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评：在哲学的迷雾中
一点办法也没有，揆诸历史事实，只好用这个不恭的题目。当然也可换一个题目，如《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及其后果》，仍然是一个意思。
大哲学家冯友兰，在其最后一本书《中国现代哲学史》中说：“几十年间，毛泽东一直居于君和师的地位。”作为“师”，他欢喜谈哲学。在对“敌”斗争中，他侃侃而谈，旁征博引。有的干部如入五里雾中，当然也只有连声“诺、诺”。发动群众时，比喻生动，通俗易懂，喜笑之中，换了概念。群众不得而知也。他日理万机，不忘涉足哲学界，奖掖年轻的后辈，时和大哲学家议谈于庙堂之上……他不断关注哲学界的新动向，引领着思想的潮流。
他的哲学思想，和“君权”相结合。以之为思想武器，所向披靡！他的哲学思想空前普及，被认为是绝对真理，渗入亿万人民的心灵。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在毛泽东时代，毛当然是最伟大的哲学家，他的《实践论》和《矛盾论》是精典中之精典。虽然其中不乏可商榷之处。但确实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原理，如在《实践论》中说：“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论……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
这篇文章是1937年写的。副题是“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
“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讲得多么好啊！这不是早讲得清清楚楚了吗？为什么到40多年之后，胡福明等人写那篇谈真理标准问题的文章，虽然还是讲的这个道理，大家却感到非常新鲜。还认为胆好大呀！全党为之震动。经胡耀邦同志审定时，加了“惟一”两个字。“惟一”和毛泽东所说的“只能是”不是一个意思吗？由于开展一次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被认为是“中华民族又一次思想解放”，是新时期到来的重要标志。
这是怎么回事？这是真理的回归。即在建国后的日子里，真理的标准不是“实践”，而是“上谕”。由于哲学思想在实践中进入了误区，船在迷雾中航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使党重又回到正确思想路线上来。
从哲学高度上看，这中间是什么问题？我们不应该认真反思，汲取其中的教训吗？
“大海航行靠舵手”，不仅是林彪对领袖的颂词，也是生活实情的写照。舵手是用怎样的哲学思想，驾驭着中国这一航船的呢？这是我们应该重点了解的。
这个问题，看似很大，其实并不复杂。剥离玄而又玄的概念游戏，揭示哲学的实质，其实也很简单。为了通俗说明问题，还是让我们请当代中国的几位主要哲人，出来讲讲这个问题吧。 关于“精神”和“物质”的关系
先请李达。他是一大代表，党的创始人之一，首届党中央宣传部长（当时叫中央宣传局主任），毛泽东早年说他是“理论界的鲁迅”。杨献珍说他是“中国哲学界的泰山北斗”。几十年，和毛共事，称兄道弟；他作武汉大学校长时，曾有一句话：“我们在政治上要绝对服从毛主席，我们在学术上可以和他争论。”李达天真了，超前了，没有想到毛已即“人君”之位。这酿成严重后果。何况他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一命题上，求见毛。居然当面争论起来，毛认可这一提法，说是有积极性。李达说：“人的能量是无限的吗？人的主观能动性是离不开条件的。”他又说：“现在不是胆子太小，而是太大，头脑发烧了。主席头脑发烧一点，这样中国就会遭难。”毛说：“你也有些发烧了。烧到华氏百把度了……”这就是唯物论和主观唯心论的矛盾冲突。
同样毛在批判马寅初提倡计划生育时，也是用这个武器，他在《红旗》创刊号上写道“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以“人手”反对“人口”，强调“手”的劳动，忽视“口”的消耗。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反对“计划生育”，在全国掀起批判和斗争马寅初的热潮，把马关押20年。
