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真的老了，我的記憶明顯發生了載之於所有生理衛生教科書的老年性衰變：遠事清晰，近事模糊。
我自幼就與周遭所有同齡人不一樣。我出生於北京上層社會的邊緣家庭，自懂事起，即處於蝙蝠般的尷尬境地——被飛禽視為走獸, 被走獸視為飛禽；權貴子弟大談特談懷仁堂放映的外國電影多麼精彩、劉主席家宴的主菜是紅燒對蝦等等，我根本插不上話茬。
執政黨就像天主教一樣等級森嚴，不可逾越；我和鄧力群的兒子鄧英淘從小就是死對頭，三天兩頭打架，後來不打了，因為我知道鐵拳頭打不破等級界限。
直到今天，大家都是半截入土的老年人了，這個等級界限依然不可逾越。有一次，我和一個紅二代女發小聊天，她不無優越感地隨口說像你們這些文革後晉升副部級的如何如何；我悶聲不語——董仲舒曰天不變，道亦不變；只要是執政黨的天下，這個等級制度就不會有任何改變。因此，每每有人問我你是紅二代嗎，我都斬釘截鐵地回答：不是！紅二代是指文革前的省部級高幹部子弟，而我家是文革前的司局級。
1961年，蘇共舉行第21次代表大會，蘇聯與阿爾巴尼亞公開決裂，周恩來表態支持霍查。人民日報逐日以整版篇幅刊登蘇聯及其衛星國嘍囉黨與阿爾巴尼亞互相攻擊的長篇大論；中國老百姓自然烏泱烏泱地追隨周總理的調門，而11歲的小學生畢汝諧卻是一個例外，鳳毛麟角。
畢汝諧在班上童言無忌地說：蘇聯大，阿爾巴尼亞小；中國應該放棄阿爾巴尼亞，繼續與蘇聯友好，這樣蘇聯就能幫助中國度過難關了。
班主任老師大為緊張，追問畢汝諧從哪兒聽來這些反動話，畢汝諧驕傲地自鳴得意地說：沒人告訴我，是我自己想出來的；我每天都看人民日報參考消息北京晚報，每個月都看時事手冊（半月刊）世界知識（月刊），每年都從頭到尾看世界知識年鑑——比字典還厚呢。我的腦子特靈！
於是，老師向大姐二姐告我的刁狀；當時，父母常年在青島養病，家裡只有我和兩個同父同母的長姐——一個大我10歲、一個大我9歲；她們是中國科技大學58、59級學生。長姐如母，她們對我關愛有加。大姐是科大力學系學生黨員，妥妥的又紅又專的革命接班人。大姐嚴正警告我不可以亂講話，禍從口出；說她有個同學是烏蘭夫的兒子，只因說現在國家經濟這麼困難，還不如把科大遷到內蒙，至少能夠吃上黃羊肉；這些話作為污衊大好形勢的反動言論在黨小組會受到批判。而後，大姐對我進行長時間的洗腦，大讚中央的政策多麼英明，保持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純潔性和戰鬥性，毛主席已經是世界革命的領袖；云云。她拿來科大的哲學教材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等等讓我學習。
畢汝諧畢竟是畢汝諧；小小年紀一口一個共產黨共產黨，在那個火紅的革命年代，沒有人這樣直呼共產黨其名（老百姓親昵地稱之為黨）。二姐是共青團員，糾正我不許說共產黨要說我們黨；而我則回嘴說我是（少先）隊員又不是（共產）黨員，幹嘛要說我們黨呀，依然我行我素。她們認為我的思想很危險。大姐透露科大有個反動學生給南斯拉夫駐華使館寄信，表示擁護鐵托的修正主義綱領，被公安局抓起來了。說不定畢汝諧將來也要走上這條路。
