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真的老了，我的记忆明显发生了载之于所有生理卫生教科书的老年性衰变：远事清晰，近事模糊。
我自幼就与周遭所有同龄人不一样。我出生于北京上层社会的边缘家庭，自懂事起，即处于蝙蝠般的尴尬境地——被飞禽视为走兽, 被走兽视为飞禽；权贵子弟大谈特谈怀仁堂放映的外国电影多么精彩、刘主席家宴的主菜是红烧对虾等等，我根本插不上话茬。
执政党就像天主教一样等级森严，不可逾越；我和邓力群的儿子邓英淘从小就是死对头，三天两头打架，后来不打了，因为我知道铁拳头打不破等级界限。
直到今天，大家都是半截入土的老年人了，这个等级界限依然不可逾越。有一次，我和一个红二代女发小聊天，她不无优越感地随口说像你们这些文革后晋升副部级的如何如何；我闷声不语——董仲舒曰天不变，道亦不变；只要是执政党的天下，这个等级制度就不会有任何改变。因此，每每有人问我你是红二代吗，我都斩钉截铁地回答：不是！红二代是指文革前的省部级高干部子弟，而我家是文革前的司局级。
1961年，苏共举行第21次代表大会，苏联与阿尔巴尼亚公开决裂，周恩来表态支持霍查。人民日报逐日以整版篇幅刊登苏联及其卫星国喽啰党与阿尔巴尼亚互相攻击的长篇大论；中国老百姓自然乌泱乌泱地追随周总理的调门，而11岁的小学生毕汝谐却是一个例外，凤毛麟角。
毕汝谐在班上童言无忌地说：苏联大，阿尔巴尼亚小；中国应该放弃阿尔巴尼亚，继续与苏联友好，这样苏联就能帮助中国度过难关了。
班主任老师大为紧张，追问毕汝谐从哪儿听来这些反动话，毕汝谐骄傲地自鸣得意地说：没人告诉我，是我自己想出来的；我每天都看人民日报参考消息北京晚报，每个月都看时事手册（半月刊）世界知识（月刊），每年都从头到尾看世界知识年鉴——比字典还厚呢。我的脑子特灵！
于是，老师向大姐二姐告我的刁状；当时，父母常年在青岛养病，家里只有我和两个同父同母的长姐——一个大我10岁、一个大我9岁；她们是中国科技大学58、59级学生。长姐如母，她们对我关爱有加。大姐是科大力学系学生党员，妥妥的又红又专的革命接班人。大姐严正警告我不可以乱讲话，祸从口出；说她有个同学是乌兰夫的儿子，只因说现在国家经济这么困难，还不如把科大迁到内蒙，至少能够吃上黄羊肉；这些话作为污蔑大好形势的反动言论在党小组会受到批判。而后，大姐对我进行长时间的洗脑，大赞中央的政策多么英明，保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和战斗性，毛主席已经是世界革命的领袖；云云。她拿来科大的哲学教材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等等让我学习。
毕汝谐毕竟是毕汝谐；小小年纪一口一个共产党共产党，在那个火红的革命年代，没有人这样直呼共产党其名（老百姓亲昵地称之为党）。二姐是共青团员，纠正我不许说共产党要说我们党；而我则回嘴说我是（少先）队员又不是（共产）党员，干嘛要说我们党呀，依然我行我素。她们认为我的思想很危险。大姐透露科大有个反动学生给南斯拉夫驻华使馆寄信，表示拥护铁托的修正主义纲领，被公安局抓起来了。说不定毕汝谐将来也要走上这条路。
——世事如棋，人心险恶。2015年末，家母以百岁高龄仙逝，我的眼泪还没擦干呢，两位长姐共同决定侵吞我的三分之一遗产继承权，给出一个荒诞不经的理由：父母一生革命，你一贯反动，你没有资格继承遗产。我冷笑道：请你们好好看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只有剥夺政治权利这样一种惩罚条例，从来没有剥夺民事权利这样一种惩罚条例。再说说司法实践，毕汝谐的罪过再大，也大不过姚文元；姚文元蹲秦城监狱期间，母亲死了，姚文元的遗产继承权丝毫不受影响。苛政猛于虎，大姐二姐猛于中国共产党！
双重的自卑感(我小时有尿床的毛病,得一外号尿炕包)连同双重的优越感(学习优秀、相貌出众)交相压迫着我幼小的心灵，造就了我的特殊性格：早熟、苦闷、多思、狐疑、神经质；毛泽东心腹秘书田家英的长女与我同年,她是个假小子,经常和我等一起爬树、粘知了；我因而知道毛泽东的若干丑闻，对所谓伟大领袖产生了最初的怀疑和不满；我花钱如流水，大吃特吃2元5角一客的莫斯科雪人(东安市场和平餐厅的一种人形冰激凌；其时,学徒工月薪16元,士兵月津贴6元)，却与所谓新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念格格不入。
