微查觉到,中国军队被动地投入到事实上由美军发动的第四次战役。第四次战役中的砥平里作战,中国军队打击能力不足更加凸显,8个团围攻六千人的美法联军,付出不小的伤亡仍不能吃掉对手。砥平里作战表明中国军队不可能大建制地消灭美军,而这一点最高领袖和参战的主要军事将领在第五次战役后才认识到。

  美军的长处则正好相反:打击能力强、机动能力强、后勤补给充足。第五次战役中美军反攻,志愿军有的军打阻击几天就撑不住撤下来,能撑下来的军战后要补两万新兵,伤亡之大令人咋舌;美军一旦形势不利,跑得很快,步行的中国军队追不上,一部美军如果被困,临近美军救援迅速,中国军队无法致敌于死地;面对经常缺乏粮弹的中国军队,美军却可以使用5倍于作战规定的弹药量。

  回顾国内战争,那种“小米加步枪胜过飞机加大炮”、“铁脚板赛过汽车轮子”之类的话非常不妥,这种唯心主义口号起了强化盲目自大心理的反作用。事实上在辽沈战役、淮海战役中的每次歼灭战中,中共军队的大炮数量都超过了蒋军,战争的胜利既是意志的胜利,也是物质的胜利,二者是相辅相成的。

  面对新的对手,老的经验不灵是很自然的,只有尽快认识新对手的特点,才能在新的战争中少损失,多受益。

  在志愿军的弱点无法短期内克服的情况下,中国的决策层发明出具有中国特色的“轮番作战”,“轮番作战”在战后的各种文字中常被津津乐道地提及。

  轮番作战是对伤亡过大的因应,原有部队因伤亡无法继续作战,下一场更大规模的战役需要投入比原有更多的兵力,于是不得不持续派兵。国内战争时期不可能轮番作战,条件不允许,也没打过消耗那么大的仗。朝鲜战争中伤亡过大说明战争消耗超出了本国对局部战争的负担能力,轮番作战的本质是国家以全面战争的投入来参与一场局部战争。

  轮番作战的最大弊端是新部队不熟悉对手的特点,不熟悉现代化战争的特点,在作战中导致无谓的损失。第五次战役后彭德怀在致各军的电报中说“有些部队不讲战术,队形密集,伤亡特别惊人”,“各级指挥员不善于组织指挥,这是血的教训”。

  八、第五次战役问题

  在1980年代中后期,笔者上中学时在一本书上第一次知道了“五次战役”,只有一句话,大意是五次战役后怎么怎么。在当时五次战役的具体情况无从知晓,肯定是像松鼓峰战斗、上甘岭战役那样志愿军叔叔把美国鬼子打得屁滚尿流、抱头鼠窜呗。进入1990年代,已有几年军迷龄的笔者从军事刊物上逐渐了解到砥平里战斗的失败,180师的失败,对朝鲜战争的残酷开始有了体会,也知道了美军的伤亡只有十几万,而不是什么几十万。

  到1997年,<军事史林> 上有朝鲜战争中方来往电文的连载,笔者开始对朝鲜战争进行思维上的梳理,印象最深的是就是毛泽东那句“敌人不被大部消灭是不会退出朝鲜的”。98年的暑假,笔者在河北师大的图书馆里看到了两本关于抗美援朝的书.第一本书名忘记了,是军队作者写的,战史论述性著作,水平很高。在这本书里,笔者第一次惊讶地得知,第五次战役的战役停止线居然在战役发起线的北面,文中委婉地阐述第二次战役后中美之间的博弈到了一个比较恰当的“度”,没有把握这个“度”是可惜的,笔者对此倒没有在意,把注意力放在了战役领域,现在看来,只有看懂朝鲜战争的人,才能认识到对中国来说二次战役后的伐交是朝鲜战争中的黄金节点。另一本是<杜平回忆录> ,如果用一个字评价这本书,那就是“假”,书中说在冷枪冷炮运动期间,每天消灭一千多敌人,而且时常刷新纪录,每天消灭一千多,一月就是3万多,一年近40万,光靠冷枪冷炮就可以拿下这场战争了,看来说空话大话是中共军队政工人员的基本功。

  第五次战役前,由于第3兵团、第19兵团的到来,中国军队的兵力空前雄厚,总共14个军,投入第一线兵力有11个军33个师和3个炮兵师、1个高炮师,近55万人,北朝鲜投入第一线有三个军十几万人,中朝军前线兵力近70万。联合军在朝地面作战兵力总数为34万人,能投入第一线还是二次战役时的那13个师,二十几万人.中朝军和联合军的兵力对比约为3比1,在重点地段可以达到6比1以上的优势.

