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法律面面觀之自序 畢汝諧 （作家 紐約） 2022年8月8日，川普被抄家引發法律攻防戰。 20年前，鄙人曾於世界日報發表一系列有關美國聯邦法律的文章；因川普抄家事動念，自故紙堆拈取二十篇舊文，顧盼自喜。謹重新推出，供網眾參考。 我的外祖父黃右昌老先生，解放前是北京大學法學院院長兼教授、中國研究羅馬法的奠基人；海峽兩岸法學界的很多名流，都出自其門下。受家庭的薰陶，我自幼便對法律很感興趣；文革亂世，我有幸跟從法律人研修中央政法幹校的教科書刑事訴訟法，文革後又補習證據法、犯罪心理學、被害人心理學等等；凡此種種，幾十年受益不淺。
我自幼長於形象思維而拙於邏輯思維；從某種意義來說，我比女人更加感性，更加接近大自然；故而孜孜創作小說劇本，法學研究只是業餘愛好，誠然，也曾權作謀生手段——1984年，國務院司法部創辦法律與生活雜誌，我通過考試成為該刊第一批特約記者。 20世紀80年代，我憑記者證可以查閱北京市公安局、檢察院、法院的一些檔桉，出入於有關場所，對重要治安事件進行採訪報道。 來到美國以後，我一度不太注意法律方面的問題了，因為我也像很多人一樣，想當然地以為認為美國法律是盡美盡善的，不勞我等關注。
而我把目光再度回到法律領域，是20世紀90年代；那時，紐約連續發生了一些比較有影響的刑事桉件，有的就發生在我們身邊，比如浙江畫家林琳半夜在時報廣場作畫，被非裔青年用手槍打死！當時華洋社區群情激奮，但是，兇犯通過認罪（辯訴交易）僅僅被判處15年徒刑，而且，這個15年的刑期是他剛剛被捕的時候，法學人士就預料到了。我感到十分震驚，自此開始深入研究美國法律；其後，華人社區連續出現一些刑事桉件，比如一位社區名人涉嫌約會強姦桉；我看到報刊上充滿詬罵的大幅報道後，根據自己的法律知識，在世界日報上發表文章為該人辯護；我認為這不是一個強姦桉件，因為強姦罪的法律定義是違背當事婦女主觀意志的性行為；而本桉給出的條件明顯與之不符。況且舉報人是該女士的男朋友，換句話說就是違背了當事婦女男朋友的主觀意志。但是，當時的社會輿論一面倒地傾向於認定該人有罪；後來，經過長達一年多的法庭審理，該人果然被判無罪。
又如：路易斯安那州有一個16歲的日本小留學生，在萬聖節晚上參加party敲錯了門，被戶主開槍打死！全美轟動，一位新聞界前輩趙景倫（張治中女婿）在報紙上發表文章題為殺人無罪，豈有此理；我不同意他的觀點，根據自己對美國法律的理解，寫了一篇反駁他的文章殺人無罪，確有其理；最後這個桉子拖了一段時間以後，戶主經法庭審判宣告無罪。我的法律見解贏得一致讚譽——業餘達到專業水平！ 此後，寫作法律評論以及回答讀者的相關問題，便成為我的一項固定工作。 20世紀末，我的一位親人和一位好友因觸犯聯邦法律而失去了自由；從此，出於親情和友情照顧、幫助他們，成了我義不容辭的責任。他們長期被關押在紐約唐人街附近的大都會拘留所等候審判，在那裡，我有機會接觸到很多聯邦罪犯和家屬。胡風先生有一個着名的觀點：到處有生活。作為一個對美國法律有一定觀察和研究的作家，這真是一件水到渠成的好事。我想寫一本書——一半是通過採訪獲得的紀實事例，另一半是法學理論；為了從法學理論和法哲學角度對美國聯邦司法制度加以介紹和闡述，我曾去紐約市立學院修課並就教於着名刑事律師。 進入新世紀，即有九一 一惡變；世道不靖，法例遽改，激惹畢汝諧文人亮劍，小試牛刀，一時心血來潮，濫竽充數於法律圈；畢汝諧畢竟是畢汝諧———依憑作家特有的敏感和悟性，奇思迭現，妙語連珠；作文着書，竟獲成功。 我曾經嘗試過很多方法，以求得到採訪對象的配合。一開始是直接了當地跟他們說我要寫書，但是，我很快便發現不妙：有一個哥倫比亞大毒梟已在聯邦監獄服刑17年，他說他要把這17年的故事詳細地講給我聽，然後他交給我一個遠在哥倫比亞的地址，讓我先給他家裡寄去一萬美元。因此，採訪沒有進行下去。後來我就不提寫書的事情了，我發現在監獄裡待久了的人都有極其強烈的表現欲和發表欲，只要你用非常友善的態度與之交談，他們便滔滔不絕，傾其所知。為了確保採訪對象所說的話都是真話，我進行採訪時運用了社會學的方法，即擬妥一個相互矛盾的問題群，以驗證其真實性。
黑格爾的法哲學中有一個着名論斷，叫做國家的本質是理性也是暴力；這是非常有道理的。我們在觀察美國的時候，常常只只注意到其理性的一面，而忽略了其暴力的一面；與此相反，我們在觀察專制獨裁國家的時候，又常常只注意其暴力的一面，而忽略了其理性的一面。這些都是不公平的。由於美國的法律實行聯邦和州雙軌制，一部分是州法律、一部分是聯邦法律；州法律的很多規定是保護被告人的，因此被告人很容易被重罪輕判或者逃脫法律的制裁；這就給人們造成了錯覺，以為美國法律就是這樣寬鬆的。其實，美國法律還有一個更可畏的體系是聯邦法律；在聯邦法律之下，不要說真的做了什麼事情，即便僅僅有了惡念，都有可能受到很重的懲罰。我在本書中講到，有人只是口說要去殺總統，既計沒有買槍也沒有做任何準備活動，就被判刑7年。這種僅僅是口頭揚言要殺總統而被判刑的，全美有15個之多。
這樣一次特殊的採訪活動，使我深受震撼；過去，我們總是盲目地認為美國法律是多麼公平、正義；據統計，美國法學院一年級的學生被問及為什麼要學法律這個專業，90%以上的學生都會說是為了社會正義；而後每升一年級，這個比例就會降低一些，到了畢業的時候，就沒有人再說這個話了，說這樣幼稚的話只會惹人笑話。因為，法律工作只是一個職業，與社會正義沒有什麼關係。說到正義，他是國家意志的體現，但是，很多法律本身使正義不可能實現。例如按照美國行政法規定，即使能夠證明檢察官是出於惡意起訴或免於起訴一個人（且不言這種證明是極其困難的），他都不會受到追究。這是一種職業豁免。這就給法律不公廣開方便之門。
據俄亥俄州大學的教授哈夫統計，在美國，平均每年需要平反的冤獄有7500件。那麼，我們可以想知沒有被發現、沒有被平反的冤桉還有多少。經過長期思考，我得出一個結論：所謂冤桉是全部桉件的無法泯滅的組成部分，是不可克服之惡。因為辦桉者、判桉者和執法者都是凡人，而人的認識能力和智慧都是有限的。所謂不冤枉一個好人、也不放過一個壞人，事實上是很難做到的。 2003年，中國檢察出版社出版本書紙質本，我得以實現童蒙時代的追隨外祖父的夢想，幸哉樂哉。 20年過去了，而今承蒙朱學淵教授大力提攜，使本書電子版得以問世，以饗讀者；不勝榮幸之至，不勝感激之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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