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在多少万年之前，地球在海边上，合成了一个“单细胞”的生物。由此开始，从低级到高级，向多样性发展，这样形成一个复杂的“生物链”。 近读报刊和史料，发现在社会的演进中，有一个“人物链”。这大概也是事物从低级到高级发展的不可避免的现象。但是，这个过程不是直线发展的。几个耀眼的名字是华盛顿、孙中山、丘吉尔、毛泽东、邓小平，当然还有刘少奇、林彪、胡耀邦、赵紫阳……我们可就如何“交班”的问题，进行理性思考，把他们联系在一起。 子曰：“食色，人之大欲在焉！”这话错了，错了。真正的“大欲”是权欲，不是食和色。有权何愁没有美味佳肴，何愁没有“颜如玉”，在封建性、官本位的体制中，这是不用说的。只是人生难得百年，“班”还是要“交”的，不自觉交，就被迫交。或因社会政坛出了事，或是限于生也有涯，问题在于如何交，交给谁了。 200多年前，1783年12月23日，华盛顿这位开国之父，在战争的硝烟刚刚散去之时，立即交班，仪式只有几分钟。他来到“国会大厦”就座。议长发话介绍。他站起来，向议员们鞠躬致敬。议员们坐在那儿，以手触帽檐还礼。华盛顿一如平时的朴实谦逊，简单讲了几句话交班。他说：“我已经完成了赋于我的使命。我将退出这个伟大的舞台，并向庄严的国会告别，在它的命令下，我奋战已久。我谨在此交出委任状，并辞去我所有的公职。”议长致答词：“你在这块土地上，捍卫了自由的理念，为被损害、被压迫的人们树立了典范。你将带着同胞们的祝福退出这个伟大的舞台，但是你的道德力量，并没有随着你的职务而消失，它将激励子孙后代。” 史书详细记载着这对美国来说无比重要的事件。却没有长篇演说，没有热烈的冗长的颂词，也没有其他隆重的仪式。第二天上午，华盛顿即回到他的农庄去，在葡萄架和无花果树下过心满意足的田园生活。 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仅仅依靠道德力量而自觉放弃“权力”的范例。 在《政协报刊文摘》上看到狄马先生的文章。题目是《华盛顿伟大的几分钟》。他说他交班的这几分钟，“使那些一朝手握权柄，就以百姓为刍狗，运用人民交付的权柄，就像自家厨房里的一根柴火棍的所谓‘领袖’‘导师’黯淡了；使那些大大小小的奴隶主，以各种美好的名义取得天下，而后千方百计延宕、推诿，甚至到垂暮之年，还死死抓住权力之柄的‘救星’‘伟人’黯淡了。” 的确，我们应该歌颂华盛顿自觉交权体现出的政治品格。不仅如此，这还提示我们，他交班是交给谁的呢﹖不是世代王朝的世袭，不是自己培养的梯队，不是千方百计物色的“你办事，我放心”的一个政坛新秀。 华盛顿真聪明。他知道权交给任何个人都是靠不住的。他交给一个制度，一个体制，也就是说，交给人民。他以身作则，为维护这个制度作出榜样。 孙中山受到西方政治文化的影响，华盛顿是他心目中的榜样，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 of t he people 、 by t he people 、 f o r t he people ）的纲领是他的理想。他结合中国国情，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他认为自己主张的“耕者有其田”和“节制资本”的“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他是一个没有个人权欲的政治家。鲁迅先生说他的一生，“除了革命，还是革命。”1925年到达北京，住铁狮子胡同5号，当时握有权柄的段祺瑞住1号。孙在3月12日去世。他最后的斗争，就是反对段祺瑞搞御用的议会，争取把权力交给人民。他为没有来得及做到这一点感到遗憾。他留下遗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中山先生死得太早了。他以伟大的人格留下不朽的英名。 毛泽东举着“民主”的旗帜，执行民主革命的政策，如减租减息、土改等，大得人心；提出《新民主主义论》，十分正确；夺得政权，形势大好。