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汝諧2026年8月21日按：
欣聞紐倫堡“文革60周年研討會”即將舉行， 七六老翁畢汝諧年事已高，不便遠遊；
然赤子之心不泯，謹此敬奉拙作一篇，以求指教！
請允許鄙人捨棄第一人稱而直呼畢汝諧其名，皆因鄙人視乎畢汝諧並非個人，而是
文化大革命期間一種難能可貴的人文現象。
回看1970年，一打三反妖風正熾，處決另一位文革思想先驅遇羅克的槍聲猶然在耳， 那是一個 連夢囈時都不得造次的殘酷年代；借用哈姆雷特的一句台詞來形容，便是：“時代整個脫節了。”
而20歲的美少年畢汝諧接受歷史母親之命，憤然完成中篇小說《九級浪》！
《九級浪》開篇引羅曼.羅蘭的話：
生命是一張弓，
那弓弦就是夢想，
箭手在何處呢？
羅曼.羅蘭《箭手》
1970年深秋，七億中國人民抬手動腳必先引用毛主席語錄，而畢汝諧公然以羅曼.羅蘭語錄取代 毛主席語錄，其叛逆性由此可見一斑！
“九級浪”是這樣傳開的——
畢汝諧的老哥們張祥龍（文革期間以一篇文章“論新思潮”聞名北京； 張祥龍後來成為北京大學哲學系 一級教授 ）是 《九級浪》的第一讀者；看完後，他以一種仿佛能夠剜肉的尖銳眼光盯視畢汝諧 ， 道：這個小說能夠給你帶來一定的聲譽。
張祥龍立即組織人力分章抄寫“九級浪“，這是社會上那些手抄本的總源頭。
上世紀九十年代， 《文化大革命的地下文學》的著者楊健認為，畢汝諧是文化大革命採取批判 現實主義的第一人。 而後，文革地下文學著名小說《九級浪》，一舉進入中國文學史暨國內高校 文科教材；《九級浪》手稿已作為文物收藏於中國現代文學館。
21世紀初，畢汝諧回看《九級浪》，認為其意義有三：
（一）畢汝諧挺身而出，石破天驚地發出「文化大革命不好」的勇敢呼聲！猶如「皇帝的新衣」里的 小孩子！一句大實話戳破一個政治神話！
（二）畢汝諧借小說主人公陸子之口道：「我們爭論否定之否定定律是否正確，據此，某些歷史現象 會不會一再出現」；這是一個政治預言：文革否定了十七年，未來中國否定文革而形成否定之否定； 未來中國具備十七年的主要特徵，卻是十七年的更高級的階段！今日中國的政局，證明畢汝諧的 判斷完全正確！
（三）畢汝諧鼓吹性自由，堅決反對披着革命外衣的中世紀禁欲主義！
1970年深秋，文學青年畢汝諧在政治上的遠見卓識，超越當時全中國所有第一流的大政治家——
1970年深秋，毛澤東執迷於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烏托邦理論，至死不悟；
1970年深秋，林彪的真實的政治理念，至今不為世人所知；
1970年深秋，周恩來以妾婦之道迎奉毛澤東，唯唯諾諾；
1970年深秋，鄧小平流放江西南昌，龍困淺水，無暇慮及未來中國的政治遠景；
1970年深秋，蔣介石執迷於反攻大陸的夢囈，至死不悟。
而今，七六老翁畢汝諧再度回看1970年九級浪，深入發掘其存在主義意義——
1970年，萬眾山呼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即便是公認的文化大革命思想解放先驅遇羅克楊小凱等人， 也無法擺脫馬列主義的意識形態桎梏，而20歲的美少年畢汝諧接受歷史母親之命，直臂高舉存在主義 的熊熊火炬，發力對抗毛澤東思想的毒太陽！