——世事如棋，人心險惡。2015年末，家母以百歲高齡仙逝，我的眼淚還沒擦乾呢，兩位長姐共同決定侵吞我的三分之一遺產繼承權，給出一個荒誕不經的理由：父母一生革命，你一貫反動，你沒有資格繼承遺產。我冷笑道：請你們好好看看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只有剝奪政治權利這樣一種懲罰條例，從來沒有剝奪民事權利這樣一種懲罰條例。再說說司法實踐，畢汝諧的罪過再大，也大不過姚文元；姚文元蹲秦城監獄期間，母親死了，姚文元的遺產繼承權絲毫不受影響。苛政猛於虎，大姐二姐猛於中國共產黨！
雙重的自卑感(我小時有尿床的毛病,得一外號尿炕包)連同雙重的優越感(學習優秀、相貌出眾)交相壓迫着我幼小的心靈，造就了我的特殊性格：早熟、苦悶、多思、狐疑、神經質；毛澤東心腹秘書田家英的長女與我同年,她是個假小子,經常和我等一起爬樹、粘知了；我因而知道毛澤東的若干醜聞，對所謂偉大領袖產生了最初的懷疑和不滿；我花錢如流水，大吃特吃2元5角一客的莫斯科雪人(東安市場和平餐廳的一種人形冰激凌；其時,學徒工月薪16元,士兵月津貼6元)，卻與所謂新社會的主流價值觀念格格不入。
畢汝諧的小腦袋瓜兒就像風車一樣，一天到晚轉個不停，十萬個為什麼盤旋腦際，不解不休。畢汝諧用以想事的方法與別人不一樣。比如老師對我們說毛主席說三天不學習趕不上劉少奇，毛主席多麼謙虛呀。畢汝諧暗忖：這怎麼是毛主席謙虛呢，明明毛主席很驕傲嘛；毛主席這種說話的口氣就是居高臨下俯視劉少奇的口氣，這不對頭，人民日報明明把兩個主席的照片放在一起，一樣大！兩個主席應該是平起平坐的嘛，毛主席明明認為自己已經比劉少奇強了，停止學習三天才趕不上劉少奇。還有一回，我跟發小交換着看斯諾的西行漫記，其中有個刺眼的細節：毛主席對斯諾反覆表白他從來就不喜歡女人；畢汝諧竊笑不已：嘻嘻，不對不對，你不喜歡女人，幹嘛先後娶三個老婆呢；而且，不喜歡女人的人從來不把這話掛在嘴邊，這是此地無銀三百兩；毛主席一定像我一樣非常喜歡女人。改革開放之前，官方雷打不動的標準說法是蔣介石消極抗日積極反共不打日本人專打共產黨皖南事件等等；但是有一次，毛澤東論持久戰批判抗日速勝論說漏了嘴：因為有一個台兒莊大捷，很多人以為能夠很快就打敗日本人，這是不對的。畢汝諧警覺地抓住這個漏洞：台兒莊大捷是怎麼回事呢，刨根問底，四處打聽，順藤摸瓜地搞清了很多抗日戰爭主戰場的事情；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
1963年，中蘇展開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大論戰；中方由表及里，先是批法國多列士、意大利陶里亞蒂，進而直擊蘇聯赫魯曉夫。我在中央監委(中紀委的前身)的一份內部通報上看到這樣的話：我們國內也有赫魯小夫，共有XXX名黨員幹部公然為赫魯曉夫歌功頌德被開除黨籍。我由此沉思良久——1957年，有一些右派之所以獲罪，原因在於揭露赫魯曉夫是個人野心家陰謀家是反對斯大林的千古罪人；我因而明白了：在這裡，赫魯曉夫其人的善惡是非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必須和中央唱同一個調子，否則就得倒大霉！可是，畢汝諧多麼珍惜自己獨立思考得來的種種奇思妙想呀。生而為人卻要被當局牽着鼻子走，我感到非常痛苦。
