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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評：知識分子的一曲悲歌
翻開《毛選》第一卷，第一篇文章《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第一句話他說：“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說在這個問題上，“未有革命黨領錯了路而革命不失敗的。”開宗明義，綱舉目張。可以說毛的許多著作和一生實踐多和這個首要問題有關。 毛和馬恩的觀點相反
建國後不久，1956年，敲鑼打鼓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民族資產階級消滅了。毛澤東在天安門上宣布中國進入社會主義！至此我國社會剩下來的是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對知識分子早有成見的毛澤東，這時認為知識分子“姓資”，認為他們是附在資產階級身上的毛。“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故也要改造之。要接受勞動人民的再教育。認為他們現在是惟一要和社會主義較量的力量。
這樣，知識分子不僅是落後的階層，而且先天就是和社會主義相對立的反動的階層。這樣，毛澤東在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革命的首要問題上，領錯了路。直到他的終年。
毛澤東時代，是中國知識分子的苦難歲月。
知識分子“姓資”嗎？馬克思對知識分子的地位和性質有明確的闡述，他說：“無產階級由腦力無產階級和體力無產階級兩部分所組成。”他認為不擁有生產資料剝削別人的腦力勞動者是無產階級。馬克思那時很少用“知識分子”這個詞，而是羅列知識分子的職業。他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說：
“資產階級抹去了一切向來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職業的靈光。它把醫生、律師、教士、詩人和學者變成了它出錢招雇的‘僱傭勞動者’”。“僱傭勞動者”即“僱工”，即沒有生產資料，靠出賣腦力勞動，換取工資的勞動者。
在《資本論》中，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社會種種知識分子進行了分析。總之，他指出：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特點，恰恰在於它把種種不同的勞動，因而把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分離開來，這一分離絲毫不妨礙，這些人中的每一個人對資本的關係，是僱傭勞動者的關係。”
馬克思反覆說明“腦力勞動者”和“體力勞動者”一樣是僱傭地位，都為資本家創造剩餘價值，因而在階級性上和工人沒有什麼不同。
毛澤東起碼應看過《共產黨宣言》和《資本論》吧。他說：“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可是，他在這個“革命的首要問題”上，觀點和馬克思完全相反。
毛澤東去世之後，一位革命領導同志在聽到馬克思的說法時，還頗為驚訝，說：“馬克思這樣講嗎？毛主席不是這樣說的呀?”
一個看來奇怪的現象是：毛本人是知識分子，他卻壓根兒不承認腦力勞動是勞動。他把體力勞動作為改造知識分子的手段。他在感情上厭惡、鄙視、仇視知識分子。說：“知識分子最沒有知識”，“三天不打屁股就要翹尾巴”等等。怎麼會是這樣呢？“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當一個革命者，轉化為專制主義者之後，這是必然的現象，即魯迅先生所說：“人一闊，臉就變。”知識分子可厭，就因為他們有知識；知識分子可恨，就在於頭腦長在自己的脖子上，講什麼“自由的思想，獨立的人格”。任何專制者需要的是馴服，天天致力於塑造奴性。所以，在毛澤東時代，王洪文沒有多少文化，理由是當過兵、種過田、做過工人即為理想的接班人，即成為副主席。不識字的文盲陳永貴被任命為國務院副總理，而學富五車的知識精英，命運多是不幸的。 中國知識精英的命運
