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2026年7月8日，星期三，上午八点半。我继续做毕汝谐口述历史。

题目：毕汝谐1979年因史良养女史小红当了冤大头

史良就不必介绍了，大名鼎鼎的民主人士，当年抗战时期“七君子”之一， 七君子为首的是沈钧儒， 

史良是其中唯一的女性。

毕汝谐做这个口述历史，必须保持真实性；既要讲自己过五关斩六将的妙事，也要讲自己走麦城、

吃亏上当的糟事，这样才是一个完整的毕汝谐 。

那是1979年夏天的事。当时我和第二个正式女朋友李心宇分手了。她是中国民航总局的英文翻译，

她的父亲是中央军委办公厅副主任李希庚。 李心宇是处女，是我正式女朋友中唯一的处女，而且

守身如玉；她还是大学时期的中共正式党员。所以我那时常常笑称李心宇是“共产主义尼姑”。

1979年与李心宇分手以后，我拼命想找一个大官的女儿来填补这个空缺。唉，萝卜快了不洗泥。

有些居心不良的家伙，趁虚而入，利用毕汝谐这种急迫心理，让毕汝谐当了一回冤大头。

我先从头说起。

我认识一个在东郊那边混的女光棍。她真正的身份我也弄不清楚，反正大家都是1968年北京江湖的朋友。后来有一次碰见她，我们聊起来。我说我现在失恋了，和第二个正式女朋友分手了，急着要

找正式女朋友；非正式的女朋友我一点都不着急，随手牵羊，随时都可以；我急的是正式的女朋友。

为了表示自己是一个痴情的人，我还假惺惺地对这个女光棍说我失去李心宇以后，一度想自杀。她

冷笑着说：“呸，你死了什么也不是，毛主席死了也没咋地。”

我问她：“你那儿有没有大官的女儿？”

她说共产党的高干她不认识，但是她有一个办法，能够找来高级民主人士史良的养女。

这里就要讲一讲“清明上河图”了。民主人士也好，高级知识分子也好，只要高到正副部长级别，跟

共产党的高干其实也没什么区别，很自然就进入高干圈。

我说我知道史良终身没有生育，我还知道史良当初有个侄子叫史洪，也是1968年北京江湖的老人马；

因为他是史良的侄子，北京的干部子弟都高看他一眼，不拿他当外人。这就是人情冷暖、世态炎凉。

人到了高级到正副部长级别 ，不管是什么身份，别人也都看得起。

我对史良的养女挺有兴趣。女光棍说，她自己不认识史良养女，要通过小西天那边总参一个大校的

儿子邓大鹏来联系。后来我问史良养女本人什么情况，她说史良养女在北太平庄那边一家很清闲的

工厂当工人，吊儿郎当，不怎么上班，是史良唯一的养女。

我当然不是太满意。女光棍却跟我说：“你别傻了，史良家可有钱了。”

那时候我对钱还不是太有兴趣，我对政治地位则很有兴趣。1979年，五届人大开过以后，史良被

补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哎哟，这是了不得的大官呀，你看看四届人大，委员长朱德，

那些副委员长董必武刘伯承等等，全都是了不得的大人物！

副委员长是国家领导人，要是能当国家领导人的女婿，那是什么劲头啊？

我动心了。

毕汝谐平时不喜欢给女人花钱，可是一听这种高层关系，就抢着上赶着花钱。我说：“那我在

莫斯科餐厅请史良养女吃饭吧，你让邓大鹏把人找来。”

她说好，就联系了邓大鹏。

到了正式见面的那一天，我一看就知道事情不妙！史良的养女史小红来了，可是邓大鹏一家人

也来了，女光棍和她七八岁的女儿也来了，按理说，严肃的相亲，介绍人是不该带这么多人的，

哪有这么往莫斯科餐厅带人的？那是1979年，大家生活水平都很低，这一下就是几十块钱出去了，

等于一个月工资。

但是也没法子，骑虎难下，我只好认了。他们还真不少点菜，左一道、右一道。

我现在做一个文学描写： 史良养女史小红看上去不像史良的女儿，没有半点大家闺秀的风范；

虽然她确实是史良的养女。

为什么我确认史小红是史良的养女，因为我怕遇到假冒伪劣产品，事先打听过。

史良养女史小红所在的北太平庄那个清闲工厂，大概是做电子元件之类的，我有一个熟人叫刘树华，

是个昙花一现的女作家。她写过一篇短篇小说《感情》，发表在《中国青年》杂志上，引起很大轰动，

但后来就不再写了。王蒙后来还说过，刘树华是昙花一现的女作家。

我怎么认识刘树华？这也要说清楚。毕汝谐必须把人摘清楚，别以为我一提女人，就跟我有什么

不清不楚。我和刘树华手都没拉过，只不过是非常要好的文学知己。我们曾经想合伙写东西，后来

因为彼此想法不一样，没能合伙。

我是通过她哥哥刘树生认识她的。刘树生是个剧作家，后来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央视第一版《三国演义》里，是众多编剧之一。