  第五次战役的经过几乎是第三次战役加第四次战役的翻版,亦像是一场混乱的彩排。

  战役的第一阶段中朝军主动进攻,打了7天,西线由志愿军负责,东线由北朝鲜两个军负责。

  左翼宋时轮集团5个军突破顺利,插入联合军纵深30余公里,对美第24师、南朝鲜第6师给予一定打击.

  中央方向的王近山第3兵团3个军表现差一些,突破后被美第3师、土耳其旅挡住,进展较慢,包围美3师35团后无法歼灭,该部美军在飞机、坦克和火炮的掩护下突围撤走.

  右翼杨得志集团的第19兵团3个军和北朝鲜1个军开始情况有些糟,因未能迅速突破南朝鲜第1师阵地,5个师的兵力大部拥挤在临津江南岸20平方公里的狭小地区,遭联合军炮兵、航空兵火力突击,损失惨重.后调整部署,歼灭英军第29旅的格罗斯特营.

  第一阶段打开了战役缺口,但战役发展形成平推,歼敌不多。由于在汉城以北大量歼敌的机会已失,中朝军携带粮食弹药基本用光,遂停止进攻。

  第一阶段作战结束后,整个战线呈西南向东北斜线态势。美军集中在西线,东线由南朝鲜军的6个师驻守。中朝军队决定第3、第9兵团隐蔽东移,实施第二阶段作战,先集中兵力歼灭南朝鲜军第3、5、7、9师,而后视情况再歼首都师和第11师。打不下美军时向南朝鲜军下手,这个从第四次战役开始使用的策略贯穿至战争尾声。

  中朝军13个军(志愿军9个,北朝鲜4个)发起的第二阶段进攻历时五天,将第南朝鲜3、9师大部歼灭,将第5、7师击溃。联合军的东线出现缺口后,美3师和南朝鲜第8师以摩托化行军,十几个小时行进100多公里,迅速堵塞了缺口,建立了纵深防御,联合军又形成东西相连的完整防线。

  第一、二阶段的作战历时一个月,中朝军相当疲劳,大部已断粮,遂向三八线附近北移以图休整。据中国官方的统计,第一、二阶段的作战歼敌4.6万,水分几何不得而知,反正未消灭团级建制美军。相对中朝军的疲弱之态,美军的战斗力和一个月以前没有多大差别,里奇微没有理由不发动有力的反击。

  中朝军北撤的第二天,联合军实施全线反击,由摩托化步兵、炮兵、坦克组成的合成化团级特遣队为先锋,从多处楔入中朝军防线,三天内向中朝军纵深推进了50~80公里.志愿军第27军、第12军两个师、第60军180师被阻隔在联合军后方,前两支部队成功脱险,180师被包围,绝大部分损失。

  在历时约20天的第三阶段中,中朝军被动地撤退防御,,面对联合军的优势火力又大吃苦头.战役结束后,中方统计志愿军战斗减员8.5万人,毙伤俘联合军8.2万,北朝鲜损失不祥,即便是这种水分化统计,中朝军的损失也超过了联合军.第五次战役志愿军的减员比率为15%,联合军的减员比率肯定比志愿军小,其中美军的减员比率肯定小得多,结合中朝军歼灭的大编制单位只有第南朝鲜3、9师,估计联合军减员在3万左右,不会超过4万。第三阶段毙伤俘联合军3.6万是根本不可能的,防御战中杀伤敌军的数字统计最不可靠。

  第五次战役是一场败仗,一次生搬硬套内战经验的战役,一次不该发动的战役,其实质是错误战略思想和战役思想指导下的产物.