毕汝谐的小脑袋瓜儿就像风车一样，一天到晚转个不停，十万个为什么盘旋脑际，不解不休。毕汝谐用以想事的方法与别人不一样。比如老师对我们说毛主席说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毛主席多么谦虚呀。毕汝谐暗忖：这怎么是毛主席谦虚呢，明明毛主席很骄傲嘛；毛主席这种说话的口气就是居高临下俯视刘少奇的口气，这不对头，人民日报明明把两个主席的照片放在一起，一样大！两个主席应该是平起平坐的嘛，毛主席明明认为自己已经比刘少奇强了，停止学习三天才赶不上刘少奇。还有一回，我跟发小交换着看斯诺的西行漫记，其中有个刺眼的细节：毛主席对斯诺反复表白他从来就不喜欢女人；毕汝谐窃笑不已：嘻嘻，不对不对，你不喜欢女人，干嘛先后娶三个老婆呢；而且，不喜欢女人的人从来不把这话挂在嘴边，这是此地无银三百两；毛主席一定像我一样非常喜欢女人。改革开放之前，官方雷打不动的标准说法是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不打日本人专打共产党皖南事件等等；但是有一次，毛泽东论持久战批判抗日速胜论说漏了嘴：因为有一个台儿庄大捷，很多人以为能够很快就打败日本人，这是不对的。毕汝谐警觉地抓住这个漏洞：台儿庄大捷是怎么回事呢，刨根问底，四处打听，顺藤摸瓜地搞清了很多抗日战争主战场的事情；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1963年，中苏展开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大论战；中方由表及里，先是批法国多列士、意大利陶里亚蒂，进而直击苏联赫鲁晓夫。我在中央监委(中纪委的前身)的一份内部通报上看到这样的话：我们国内也有赫鲁小夫，共有XXX名党员干部公然为赫鲁晓夫歌功颂德被开除党籍。我由此沉思良久——1957年，有一些右派之所以获罪，原因在于揭露赫鲁晓夫是个人野心家阴谋家是反对斯大林的千古罪人；我因而明白了：在这里，赫鲁晓夫其人的善恶是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必须和中央唱同一个调子，否则就得倒大霉！可是，毕汝谐多么珍惜自己独立思考得来的种种奇思妙想呀。生而为人却要被当局牵着鼻子走，我感到非常痛苦。
这年冬初，我听到郭沫若之子在北大组织反党集团的消息，大为振奋，便在一篇关于冬季长跑的命题作文里借题发挥写道：从楼道向外看，是黑暗世界……班主任一下子识破了我的春秋之笔，将该文直接交给景山学校校长方玄初(笔名敢峰,文革前发表许多理论文章)；从此，我被校方内定为异路人，备受歧视；这年我13岁。遗憾的是，这篇作文没有保存下来；否则，我将骄傲地宣称自己是毛泽东时代最年轻的持不同政见者、全国罕见的反党神童！
再后来，文革狂飙从天而降，世道大乱；我不甘心庸庸碌碌地厮混一生，坚持于逆境中默默奋斗，积蓄力量（我戏称这是鸭子划水，不露声色 ），
我发愤读书，朝着自我设计的方向不懈努力。那个时候，不要说工农兵群众，就是文化圈的人，对我的行为也是不理解的；有一位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女导演（电影海霞的导演），见我阅读朱光潜的西方美学史，冷笑着说：你与其看这个还不如看黄色小说呢，黄色小说的毒素比这个还要轻一些。这就是当年文化人的思想水平。
而我公然抱着苏联哲学家尤金（曾经于中苏蜜月时期任驻华大使，与毛泽东彻夜畅谈哲学）、罗森塔尔主编的简明哲学大辞典招摇过市，居高临下地俯视手捧四卷红宝书的芸芸大众，优越感十足。
20岁那年，毕汝谐不耐文革痛苦，愤然创作文革地下文学著名小说九级浪，一举进入中国文学史！
站在21世纪的高度回看“九级浪”，其文学价值不足挂齿，而政治意义空前绝后！
毕汝諧借小说主人公陆子之口道："我们讨论否定之否定定律是否正确，据此，某些历史现象会不会一再出现"；这是一个政治预言：文革否定了十七 年，未来中国否定文革而形成否定之否定；未来中国具备十七年的主要特征， 却是十七年的更高级的阶段！今日中国的政局，证明毕汝諧的判断完全正确！
1970年深秋，文学青年毕汝谐的这一远见卓识，超越当时全中国所有第一流的大政治家——
1970年深秋，毛泽东执迷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乌托邦理论，至死不悟；
1970年深秋，林彪的真实的政治理念，至今不为世人所知；
1970年深秋，周恩来以妾妇之道迎奉毛泽东，唯唯诺诺；
1970年深秋，邓小平流放江西南昌，龙困浅水，无暇虑及未来中国的政治远景；
1970年深秋，蒋介石执迷于反攻大陆的梦呓，至死不悟。
毕汝谐何以神机妙算？
毕汝谐亦不知也。
