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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评：老年人的燃烧 ——给运丰老的一封信
运丰老：
陈屏传来你老的信，读后十分感动。我们走过大体相同的人生道路：战时的烽火万里，战后道路曲折，晚年欣逢盛世。我们又是同行，所以你批阅拙文，不由写了这许多。说明我们有共同的语言。因为几十年间，虽未谋面，但感情的起伏，思想的演变是雷同的。
一次，李锐老给一个朋友的作品写序，情不自禁地说：“年轻的朋友知识结构是不同，思路开阔。我们都‘裹过脚’呀！”他是指思想长期受到禁锢。人的思想认识有时间的、空间的局限性，是普遍的现象。我理解李老所说的“裹脚”，是指思想垄断造成的思想束缚。
我的生母亡故于抗日战争时的流亡途中，他是一个“五四”后的新女性，给我留下的唯一印象是他参加“放脚”运动的宣传。可是我的外祖母是小脚，木已成舟，毫无办法了。后来，我的继母也裹过脚，幸有“五四”新风，及时放了，但也受到了一些伤害。所以她常埋怨“不知是谁想出裹脚的坏主意！”父亲说她是“解放脚”。李老把“裹脚”比喻为“思想束缚”的确很生动。“大脑”和“脚”都要解放。“脚”本应是“天足”。“脑”应葆有“自由之思想”。 （一）
我们的工作，任务应是“为真理而斗争”。《国际歌》中也是这样响亮提出的，但是我们没有做到。我回顾自己的一生，觉得这是最应该反思和忏悔的。我在报社工作近３０年。当时按照要求以“驯服工具”自律。回头看看，宣传的并非真理，路线错了。“文革”后在高校的课堂上只能“照本宣科”。讲的东西也没有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许多跨世纪的老人都在思考这个问题。争取做到“两头真”。胡绳80岁有自寿诗说：“四十而惑，惑而不解，垂三十载。”本来应“四十而不惑”反而“惑”了，一惑30年！现在认识到自己的“惑”，说明思想有了解放。说明年轻时追求真理，老了又追求真理了，是“两头真”。张劲夫最近发表一个文章，题目就是《我也是个“两头真”》！
那个时候——建国之后至毛去世的27年间，为了统一思想，做了比汉之董仲舒更多的工作。大学里《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伦理学》都砍去了。认为姓“资”，或者说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即可，不需要了。《法学》更没有用了。律师作为一个行业长期消失了，一个民族居然可以不研究这些科学。这造成许多民族的盲点。因此在宏观指导上，出现荒唐之事甚多。如道德建设提出什么“五讲四美三热爱”（有五四三办公室）只讲“理想性”，不讲“现实性”，抽象的说教，又是逻辑混乱的文字游戏。
学习马克思主义，当然很好。但“教研室”只“教”不“研”，一“研”就出问题。谁也不知道恩格斯和列宁的区别，更不知马克思晚年思想的回归。难得有一篇马克思谈中国问题的文章《中国记事》。其《选集》中不敢收入，因和毛的思想相反。
主要是学习列宁主义。现在人们都知列宁的重要著作《帝国主义论》已被历史所否定。他的国家学说，《国家与革命》，已被我们党的现行政策和社会现实生活宣告过时。过去我们把这些理论教条化了，神圣得不得了。我们自己既当宗教徒，又当传教士。谈不到“为真理而斗争”，谈不到“做学问”。从专制主义的角度看，“读书越多越反动”，一点不假呀！这是合乎逻辑的。 （二）
谈历史，当然要以事实为根据，不是先下一个结论。十多年前，即有《党魂三误》之说。三误一是喊“万岁”，孙中山说：你们喊我万岁，我怎么对得起为革命牺牲的烈士呢！二是进驻中南海那帝王游乐之地，三是自称“光荣、伟大、正确”。认为这都是很被动的。
那个27年间，一开始即否定了《共同纲领》。宋庆龄说：“这不是自食其言了吗？”接着加快社会改造的步伐，一步步走上农业社会主义，即民粹主义的，空想社会主义的不归之路。农民最后成为“公社社员”之后的政治处境，经济地位，逊于建国之前那“对半分成”的租佃关系。苏联和南斯拉夫都不恭地称之为“农奴制”。我下放农村当过８年社员，体会很深。在这个问题上，《社会学》果真又是可怕的，如果按费孝通的办法写出调查，进行定量定性的分析，实在无法交代呀！
毛亲自发动、亲自操作，批判一些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如马寅初、梁漱溟、杨献珍、孙冶方、顾准、俞平伯、胡风……内容虽不同，都说是“兴无灭资”，继之以专政的铁拳。有的长期关押，有的家破人亡，现在应该思考的是：一次次声势浩大，震动全国的批判，哪一次是正确的？有没有一次是正确的？我请教社科院的一位长者，他只有长叹而已。