建國後，毛澤東對知識分子的改造抓得很緊，他視之為和資產階級的鬥爭，即“興無滅資”。
建國之初，撰文發動批《武訓傳》，對認可《武訓傳》的一一點名，電影界受到打擊，被譽為十大表演藝術家之首的趙丹是《武訓傳》的主要演員，更為其後來長期坐牢作了鋪墊。這一批判殃及教育家陶行知。江青出馬進行所謂“社會調查”，武訓被定為地主階級。
毛澤東說：《紅樓夢》的第四回是綱。書是寫階級鬥爭的。俞平伯以考據的方法研究《紅樓夢》，受到批判。這位大紅學家，雖年事已高，亦被下放農村勞動改造。
最早覺悟到市場經濟的孫冶方，還有顧准不斷受到批判鬥爭，家破人亡。
馬寅初發表《新人口論》，主張計劃生育。毛澤東發表《介紹一個合作社》，不足千字的文章，三次強調“人多是好事”。全國掀起批判馬寅初的熱潮，定性其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罷官去職，銷聲匿跡，在北京的胡同里被軟禁20年。
毛澤東批發所謂“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周恩來吃了一驚，他剛對文藝界一些負責人說和胡風之間是文藝理論問題的探討。胡風冤獄20年，出來時人已木呆。一批才華橫溢、嶄露頭角的作家被摧殘了，連一個曾給胡風寫過一封信的中學生也沒放過。
更不要說對胡適曠日持久的批判，毛把離開大陸的胡適進行缺席批判。根子在胡適所提倡的獨立思考、獨立判斷、重實證等觀點，與毛的愚民政策有不可調和的矛盾。而毛是要進行思想灌輸，使普天之下莫不膜拜。而胡的影響是可怕的威脅。故稱他和蔣介石是“一文一武，難兄難弟”。
年復一年，這些事情發生在建國後，四大運動（反右的擴大化、主觀主義的大躍進、不適當的反右傾、十年文革的動亂——中共中央歷史決議語）接踵而至。
其特點是：一、持續不斷打擊知識分子的代表人物；二、毛澤東親自發動，親自操作；三、不由分說，說你錯，你就錯，不錯也錯，沒有申辯的餘地；四、不僅用批判的武器，而且施以專政的鐵拳。 迫害知識分子的策略
毛澤東說：“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從“反右”到“文革”，均和知識分子作鬥爭，形成一些前所未有的政策和策略。使中國知識分子陷於空前黑暗的歷史時期。
其一是把“意識形態”作為劃分階級的標準，這是一個創造。當然這就有了更大的隨意性。過去“階級”從來是按經濟地位劃分的。對私改造之後，生產資料公有了。又要以階級鬥爭為綱，即形成這個“潛規則”。“反右”時定了六條標準，彈性太大，可隨意解釋，善意的批評，可說成惡意的反黨。
其二，如此大批製造出冤案來，前所未有。在此之前，包括漫長的封建社會中，一般是“個案”，或加上株連者，還沒有如“反右”有領導地製造55萬蒙冤者（有的省說，我們一省也不止此數）（後有解密材料說，實是300多萬）。現在只承認“反右”的錯誤在於“擴大化”了。這是毛澤東時代留下來的話題，因為百分之九十九點九已平反，承認是錯劃，這很難說“反右”前提是正確的了。
其三，“引蛇出洞”的策略前所未有。這件事做得很認真。毛澤東在報告中，強調：“急風暴雨式的階級鬥爭已經過去。”又親自出巡，動員鳴放。報刊也忽然寬鬆了起來，政治氣氛似真的到了春天。如溫文爾雅的翻譯家傅雷說：“毛主席的馬克思主義真是到了化境，他這樣講，再不提意見幫助黨整風不像話了。”不料未滿一個月，風雲突變，他無以承受，後來夫妻雙雙自殺。一般知識分子，相信一個“理”，而不理解權術，毛澤東後來把“引蛇出洞”自稱“陽謀”。這也是前所未有的政治詞彙。對此，史家認為是“預謀”，因為對知識分子早已定性，早已視為較量的力量，而當時又出現“波匈事件”。需要對有些自由思想、獨立思考的知識分子劃為“右派”，聚而殲之。
這兒一個事例最能說明問題，魯迅先生最是毛澤東推崇的文化巨人，一再說和他是心靈相通的。魯迅去世20年後，到了“反右”之時，羅稷南先生問毛：“假如魯迅活着會怎樣？”毛答：“以我的估計，要麼是關在牢裡，還是要寫；要麼是識大體不做聲。”毛澤東深知魯迅的思想和品格。掌權之前，高度讚揚，掌權之後，不能見容。這中間沒有規律性嗎，是因為魯迅先生又提出了什麼新的過分意見嗎？他早已故去。