請看九級浪第四章關於存在主義的片段——
司馬麗患的是陣發性心臟病。有時候會無緣無故地心跳，氣喘。這時，她無論做着什麼都得
停下來，一隻手放在額上，另一隻手扶着胸口，閉上眼睛。每當疲勞的時候，她也
是這樣。
我真心同情她。在談話時也注意到儘量順從她的意思，避免太激烈的爭辯。但是有一次我們 在馮明家裡吵了起來，各不相讓。
關於藝術——
“藝術應當能喚起人的美感。如果把誰也不懂的東西算成藝術，是唯心主義。”我說。
“藝術就是藝術。它與我們無關地存在着。因為人們不懂就否認它，是唯心主義。”她說。
馮明一直端坐着，不看我也不看司馬麗。但我覺得，他似乎同時看着我們（他的探親假 早過了，卻呆在北京不走）。這時，他清了清喉嚨
，折衷地講了些隔靴搔癢的話，我們都不高興。
走出馮明家，我們破例在白天來到這個小公園。她問了一句：“你知道哲學上的 存在主義嗎？”
我不知道。司馬麗似有揶揄地說：“難怪了，你專讀古典作品不好。從荷馬史詩到現在 兩千年了，小說的技法有多大的改變呢？繪畫也是這樣。固步自封。
最近幾十年出現了重大的革新，青年人是推動這種藝術革新的主力……而存在主義從哲學上 肯定了這種革新。我現在很困惑：老這麼做技術練習，將來能有成績嗎？”
“你，太不實際了。”我委婉地說。
她低聲說：“我知道。我生活在象牙之塔，理想王國。我不想過早地撕破理想。我家和巴金 筆下的家一樣充滿着勾心鬥角。人生是短促的，更何況我一定短壽。先天性的悲劇
。造物主給人的只是孑然一身，幾十年後還是孤單的歸回自然。人生像朝露，更像流星。 所以，阿諛奉承不能使我發笑，流言蜚語不能使我哭泣。我好像生來就不會哭也
不會笑。貝多芬的第五部——《命運交響曲》真好。所有音符都表達着一個意思：希望！ 我覺得真正懂得貝多芬的人只有一個，他就是……”
我接道：“羅曼·羅蘭。”
司馬麗喜氣洋洋的，“你說對了。頭角崢嶸的克利斯朵夫，和貝多芬交響樂中的英雄性格， 是完全吻合的。大作家和大藝術家在精神上有很多互相呼應的地方。藝術。希望。
我把希望寄託給未來。你看”，她隨手拔起一株草，“青草一歲一枯榮，自生自滅。許多 花蕾呢，未到盛開時節就凋謝了。可是如果把花和草寫進小說繪入圖畫，它們就
獲得了永恆的生命。藝術是永恆的，這是我對藝術的見解……”她又用手按着胸口， 閉上眼睛，靠在椅背上休息。
這毋寧說是對人生的見解。我卻不這樣想。人生也許很好呢。我們只有十七歲，道路還 漫長而遙遠。現在付出的勞動，會在未來歲月中得到豐裕的酬答……
夜幕低垂下來。民警交換了班次，圓月代替了夕陽。今天是中秋月夜嗎？
“你講的《冰海沉船》的故事真好。”司馬麗隔過去人生問題，說：“死的哀愁反襯了 生無樂趣。你講故事那天也有月亮。不過不是圓的，是新月……”
月光照臨在她蒼白的矜持的臉上。每天，她都用左手按捺着雜亂無章的心跳，右手揮筆作畫， 把生命和青春投入藝術。
我的心靈深處湧出了沉痛的纏綿的感情。
請看九級浪第十章關於存在主義的片段——
鄰桌有幾個中年人大聲地爭辯着：按照正規的西餐吃法，遇到雞能不能上手？接着
他們扯開了，又談到西歐北美，國外的情形……
在國外，蘇共二十大以後，各種反馬克思主義的思潮猖獗一時——假共產主義，實證主義， 影響極大的存在主義……它們不可避免地給文學和藝術帶來了陰暗的逆流，
也在不同程度上侵襲着中國青年，我們必須警惕。