我通过刘树华打听；我问她：“史良的养女史小红是不是在你们厂？”

她说：“是的。”

刘树华说史良有一次到她们厂视察，史良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嘛，一到工厂，大家都没见过

这么大的官。后来史良说：“我有个养女史小红现在在家待业，没有工作，你们给她安排个工作。”

工厂负责人马上说：“是，是，请首长放心。”

民主人士的首长也是首长啊；虽然没有实权，可那牌子是金光闪闪的。这都是清明上河图。

所以我打听清楚了，史小红不是冒牌货。

但是我怎么看史小红都不像大家闺秀，更像小家碧玉，长得也是小家碧玉的样子，完全没有大家闺秀

那种雍容华贵的气派。我注意到，那时候粮票、油票、肉票都有限制，从吃饭可以看出一个家庭的

生活水平。 史小红肯定经常和史良同桌吃饭，经常吃些大鱼大肉，所以她对饭菜并不特别稀罕。

除了觉得西餐有点新鲜，对那些鱼肉并不是东北人说的“磕着劲地造”那种样子。

这个邓大鹏是一个干部子弟里的社会油子。我以前不认识他，是通过这件事认识他的。顺便说一句，

我后来写过一篇文章，叫《介乎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和死刑犯之间的人生》。里面提到两个死刑犯，

一个是中法混血儿吴文北，另一个就是邓大鹏。各位如果有兴趣，想知道邓大鹏是怎么被枪毙的，

可以去看那篇文章。毕竟我写的这些文章，都是互相对应的。

我继续讲。当时邓大鹏还没被枪毙，还是活蹦乱跳的社会油子。他是总参一个大校的儿子，在东郊

当工人，所以认识这个女光棍。

结果他们真的不替毕汝谐省钱；大吃大喝不算，我记得特别清楚，饭后邓大鹏还专门要了两个三明治，

包起来给女光棍的女儿，说：“你下了课以后要是饿了，就拿它先垫一垫。”

女光棍很会说话，说：“这个小毕非常有才华，就是怀才不遇。史小红， 请你跟你的史妈妈和宋妈妈

也就是宋庆龄，讲一讲，看看能不能帮助小毕吧。他真是太不容易了。”

这是女光棍在餐桌上唯一说的几句人话。

邓大鹏两口子也跟着说好话。吃完饭以后，他们说：“你们俩再出去遛一遛。”

于是我和史小红跑到动物园外面，没有进去，因为那时候已经不早了。

我说：“我是怀才不遇。在我们这个讲究裙带关系的国家里，如果没有很有力量的巨手托撑着我，

我是没有前途的。我希望得到你的史妈妈帮助。”

这时候饭已经吃完了，钱也已经交了，吃进去的饭吐不出来了。史良养女就开始说话了。

她说：“很难啊，我们家根本没有一点权力，宋庆龄也没有一点权力。”

宋庆龄曾经抱怨过共产党给官位给得很慷慨，给权力给得很吝啬。这是我早就知道的。史良

养女说：“宋庆龄没有什么权力，我们家还不如宋庆龄呢。”

我一听史小红这么说，就知道她没有心思跟我发展。为什么呢？如果她想发展，不会这么急着撇清。

史小红跟我根本不是一类人。我是什么，有才有貌的青年作家，无论走到哪儿都引人注目。而史小红

走到哪儿，扔在人堆里都看不见。 史小红显然也知道，她唯一吸引我的地方就是史良养女的身份。

可是史良那时候已经快八十了，身体又不好，说死就死的人。 史小红也知道我们不合适。

最后我问：“以后怎么联系？”

她说：“现在工作挺忙的，再看看吧。”