這年冬初，我聽到郭沫若之子在北大組織反黨集團的消息，大為振奮，便在一篇關於冬季長跑的命題作文里借題發揮寫道：從樓道向外看，是黑暗世界……班主任一下子識破了我的春秋之筆，將該文直接交給景山學校校長方玄初(筆名敢峰,文革前發表許多理論文章)；從此，我被校方內定為異路人，備受歧視；這年我13歲。遺憾的是，這篇作文沒有保存下來；否則，我將驕傲地宣稱自己是毛澤東時代最年輕的持不同政見者、全國罕見的反黨神童！
再後來，文革狂飆從天而降，世道大亂；我不甘心庸庸碌碌地廝混一生，堅持於逆境中默默奮鬥，積蓄力量（我戲稱這是鴨子划水，不露聲色 ），
我發憤讀書，朝着自我設計的方向不懈努力。那個時候，不要說工農兵群眾，就是文化圈的人，對我的行為也是不理解的；有一位北京電影製片廠的女導演（電影海霞的導演），見我閱讀朱光潛的西方美學史，冷笑着說：你與其看這個還不如看黃色小說呢，黃色小說的毒素比這個還要輕一些。這就是當年文化人的思想水平。
而我公然抱着蘇聯哲學家尤金（曾經於中蘇蜜月時期任駐華大使，與毛澤東徹夜暢談哲學）、羅森塔爾主編的簡明哲學大辭典招搖過市，居高臨下地俯視手捧四卷紅寶書的芸芸大眾，優越感十足。
20歲那年，畢汝諧不耐文革痛苦，憤然創作文革地下文學著名小說九級浪，一舉進入中國文學史！
站在21世紀的高度回看“九級浪”，其文學價值不足掛齒，而政治意義空前絕後！
畢汝諧借小說主人公陸子之口道："我們討論否定之否定定律是否正確，據此，某些歷史現象會不會一再出現"；這是一個政治預言：文革否定了十七 年，未來中國否定文革而形成否定之否定；未來中國具備十七年的主要特徵， 卻是十七年的更高級的階段！今日中國的政局，證明畢汝諧的判斷完全正確！
1970年深秋，文學青年畢汝諧的這一遠見卓識，超越當時全中國所有第一流的大政治家——
1970年深秋，毛澤東執迷於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烏托邦理論，至死不悟；
1970年深秋，林彪的真實的政治理念，至今不為世人所知；
1970年深秋，周恩來以妾婦之道迎奉毛澤東，唯唯諾諾；
1970年深秋，鄧小平流放江西南昌，龍困淺水，無暇慮及未來中國的政治遠景；
1970年深秋，蔣介石執迷於反攻大陸的夢囈，至死不悟。
畢汝諧何以神機妙算？
畢汝諧亦不知也。
1968年2月是北京著名的浪漫月，拍婆子風潮蔚為時尚；我儀表出眾，口才便給，甜言蜜語張嘴就來，當仁不讓地成為全北京公認的拍婆子大師。我勇往直前，無所顧忌，這就招來了正統輿論的瘋狂攻擊，畢汝諧這個名字成為放蕩不羈的同義語；巨大的精神壓力，令我迫切需要尋找與世俗道德相抗衡的精神武器：正統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自然派不上用場，林彪的大節小節論（忠於毛主席是大節，偷雞摸狗、生活作風等等只是小節）也過於簡單蒼白；恰在這個時候，我非常幸運地結識了哲學才子張祥龍（日後成為北大哲學系一級教授），彼此一見如故。
我與張祥龍執着地甚至是痛苦地探索着，終於得出嚇人一跳的結論：馬克思主義哲學並非當局所說乃至上真理，而只不過是青年黑格爾學派的一個分支、一個變種；於是乎，順藤摸瓜，我們 開始學習康德黑格爾，兼及涉獵薩特存在主義，一併探問卡繆海德格爾。經過苦苦尋覓，我和張祥龍找到存在主義哲學，如大旱獲得甘霖。
文革前，我曾經在中央高層內部發行的兩種刊物思想界動態和內部未定稿，看到存在主義這個名詞，卻是語焉不詳。當時，存在主義哲學尚未進入中國大學的講堂，沒有現成的資料可以參考，我們只能拼湊手頭能夠找到的中文讀物，彼此交流，共同探討，猶如盲人摸象。