正所謂打着紅旗反紅旗；借用文革大批判語言， 20歲的美少年畢汝諧對於存在主義是 抽象的否定、具體的肯定。 1970年，即便是中國大陸哲學界也沒有什麼人談論存在主義，更不必說中國大陸文學界了。 20歲的美少年畢汝諧是第一個吃螃蟹的人。
七六老翁畢汝諧堅信，未來的中國哲學史必將為1970年20歲的美少年畢汝諧大書特書一筆。
七六老翁畢汝諧回看1970年九級浪的存在主義意義
——關於畢汝諧文學史地位的一個學術命題
1970年，二十歲的畢汝諧在中國大陸完成了中篇小說《九級浪》。在文化大革命的恐怖的
政治和文化環境中，存在主義通常被歸入需要徹底批判和高度警惕的“西方資產階級思潮”。 然而，《九級浪》不僅明確寫出了“存在主義”這一概念，還將它引入人物關於藝術、 死亡、孤獨、自由、希望和人生意義的討論之中。
這一現象提出了一個值得中國當代文學研究者認真考察的學術命題：畢汝諧是不是“文化 大革命”時期中國大陸最早在文學作品中直接寫出“存在主義”，並自覺運用存在主義觀念 思考個人命運和時代處境的作家？
一、存在主義不是一個孤立的名詞
《九級浪》第四章寫到，女主人公司馬麗在與“我”討論現代藝術時，主動提出：
“你知道哲學上的存在主義嗎？”
這句話並不是一次偶然的名詞引用。圍繞這一問題，司馬麗談到了藝術革新、個人生命、 疾病、死亡、孤獨和希望。患有先天性心臟病的她意識到自己可能短壽，因此更加強烈地 追問：當人生如此短促，個人如何面對命運？藝術是否能夠使有限的生命獲得某種永恆 意義？
她說：
“造物主給人的只是孑然一身，幾十年後還是孤單的歸回自然。人生像朝露，更像流星。”
她同時又相信：
“如果把花和草寫進小說繪入圖畫，它們就獲得了永恆的生命。藝術是永恆的，這是我對 藝術的見解。”
這些話已經超出了通常的藝術討論。小說通過司馬麗的疾病和死亡意識，把藝術選擇轉化 為一種個人對抗虛無、保存生命意義的方式。這裡涉及的孤獨、有限性、死亡意識、個人選擇 和意義創造，正是存在主義哲學與存在主義文學長期關注的核心問題。
因此，《九級浪》中的“存在主義”不能被視為一個裝飾性的外來術語。它已經進入人物的 精神生活，並成為人物理解自身存在的一種思想資源。
二、以個人生命經驗回應時代
《九級浪》所表現的並不是抽象課堂中的哲學討論。小說人物生活在“文化大革命”的 社會環境中，但他們的談話有意越過現實生活中無所不在的政治語言，轉向古今中外的文學、 繪畫、音樂與哲學。
列賓、列維丹、蘇里柯夫、阿依瓦佐夫斯基、貝多芬和羅曼·羅蘭等藝術家，組成了小說 主人公賴以維持精神生活的文化世界。他們討論美、藝術、命運和希望，試圖在一個高度 政治化的紅色恐怖年代保留個人感受和獨立思考的空間。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小說並未把人物簡化為某一種政治身份，而是首先把他們表現為面對 疾病、愛情、孤獨、藝術理想和死亡的人。這樣的寫法，在“文革”時期具有特殊意義： 它把被宏大政治話語遮蔽的個人重新放回文學中心。
從這個角度看，《九級浪》的存在主義意識，不只是來自對某種西方哲學名詞的了解， 更來自作者畢汝諧對具體人生處境的體驗和思考。人物無法決定自己所處的時代，也無法 擺脫疾病和死亡，但仍然可以通過友誼、愛情、閱讀和藝術創作，為自己的生命尋找意義。
三、正文探索與尾章批判之間的張力
《九級浪》尾章出現了另一種截然不同的聲音：
