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牧惠先生的一面之交  

　　我們一生要與無數的人打交道，有的人同根而生，卻與你陌如路人，有的人擦肩而過，卻讓你沒齒難忘。我跟著名雜文家牧惠先生見過一面，很短的一面。我能記得他，他不一定記得我了。

　　二十年以前我在一個編輯部工作，編輯的雜誌上發表了一部中篇小說，揭示文化大革命時期陝北農村的黑暗以及農民的痛苦，在文學界引起很大震動，斬獲“全國中篇小說評獎“頭等獎。一天，《紅旗》雜誌編輯部打來電話，組織一篇小說的評論文章。我是小說的責任編輯，也是作者的同班同學，為這篇小說的修改發表傾盡心血，領導上讓我出差去寫這篇文章。當時《紅旗》雜誌雖然沒有了“兩報一刊”時期的權勢，但作為黨中央的思想宣傳重鎮，仍然擁有較大影響。給《紅旗》寫文學作品評論，領導重視，我也有些緊張。

　　領導交代，到了北京，到了《紅旗》雜誌編輯部，找一位叫林文山的編輯室主任。

　　我在沙灘下了車，找到文化部大院，被人指點着上樓，找到一間普通辦公室。一個瘦瘦的人影從吱嘎作響的藤椅裡面站起來和我握手。他的臉清瘦微黑，顴骨稍稍突出，如果頭戴斗笠，我會認作長期在山區或水田裡勞作的南部中國的一個農民，但他戴一副眼鏡，是一位文質彬彬的知識份子，是黨的一位理論秀才。他為我倒了杯水，坐下來自我介紹，他就是林文山，說話粵語口音明顯。

　　這一面之交大約持續了二十分鐘左右，他講，我聽。他提到文章的字數和大致的寫作要求。中間有人打進來電話，他接電話的功夫，我環視周圍，看到桌上堆放着高高低低幾堆稿件。我想在這棟小樓里工作一定非常壓抑枯燥，我自己每天也是坐在藤椅里，應付那些不厭其煩的小說作者和小說來稿。他接完電話，轉過臉，我開始說一些自己的想法，他很注意地聽，給我一些補充。

        事情談完，起身告辭，他站起來送客，藤椅又被搖得一陣吱嘎作響。

　　文章寫好寄走，兩個月後發表，除了題目和我的名字，面目全非。他將我的文章幾乎重寫一遍，有了八股氣味。失望之際，我也深深欽佩他們這樣的老編輯老共產黨人，將原來的觀點磨平擺穩深化，對待作者和工作竟然這樣的耐心細緻這樣的不辭辛苦。

　　從那之後，我再也沒有和牧惠先生聯繫過。出國後曾在網上讀到他寫的一些雜文，因為這個林姓，也因為這個牧字，好長一陣我把他和胡耀邦生前的秘書林牧先生混同了起來。林牧先生放膽直言，也成了海內外著名的持不同政見者。林文山，筆名牧惠，原籍廣東新會，１９２８年出生於廣西賀縣，在那裡讀完小學、中學。１９４６年考入中山大學中文系，１９４７年參加地下學聯，奉命撤至香港，轉入廣東新會鶴山一帶打游擊，當過武工隊隊長，進城後長期在宣教部門工作。出版各類作品四十餘種，其中有把小說評論同雜文雜交而成的明清小說研究，有散文，但大部分是雜文隨筆。

        這些雜文讓我對牧惠先生有了更多了解，糾正了原有的淺薄印象。

　　牧惠先生後期的雜文樸素翔實尖銳深刻，他揭露極“左”思潮泛濫下的廣東土改和恩平松仔嶺事件，他聯繫具體藝術作品的分析批評，都寫出了一種震撼。他說自己幾次動員身受其害的老上級把“左”禍寫下來供後人見識，遭到拒絕，因此秉筆直書，點名批評了毛澤東陶鑄葉劍英。他幾次抨擊《激情燃燒的歲月》，指出眾人的喝彩裡面有着“美麗的謊言”，歌頌的是捆綁式夫妻先結婚後戀愛而且愛得十分感人的故事，“黨是全國大家庭的家長”，“把一切獻給黨，婚姻應由黨做主”，“這種激情還是少些少些再少些為好”。他極力稱讚小說《告別夾邊溝》，將自己的評論文章取名為《夾邊溝證詞》。從孫志剛他聯繫到殘忍的勞改制度，感嘆在這種“比索爾仁尼琴筆下的故事更驚心動魄”的制度下，飢餓求生把人性和人的尊嚴都丟在腦後了，真是一種可怕的獸化！他寫冤死的孫志剛，寫追討工錢的農婦熊德明，寫弱勢群體的抗爭。他總結說“一種制度的好壞，取決於實踐的檢驗”，“一種懲罰好人、縱容壞官的制度，沒有什麼理由可以保留它。”