建国之后，他教育干部“不要忘记权力是人民给的”。岂料，人民给了之后，抓在手上，没有“还政于民”之说了。大史学家唐德刚先生的文章说：“他从完全正确，走向完全错误，最后把全国人民整到绝境。这是五千年历史上的特殊阶段。”他认为，“毛对法治的理解，还停留在二千年前法家的层次。他所知道的法，只是惩人之法的‘王法’和‘刑法’。他对现代法理学一窍不通。”毛不讳言，自称“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这反映他自诩的“虎气”和豪气。唐居然说：“这位农村知识分子，和农民起义的领袖陈胜、吴广、刘邦、刘秀、黄巢、朱元璋、李自成、洪秀全等英雄好汉是同一种动物。”身为大师，何出此言！平时为文，用词遣字是准确而老到的。是失语，还是调侃，还是为破除迷信，而用此激愤之词呢﹖ 交班问题早提到了日程，十分明确，第一个接班人是刘少奇。刘和毛是同乡，韶山冲和花明楼近在咫尺，在中南海内又是比邻而居。这里当然是部队重点保卫的地方。但少奇同志在家中，数日之内不断被抄家，打得鼻青脸肿，炊事员被撤走，电话线剪断，押往开封死去。火葬场军警林立……没有亲属得以到场。第二个接班人是林彪，居然是上了《党章》的。最后“叛国”出逃，摔死蒙古的温都尔汗。林氏的公案，３０年后的今天，据大量浮出水面的史料，有不少新的说法。一些史学家，为公正评说作出努力。例如说，已被“设”为党的副主席，怎么会再反党；说林谋反，查来查去，他手下握有军权的四员大将，怎么不知其事？等等。说事态是毛泽东造成的，认为今天不应再以毛的是非为是非，而应实事求是。 第三个接班人是谁﹖自然形成的领袖当然是周恩来。可是他的日子最不好过，自保不暇，哪里还有“权欲”？人所共知，最后的手术方案是否执行也受到干扰，死后群众的悼念也受限制。 对以上三个接班人，市井之中有民谚说“一个害死，一个逼死，一个气死”，是不是事实呢﹖真是人言可畏。 真正接班的，说是小平同志。他说自己是毛的接班人，毛是第一代领导核心，他是第二代领导核心。实际情况怎样，毛泽东的交班是交给小平同志的吗﹖毛说“你办事，我放心”是指小平同志吗﹖ 事实上，小平同志接班的过程复杂，更为惊心动魄，更反映出宫庭氛围的戏剧性。 周恩来病重住院，他急需小平出来工作，这要到长沙去讨到毛的一个“最高指示”。医生认为出行绝不行。叶剑英斡旋，不得不去。这样得到毛的一句话：“小平人才难得。”这样有了1975年小平的整顿工作。因为整顿生产秩序卓见成效，这使毛感到“文革”有被否定之虞。遂发动批邓，回击“右倾翻案”。具体内容就是批“唯生产力论”。1976年初，周去世，群众掀起“四五”运动，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毛称“是反革命事件，邓小平是反革命的总后台”，对邓小平划地为牢，进行关押。九月毛去世，华国锋接班。华又有“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的指示坚决执行，凡是毛主席的决策始终不渝地坚持。毛对邓的定性，言犹在耳。小平岂能释放？这时“四人帮”所控制的所谓“党报”有了“邓纳吉”的提法。“纳吉”何人﹖匈牙利事件中被镇压的“反革命分子”，后平反。这是有毛的指示为根据的。幸好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叶剑英才把他从关押处接出来，“接到西山，送文件给他看。” 这是第一代核心向第二代核心，所谓交班的真实情况。在这个过程中，“小平不死者，其间不能容发”。粉碎“四人帮”毕竟是取封建社会宫廷政变的形式。所以叶剑英说：“下了一步险棋，下不为例。”如果此事碰到障碍，小平的命运会如何﹖如果毛泽东再多活些日子，小平的命运会如何﹖今日思之，叫人后怕。 毛泽东死而有知，会承认小平同志是他的接班人吗﹖毛邓之间的矛盾带有根本的性质。临终前的“最高指示”，有“这个人从来不关心政治，还是白猫黑猫那一套”。毛的所谓“政治”是阶级斗争。他用“从来”一词，叫人不解，可见毛是看透了，恨死了。