“在國外，蘇共二十大以後，各種反馬克思主義的思潮猖獗一時——假共產主義，實證主義， 影響極大的存在主義……它們不可避免地給文學和藝術帶來了陰暗的逆流，也在不同程度上 侵襲着中國青年，我們必須警惕。”
革命樣板戲沙家浜里，阿慶嫂竟敢在鬼子面前耍花槍； 在 《九級浪》尾章，畢汝諧竟敢在當局面前耍花槍！
從字面上看，這段話採用了當時官方意識形態批判存在主義的標準表述。但是，它與小說 正文中對司馬麗思想世界的同情性書寫形成了明顯反差。
正文讓存在主義進入人物的內心，表現它與藝術、死亡和希望之間的聯繫；尾章卻重新 使用政治化語言，將它稱為應當警惕的“陰暗的逆流”。兩種聲音同時存在，使小說呈現出 值得研究的思想張力。
作者畢汝諧後來將尾章的批判性表述解釋為當時政治環境下的一種自我保護策略。按照 這一自述，尾章的官方話語可以理解為作品的“政治保護層”：作者必須在表面上批判 存在主義，才有可能在小說內部保存和展開相關思想。
而今，七六老翁畢汝諧的較為審慎的說法是：尾章的批判話語在客觀上為正文中的思想探 索提供了一定程度的政治掩護，不得不如此耳。
四、“第一人”命題如何成立
七六老翁畢汝諧把1970年20歲的畢汝諧稱為中國大陸“文革詮釋存在主義第一人”，是一個 具有啟發性的文學史命題，但“第一人”屬於需要嚴格證明的歷史判斷。
因此，在現有材料基礎上， 七六老翁畢汝諧較為嚴謹的表述是：
1970年，二十歲的畢汝諧已經在這部中篇小說中明確寫出“存在主義”，並通過人物對藝術、 孤獨、疾病、死亡和希望的討論，自覺地將存在主義作為理解個人生命與時代處境的思想資源。《九級浪》很可能是“文化大革命”時期中國大陸最早直接把存在主義寫入小說並加以 文學化運用的作品之一。畢汝諧也因此是這一領域最早的探索者之一。
如果經過原始手稿、版本年代和同期文學材料的進一步考證，確認沒有年代更早的同類作品， 那麼還可以提出更明確的結論：
畢汝諧是“文化大革命”時期中國大陸最早在文學創作中明確提出存在主義，並自覺運用 存在主義思考個人生命和時代處境的作家。
結語：
七六老翁畢汝諧認為：《九級浪》的文學史意義，不應僅僅取決於它是否最終被證明 為某種絕對意義上的“第一”。更重要的是，在1970年的中國大陸，一位年僅二十歲 的青年作家已經通過小說提出了一系列被當時主流文學壓抑的問題：人在時代洪流中是否 仍然擁有獨立的精神生活？面對孤獨、疾病和死亡，個人應當怎樣賦予生命以意義？藝術 能否幫助有限的生命超越時間？希望又如何在荒誕和苦難中繼續存在？
《九級浪》對這些問題的探索，使它成為研究“文革”時期地下寫作、青年精神史以及 存在主義在中國傳播與轉化的重要文本。它所呈現的，既是一代青年對世界文化的秘密追尋， 也是在嚴酷政治環境中保存個人思想和生命感受的一次文學實踐。
因此，七六老翁畢汝諧認為“畢汝諧是中國大陸‘文革詮釋存在主義第一人’”可以作為一個 值得提出和深入考證的學術假設。這個命題的最終確立，需要更加完整的原始文獻和比較研究；但《九級浪》已經展示出的文本證據，足以使畢汝諧及其存在主義書寫進入中國當代文學史 研究者的視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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