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看过一部电影，叫《祁连山的回声》，记得好像是倪萍等主演的。那个悲壮的场景，至今都记忆犹新。 西路军，在中共党史上几乎成了“悲壮”的代名词。1936年10月，以红四方面军为主力的2万余人（几乎是当时红军总数的一半）西渡黄河，后被命名为“西路军”。在150余天时间里，这支军队在河西走廊血战到几乎全军覆没，最后仅仅徐向前、李先念等幸存。 
这是一段曾经讳莫如深的历史，多年来争论不休。在中共军史中如此重大的事件，到底是谁之过，是毛，还是张？ 1.毛及拥毛者的观点 1937年12月，毛在接见西路军所剩部分领导人时曾说：“红西路军的失败，主要是张国焘机会主义错误的结果。他不执行中央的正确路线，他惧怕国民党反动力量，又害怕日本帝国主义，不经过中央，将队伍偷偷地调过黄河，企图到西北去求得安全，搞块地盘称王称霸，好向中央闹独立。这种错误的路线，是注定要失败的。”这一结论成了未来若干年来的主调。 事实上，当时中共不仅只有“西路军”。1936年11月8日，中共中央秘密制定了一份《作战新计划》。在这份新计划中，中共中央将红军重新部署，分为南路军、北路军，分头突破，其实也就是放弃陕甘，准备东进渡过黄河进入山西，来一次新长征。 与南路军、北路军相对应，在《作战新计划》里将渡河部队称为西路军，“西路军”的名称由此正式确立。陈昌浩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徐向前为副主席，西路军下设三个军：5军军长董振堂，政委黄超；9军军长孙玉清，政委陈松海；30军代军长程世才，政委李先念。 其它路军虽有耗损，但主力得以保留，唯有西路军全军覆灭，张国焘这一四方面军的长期操盘手，自然难辞其咎。 张国焘的目的是占领甘肃，希望保留红四军、红九军以对付马步芳的部队，因此，他命令红九军和红五军渡过黄河进入宁夏境内，面对这一既成事实，党中央不得不认可张国焘的行动，张国焘随后计划将红三十一军和红三十三军也调至黄河以西，意图在甘肃另立门户。 张国焘的这一系列行动，表明他意图在甘肃建立独立势力。 张国焘自己不敢说，一些人也只敢说毛泽东没分享情报， 而不敢说毛泽东指挥他们送死， 因为徐向前陈昌浩只听张国焘的， 彭德怀的两次联合作战计划被阴奉阳违，毛泽东确实发过一些建议性电报，基本上被当成废纸， 徐向前只听张朱所谓的中央； 还有一段最重要的信息， 张国焘西进逃跑的挡箭牌是莫斯科批准， 哪里有毛泽东派西路军去西北送死？ 2.张国焘的看法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自然谈到了西路军及其失败。 他说，西路军的失败，对中共以后的发展，和当时的西北局势，都有相当影响，尤其使我这个四方面军的领导者大受打击。中共党内斗争的矛头，因而就指向我，打得我无法抬头，同时也暴露了毛泽东氏的斗争，有其极为野蛮的成份。 后来西路军只剩下四百多人，逃往新疆。此外还有一些小股，每股数人和十数人不等，向东渡过黄河，逃到陕北归队。如果说一方面军在二万五千里长征时只剩一副骨架子，那么西路军连背脊骨也被敌人打断了。 当时我引咎自责，声言我应负担西路军失败的全部责任。我不愿诿过于人，从未指责过别人，只说一切错误都直接间接与我有关。我曾要求举行一次中共中央高级干部会议，来检讨西路军事件，但毛泽东等不予理会。因此，中共中央并没有对这一事件，作出结论，一切批评都不免任意为之。 毛泽东自然不会放松攻击我的机会，因而他自己和他的追随者，便漫无拘束的乱说一通。总括起来，当时这些批评的言辞大约有三个要点：（一）西进军事计划根本就是逃跑主义，至少是带有逃跑主义色彩；（二）张国焘对四方面军的领导完全破产，总之是一无是处；（三）西路军的失败很为丢脸，蒋氏将更看不起红军，在西安事变的今天，将诱发蒋氏的报复和进攻，遗害全党全军。 一般同情和支持我的同志们，主要是第四方面军的干部，则认为西路军的失败，是陈昌浩同志的指挥错误，如果张国焘同志也过了黄河，亲自策划指挥，则不会失败，反会胜利。他们对批评者答辩：（一）西进计划为莫斯科批准，如何能说是逃跑主义；（二）四方面军是中共的基干劲旅，如何能加以毁谤；（三）诱发蒋氏围剿之说是有意嫁祸于人，转移目标，将对外转到对内。甚至有些同志指责毛泽东垄断军委会的一切，不供给西路军所渴望的情报，实在应援不力。还有少数人指责毛氏阴险，幸灾乐祸，对四方面军毫无手足之情。这些指责，在当时虽不敢说有充分证据，可是，是非自在人心。 张国焘称，朱德肯定地说：西路军骤然没有老练指导者就近指示，兵力使用不当，不能集中兵力打击敌人，而且对骑兵作战技术不够熟练，这些才是失败的主因。 看来张国焘也没把责任完全推给毛。 3.徐向前的看法 连身边的工作人员都知道，西路军问题，一直是徐向前之不去的一个心结。 徐向前在回忆录里说，西路军惨遭失败。“孤军外线作战，任务不定，迟疑徘徊，实为兵家大忌。而西路军的情况，却恰恰如此。” 4.专家的看法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西路军军史研究专家陈铁健认为，中央军委的六大错误导致西路军全军覆灭。 1)西路军渡过黄河后，奉中央军委之命，滞留不进20天，贻误迅速西进的良好战机。 2)奉中央军委之命，西路军停止前进40天，建立永（昌）凉（州）根据地，招致红九军古浪战败，全军减至18000人。 