后来的事实证明，邓主政之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取代“以阶级斗争为纲”，是这根本性矛盾的延伸。提出“不管姓资姓社”“不管姓公姓私”，即不管白猫黑猫，只要三个有利。把毛一生惨淡经营的人民公社体制，计划经济体制，文化大革命等，一风吹，吹得光光。这才解放了生产力，从而推进了改革开放的事业。 虽如此，小平仍举着毛的旗帜。继承民族心理上的政治资本，传承东方几千年积淀的政治文明，接过十分具体的政治体制，以求稳定。《老子》中云：“先为不可胜，而后致敌之可胜。”小平是伟大的策略家，说：“不讨论是我的发明。”许多惊天动地的大事，他不声不响地做起来。基辛格对他说你是一位“说得少，做得多”的政治家。 始于周“长沙汇报”的“小平接班的故事”，蕴含着东方政治文明丰富多彩的内容，忽而有“宫廷政变”，忽而有群众运动；忽而上，是运筹帷幄，忽而下，是身陷囹圄。这中间有周的苦心孤诣，有毛的明察秋毫，哲理思辨，有邓的机智谋略，工于应对。终于小平以高超的政治智慧，绕过了激流险滩，而实现了他的伟业，把中国这一巨轮领向新的航程。 真正从实质上了解小平同志的，除毛泽东之外，那就是尼克松。1989年他有《1999不战而胜》一书，他在书中高度评价小平，说中国只要按照他指的路子走，21世纪中国必将成为强大的国家。而苏联东欧的变化居然被他言中了。 尼克松和毛泽东一样，对小平的思想看得清楚。毛泽东反对，尼克松欢迎。而名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是资本主义的历史阶段，这是历史发展中不可逾越的阶段。这是一个科学的历史结论。 人寿有限，岁月如流，小平也有交班的问题。 现在讲“科学的发展观”，其实，先要有“科学的历史观”。对小平接班中的教训不汲取，当然是难免重走老路的。 对小平接班过程中的真情况，国人多不了解，也不想了解，而是尽量的掩盖和抹去。正如鲁迅所说：“正史涂抹太多。”为涂抹而花了功夫。《人民日报》以整版宣传“长沙汇报”用以证明毛的英明睿智，是伟大的伯乐；证明邓的接班是上承天命，合理合法。其他事实不存在，没有什么教训需要汲取。 话既是“真”的，又是“假”的。因为是片面的。毛泽东说“形而上学最省力”，实际上是“形而上学真可怕”！在政治舞台上，还有比毛泽东交班更为惊心动魄，有着更大的教训吗﹖我们为什么不可从中学到一点新的知识呢﹖ 历史是缓慢地向前发展着，一波三折。邓的头脑清醒。在毛泽东时代，他体会深刻，立即强调政治改革的十分必要，否则前功尽弃。说干部的终身制一定要解决。请注意，他运用这样精确的语言：“实际存在的干部终身制。”意思是说，别看有什么定期的选举形式，那是假的，不过是形式而已。这是老实话。可惜他没有战胜自己。没有跳出自己所看到的这个历史的局限性。 邓距离我们比较近，他交班的故事，国人了解得多一些。难免叫人首先想到，毛所选定的两个接班人，刘和林没有善终，而邓所选的两个接班人呢﹖也不能说是善终，胡耀邦同志愤然而逝，赵紫阳总书记被软禁15年，直到去世。去世那天，他的女儿说：“现在我的爸爸自由了。”悲凉如此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难免想到，赵犯了什么罪﹖通过什么法律程序了﹖比较而言，毛的两个接班人，结局更惨一些，我们能以此说明，社会还是进步了，足以自慰吗﹖这不是五十步笑百步吗？ 最近，国际评定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皮影戏”，是世界级的艺术，中国政治舞台上也有类似的“皮影戏”，也是世界罕有的。同治皇帝的母亲慈禧，居然控制朝政40多年。她为垂帘听政创造了多么成熟的经验。电视剧中还不断讲述着这些故事，后人耳濡目染…… 在交接班的问题上，小平同志又是清醒的，他主动逊位，国人为此献出了太多的颂词。在党的十三大之前，小平给胡耀邦同志说：“到时候，我们都下，一下到底。你可以半下……”胡耀邦将这重要的决策，对外说了。在南通召开的全省县委书记会议上，他也兴致勃勃地谈到小平的这一精神。