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个具有五千年历史的大国，然而它的国号众多，离我们最近的就是“中华民国”和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看着岛上有一帮人每天扛着“中华民国”的大旗，却又不承认自己是“中国”，实在别扭。突发联想，如果中共建政时，不改国号，像当初的国民党一样，接着叫“中华民国”，那些岛民还有什么话讲？

不过后来研读历史，中共与新的“中华民国”还真是擦肩而过。

一九四九年三月底，中共首脑机构由河北平山县西柏坡迁入当时的北平，毛泽东临时入住香山双清别墅，开始着手筹备“新国”的开台锣鼓，虽貌似一切顺利，却还是充满了曲折。毛的本意是要沿用“中华民国”国号，但这一次，听从了“众言”。

1.制定国号背后的争论

在抗战胜利后，在仅仅三年时间内就，中共就基本上夺得了中国大陆，还是大大出乎中共的意料，许多事情其实并没有准备好。这时候，中共要建立政权机构。当时没有人大，仅有政协。不过，还是在国号问题上起了波澜。当时提交给政协的几份文件，如《共同纲领》和《政府组织法》，有“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称呼，在其之后，有一个括号，里面印着“简称中华民国”几字（高小林、纂军編著《解密开国大典》第三章“国号确定经过”，中共党史出版社）。国号后面，多出了一个尾巴，这种附一个简称的做法，肯定有其背后的隐情。

括号简称有其幕后玄机：毛要以“中华民国”作为中共政权的国号。入住香山以后，毛在中共五大书记会上提出：“国号就用中华民国，现成的，国内国外都叫顺了口，习惯了，我们取代了国民党政权，我们才是真正的中华民国，把逃到台湾的国民党政府从国内政治、国际交往上除名。中华民国又是联合国的五个发起国之一。中苏美英法，五个常任理事国中的一个，拥有议案否决权，何乐不为？”（京夫子《北京宰相》第十四章“国号之争”，联经版）。

以往的多次讲话和撰文中，毛均将未来的中共新国，称之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后又大多名之为“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刘际刚文《也谈新中国名称的提出和确定》，《党史纵览》一九九九年第三期）。现在，毛却突然提出要用“中华民国”的名号，让人疑惑不解。

毛在中共书记处会议上提出使用“中华民国”这一国号时，朱德当即表示反对：“我们党打了几十年的江山，今天夺得政权，成立新国家，用旧国号不大好吧？党内、军内都会有相当多的人想不通，以为我们换汤不换药，阻力会很大”（京夫子《北京宰相》）。任弼时也反对使用“中华民国”这个国号。朱、任的意见当时代表中共党内的大多数，任说：“我们确实不宜用中华民国这一国号。容易在国内国外引起混乱，我们共产党建立的新政权跟腐败的国民党旧政权有什么区别？北京政府跟南京政府有什么区别？这一国号，只怕我们的最大友邻苏联和斯大林同志都难以接受”（京夫子《北京宰相》）。对毛的想法，中共党内外附和、回应者很少，党外名人仅有何香凝附和。刘少奇表面上似在附和毛的立场，却又话中有话。刘少奇说：“我在基本同意主席的提法的同时，建议把这事暂时搁一搁。中央已经决定派我访问苏联，我也正好趁便去征求一下斯大林同志的看法。再者，我们还可以广泛地征求一下在京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学者专家们的意见”（京夫子《北京宰相》）。

周恩来提出“暂时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同时加个括号，简称为中华民国”（京夫子《北京宰相》）。党外黄炎培、雷洁琼跟周恩来一致，持保留简称的看法，采取的是折衷立场，在一定程度上照顾了毛的意见。

以后又开了多次高层会议，均未能达成五大书记之间的一致意见。

现在来看，若真按毛的想法，必将使逃至台湾的“中华民国”处境尴尬。由这件事看，毛较之他党内的那些同事，还是要棋高一着。

2.六国饭店午宴确定不使用旧国号

六国饭店午宴，接到周恩来请柬的约有二、三十位，年龄多在七十岁上下。见诸于文字的出席者，如：黄炎培、司徒美堂、何香凝、沈钧儒、张元济、周致祥、符定一、马寅初、徐特立、吴玉章、张澜、简玉阶、陈叔通、陈嘉庚、林伯渠、张难先、郭沫若、沈雁冰、车向忱等。

对于使用简称，反对意见也很大。这次会议上，黄炎培说：“我国老百姓文化落后，思想保守，感情上习惯用中华民国。一旦改掉，会引起不必要的反感，留下简称，是非常必要的。政协三年一届，三年以后，我们再来除掉，并无不可”（高小林、纂军編著《解密开国大典》）。

何香凝说：“中华民国是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一个结果，是用许多烈士鲜血换来的。关于改国号问题，我个人认为，如果能照旧用它，也是好的，大家不赞成，我就不坚持我的意见”（高小林、纂军編著《解密开国大典》）。何香凝的意思应不只是将中华民国用为简称，而是以之作为国号。

清末进士周致祥第三个发言，周一发言，会上的风向顿时改变，保留简称的意见也就没有什么人附和了，只有一个黄炎培坚持己见。周致祥力主别用一个“新国号”。

3.更改国号，毛泽东追悔莫及

最后中共接受了张奚若的主张，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国号。

毛泽东一九六五年接见法国《人道报》记者马嘉丽时，说他一生所后悔的事，就是将“中华民国改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否则，以后的许多事情都好办了（参看章文所引李敖语，凤凰卫视《李敖有话说》节目一六八集）。

二十多年以后的一九七一年，中共进入联合国，其间也遇到国号问题。事后，毛对周恩来说：“恩来，你当年是面面俱到，和了稀泥，这在你是几十年一贯制。可我好后悔，后悔晚矣！当时为什么就没有力排众议，独裁一下，坚持使用中华民国这一国号呢？不动一兵一卒，光一个国号，就使台湾的蒋某人成为了非法政权呢！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呢，不能事事都搞什么少数服从多数呢”（京夫子《北京宰相》）。这段话绘声绘色，颇有小说家笔法，难说真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