  战役目标是不可能实现的“歼灭美军几个整师”,目标就定错的战役结果可想而知。最高领袖决定发起战役时周恩来曾建议等一段时间再打,但最高领袖怕美军在三八线永久筑垒,导致长期相持于三八线,阻碍解放朝鲜全境,未予采纳;洪学智曾三次向彭总建议把美军往北放一段距离再打,也未被采纳。如按周、洪的建议的时间和空间发起战役,战术角度上好一些,不会败得那么惨,可能打成互有胜负的平手.但在战略上仍将是一个失误,因为当时对志愿军而言最好的选择恰恰是相持于三八线,而不是再打什么运动进攻战。

  在国内战争中在一条作战原则是多打运动战,少打阵地战,那是因为大多数情况下解放军的火力处于弱势,而机动性处于优势。而在朝鲜战争中,志愿军打运动战却显得吃力,原因就在于美军机动性强于志愿军,在第二、第三、第五次战役里中国军队抓不住美军主力,多次证明了这一点。

  运动战不好打,阵地战就成了好一些的选择。在火力、机动力、后勤供给力作战三要素中,打运动战志愿军三个弱点全占了,而打阵地战机动力差的弱点就隐藏了,后勤供给差的弱点因为省去了无谓的进退消耗,也有所隐藏。人是有能动性的,能够想出办法在敌方优势火力下减少伤亡,反斜面战术和坑道战术就是有效的发明,坑道战术使志愿军在以后的上甘岭战役中挡住了美军最后一次大规模攻势。如果第四次战役后,以增加后的兵力打阵地战,损失会小些,消耗美军的兵力会多些,还会在三八线以南多保有一些土地。

  三兵团180师的折损是发动第五次战役的第一恶果,这是中共军队战史上少有的师级建制损失.损失180师的直接指挥责任在三兵团指挥部。三兵团是轮番作战的新部队,兵团代司令王近山对朝鲜战争的特点没有切身感受,拿着国内战争时的经验来指挥作战,尤其要命的是骄傲自满,战前满不在乎地说:就美军那点兵力,还不够一场淮海战役打的。180师的厄运是撤退命令晚下了24小时造成的,在战场形势急剧恶化的情况下,三兵团的指挥层对美军反击的快速性缺乏心理准备,在收拢部队问题上紧迫意识不足,因北运兵团的8000多伤员需要时间,命令“各部暂不撤收”。180师因此孤悬在了汉江南岸,如果保全部队的弦绷紧点就能早下命令让180师回撤,避免悲剧的发生。180师渡江北撤时江水上涨,仅被急流冲走的就有600人之多。

  第二个后果是志愿军被俘1.7万人,占战争期间中方被俘人数的80%,让美军拣了个大便宜,为美方在遣返战俘问题上压中方一头提供了机会,说难听点,第五次战役就是给美军送俘虏的战役.

  第五次战役的第三个后果是战线被美军北推,战役停止线在战役发起线北面一段距离处,既损失了部队,又丢了土地。

  美军在第五次战役中表现很精明,先以迅速的撤退消耗中朝军的粮弹,再以快速有力的反攻杀伤中朝军.利用空间的伸缩削弱对方的有生力量,这是中国军队在历次战争中总结出的宝贵经验,自己忘记了,却让美军用上了.

  第五次战役上上下下都有责任,责任最大的还是最高领袖,“将不胜其忿而蚁附之,杀士卒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灾也。”如此结局的责任不得不由最高统帅来负.180师的折损惊动了最高统帅,在调查失败原因时统帅关注的竟然是兵团军事主官是否右倾,而第五次战役失败的本质恰恰是左倾军事冒险。第五次战役进行到第三阶段时,熟悉军事的斯大林对中国军队歼灭美军的有生力量根本不报希望了──“还没有任何根据可以认为,英美军会像蒋介石那样愚蠢,使你们能够按照你们的选择每次歼灭敌1个整营地歼灭其军队。”

  第五次战役是朝鲜战争的重要转折点,从此攻守之势易位,志愿军在战略上处于被动地位.这次战役也使中国的决策层放弃了解放全朝鲜的战争目标,改之以维持三八线,并且正式开始和谈,但和谈的内容已经不涉及中国的政治利益了.第五次战役后的朝鲜战况基本上是南攻北守,其后的两年中志愿军将士拼死作战的目标就是保住最高领袖曾经不屑一顾的三八线.