没有想到，小平不是孤立的，一些‘马上得天下’的老人为之愤然。王震指斥：“你还承认不承认小平同志是党的权威！”小平转弯了。他说：“他是想树自己。”虽然有人劝解，“耀邦不是这样的人”，已经晚了，如此决定了胡耀邦的命运。我们要实事求是，小平也是人，也难免是“理智倾向未来，感情留恋过去”。“权力”是绝对叫人留恋的，一点也不要奇怪。何况他代表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那一个开国功臣的层面。大家义愤填膺，鸣鼓而攻之。几位老人开个生活检讨会，就把党的总书记炒了鱿鱼。 让我们从一件小事，看耀邦同志在位时和小平的关系。先后有三份关于林希翎的材料送到总书记的面前。一份是《人民日报》王文同志写的材料，他1957年是中共中央信访组组长，处理过林案，清楚她被诬陷的情况。总书记指示“改正为宜”。—份是中组部一些同志上书邓颖超，要求为林平反，邓颖超转总书记，胡指示“拟以改正为有利”。一份是中宣部办公室主任，请新华社记者采访林，以采访的内容写成“内参”送总书记，胡批：“以改正为有利。”但因为小平有话：“反右基本上是正确的，只是犯了扩大化的错误。”不论扩大多少，总要有一些不可改正，否则不是全错了？因此，总书记的话虽是一讲再讲，但有悖小平的指示一点用也没有。 小平同志虽不在位了，但政治舞台上，“皮影戏”的格局，是东方政治文明仍存在的历史现象。似不掌权，实又是掌权者，何以具有如此随心所欲的权力呢﹖西方人百思不解。著名的汉学家费正清在临死前两天，拿出一本书稿《中国历史新论》，还在探讨，这至高无上的权是谁给的呢﹖而中国人，不论大学问家还是平民百姓，没有思考这个问题的，当是因“从来如此”。“从来如此”就“理所当然”吗﹖“理”在哪里﹖谁也说不清，道不明，不去想。 这儿，有两个问题，无情地摆在我们面前。一是，刘少奇、林彪、胡耀邦、赵紫阳这些既定的接班人，甚至已经接了班的人，为什么一个个都是结局不妙﹖是一些偶然的个例，还是有一个规律性呢﹖一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的一些“无产阶级革命家”，处理交接班问题，为什么没有资本主义国家那些“资产阶级政客”做得漂亮﹖ 这个问题，小平同志早讲清楚了，关键是政治制度。他说，制度好，坏人可以变好，制度不好，好人可以…… 我们的政治舞台上，为什么不能对交接班建立起法制化的、民主化的制度呢？从“官本位”变成“民本位”，这是一个瓶颈，一个千古难题。革命传统留下的潜意识，也是巨大的障碍。就是从语言习惯上看，“为人民服务”“利为民所谋”主语是谁﹖仍是“官”，即以我为主，而“民有、民治、民享”，主语才是“民”。今天，我们提出“以人为本”才是正确的。 人类社会的演进，比动物界物种的发展，当然是快得多。类人猿双脚站起来，双手得到解放，不知经过多少年，多少代。我们中国人什么时候可以在政治上从匍匐状态站起来，挺胸抬头自己选择自己的“公仆”﹖这一发展应不会要太多时间。“二战”之后，英国人把卓有功勋的丘吉尔首相立即选下去，不给他无上的权力。人称这是英国人的智慧。丘吉尔一点办法也没有。他也可能知道，这是英国人最好地保护了他的名节，所谓“见好就收”。试想，如果中国人能够这样安排毛泽东，像华盛顿那样，建国即功成身退，把权交给一个定期选举的民主制度，把交接工作法制化，真是老人家之幸，真是中华民族之福。 克林顿在西安看秦俑。一个孩子对他说：“你是总统，领导全美国人民。”他答：“你说错了，全美国人民领导我。”莱温斯基事件中，独立检察官有能量，迫使他在电视中低头认过，证明他的话——美国人民领导我——是真的。中国到哪一年能形成真正由人民作主的政治局面呢﹖ 中国人几千年匍匐在皇权的脚下，习惯了。这是所谓“国民性”的塑造。据说还要有一个启蒙的过程。史学家唐德刚先生是乐观的，他认为中国正在穿越历史三峡。预计到2050年可以突破“瓶颈”，进入新的航程。但愿不要光明在前，祸不旋踵，再出意外。上帝保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