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在中南海門外鬧事的肯定屬於刁民一類，肯定屬於維穩的首要分子。這類人如何與國家主席一家扯在一起，並且隨着主席的榮辱興衰，其命運也跌宕起伏的呢？

1.拜訪劉主席夫人的前反革命分子

1998年，是劉少奇誕生一百周年。這一年的夏天，湖南衡陽電力系統的退休女工劉桂陽帶着女兒終於來到了北京，這距離她第一次來北京已經三十八年了。從長安街往西，車行幾里，路旁一幢外形普通的居民樓，走上一級級台階，叩開一戶人家的門，面容清癯的王光美迎上前來，緊緊地和劉桂陽擁抱……。

這是她們的第一次見面，但劉桂陽這個名字，王光美太熟悉了，早已深深地印在了她的心裡。

2.1960年，在中南海門外鬧事的劉桂陽

1960年7月26日，劉桂陽輾轉來到了中南海北門，她向傳達室一位中年幹部講述了她的意圖。她說，來北京是為農民反映困難的，要求周總理或國務院的領導接見。幹部解釋說，國家領導人都很忙，勸她回去，何況她拿不出介紹信。劉桂陽知道自己要見領導人的想法是不可能實現了。

二十一歲的劉桂陽沒有離去。後來，她找了一塊離中南海不遠的牆，開始張貼她一路帶來的標語，一共有六張，有以下內容：

“毛主席、共產黨、中央各位首長，睜開你們雪亮的眼睛，瞧瞧農村廣大勞動人民的痛苦生活，農民吃野草、吃樹葉、吃糠，他們得了水腫病，腫腳、腫臉、腫肚子，他們的痛苦生活是建立在人民公社上的”；“打倒人民公社！人民公社是阻礙社會主義前進的高山！”；“消滅人民公社，使城市商店吃的食品隨便能買到，使全國人民過上更幸福更美滿的生活”等等。

貼完標語已近黃昏，劉桂陽並沒有走，反而做出了一個奇特的舉動。她跑去告訴大門前的警衛戰士說，那標語是我貼的，我要向毛主席和黨中央反映農民的真實情況。

3.事情緣由

1960年，劉桂陽二十一歲。三年前，劉桂陽和退伍軍人李培務結了婚，第二年她從家鄉衡陽農村來到鯉魚江電廠當了一名運煤工。劉桂陽是高小畢業，在那時，算得上一名知識女青年。鯉魚江電廠，是國家第一個五年計劃的重點項目，是當時構建之中的華中電網的最南端節點。
1958年“大躍進”以來，雖然物資供應緊張，但待在廠里的感覺卻不太明顯，運煤工是重體力勞動，三十多斤的口糧還是有保證的。進入1960年，廣播、報紙上又開始了新一輪你追我趕大躍進，“人民公社好”的宣傳比比皆是。

1960年7月，劉桂陽收到媽媽的一封信，信中寫道：

“全家幾乎揭不開鍋了，你爸爸一個強勞動力，每天僅供給三兩米，現在得了水腫病，臥床不起；你13歲的弟弟，每天只有二兩米，無心上學已休學在家，靠采野菜度日；你姑姑提出分點自留地種菜解決饑荒，結果挨了批鬥一時想不開，尋了短見；你爺爺已得了水腫病，臥床已久……村里已餓死3人，桂陽呀，我的好女兒，你是吃國家糧的，救救你爸爸！

媽媽 　　1960年7月16日”

第二天，她去廠里請了假，急匆匆地趕回家去。

趕回家中，病榻上的母親告訴她：現在大家吃公共食堂，全勞力一天吃半斤米，婦女和小孩子只有四兩米。當時的四兩米，是按照十六兩為一斤來算的，按照後來的十兩秤計算，還不到三兩。飢餓、營養嚴重缺乏，是浮腫病的根源。

劉桂陽的姑媽那年才三十六歲，家裡有五個孩子，為了讓孩子吃飽飯，她向隊裡提出分一點自留地種莊稼，結果當天夜裡就被開了批鬥大會，不堪忍受恥辱的姑媽一氣之下竟然跳塘自殺，家裡連買棺材的錢都沒有，只能拆了塊門板做了個盒子，將她草草埋了……

第二天一早，她去叔叔家，一進門便看見灶台下面堆滿了野草，那些野草原來都是采來餵豬的，劉桂陽苦笑着對嬸嬸說：“看來你家情況還好，還養了豬呢！”誰料到這一說勾起嬸嬸的傷心事，她說：“你哪裡知道，這全是給人吃的！昨天因為我野草煮少了，你弟弟放學回家大哭一場，他說他沒吃飽，餓得難受，所以今天我就特別多采了一些野草。”

劉桂陽想到，這不是一家一戶的事，中國農村裡面的生活都那麼困難，能想一個什麼辦法，把當時農村的那個情況反映到黨中央去。當時她家裡存了一百元錢在銀行，就把那一百元錢取出來。她在街上買了一支毛筆，買了一瓶墨汁，還買了幾張紅紙。