接着是四大运动，按中央《决议》中的表述：“反右的扩大化”，“主观主义的大跃进”，“不适当的反右倾”，“十年文革的动乱”。总之，错误一次比一次更严重。这是党中央的结论。所以说一贯光荣、伟大、正确，是很不光彩的谎言。 （三）
在制订《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小平同志尽量维护了毛，正如你信中引述的：“成绩是主要的”，“是马克思主义者所犯的错误”，“宜粗不宜细”等等。这和起草小组发生了矛盾。小平五次召见起草小组，他越说越气，（五次谈话发表在《红旗》上。）甚至说：“这个问题不解决，《决议》宁可不作！”这是针对起草小组组长胡乔木的，胡写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这一章之后，称病住院去了。《决议》通过之后，他抛出了自己的保留意见16条。当时颇民主，作为文件下发到高校党委呢。很长，我用录音机录了一下，几天之后，通知收回。我只好把录音从磁带上抹去。遵守纪律，这是习惯。但留在大脑皮层上的记忆是抹不掉的了。
乔木认为毛是民粹主义，搞的是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认为他是国际共运中“左”的代表，影响不仅限于中国；认为他迫害一些老干部，应在《决议》中指出来，作为教训吸取。如此等等。认为这是《决议》中应谈而没有谈的。
小平是从政治家的角度，考虑当时形势的需要；乔木是想使《决议》可以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追求科学性，实事求是。按照官本位社会所培养的思维定势，人们跟着上边走，认为小平的评说是英明的决策，一些曾受到过迫害的老同志，如黄克诚，也积极拥护小平的决策，顾全大局，起到榜样的作用。这是当时舆论的导向。
小平真是“与时俱进”的模范。1991年夏，他在北戴河又谈到评价毛的问题。他说：“现在我们只能唯心、违心。在这个问题上，说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政党，我们还不够格。十年八年之后，可重新评说，时间不够，就再拖一点时间。”七年后，小平去世，又三年，江说：“已有十年了，趁一些老同志健在，议一下这个问题……”到今天，我们还放不下这个历史包袱，在唯心下去。
人们注意到，夏征农主编的《辞海》，1999年版，《毛泽东》这一条目中删去“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等修饰语。 （四）
小平的思想，是一个“过程”。上世纪80年代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其一当然是要“坚持社会主义”。可是到1992年南巡，又讲“不管姓资、姓社，只要三个有利”。事实上，我们在课堂上反复讲的社会主义的特征，早已被否定了。“公有制”在化公为私；“计划经济”在向市场经济过渡。“按劳分配”变成了“按生产要素分配”。“资本”是生产要素。过去用资本剥削的“剩余价值”是合理合法的分配了。“资本家”称为“企业家”。企业家不是剥削者，可以入党，党成为“中华民族的先锋队”。
理论上、政策上翻天覆地！列宁的国家学说，甚至马克思的《资本论》中讲的那些基本原理，被提出质疑。人们开始注意恩格斯和马克思晚年的动向。世人仍对他们深怀敬意。毛泽东时代的那个27年，是短暂的历史插曲而已。只是从政治上、经济上如何界定其社会阶段的本质属性，是个伤脑筋的事情。
昨天收到上海一位年轻学者的信，他说：“老年人在燃烧，青年人在麻木。”老年人有自求思想解放而激起的思想火花。年轻人不是麻木，是历史的包袱少，没有“裹过脚”。社会的进步，信息时代到来。他们是“天足”，走自己的路。社会总是进步着的。
我体会，环境很重要。上世纪80年代后期，我在深圳大学，那儿有迎面吹来的海风。回顾往事，我才发现自己如同压在一个玻璃板下，认识上只知道有一个“两度空间”。正如鲁迅说的，“正史涂抹太多，看不到真的面目。”
江泽民强调“与时俱进”，说“创新是中华民族的灵魂”我认为非常重要。
因有陈屏同志的叮嘱，拉杂谈了许多，供参考。不妥之处请您老多多指正。
秋安 丁 弘 2005.8.24.
(未完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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