荒唐年代荒唐事——蜀中無大將，廖化當先鋒；我和張祥龍這兩個名不見經傳的小青年，竟然被歷史母親賦予特殊重任，成為走在時代最前列的思想先驅者；我們因而感到思想先驅者的深刻痛苦以及思想先驅者的巨大幸福；這是一種非常幸福的痛苦，也是一種非常痛苦的幸福。
我和張祥龍都不懂英文，更不必說法文德文了；沒法子閱讀薩特、卡謬、海德格爾的法文德文原著，只能退而求其次，硬着頭皮去啃大右派徐懋庸用筆名翻譯的薩特著作，生吞活剝。
——那個時候，我們何曾能夠料到，十幾年後，存在主義將成為首都高校最時髦的話題，阿貓阿狗都會把他人即地獄這句話惺惺作態地掛在嘴邊。
後來，看到一個二流法國電影導演粗魯明快地解釋存在主義：存在主義就是我想幹什麼就幹什麼，想怎麼幹就怎麼幹，想什麼時候干就什麼時候干；我不禁拍案叫絕。
毛澤東時代的洗腦具有不可思議的神奇效果；即便是畢汝諧這樣一個被當局定性為思想反動、道德敗壞的死硬分子也難逃其害——
1976年9月9日下午3時許，我拍中一個在陸軍總醫院工作的婆子，我們在北京天文館外邊有一搭無一搭地款款調情，亦葷亦素；四時整，人群騷動，天文館開始降半旗，大喇叭廣播告全黨全軍全國書，毛澤東終於死了！我激動得渾身顫抖，不能自已地狂咳、乾嘔！
婆子基於醫護女性特有的職業敏感，緊緊盯視着我的生理反應，問：他的死是不是對你有好處啊。我不想在陌生人面前暴露內心的真實想法，搖了搖頭，心裡卻歡呼不已：國家得救了!我也得救了!
然而，回到家裡,外出買菜的保姆說她聽別人講毛主席又活過來了，我心裡兀自一驚，悄悄地問母親還能活過來嗎，母親說如果是聊齋就能活過來；我這才把心放在肚子裡了。可是，次日一早，我醒來後直接撲到窗前，看看太陽還在不在；我明明知道這是非常愚昧可笑的做法，卻還是忍不住親眼核查太陽的去留，這就是洗腦的無邊法力！
洗腦的力量是非常可怕的，甚至可以改變人的審美直覺。出國後，我在學校里與一位台灣女生聊天，那時候台灣還是戒嚴時期，很閉塞；她說來到美國以後第一次看到毛澤東的照片，覺得毛澤東長得真醜啊。我笑着對她說我來到美國以後第一次看到蔣介石的照片，卻覺得蔣介石長得不那麼丑。在大陸的時候，常年看到漫畫家華君武等等醜化蔣介石，那是一個太陽穴上貼着黑膏藥的禿瓢，丑死了。出國後看到蔣介石的真容，覺得他既不好看也不難看；有一張蔣介石在1948年國民大會簽到的側影，甚至顯出幾分清秀呢。其實，毛澤東和蔣介石都是普通相貌，不美也不醜，只是敵對陣營長年累月的強力政治宣傳，造成了我們的視覺錯誤，影響了我們判斷美醜的客觀態度。1957年，雲南王龍雲的眾多右派言論里有這樣一條：毛主席長得土頭土腦，看起來像個團總。這就是說，毛主席的長相是政治問題而非美學問題；誰說三道四，就是右派言論。
今天,我在大陸的舊友大多混得不錯；他們經常給我伊妹兒小三小四小情人的照片，想氣氣我；他們奇怪我為何不回北京當海龜——大陸找錢方便、覓小情人容易、食物可口等等；我回答：你們聽過道路以目（人們不敢說話，在路上只能交換目光）這句古語嗎？我深知其苦！我珍惜言論和思想的自由，珍惜創作自由，珍惜免於恐懼的自由！所以，我堅決不當海龜！
曾經有人問文學大師木心：一個作家最重要的條件是什麼？
木心回答：是誠。
該人又問：作家這個行業最重要的職業道德是什麼？
木心回答：還是誠。
畢汝諧出以誠心，我行我素，不盲從，不苟同，一輩子堅持獨立思考，足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