3)西路军再次西进数日后，中央军委电令西路军在高台、临泽集结，待机策应河东，创立根据地，招致红五军于高台失败，军长董振堂战死。 4)西路军在倪家营子血战半月后，兵力减至10000人，请求突围东进，却遭中央军委严令阻绝，要求西路军就地歼敌自救。对于西路军的正确意见，中央军委不仅听不进去，还施加巨大政治压力。中央军委在电报中严厉质问：“你们对过去所犯的政治错误，究竟有何种程度的认识？有何种程度的自我批评与何种程度的转变呢？我们认为，你们今后的胜利与对过去政治错误的正确认识与彻底转变是有关系的，你们认为是否如此呢？”面对中央军委的巨大压力，对中央军委的错误指令，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昌浩不得不服从。 5)西路军自救突出倪家营子后，情况越来越危急。西路军总指挥徐向前不断向中央军委告急，请求速派援兵。中央军委却电令西路军：“固守50天”，“奋斗到最后一个人，最后一滴血”。西路军不得不服从命令，重返倪家营子，苦撑苦熬，被动挨打。 6)西路军请求中央军委派兵西援，黄河以东的红4军、31军将士苦等西援两个多月，中央军委迟至3月2日才决定组建援西军，5日由淳化开进，9日止于距西路军千里之遥的镇原。13日，徐向前、陈昌浩电告西路军兵力已不足三团，“子弹几尽”，“望援西军火速前进”，中央军委仍不告知援西军已止于千里之外。 历史的真相是：西路军从渡过黄河，到组成西路军，到“西路军”的命名，一直到部队的进、退、行、止，都是按中央军委的指示，或向中央军委请示报告、得到批准后进行的。 在长达150天的苦战中，张国焘只有两封电报，且是告诫陈昌浩、徐向前严遵中央军委的指示，不得心存异议，不许重犯过去的错误。 5.中共在粉碎四人帮后的做法 1980年12月2日，《徐向前传》编写组成员朱玉以“竹郁”这个笔名写成《“西路军”疑》一文，在内部刊物上发表。文章就西路军西渡黄河、建立永（昌）凉（州）根据地、拒绝东返等问题提出疑问。 一个偶然的机会，邓小平看到朱玉的文章。1981年10月30日，邓写了一个批示，要求李先念对此问题做进一步研究。 1981年11月22日，陈云也跟李先念谈起西路军问题，说：“这个问题不能回避。西路军过河是党中央为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而决定的，不能说是张国焘分裂路线的产物。”李先念看到邓小平的批示后，派他的秘书程振声去查原始档案。程振声先后31次到档案馆，查阅了大量电报原件。 1983年2月，李先念主持起草了《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其结论是： “西路军执行的任务是中央决定的。西路军自始至终都在中央军委领导之下，重要军事行动也是中央军委指示或经中央军委同意的。因此，西路军的问题同张国焘1935年9月擅自命令四方面军南下的问题性质不同。西路军根据中央指示在河西走廊创建根据地和打通苏联，不能说是执行张国焘路线。” 李先念先将上述“说明”，连同当时中央的29份电报一起，送陈云审阅，得到陈云认可。然后，李先念将“说明”，中央电报的原件，以及陈云的表态信，送邓小平审阅。 1983年3月22日，邓小平批示：“赞成这个《说明》，同意全件存档。”邓小平批示后，其他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都圈阅同意了这个《说明》。 当时的中共政治局常委共六人，分别是：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 也就是说，李先念主持起草的《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得到全体十二届中共政治局常委的认可。 进而言之，西路军失败的领导责任主要在中共中央，在中央军委，在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而不在张国焘，这个结论得到十二届中共政治局常委的认可。 1991年，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出版，对西路军问题的陈述，仍沿袭了以前毛泽东的说法。 时任中共全国政协主席李先念看到后非常生气，他当即给中央党史工作小组组长杨尚昆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奉命’，‘奉命’，究竟奉谁的命令？几十年来一直说‘西路军是奉张国焘之命西渡黄河的’，甚至说‘西路军是张国焘擅自组成的’，‘西路军是张国焘错误路线的牺牲品’等等……现在中央正式出版的党史版本，竟用如此含糊不清的春秋笔法”。李先念质问道，这么写，对得起死去的西路军将士吗？ 收到李先念的信后，有关人员不得不作检讨，已经印刷的书籍全部收回，修改，重印。 我感觉，每种意见都有一定道理，历史的真相可能真的很复杂。 任何重大历史事件的评价，都不能脱离当时的政治环境。综合上述各方观点，个人觉得张国焘的说法最值得重视，因为他不但是最重要的当事人之一，而且写书时已远离政治漩涡多年，除了对毛尚存的不满与愤恨外，心态已近平和，不担心别人的打击报复或不满。 不知您就这一重大军史问题有何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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