她給丈夫留下一個留言條，寫道：“李培務同志，我於今日遠離家鄉，我為挽救全國人民的生活獻出我的力量，也可能獻出我的生命，萬一如此，望你把兒子撫養成人。”紙條下壓着四十元錢。之後背起行囊，劉桂陽出發了。1960年7月26日，劉桂陽來到了北京。

4.劉桂陽後來的遭遇及與劉少奇的關聯

劉桂陽被捕後，經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公安分局審訊後，被押送回郴縣公安局。

口供筆錄如下：

問：你叫什麼名字？哪裡人？什麼成分？職業？要老實回答！

答：我叫劉桂陽，湖南衡陽縣人，祖宗三代貧僱農。我本人是共青團員，鯉魚江火力發電廠運煤車間工人。

問：你來北京，有沒有單位證明信？

答：沒有，但我有工作證，上面有照片，出生年月、家庭成分、政治面貌等。你們搜出來看，可以打電話到我們工廠去查對。

問：你的同夥呢？他們在哪裡？

答：沒有同夥，就我一個人，連我愛人都沒告訴，憑天地良心來告狀。

問：你這叫告狀？是不折不扣的現行反革命行為。

答：隨你們怎麼講，我反映的是真實情況。

問：你既然是貧僱農出身，本人又是工人、共青團員，為什麼要跑到黨中央、國務院的門口來幹這種不要命的反革命勾當？

答： 同志呀，天爺呀！你們住在北京，坐在中央，飽崽不知餓崽飢呀！不知道公社社員吃野菜、樹葉，吃觀音土……鄉下連貓、狗都餓死了，一些人家滅了門。1956 年進電廠當學徒，好久沒回老家。心想大躍進、吃公共食堂，他們生活過得好，我就粗心了。去年下半年聽講鄉下沒吃的，我還不相信，大半年也沒有寫信。新社會，餓死貧僱農，造的什麼孽呀！工廠里，廣播裡天天喊三面紅旗，大好形勢。我什麼話都不敢講，講了就是反革命。我一個貧僱農的後代想不通！一個共青團員想不通！一個電廠女工想不通！我就是到北京來喊口號，我要打倒人民公社！我要打倒毛主席！我要喊彭德懷萬歲！萬萬歲！

1960年9月16日，湖南省郴縣公安局派人來京給劉桂陽銬上手銬，押回了郴州。當月27日，郴縣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罪判處劉桂陽有期徒刑5年，並在她工作的鰈魚江電廠召開宣判大會。

1960年，國家主席劉少奇主持一線工作。他從一份《公安工作簡報》上看到了劉桂陽一案後，對公安部副部長徐子榮作了批示：

“農村因缺糧餓死了人，這是事實。請你馬上轉告當地政府，對劉桂陽事件先不要定性，送回原籍，並把結果上報中央，要對她反映的情況進行詳細調查，再進行處理。”

1960年11月20日，劉桂陽“因懷孕保外就醫”，突然獲釋。劉桂陽起初並不明白為什麼會突然放她出來，副縣長王朋義給她傳達的內容是：“你這個行為是敵我矛盾，但是根據你寫的這些東西還是屬實，所以作為內部矛盾處理，以後生了小孩子，假期滿了你還是照常到廠里去上班。”不久她生了孩子，王縣長和廠長、書記還親自到她家看望她。這時她的爺爺餓死了，她上北京終未能挽救爺爺和千萬農民的生命！

此後，劉少奇針對此案，又寫了一段批語：‘我同意湖南公安廳對劉桂陽案的處理意見。將此件寄湖南省委，建議張平化同志親自找劉桂陽談一次，一方面適當地鼓勵她認真向中央反映農村情況，另一方面適當地批評她對人民公社的認識和她採取的方法，以便引導她走上正確的道路。後來，湖南省委書記張平化果真在1961年7月26日，也就是劉桂陽進京一周年之際，來到鯉魚江電廠看望了劉桂陽。

後來劉少奇至湖南視察時，問陪同的湖南省公安廳廳長李強，關於劉桂陽案的最後處理情況。李強告訴劉少奇和王光美，劉桂陽已經返回原單位安心工作。劉少奇聽後很欣慰，他說：“絕不可把敵我矛盾擴大，不能用處理敵我問題的辦法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相反，只要是沒有危險的，倒是可以用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辦法來處理敵我矛盾。

因為曾經得到劉少奇的關注，劉桂陽成了“劉少奇的黑線人物”，屢屢遭受批鬥迫害，1961年被無罪釋放的結論也被否定。1969年3月，劉桂陽被重新拘押，改判十年有期徒刑。她的大兒子16歲時在文革中被打死，只有三個女兒活了下來。

1971年“九一三事件”後，郴州中級人民法院撤銷了1969年對劉桂陽的判決，但退回到1960年的原判，劉桂陽離開了關押地，被遣回農村勞動改造。1979年4月1日，劉桂陽終於被宣告無罪，她重新上崗，成為衡陽市電力系統的一名普通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