  九、意识形态的自尊—─后两年的战争。

  第二次战役后的外交斡旋中,“美国武装力量自台湾及台湾海峡撤退”、“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地位的确定必须得到保证”是理直气壮的两条,而第五次战役后开始的谈判中,这两条不见了踪影。

  谈判开始后,争执最大的是两个问题,一是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问题;二是撤退一切外国军队问题。中朝方持上述主张,联合军一方则主张中朝军后撤38~68公里,停战谈判不涉及撤退外国军队问题。谈判桌上谈不拢,于是演变成大炮和机关枪的辩论,联合军发动了“夏季攻势”、“秋季攻势”和“空中绞杀战”。“秋季攻势”以志愿军阵地为目标,历时24天,中方统计歼敌7.9万人,中朝军伤亡9.1万人,以单位时间的伤亡计中朝军的损失强度超过了第五次战役。10月,新华社宣布志愿军从1950年10月进入朝鲜作战至1951年10月,中朝军共歼灭美军17.6万,这一数字已经超过了美军三年实际的战斗伤亡加被俘失踪人数,“秋季攻势”志愿军歼敌7.9万的统计夸大了多少读者可以自己揣摩了。历时一个月的夏季攻势”以北朝鲜军阵地为目标,打完后中朝军宣布歼灭联合军7.8万余,未公布已方损失,夏季洪水成灾,中朝军供应困难,伤亡情况读者可以想见。

  中朝军以在“夏季攻势”、“秋季攻势”、“空中绞杀战”中的大量伤亡换取了联合军放弃1.2万平方公里土地的要求。

  板门店为期两年的谈判实际上就是联合军一方挟战略上的优势刁难中朝军一方的过程,1.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要求平息后,又冒出了战俘自愿遣返议题。中朝方主张全部遣返,联合方主张自愿遣返,谈判桌上的分歧照例演变成大炮和机关枪的辩论。

  1952年4、5月,志愿军各部开展了以“挤占”为目的的小规模战术反击,中朝军宣布进行了大小战斗1800余次,歼敌11.79万余人,未宣布已方伤亡情况,但从11.79万这个数字可以看出端倪。

  到了1952年7月,两年前意气风发地越过三八线的金日成对这场战争已经绝望了,他在发给斯大林的电文中说:“在过去一年的谈判时间里,我们实际上减少了战斗行动并转入了消极防御。这种状况造成了敌方在不停地使我方遭到人力和物质财富上的巨大损失,而他们自身几乎没有受到任何损失。”、“敌方利用这种形势提出了谈判中我方无法接受的要求。”金日成急切地想按美军的条件停战。

  和金日成相比,中国的最高领袖更看重意识形态的尊严:“在敌方狂轰滥炸压力之下接受其挑拨性和欺骗性建议将使我们在政治和军事方面处于不利地位。”、“敌方会不断地利用我们这一弱点向我们继续施加压力并导致敌方新的挑拨行径”、“在当前形势下接受敌方建议必然会使敌方更加自负傲慢并有损于我们的威望。”

  拒绝敌方建议得用伤亡来换取,1952年10月,美军发动“金化攻势”,即上甘岭战役,志愿军在上甘岭挡住了联合军的进攻,因而朝鲜战争的拥趸者常用上甘岭战役引以自豪.上甘岭战役历时43天,在前23天中15军的45师伤亡8700多人,秦基伟说“45师打得差不多了”,林彪说:“上甘岭是个肉磨子”,一个师近乎打光这种情况在上甘岭战役之前已经出现过几次了。

  上甘岭战役中朝方赢得了军事上的尊严,政治上的尊严则难以赢取。到了1953年3月,苏联向中朝方发来指示:“在这个问题上,如果继续执行迄今为止推行的路线,如果不对这一路线做一些符合当前政治特点和出自我们三国人民最深远利益的改变,那是不正确的。”最终中朝方接受了战俘自愿遣返,这对中国而言是难堪的,因为有1.47万多志愿军战俘去了台湾,回国的只有六千多人。

  至于那个“撤退一切外国军队问题”,1958年金日成把中国志愿军请出了北朝鲜,而美军在韩国一直驻扎了下来,直到将来金氏政权谢幕的那天为止。

  十、关于“胜利”的几种论调

  1、抗美援朝始于鸭绿江终于三八线,所以我们胜了。

  这是用表象掩盖本质.

  早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前,苏朝中三国一致的目标就是占领整个朝鲜半岛,中国出兵的目标自然地也是占领整个朝鲜半岛,只是因在北朝鲜败退之际出的兵,才形成了抗美援朝始于鸭绿江终于三八线的表象.

  朝鲜战争的本质是美苏争霸,是东西方阵营间的较量,较量始自三八线,止于三八线,军事上讲是平局。从战略上讲,苏联向南扩张的企图被美国遏制,美国是稍占上风的。从利益风险角度上讲,苏联打的是代理人战争,自身除了贡献军火和损失少量飞行员外,没有什么损失,比美国实惠。北朝鲜拿自己的领土供各大国开枪放炮,自取其祸,倒霉认栽.