在大跃进启动时，《人民日报》发表一篇社论，主张既要鼓足干劲，又要讲究科学。事先审稿时，其他常委均已认可，最后主席不看了。刊出之后，主席批评邓拓是“死人办报”，显然是社论不符合主席主观唯心论的观点。“伴君如伴虎”。后邓拓自杀身亡。陈云、周恩来因对“大跃进”有所谓“右倾”思想，用现在的话说，有一些科学的发展观吧，不得不在南宁会议上作检查。在毛泽东时代，他的哲学所依托的是权势，所用的不是“批判的武器”而是“武器的批判”。
最可悲，哲学分歧导致李达的惨死。文革初，对他批判斗争，具体内容仍然是这些“反毛主席的罪行”。武汉报载：声援批斗李达的有2000多单位，达30万人！最后送到医院，不准家属探视，断医停药。去世之后，被化名“李三”火化。
对此哲学的论争，历史老人根据“实践”的检验，最后是毛泽东胜利了呢，还是李达、邓拓、马寅初他们胜利了呢？
不论是谁胜利了，中国人民是遭了殃了。“大跃进”等运动的后果人所共知。在此不再赘述。
如果认为林彪只会阿谀奉承，说什么“四个伟大”、“顶峰”等而成为副统帅，那是不够的。他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核心问题有最高、最精辟的概括。他说：“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四个第一”加起来，即在精神和物质的关系上，说精神是第一性的，物质是第二性的。是“精神决定物质”，不是“物质决定精神”。对此，毛泽东立即有“最高指示”说：“四个第一好，是一个创造！”。
林彪是非颠倒了，毛热情赞扬。这是哲学的根本问题。 关于“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
让我们再请杨献珍同志。他是中央党校校长。他在辩证法的根本问题上，和毛泽东发生了激烈冲突。毛泽东强调，世间一切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认为“一分为二”才有矛盾的普遍性，这是事物发展的原始动力。所以“一分为二”的观点，是“阶级斗争为纲”的哲学基础。可以说是他政治理念的命根子。
“一分为二”，是辩证法“对立统一规律”完整、科学的表述吗？不是。杨献珍在中央党校的课堂上补充说，古代还有“合二而一”的提法。有同志根据这一意见写了文章。这一下捅了“马蜂窝”了，进行追查，掀起了批判斗争杨献珍的热潮。演绎出杨献珍有“十大罪状”。
其实，“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并不是相互排斥的。“一分为二”是对事物的分析，“合二而一”是对事物的综合，“一分为二”抓住了事物发展的根本，有“合二而一”才完整表述了对立统一规律的概念。
“一分为二”的“分”，是毛泽东斗争哲学的理论基础。阶级当然要划分。思想也要分，他认为“百家争鸣，说到底是两家，不是姓资，就是姓无。”“两类矛盾”也是“分”，不是人民内部矛盾，就是敌我矛盾。最后资产阶级就在党内，以至赫鲁晓夫就睡在我们身边。
“分”是“斗”的基础，“斗”是“分”的延伸，毛泽东说“与人斗争，其乐无穷。”
“合二而一”的“合”，被认为是大逆不道。1964年2月，毛泽东批评中联部有人主张“三和一少”；批评统战部不抓阶级斗争；批评中央农村工作部搞“三自一包”。他说：“‘三和一少’是他们的国际纲领；‘三自一包’是他们的国内纲领，都是要搞垮社会主义制度的。”
当时一般认为，杨献珍并没有反对毛泽东的观点，不过是作了补充，使之更加完整。没有想到居于“人君”之位的毛，绝对不能容忍。立即形成全国揭批杨献珍的风暴。仅中央党校即形成1000万字的揭批材料，势如排山倒海。许多人受到组织处理，有的人被迫害致死。
总之，在那个时代只准谈“一分为二”，不准讲“合二而一”，即不准全面讲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即只能搞“片面性”，即形而上学，以支持现实生活中政治斗争的需要，不断地“分”下去。说“文化大革命七八年再搞一次，一直斗到共产主义”。
毛泽东常批评说：“形而上学最省力。”实际是“形而上学真可怕！”这种片面性使国无宁日。 关于“阶级性”和“人性”
人的哲学思考，有三部曲。先观察客观世界。问世界是什么？物质是第一性的，还是精神是第一性的，等等。然后思考人和客观世界的关系。如世界是可知的，还是不可知的？如何认识客观世界？等等。然后，回过头来思考自己，即所谓“人生哲学”，人从何而来，人是什么，以至如何做人？等等。
在毛泽东时代，认为人只具有“阶级性”，不断批判“人性论”。这是一个重头戏！那是理直气壮、振振有词的。毛泽东反复说，人是划分为阶级的，任何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只有具体的人，没有抽象的人。这样，人“只有”阶级性，没有什么共同的“人性”，据此，批判“人性论”。说“人性论”是彻头彻尾抹煞阶级观念，否定阶级分析的方法，抵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反动思想。