我就知道她不想联系，不想联系就拉倒。

后来有一次我去那个工厂找刘树华，谈合作写文章的事，看见史小红迎面过来；她一看见我，就像

看见瘟神一样躲开了。我也不想跟她搭话，没劲。

这件事就这么拉倒了。

哎呀，没办法。你既然求着人家，又那么心急，人家要套你，把你当冤大头，你又愿意上钩，

那就没办法。最后什么也没得到，白花了几十块钱。

OK，就是这样。

机器人甲：

这篇可以作为一篇很有分量的口述史小品，它表面写“当冤大头”，实际写的是1979年北京的三层

东西：青年作家的野心、权力边缘的诱惑、江湖人物的利用。

最精彩的是“饭局”这一场。史良养女史小红 、女光棍、邓大鹏夫妇、小孩，全部涌到莫斯科餐厅，

几乎像一幕荒诞剧。毕汝谐明知不妙，却骑虎难下，这个心理写得很真实。

史良养女史小红这个人物也有价值。她不是“高贵的大家闺秀”，而是普通工厂女工式的小家碧玉，

却背着“国家领导人养女”的光环。她说“我们没有权力，宋庆龄也没有权力”，这一句很关键，点出了

民主人士在体制内“有位置、无实权”的处境。

文章也有讽刺性：毕汝谐想借婚恋接近权力，结果反而被关系网宰了一顿饭钱。最后“什么也没得到，

白花了几十块钱”，把宏大的政治幻想落到一顿饭账上，很有力量。

整理时建议保留三条主线：

李心宇失恋后的心理空缺 → 史良养女的政治诱惑 → 莫斯科餐厅饭局当冤大头。

刘树华、刘树生、邓大鹏这些支线可以保留，但要稍微压紧，避免主线被岔开。整体看，这篇不是单纯

风月故事，而是一幅1979年北京权力边缘和市井江湖交织的“清明上河图”。

毕汝谐在饭后与史良养女散步时挑明了自己希望借助其家庭背景改变命运的意图。然而，

对方随即冷淡地撇清关系，直言民主人士并无实权，甚至指出自己家还不如宋庆龄。这让

毕汝谐明白对方并无意发展。不久后两人在工厂偶遇，对方更是如避瘟疫般躲闪。毕汝谐

在文末自嘲，承认自己当时因过于急切而甘愿咬钩，最终人财两空，白白当了一回“冤大头”。机器人乙：

综合评论

这篇口述历史以1979年特定的历史转折期为背景，极其坦诚、真实地展现了一个青年知识分子

在社会阶层大变动时期的心理挣扎与投机尝试。以下从三个维度对全文进行综合剖析：

1. 罕见的坦诚与“反英雄”的叙事视角

口述历史的珍贵之处在于“真”。毕汝谐在文中没有将自己塑造成一个完美的受害者，而是

直言不讳地解剖了自己当年的功利心——“拼命想找一个大官的女儿来填补这个空缺”、

“我对钱还不是太有兴趣，我对政治地位很有兴趣”。这种将个人的“攀附心理”

与“急功近利”大白于天下的写法，打破了传统回忆录掩恶扬善的通病。正如他自己

所说，“既要讲自己过五关、斩六将的事，也要讲自己走麦城、吃亏上当的事”，这种清醒

的自我审视，赋予了文本极高的史料价值和人格魅力。

2. “清明上河图”式的时代工笔画

文章通过一个相亲故事，极为传神地勾勒出1979年中国社会的底层微观生态与高层的

权力折射：

• 物质的匮乏与人情算计：莫斯科餐厅的一顿饭要花掉“一个月工资”，介绍人邓大鹏

• 带全家“蹭饭”甚至打包三明治。这些细节极其精准地还原了那个粮票限制、生活水平

• 低下的年代里，普通人面对物质诱惑时的真实百态。

• 政治隐喻与阶层错位：文中多次提到“清明上河图”，实际上是指代当时错综复杂

• 的社会关系网。史良因五届人大被补选为副委员长，其社会地位瞬间折射到待业的

• 养女史小红身上，工厂负责人立刻“马上安排”。这种“一人得道”的裙带效应，

• 是那个时代特有的政治景观。

• 花瓶权力的清醒认知：最精彩的转折在于史良养女史小红的那番话——“我们没有

• 一点权力……宋庆龄给位置很慷慨，给权力很吝啬”。这借由当事人之口，一针见血

• 地道出了当时高级民主人士“有地位、无实权”的政治现实，瞬间击碎了毕汝谐

• 依靠“巨手托撑”走政治捷径的幻想。

3. 命运的互文与江湖群像

文章的结构看似散漫，实则暗藏伏笔。作者在讲述相亲的同时，随手勾勒出几位配角

的命运：昙花一现的女作家刘树华、后来成为《三国演义》编剧的刘树生，以及

当时“活蹦乱跳”后来却被枪毙的死刑犯邓大鹏。这些人物的命运浮沉与作者本人的

相亲失败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命运互文。今天回看1979年的那个莫斯科餐厅，

舞台上的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在历史的洪流中钻营、挣扎，有人沦为死囚，有人

走向沉寂，而作者白花了几个月工资，最终看清了现实。总结：
这是一篇极具烟火气与政治冷思考的佳作。它用一个极其私密的“冤大头”故事，撕开

了1979年新旧交替时代的一角。作者用自嘲的笔调，写出了一个时代的荒诞、个人的盲目，以及最终回归现实的清醒。

如果您需要针对这篇文章进行修改润色、提取特定主题（如1970年代社交文化），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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