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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评：知识分子的一曲悲歌
翻开《毛选》第一卷，第一篇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第一句话他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说在这个问题上，“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开宗明义，纲举目张。可以说毛的许多著作和一生实践多和这个首要问题有关。 毛和马恩的观点相反
建国后不久，1956年，敲锣打鼓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民族资产阶级消灭了。毛泽东在天安门上宣布中国进入社会主义！至此我国社会剩下来的是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对知识分子早有成见的毛泽东，这时认为知识分子“姓资”，认为他们是附在资产阶级身上的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故也要改造之。要接受劳动人民的再教育。认为他们现在是惟一要和社会主义较量的力量。
这样，知识分子不仅是落后的阶层，而且先天就是和社会主义相对立的反动的阶层。这样，毛泽东在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上，领错了路。直到他的终年。
毛泽东时代，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苦难岁月。
知识分子“姓资”吗？马克思对知识分子的地位和性质有明确的阐述，他说：“无产阶级由脑力无产阶级和体力无产阶级两部分所组成。”他认为不拥有生产资料剥削别人的脑力劳动者是无产阶级。马克思那时很少用“知识分子”这个词，而是罗列知识分子的职业。他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
“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灵光。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雇佣劳动者”即“雇工”，即没有生产资料，靠出卖脑力劳动，换取工资的劳动者。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种种知识分子进行了分析。总之，他指出：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恰恰在于它把种种不同的劳动，因而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分离开来，这一分离丝毫不妨碍，这些人中的每一个人对资本的关系，是雇佣劳动者的关系。”
马克思反复说明“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一样是雇佣地位，都为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因而在阶级性上和工人没有什么不同。
毛泽东起码应看过《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吧。他说：“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可是，他在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上，观点和马克思完全相反。
毛泽东去世之后，一位革命领导同志在听到马克思的说法时，还颇为惊讶，说：“马克思这样讲吗？毛主席不是这样说的呀?”
一个看来奇怪的现象是：毛本人是知识分子，他却压根儿不承认脑力劳动是劳动。他把体力劳动作为改造知识分子的手段。他在感情上厌恶、鄙视、仇视知识分子。说：“知识分子最没有知识”，“三天不打屁股就要翘尾巴”等等。怎么会是这样呢？“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当一个革命者，转化为专制主义者之后，这是必然的现象，即鲁迅先生所说：“人一阔，脸就变。”知识分子可厌，就因为他们有知识；知识分子可恨，就在于头脑长在自己的脖子上，讲什么“自由的思想，独立的人格”。任何专制者需要的是驯服，天天致力于塑造奴性。所以，在毛泽东时代，王洪文没有多少文化，理由是当过兵、种过田、做过工人即为理想的接班人，即成为副主席。不识字的文盲陈永贵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而学富五车的知识精英，命运多是不幸的。 中国知识精英的命运
建国后，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改造抓得很紧，他视之为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即“兴无灭资”。
建国之初，撰文发动批《武训传》，对认可《武训传》的一一点名，电影界受到打击，被誉为十大表演艺术家之首的赵丹是《武训传》的主要演员，更为其后来长期坐牢作了铺垫。这一批判殃及教育家陶行知。江青出马进行所谓“社会调查”，武训被定为地主阶级。
毛泽东说：《红楼梦》的第四回是纲。书是写阶级斗争的。俞平伯以考据的方法研究《红楼梦》，受到批判。这位大红学家，虽年事已高，亦被下放农村劳动改造。
最早觉悟到市场经济的孙冶方，还有顾准不断受到批判斗争，家破人亡。
马寅初发表《新人口论》，主张计划生育。毛泽东发表《介绍一个合作社》，不足千字的文章，三次强调“人多是好事”。全国掀起批判马寅初的热潮，定性其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罢官去职，销声匿迹，在北京的胡同里被软禁20年。
毛泽东批发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周恩来吃了一惊，他刚对文艺界一些负责人说和胡风之间是文艺理论问题的探讨。胡风冤狱20年，出来时人已木呆。一批才华横溢、崭露头角的作家被摧残了，连一个曾给胡风写过一封信的中学生也没放过。