  如果中国在第二次战役后主动终止战争,伤亡9万人次,在联合国问题和台湾问题上获得重大利益,那无疑是一场胜利.而历史事实是志愿军伤亡50余万人次,在联合国问题和台湾问题上一无所获,获赠一顶“侵略”的高帽子,完全是一场战略上、政治上的重大失算。

  2、没打败联合军是因为朝鲜半岛地形狭窄

  早年间军内流传的一个理由,因为朝鲜半岛地形狭窄,所以中国军队不好发挥运动战的特长。

  其实恰恰因为朝鲜半岛地形狭窄,中朝军才得以最大限度地集中人力物力在200公里宽的半岛中部构建一条坚固的防线,和联合军打成平手。如果朝鲜半岛加宽两倍,拉长一倍,中朝军就只能构建一条疏松得多的防线,后勤补给也会因后方延长一倍而困难得多,联合军就可以选取薄弱处攻破,那就连平手也实现不了了。

  3、再来几次金城战役就会赢

  金城战役后最高领袖很高兴,说再照这样打几次,美军的防线就冲垮了,拥趸者们对领袖的话深信不疑。

  可惜抗美援朝期间最高领袖在军事上一贯过于乐观.金城战役收复土地178平方公里,志愿军伤亡3.3万余人,这是在主攻南朝鲜军阵地的情况下.依照这种收复单位面积的伤亡率,即便不考虑美军的战斗力远强于南朝鲜军,要收复三八线上亏损的2900平方公里土地,攻打筑垒地带设防坚固的阵地,志愿军需要付出50多万人次的伤亡,等于把抗美援朝重新再打一次,这现实吗?再说在联合军掌握制空权的情况下,中朝军松鼠贮松子一般贮存下来的弹药能经得起几次金城战役的消耗?

  4、中朝军打得联合军两易其帅,所以我们胜了。

  在证明中国抗美援朝胜利的话语中,美国两易其帅是经常被提及的。

  易麦克阿瑟不是因为他打败了,第二次战役的溃退并没有遮盖其在仁川战役上的光芒,罢他的官是因为他不会说话,军事是政治的表现,战区统帅在政治上老是说不应该说的话,能不罢官吗?易里奇微不是因为他打仗不行,相反里奇微很会打仗,是中国军队最难缠的对手,易里奇微不是罢他的官,是另有重用──任欧洲盟军总司令,官更大,又是在美军的战略重心,美国高层觉得把里奇微放在打不出什么名堂的朝鲜战场是浪费人才。

  克拉克说自己是“第一个在没有获胜的和约上签字的美国将军”,美国没胜就是中国胜了,克拉克的话被胜利论的营造者用来佐证抗美援朝的“胜利”。克拉克的话道明了军事上平局这一事实,很坦率,营造者利用克拉克的坦率来为自己服务,是不厚道.

  5、布莱德雷的话证明我们胜了

  营造者宣传布莱德雷这样讲:“朝鲜战争是美国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与一个错误的对手,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营造者的逻辑:美国错了=我们对了=我们胜了。

  而事实是布莱德雷说:“因为朝鲜战争,我们就打进中国,那么美国就是在一个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与一个错误的对手进行的一场错误的战争。”布莱德雷这样说的用意是反对麦克阿瑟提出的要把战争扩大到中国的主张,是在回答记者提问的公开场合说的。

  布莱德雷的话有两层含义:一是美国从没想过要入侵中国,二是朝鲜战争不是一场错误的战争。可见“从北朝鲜缴获文件及其他方面证明,美国确有侵占朝鲜后进一步侵占我国东北的阴谋计划。”是何等荒诞。

  从<指示>中那些舞弄文字的技巧到战后佐证“胜利”的各种手法,笔者的感触是营造者在战前底气不足,在战后底气亦不足。对中国而言,朝鲜战争是根据一个错误的目标,在一个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与一个错误的对手进行的一场不加节制的错误的战争。