于是，批“人性论”，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在学术研究中，在文学艺术创作的实践中，持续不断地进行，成为把无产阶级专政落到实处的重要内容和战斗任务。
毛泽东在《实践论》中说：“在阶级社会中，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其中，“各种”再加“无不”这在逻辑上称之为“全称概念”。如此绝对化，把人世间的各种思想都贴上阶级的标签了。
马克思说：“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是人和其他动物的主要区别。别的动物没有社会关系。既然是“总和”，即有许多社会关系，“阶级关系”不过是其中之一。亲属关系，和以职业分工形成的许多社会关系，如买卖关系、师生关系、医患关系……都不是阶级关系。在这中间一定要分出个阶级关系来吗？报纸报道一个制鞋厂发动职工讨论一个问题“假如我是一个买鞋人？”，以进行职业道德教育。批判时说这一报道是大毒草，抹煞了阶级观点。“买鞋人是划分为阶级的呀！”消费者都有价廉物美的要求，这是共性。否定人的共性，生产者如何按不同的阶级性提供服务？
只强调人的阶级性，而否定人性（人的共性），不仅在理论上是错的，而在实践中更为有害。它导致忽视人权，抹煞人格，不讲人道，均视为理所当然。人民内部的人，有驯服工具的要求，敌我矛盾的人，更少有人格的概念。甚至可以发展成为不讲人性发兽性的法西斯主义盛行的局面。
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造成“十年浩劫”，从本质上讲，就是这一理论的实践。 关于哲学和政治的关系
“政治”本来应该是向“哲学”请教的，因为哲学探讨人类社会和客观世界的根本规律。可是在毛泽东时代，“哲学”成为“政治”的奴仆，成为政治家手里束缚群众、奴役群众、误导群众的工具。而哲学本身的政治化，断送了哲学的生机。大哲学家，被誉为“中国逻辑学之父”的金岳霖，解放前曾为中国哲学研究开辟了新的天地。在毛泽东时代，他的体会是“用学术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既损害了学术，也无益于政治。使学术陷入了政治的泥潭。”解放前，他的哲学研究居于国际哲学界的前列。解放后，研究中断。晚年，他在回忆录中，书写了‘老大徒悲伤’的心情，和大戏剧家曹禺临终前说一生的教训是‘太听话了’一样的心情，金岳霖，忏悔解放后丧失了自知之明。
毛泽东在哲学上是一个唯物主义者，还是唯心主义者？他的思想方法，是完整的辩证法，还是片面性的形而上学？他以自己的实践作出了回答。而当代中国一个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不幸遭遇，也作出了回答。夏征农编的《辞海》，十年修订一次。1999年版，在《毛泽东》这一条目中，不恭地删去“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一词。把毛泽东和马克思分开，显然这是为了维护马克思主义。有人不解，提出异议。夏撰文解释说：“辞书应保持科学性和稳定性。对这个原则，我们是请示了中央的。”
在毛泽东的时代，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和王阳明“知行合一”的哲学观点发生了碰撞，他教育国人做“彻底的唯物主义者”，而他自己做的却相反。他反复强调要辩证地看问题，反对形而上学，他自己在行动上体现出来的却是彻底的形而上学。“毛泽东思想”，核心归结为“实事求是”。而实际情况呢？人类历史上罕有这样的情况：全国传媒齐动员，宣传亩产许多万斤、几十万斤。毛泽东发愁了“粮食多了怎么办呢？”为此发出“最高指示”，是三点意见：一，放开肚皮吃饭；二，加快仓储建设；三，粮食进行深度加工。旋即大量人口饿死，其数以千万计。构成20世纪人类社会的最大悲剧之一。
“伟大领袖毛主席明察秋毫”，这是怎么回事呢？
他几十年间惨淡经营的人民公社、大跃进、计划经济体制、阶级斗争为纲、文化大革命，新时期到来，全部一风吹了。从总体上看，这都和他没有“实事求是”的哲学思想有关。正如新加坡资政李光耀所预言的，“毛泽东是在玻璃板上作画，一阵风雨就会冲光了……当然中国还会存在。”旁观者清，这是对毛泽东主观唯心主义最生动、深刻的批评。毛泽东自己陷入哲学的迷雾之中，他却驾驭着中国这一巨轮。正像党的创始人之一，伟大的哲学家李达事先预告的：你这样，“中国要遭难了”。
当年，居于“君”位的毛，需要“神权”，所谓“句句是真理”。他需要的是愚昧和奴隶主义。现在我们要重新认识什么是毛的哲学思想，真正从神权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