更不要说对胡适旷日持久的批判，毛把离开大陆的胡适进行缺席批判。根子在胡适所提倡的独立思考、独立判断、重实证等观点，与毛的愚民政策有不可调和的矛盾。而毛是要进行思想灌输，使普天之下莫不膜拜。而胡的影响是可怕的威胁。故称他和蒋介石是“一文一武，难兄难弟”。
年复一年，这些事情发生在建国后，四大运动（反右的扩大化、主观主义的大跃进、不适当的反右倾、十年文革的动乱——中共中央历史决议语）接踵而至。
其特点是：一、持续不断打击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二、毛泽东亲自发动，亲自操作；三、不由分说，说你错，你就错，不错也错，没有申辩的余地；四、不仅用批判的武器，而且施以专政的铁拳。 迫害知识分子的策略
毛泽东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从“反右”到“文革”，均和知识分子作斗争，形成一些前所未有的政策和策略。使中国知识分子陷于空前黑暗的历史时期。
其一是把“意识形态”作为划分阶级的标准，这是一个创造。当然这就有了更大的随意性。过去“阶级”从来是按经济地位划分的。对私改造之后，生产资料公有了。又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即形成这个“潜规则”。“反右”时定了六条标准，弹性太大，可随意解释，善意的批评，可说成恶意的反党。
其二，如此大批制造出冤案来，前所未有。在此之前，包括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一般是“个案”，或加上株连者，还没有如“反右”有领导地制造55万蒙冤者（有的省说，我们一省也不止此数）（后有解密材料说，实是300多万）。现在只承认“反右”的错误在于“扩大化”了。这是毛泽东时代留下来的话题，因为百分之九十九点九已平反，承认是错划，这很难说“反右”前提是正确的了。
其三，“引蛇出洞”的策略前所未有。这件事做得很认真。毛泽东在报告中，强调：“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过去。”又亲自出巡，动员鸣放。报刊也忽然宽松了起来，政治气氛似真的到了春天。如温文尔雅的翻译家傅雷说：“毛主席的马克思主义真是到了化境，他这样讲，再不提意见帮助党整风不像话了。”不料未满一个月，风云突变，他无以承受，后来夫妻双双自杀。一般知识分子，相信一个“理”，而不理解权术，毛泽东后来把“引蛇出洞”自称“阳谋”。这也是前所未有的政治词汇。对此，史家认为是“预谋”，因为对知识分子早已定性，早已视为较量的力量，而当时又出现“波匈事件”。需要对有些自由思想、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划为“右派”，聚而歼之。
这儿一个事例最能说明问题，鲁迅先生最是毛泽东推崇的文化巨人，一再说和他是心灵相通的。鲁迅去世20年后，到了“反右”之时，罗稷南先生问毛：“假如鲁迅活着会怎样？”毛答：“以我的估计，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是识大体不做声。”毛泽东深知鲁迅的思想和品格。掌权之前，高度赞扬，掌权之后，不能见容。这中间没有规律性吗，是因为鲁迅先生又提出了什么新的过分意见吗？他早已故去。
毛的这话分量太重，太放纵恣肆。其实，这合乎他自诩的“虎性”，他的这种无拘无束的圣主之风，随时会表露出来。例如给尼克松说，自己欢喜右派；给日本首相田中说，要感谢日本帝国主义，他们这个侵略，对我们很有好处。（《毛选》五卷492页）这都叫对方一愣。鲁迅活着会怎样，胡适、乔冠华、胡乔木、李慎之分别作出的答案是：被砍头、当右派，下场比高尔基惨。一向接近鲁迅的胡风、冯雪峰、丁玲、萧军……这些知识分子一个个都难逃恶运，还不能说明问题吗？ 文字狱的新发展
古代文字狱也曾有过群臣奉旨批斗一个蒙冤者的事情，那还是个别的。至毛泽东时代，发动群众，颠倒是非助纣为虐，已是常见之事，规模大，时间久，前所未有。如杨献珍在课堂上说：“古代还有‘合二而一’的说法。”客观上这是对毛泽东‘一分为二’的提法的补充，被视为反对毛主席。于是中央党校近二千学员，写了二千篇文章，对校长群起而攻之。这些学员都是中高级干部。果真都认为自己的校长错了吗？奉命攻击，伤害他人，尤其是对自己的老师。这是人格的扭曲，灵魂的摧残。批判者、被批判者同时受到伤害。
同样，批判马寅初主张计划生育的《新人口论》，全国传媒齐动员，雷霆万钧，势如狂潮。毛去世之后，计划生育不得不成了基本国策。而周恩来当时给马老说：“你长我十多岁，我一直视你为兄长，这次一定要听我一句话，你还是检讨一下吧。”马寅初说：“应检讨的不是我。”马遂惨遭迫害，保全了人格。敬爱的周总理：你果真认为马老的观点是错的吗？你为什么不能像魏征对唐太宗那样，向主席进谏呢？如果马老按照你的意见，真的作了检讨，中华民族就少了一个光照史册的“马寅初”了。
在名为无产阶级专政，实是被神化了的皇权的专政之下，中国知识分子的处境悲苦，许多人为安全和生计，成为“驯服工具”，用自己的笔杆子进行“瞒和骗”，进行阿谀和逢迎，相互攻击，自我丑化。电影上说，大学教授经不起考试的，只会讲“马尾巴的功能”，真正会看病的是“赤脚医生”，因为它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产物。每一运动，相互的揭发、批斗、诬陷、丑化、落井下石，弄得七零八落，灵魂的博斗惨不忍睹。另有高洁之士，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走了屈原的路，人数之众，史册上所罕见。北京的中华世纪坛，每一台阶记录一年中的大事。1968年只有一句话：“人民艺术家老舍逝世”。他继屈原投入汨罗江之后，投入了太平湖。这作为迫害知识分子的典型事件，镌刻在神圣的“世纪坛”上，昭示后人，永志不忘。
毛泽东时代，对知识分子地位的界定有一些不同的提法。
一是“驯服工具”。党这样要求，知识分子的确也以“工具”自律，转化为“宗教徒”。认为做到这一点是觉悟提高了的表现。这体现了那个时代的需要，有的知识分子是自觉的，有的是不得不然，又渐成习惯。
二是“文革”中称知识分子为“老九”，即居于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之后，列于另册的末流。毛泽东说“老九不能走”，他看到知识分子的用处，没有知识分子哪来原子弹和高科技？但又肯定知识分子“老九”的地位。
这是那个时代，封建氛围重演的社会风光。 一些老革命的反思