毛的這話分量太重，太放縱恣肆。其實，這合乎他自詡的“虎性”，他的這種無拘無束的聖主之風，隨時會表露出來。例如給尼克松說，自己歡喜右派；給日本首相田中說，要感謝日本帝國主義，他們這個侵略，對我們很有好處。（《毛選》五卷492頁）這都叫對方一愣。魯迅活着會怎樣，胡適、喬冠華、胡喬木、李慎之分別作出的答案是：被砍頭、當右派，下場比高爾基慘。一向接近魯迅的胡風、馮雪峰、丁玲、蕭軍……這些知識分子一個個都難逃惡運，還不能說明問題嗎？ 文字獄的新發展
古代文字獄也曾有過群臣奉旨批鬥一個蒙冤者的事情，那還是個別的。至毛澤東時代，發動群眾，顛倒是非助紂為虐，已是常見之事，規模大，時間久，前所未有。如楊獻珍在課堂上說：“古代還有‘合二而一’的說法。”客觀上這是對毛澤東‘一分為二’的提法的補充，被視為反對毛主席。於是中央黨校近二千學員，寫了二千篇文章，對校長群起而攻之。這些學員都是中高級幹部。果真都認為自己的校長錯了嗎？奉命攻擊，傷害他人，尤其是對自己的老師。這是人格的扭曲，靈魂的摧殘。批判者、被批判者同時受到傷害。
同樣，批判馬寅初主張計劃生育的《新人口論》，全國傳媒齊動員，雷霆萬鈞，勢如狂潮。毛去世之後，計劃生育不得不成了基本國策。而周恩來當時給馬老說：“你長我十多歲，我一直視你為兄長，這次一定要聽我一句話，你還是檢討一下吧。”馬寅初說：“應檢討的不是我。”馬遂慘遭迫害，保全了人格。敬愛的周總理：你果真認為馬老的觀點是錯的嗎？你為什麼不能像魏徵對唐太宗那樣，向主席進諫呢？如果馬老按照你的意見，真的作了檢討，中華民族就少了一個光照史冊的“馬寅初”了。
在名為無產階級專政，實是被神化了的皇權的專政之下，中國知識分子的處境悲苦，許多人為安全和生計，成為“馴服工具”，用自己的筆桿子進行“瞞和騙”，進行阿諛和逢迎，相互攻擊，自我醜化。電影上說，大學教授經不起考試的，只會講“馬尾巴的功能”，真正會看病的是“赤腳醫生”，因為它是毛主席革命路線的產物。每一運動，相互的揭發、批鬥、誣陷、醜化、落井下石，弄得七零八落，靈魂的博斗慘不忍睹。另有高潔之士，寧為玉碎，不為瓦全，走了屈原的路，人數之眾，史冊上所罕見。北京的中華世紀壇，每一台階記錄一年中的大事。1968年只有一句話：“人民藝術家老舍逝世”。他繼屈原投入汨羅江之後，投入了太平湖。這作為迫害知識分子的典型事件，鐫刻在神聖的“世紀壇”上，昭示後人，永誌不忘。
毛澤東時代，對知識分子地位的界定有一些不同的提法。
一是“馴服工具”。黨這樣要求，知識分子的確也以“工具”自律，轉化為“宗教徒”。認為做到這一點是覺悟提高了的表現。這體現了那個時代的需要，有的知識分子是自覺的，有的是不得不然，又漸成習慣。
二是“文革”中稱知識分子為“老九”，即居於地、富、反、壞、右、叛徒、特務、走資派之後，列於另冊的末流。毛澤東說“老九不能走”，他看到知識分子的用處，沒有知識分子哪來原子彈和高科技？但又肯定知識分子“老九”的地位。
這是那個時代，封建氛圍重演的社會風光。 一些老革命的反思
司馬遷的《史記》中有《酈生陸賈列傳》，其中記有：劉邦曰：“乃公居馬上而得之，安得事《詩》《書》？”陸賈回答：“天下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薄一波想到這件事，在他的書《若乾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中發出這樣的感慨：“回想起來，對知識分子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我們是認識不足的，見事遲了。”他回憶，1957年5月25日，毛澤東給伏羅希洛夫的談話就說：“現在資本主義臭了，資本家臭了，但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還有影響。”“後來，他不僅把從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看成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連新中國培養出來的知識分子也說成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總是不放心，甚至認為書讀的越多越愚蠢，知識分子最無知識，到文革，知識分子被斥之為‘臭老九’。知識的貶值，知識分子地位的低下，可謂到了極點。”他進而說，在“無農不穩”、“無工不富”、“無商不活”之外，應該加上“無士不興”啊！