　　讀牧惠先生的雜文，那把藤椅的搖動一直響在我的耳邊，但是坐在藤椅上的那個人已經在 2010 年６月８日那天去世了。去世前３天，牧惠先生參加過一個青少年人性教育的小型討論會，在會上還作了發言。有感於今天大學的高收費，他說自己的家庭也很貧苦，四十年代後期兄弟幾個考上大學，都得到公費資助，沒有給父親造成負擔。他說自己參加了反對蔣介石政府的學潮和建立新政權的革命，而現在，窮人家的孩子卻讀不起大學了。他的發言，引起了所有與會者的共鳴。那次會上，他第一次與章詒和見面，他跟章詒和說，我是您的忠實讀者。章詒和也跟他說，久仰您的大名。分別時章詒和說，牧先生走好，牧先生再見。章詒和和我一樣，把他的名字也搞錯了，牧先生不姓牧，牧先生姓林。章詒和覺得很不好意思，說下次再見面一定叫他林先生，但沒有下一次了，林先生三天之後辭世，章林之交也成了一面之交。

　　牧惠和前幾天剛剛去世的林牧，從虔誠的共產黨人到受人尊敬的思想解放的戰士，走過一條大致相似的道路。他們在熟睡中平靜離開人世，是好人能夠得到的善終。我是一個胡思亂想的人，由牧惠而想到章詒和文章里提到過的另一個文人，當過右派，後來又成了國家文化部長，成了沙灘這個大院裡的主人。章詒和為右派家庭落實政策，去找這個部長，在我去過的大樓裡面碰到的卻是難堪和冷遇。官腔十足的這位作家部長接到某老一輩革命家打來的電話，身體姿態臉部表情和說話聲調馬上就進行了戰略性調整。皇城根下，沙灘大院這座大樓里，鋪有通向權力的紅地毯，引誘人低頭屈膝，引誘人順眉順眼，引誘人曲學阿世，但也有人毫無眷戀，從吱嘎作響的藤椅裡面站起來，走向民間，擔綱張義，揭露權力黑暗，成為社會良心。大路朝天，各走半邊，朝着不同道路不同方向腳步匆匆的人群裡面，既有宵小一群，也有敢做敢為的大丈夫。牧惠先生就是這樣一位大丈夫！

　　大丈夫橫行天下。早在七十年代，牧惠先生就為《醜陋的中國人》在大陸出版籌劃出力。在他晚年，辦了幾件比寫文章更緊要的事情。一是和十位知識分子挺身而出，為河南農民曹海鑫冤案仗義執言，此事被稱為當代中國的佐拉和德雷福斯案。一是完成了韋君宜的托咐，讓《思痛錄》面世。韋君宜原先並沒有指望這部反思專制荒謬的力作能在自己活着的時候出版，是牧惠先生聯繫奔走，頂住壓力與各方周旋。１９９８年５月１２日，《思痛錄》第一批樣書印出，牧惠破例向單位要車，來到協和醫院，把樣書捧到了韋君宜手上。韋君宜已經說不清話，十分激動的牧惠，象當年武工隊長一樣描說自己的心情：“出了醫院，我舒了一口氣，我終於完成任務了！”《醜陋的中國人》、《思痛錄》與《往事並不如煙》，成了鏡子，成了絕響，成了感動中國、讓許多人痛定思痛的生活教科書！

　　我不能忘卻跟牧惠先生的一面之交。在讓人透不過氣來的污穢里，我們總會記住那些出污泥而不染的靈魂。在淒冷黑暗的鐵屋裡，我們總會記住一根根劃亮火柴的美麗女孩。在精緻華貴的新政新裝面前，我們總會記住大聲說出真話的勇敢男孩。火光微弱，女孩和男孩人微言輕，但是記住他們，就記住了一份聖潔，就記住了引人奮起一直走上前去的最有生命力的那個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