司马迁的《史记》中有《郦生陆贾列传》，其中记有：刘邦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得事《诗》《书》？”陆贾回答：“天下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薄一波想到这件事，在他的书《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发出这样的感慨：“回想起来，对知识分子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我们是认识不足的，见事迟了。”他回忆，1957年5月25日，毛泽东给伏罗希洛夫的谈话就说：“现在资本主义臭了，资本家臭了，但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有影响。”“后来，他不仅把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看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连新中国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也说成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总是不放心，甚至认为书读的越多越愚蠢，知识分子最无知识，到文革，知识分子被斥之为‘臭老九’。知识的贬值，知识分子地位的低下，可谓到了极点。”他进而说，在“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之外，应该加上“无士不兴”啊！
胡耀邦同志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时，阻力很大，主要是毛泽东左的思想没有消除。胡耀邦指出：“现在有人说，老九上了天，老大靠了边，这样把工人和知识分子区别为‘老大’和‘老九’是不对的。”他在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时的一个讲话中说：“长期以来，我们对知识分子的看法不对头。看错了，歪曲了他们的形象，说是臭老九，使脑力劳动者蒙受了冤屈。”“而其根源，则在于被一些背离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观念纠缠了很多年。”他说“一定要确立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正确观念”。
时过境迁后，许多领导同志都说了类似的意见，但在毛的时代为什么不能说？周恩来和陈毅曾要给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结果自己身受其害，为什么真理和正义不能伸张呢？ 邓的拨乱反正和毛的阴影
早在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还没有恢复工作的时候，他就指出：“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反对不尊重知识分子的错误思想。不论脑力劳动、体力劳动，都是劳动。从事脑力劳动的人也是劳动者。”
这些话是对毛泽东错误思想的纠正。毛不承认脑力劳动是劳动，不承认脑力劳动者是劳动者，认为他们是工农所养活着的寄生者。
这使我们想到乔石同志的一句话：“什么是邓小平思想？就是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的思想。”
至此，我们看到马克思认为知识分子“姓无”，毛泽东认为知识分子“姓资”，邓小平又认为知识分子“姓无”。马克思从知识分子的经济关系中这样评说当然是正确的。但是，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又不仅如此。我们应该看到，他们是率先拥有文化和科技知识的先进阶层。在生产斗争中，他们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在社会发展中，他们是启蒙者，进步运动的组织者，是人类不断进步的带头人。
小平同志一言既出，说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乌啦！这样，知识分子地位发生根本变化，冬去春来，令人鼓舞。
但是在这中间，我们也可看到毛泽东的阴影。政治体制依旧，知识分子姓什么？他们的地位和待遇如何？决定于当权的政策即首长的意志和认知。这样的时代何时可以过去？中国的知识分子什么时候才能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如同古代民歌中所反映出来的先民的理想：“日出而作，日没而息，帝力(皇权的力量)，与我何有哉?”这形象地描绘了马克思所追求的理想：“社会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到那时，知识分子无需谈什么姓无姓资了吧?虽再无姓氏之说，但是知识分子的先进性依然存在。
整个毛泽东时代，毛泽东一直没有改变对知识分子的态度。在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上，他领错了路。 附：重要补正
这组文章，先印了几份，呈领导和专家审阅指点。各地立即有殷切的关怀。重要的补正有两点，不及修改，摘录于此，以飨读者：
一、文化界一位长者指出：“建国后，在实践中，重视抓上层建筑，不断批‘唯生产力论’；热心生产关系的改造，而忽视生产力水平的现状。总体上是“左”了。从哲学上看，不是把“唯物史观”颠倒了吗？这是应补充说明的。
二、几十年间，一位抓意识形态的老领导指出：“《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篇文章，是解放后，对1925年12月发表在《革命》半月刊的原文，大加删改之后，再发表的。原文把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当作‘极端的反革命派’和‘半反革命’看待的。当时，毛的身份是汪精卫推荐的国民党宣传部代部长，此文发表，并出单行本，影响极大。部分北伐军提出‘打倒知识’的口号。因此，反思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问题，应从这一点谈起。”
（未完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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