胡耀邦同志落實知識分子政策時，阻力很大，主要是毛澤東左的思想沒有消除。胡耀邦指出：“現在有人說，老九上了天，老大靠了邊，這樣把工人和知識分子區別為‘老大’和‘老九’是不對的。”他在紀念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時的一個講話中說：“長期以來，我們對知識分子的看法不對頭。看錯了，歪曲了他們的形象，說是臭老九，使腦力勞動者蒙受了冤屈。”“而其根源，則在於被一些背離馬克思主義的錯誤觀念糾纏了很多年。”他說“一定要確立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一部分的正確觀念”。
時過境遷後，許多領導同志都說了類似的意見，但在毛的時代為什麼不能說？周恩來和陳毅曾要給知識分子脫帽加冕，結果自己身受其害，為什麼真理和正義不能伸張呢？ 鄧的撥亂反正和毛的陰影
早在1977年5月24日，鄧小平還沒有恢復工作的時候，他就指出：“一定要在黨內造成一種空氣：尊重知識，尊重人才。要反對不尊重知識分子的錯誤思想。不論腦力勞動、體力勞動，都是勞動。從事腦力勞動的人也是勞動者。”
這些話是對毛澤東錯誤思想的糾正。毛不承認腦力勞動是勞動，不承認腦力勞動者是勞動者，認為他們是工農所養活着的寄生者。
這使我們想到喬石同志的一句話：“什麼是鄧小平思想？就是糾正毛澤東晚年錯誤思想的思想。”
至此，我們看到馬克思認為知識分子“姓無”，毛澤東認為知識分子“姓資”，鄧小平又認為知識分子“姓無”。馬克思從知識分子的經濟關係中這樣評說當然是正確的。但是，在社會發展的過程中，知識分子的地位和作用又不僅如此。我們應該看到，他們是率先擁有文化和科技知識的先進階層。在生產鬥爭中，他們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在社會發展中，他們是啟蒙者，進步運動的組織者，是人類不斷進步的帶頭人。
小平同志一言既出，說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烏啦！這樣，知識分子地位發生根本變化，冬去春來，令人鼓舞。
但是在這中間，我們也可看到毛澤東的陰影。政治體制依舊，知識分子姓什麼？他們的地位和待遇如何？決定於當權的政策即首長的意志和認知。這樣的時代何時可以過去？中國的知識分子什麼時候才能自己掌握自己的命運？如同古代民歌中所反映出來的先民的理想：“日出而作，日沒而息，帝力(皇權的力量)，與我何有哉?”這形象地描繪了馬克思所追求的理想：“社會是自由人的聯合體。”到那時，知識分子無需談什么姓無姓資了吧?雖再無姓氏之說，但是知識分子的先進性依然存在。
整個毛澤東時代，毛澤東一直沒有改變對知識分子的態度。在誰是我們的朋友，誰是我們的敵人，這個革命的首要問題上，他領錯了路。 附：重要補正
這組文章，先印了幾份，呈領導和專家審閱指點。各地立即有殷切的關懷。重要的補正有兩點，不及修改，摘錄於此，以饗讀者：
一、文化界一位長者指出：“建國後，在實踐中，重視抓上層建築，不斷批‘唯生產力論’；熱心生產關係的改造，而忽視生產力水平的現狀。總體上是“左”了。從哲學上看，不是把“唯物史觀”顛倒了嗎？這是應補充說明的。
二、幾十年間，一位抓意識形態的老領導指出：“《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這篇文章，是解放後，對1925年12月發表在《革命》半月刊的原文，大加刪改之後，再發表的。原文把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分子，當作‘極端的反革命派’和‘半反革命’看待的。當時，毛的身份是汪精衛推薦的國民黨宣傳部代部長，此文發表，並出單行本，影響極大。部分北伐軍提出‘打倒知識’的口號。因此，反思毛澤東對知識分子的問題，應從這一點談起。”
（未完待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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