1968年2月是北京著名的浪漫月，拍婆子风潮蔚为时尚；我仪表出众，口才便给，甜言蜜语张嘴就来，当仁不让地成为全北京公认的拍婆子大师。我勇往直前，无所顾忌，这就招来了正统舆论的疯狂攻击，毕汝谐这个名字成为放荡不羁的同义语；巨大的精神压力，令我迫切需要寻找与世俗道德相抗衡的精神武器：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自然派不上用场，林彪的大节小节论（忠于毛主席是大节，偷鸡摸狗、生活作风等等只是小节）也过于简单苍白；恰在这个时候，我非常幸运地结识了哲学才子张祥龙（日后成为北大哲学系一级教授），彼此一见如故。
我与张祥龙执着地甚至是痛苦地探索着，终于得出吓人一跳的结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并非当局所说乃至上真理，而只不过是青年黑格尔学派的一个分支、一个变种；于是乎，顺藤摸瓜，我们 开始学习康德黑格尔，兼及涉猎萨特存在主义，一并探问卡缪海德格尔。经过苦苦寻觅，我和张祥龙找到存在主义哲学，如大旱获得甘霖。
文革前，我曾经在中央高层内部发行的两种刊物思想界动态和内部未定稿，看到存在主义这个名词，却是语焉不详。当时，存在主义哲学尚未进入中国大学的讲堂，没有现成的资料可以参考，我们只能拼凑手头能够找到的中文读物，彼此交流，共同探讨，犹如盲人摸象。
荒唐年代荒唐事——蜀中无大将，廖化当先锋；我和张祥龙这两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青年，竟然被历史母亲赋予特殊重任，成为走在时代最前列的思想先驱者；我们因而感到思想先驱者的深刻痛苦以及思想先驱者的巨大幸福；这是一种非常幸福的痛苦，也是一种非常痛苦的幸福。
我和张祥龙都不懂英文，更不必说法文德文了；没法子阅读萨特、卡谬、海德格尔的法文德文原著，只能退而求其次，硬着头皮去啃大右派徐懋庸用笔名翻译的萨特著作，生吞活剥。
——那个时候，我们何曾能够料到，十几年后，存在主义将成为首都高校最时髦的话题，阿猫阿狗都会把他人即地狱这句话惺惺作态地挂在嘴边。
后来，看到一个二流法国电影导演粗鲁明快地解释存在主义：存在主义就是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想什么时候干就什么时候干；我不禁拍案叫绝。
毛泽东时代的洗脑具有不可思议的神奇效果；即便是毕汝谐这样一个被当局定性为思想反动、道德败坏的死硬分子也难逃其害——
1976年9月9日下午3时许，我拍中一个在陆军总医院工作的婆子，我们在北京天文馆外边有一搭无一搭地款款调情，亦荤亦素；四时整，人群骚动，天文馆开始降半旗，大喇叭广播告全党全军全国书，毛泽东终于死了！我激动得浑身颤抖，不能自已地狂咳、干呕！
婆子基于医护女性特有的职业敏感，紧紧盯视着我的生理反应，问：他的死是不是对你有好处啊。我不想在陌生人面前暴露内心的真实想法，摇了摇头，心里却欢呼不已：国家得救了!我也得救了!
然而，回到家里,外出买菜的保姆说她听别人讲毛主席又活过来了，我心里兀自一惊，悄悄地问母亲还能活过来吗，母亲说如果是聊斋就能活过来；我这才把心放在肚子里了。可是，次日一早，我醒来后直接扑到窗前，看看太阳还在不在；我明明知道这是非常愚昧可笑的做法，却还是忍不住亲眼核查太阳的去留，这就是洗脑的无边法力！
洗脑的力量是非常可怕的，甚至可以改变人的审美直觉。出国后，我在学校里与一位台湾女生聊天，那时候台湾还是戒严时期，很闭塞；她说来到美国以后第一次看到毛泽东的照片，觉得毛泽东长得真丑啊。我笑着对她说我来到美国以后第一次看到蒋介石的照片，却觉得蒋介石长得不那么丑。在大陆的时候，常年看到漫画家华君武等等丑化蒋介石，那是一个太阳穴上贴着黑膏药的秃瓢，丑死了。出国后看到蒋介石的真容，觉得他既不好看也不难看；有一张蒋介石在1948年国民大会签到的侧影，甚至显出几分清秀呢。其实，毛泽东和蒋介石都是普通相貌，不美也不丑，只是敌对阵营长年累月的强力政治宣传，造成了我们的视觉错误，影响了我们判断美丑的客观态度。1957年，云南王龙云的众多右派言论里有这样一条：毛主席长得土头土脑，看起来像个团总。这就是说，毛主席的长相是政治问题而非美学问题；谁说三道四，就是右派言论。
今天,我在大陆的旧友大多混得不错；他们经常给我伊妹儿小三小四小情人的照片，想气气我；他们奇怪我为何不回北京当海龟——大陆找钱方便、觅小情人容易、食物可口等等；我回答：你们听过道路以目（人们不敢说话，在路上只能交换目光）这句古语吗？我深知其苦！我珍惜言论和思想的自由，珍惜创作自由，珍惜免于恐惧的自由！所以，我坚决不当海龟！
曾经有人问文学大师木心：一个作家最重要的条件是什么？
木心回答：是诚。
该人又问：作家这个行业最重要的职业道德是什么？
木心回答：还是诚。
毕汝谐出以诚心，我行我素，不盲从，不苟同，一辈子坚持独立思考，足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