  总结:从“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四个层次解析朝鲜战争

  伐谋:有人著长文论述参与朝鲜战争中国受益最大,锻炼了军队,改善了装备,赢得了苏联的援助,提高了国际声望。这种说法很值得商榷。

  中国是兵法的故乡,军队已经锻炼了20多年,美军对八路军的战术也高看一眼,斯大林对中国的将领也佩服之至,这样的军队少参与一次战争就不能担负国防了?如果中国接纳金日成的流亡政府,苏联在退后一步的情况下能不倚重中国?156个工业项目能少一个?一批批的军事装备苏联会不舍得?事实上中国在朝鲜战争中展现出来的能力反而让苏联有所顾忌,在海军装备的出售上颇显吝啬,肖劲光去苏联商议海军军购,给周恩来发电“他们给我们的是破烂”,周恩来复电“破烂也要”。苏联给中国的破烂岂止是舰艇,在北朝鲜已经安全的情况下,苏联供应中国的T34坦克是二战中用过的,上面弹痕明显。如果中国像印度学习中立外交政策,不但苏联忙着给东西,西方国家也会来示好,国际声望想不提高都难。朝鲜战争中印度在东西方阵营之间奔走调停,颇受器重,也为日后印度两头吃打下伏笔,这个好角色中国更适合担任,只是由于中国积极参战而让印度拣了便宜。

  宣扬出兵观点的人常说两个具体理由.一是东北的重工业受影响,这种具体问题和国家的长期外交战略比起来是微不足道的,把156个工业项目全建在关内,东北的重工业受不受影响又算什么?二是金日成在东北搞流亡政府对东北边境不利,不利是有的,但这种小不利无碍国家在大战略格局上的长远利益.

  伐交:第二次战役后的外交斡旋非常重要,如果伐交成功,中国就能在政治、军事上达到利益最大化。可惜中国的领导层,尤其是最高领袖犯了左倾幼稚病,错失了这一伐交良机。

  伐兵:如果在第四次战役后遵循局部战争原则,放弃运动战,选择阵地战,在军事上将多得而少失。

  攻城:第三次战役、第五次战役是典型的攻城。事实上指挥层还策划了第六次战役,由于对手的防御日益坚固,再发动进攻会导致更大的伤亡,所以未付诸实施。是无法承受的伤亡让决策层改变了参加朝鲜战争的既定目标,作出了现实的选择。

  对朝鲜战争“胜利”的宣扬已经持续了50多年,而目标定错的战争是不能奢谈胜利的。最高领袖在内部曾说过一句实在话:朝鲜战争和美国打了个平手。胜利的唯一标准就是实现既定的战争目标,解放全朝鲜这个目标没有实现,相应的超额代价一点也没少付,胜利也就无从谈起了。中国加入朝鲜战争,帮了苏联大忙,付出了很大牺牲,自身却没取得什么政治利益,中国的决策层不能不深刻反思。周恩来于1953年底提出了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后与印度和缅甸正式倡议将这五项原则作为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不久,毛泽东又提出:“应把五项原则扩展到所有国家的关系中去”,还说:“中国愿意同一切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和平共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表明中国开始发出和苏联不一样的外交声音,这是总结朝鲜战争的教训,不想再搭乘苏联争霸的战车。中国在争霸问题上不与苏联一条心了,是后来中苏分裂的原因之一。

  在50多年后的今天,还因朝鲜战争的“胜利”而沉迷于民族主义情绪的人应该多想想那些无谓牺牲的中国士兵,他们是战争最基本的承受者。

  注:本文部分数据资料引自老左派的“红”网http://www.mzx.cn/kmyc/zywx/index.htm

  后记:<对朝鲜战争的十点反思>于网络上贴出已经大半年了,反对者暴跳如雷、大骂不已,赞同者也不乏欣赏之辞。本文四易其稿,由简而繁,回顾初始稿,基本上是简要的心得体会,后来逐渐添加史料数据和较细致的论证,以助于对朝鲜战争了解有限的网友品评。一些反驳者的文章也丰富了本文,搜狐网上有网友说作出战争决策时非常民主,连民主人士的意见都征询了,笔者就对决策是否民主加了一点反思;军盟网网友的四篇<简评> 和很多网友的回复中都强调抗美援朝为中国争取了一块“军事缓冲区”,意义很大,笔者添加了对“军事缓冲区”意义的反思.

  在所有对<十点反思>的反馈文字中,军盟网友的水平最高,有西陆网的热心网友提醒笔者有人在军盟网发起论战了,快去应战.呵呵,真理愈辩愈明,这是每一个关心国家、关心历史的人的共同心愿.如果<十点反思>有缺点错误,闻则改之;如果<十点反思>是一篇反面教材,晒出来供人们在反驳中进步,也未尝不是件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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