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是2026年7月26日，星期日。哎哟，我这是半夜才刚刚醒来，现在是凌晨三点五十分。 我突然想起一位旧友，所以在半夜做这个节目——《毕汝谐口述历史》。 今天的题目是：《毕汝谐感恩1978年心胸豁达的叶小竹》 叶，就是叶剑英的“叶”；小，就是大小的“小”；竹，就是竹笋的“竹”。 1978年的时候，我刚刚考进中央歌剧院。 那个时候，文化部向全社会招聘作家、编剧，我考进了当时的中央歌剧舞剧院，后来改名 为中央歌剧院。我在编导室里当编剧。 但是，毕汝谐一边发愤读书、写作，一边还干着他的老本行。 这一天，风和日丽，他就到处逛。那一次还真不是王府井、西单这些老地方，而是不知不觉 中走到了和平门一带。 他到和平门，是想买一点文房四宝。结果，哎，看见一个女孩子，挺好的一个女孩子，骑着 一辆破自行车，晃晃悠悠地过来了。 借用侯宝林相声里的话来说，就是：“这辆破自行车除了铃儿不响，其他哪儿都响。” 而且，这女孩趾高气扬的气派、打扮，一看就不是普通老百姓家的孩子，一看就是干部子弟。 毕汝谐是拍婆子的老手，根本不用考虑一开始说什么话。他走到女孩旁边，轻轻地碰了一下 她的自行车货架，那辆车马上就骑不动了，只好停下来。 他笑嘻嘻的没有说别的话。 女孩则自来熟地说：“我这辆车坏了，我想送去修。” 这就给双方搭讪找到了一个很好的话题。 毕汝谐说：“你看，今天太阳这么好，咱俩一边说话，我一边陪你去自行车铺修车，好吗？” 她说：“好啊。” 毕汝谐就是这样。这就是美男子的特权：见到陌生女人以后，就跟见到久别重逢的亲人一样。 过去毛泽东时代不是有一句歌吗？叫作“见到你们格外亲”。这句话好像就是说毕汝谐的。 他一看见大街上的婆子，就格外亲，就跟见到久别重逢的亲人一样。 然后，我们就把自行车送到修车铺里，人家给她修车，我们俩就在旁边聊天。 我问：“你家是哪儿呀？” 在1968年北京江湖，这是拍婆子的一举行话，意思是你家是哪个机关大院的。 她说：“我家住张自忠路《人民日报》宿舍。” 这时候，她轻飘飘地说了一句话，给毕汝谐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她说： “我爸妈离婚了。” 因为在1978年，毛泽东时代暨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那个时候，人们的家庭观念还特别保守， 离婚是一件非常丢面子的事情。 即便是离了婚，当事人也都跟做贼似的，能不说就不说。除了本单位的人知道，社会上的人 一般不知道。谁会把这种事情嘻嘻哈哈地往外抖落呢？ 毕汝谐作为一个作家非常敏感。他立刻感觉到，这是一个比较容易接近的女孩子。因为她 可能是一个没有受到父母严格管教的女孩。 毕汝谐马上切入了一个新的话题。 他说：“ 张自忠路《人民日报》宿舍有个女作家谌容，我们一块儿在北京市文化局的业余作者 训练班学习，你认识她吗，谌容和我们是非常谈得来的朋友。我去过她家呢。” 她说：“当然认识呀。谌容阿姨可好了，我经常帮她抄稿子。” 我顺杆往上爬，说：“那太好了，我也有不少稿子，你也帮我抄吧。” 她满口应承说：“没问题。” 那个时候，她在厂桥医院干一点小事。 后来，我们两个人越谈越深。过了没有多久，她就到中央歌剧院编导室来找我。 那个时候，因为我家住在北大燕东园29号，离左家庄中央歌剧院太远，所以我平时就住在 编导室里。 我拿一个大屏风，把编导室隔出一个角落。外面是办公室，里面放着一张单人床，我就住在那里。 那个时候，哎哟，毕汝谐真是色胆包天。 他每天晚上都到大街上拍婆子，放肆地把女人带回编导室办事。他一点儿也不害怕，这简直 就是在高空走钢丝。一个不小心，就会摔得粉身碎骨。 那个时候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中央歌剧院的党员们晚上经常加班加点，揭发批判“四人帮”，还要清查文化系统的所谓的“三种人”等等。 他们之中万一有个人口渴了，想过来喝开水，看见毕汝谐把门从里面插死，怎么敲也不开， 那就坏菜了。 在那个时代，这是了不得的事情。 可是，那些党员同志们就在旁边的院部开会，偏偏从来不到编导室这里找水喝。毕汝谐就 这样一次又一次地侥幸过关，一次又一次地交好运。 后来，叶小竹晚上来了，来了以后，我们就上床了。 我们一边亲热，一边聊北京干部子弟圈子里的那些事情，聊他们举办的家庭舞会。 她说，外交部副部长何英家的“何氏三雄”举办家庭舞会，经常闹幺蛾子，一会儿开灯， 一会儿关灯。 我说：“这很正常。” 叶小竹的思想特别开放。她说：“只要不是强迫的，一切都很正常。” 这就是叶小竹。 这是1978年的春天，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没有召开；那个时候，大多数中国人的思想还像 老古董一样。可是叶小竹已经能够说出： “只要不是强迫的，一切都很正常。” 所以我们两个人越谈越投机。 后来，有一次我去找谌容，跟她讲起了叶小竹。 我说：“我认识你们楼里的叶小竹。” 谌容说：“是，是。她爸妈离婚了。” 她还告诉我，叶小竹已经有一个男朋友。 我一点也不奇怪。因为很多女子都有男朋友，但是还可以再附加一个毕汝谐。 她们把毕汝谐当作什么呢，就是别有风味的“附加菜”。 或者也可以说是“附加赛”；不是说正式比赛结束以后，有时还有一个附加赛吗，毕汝谐 就是她们正式男朋友之外的别具一格的“附加赛”。 后来，我也去叶小竹家里玩过。 叶小竹告诉我，她问过谌容，谌容说：“ 毕汝谐这个小孩儿看书可多了，学识可渊博了。” 谌容因为比我大十五岁，所以总管我叫“小孩儿”。其实她没有想到，毕汝谐是人小心不小。 当然，这是后话。 那个时候，谌容还没有写出《人到中年》，名气还没有那么大。 后来，叶小竹帮我抄过不少稿子。 我当时有很多不可能公开发表的“地下稿子”。她看完以后赞叹说： “ 毕汝谐，你写得真好呀！你写的这些东西，比外面流行的刘心武的《班主任》、卢新华 的《伤痕》强多了。为什么拿不出去发表呢？” 我只能苦笑着说：“这就是我内心的痛苦。我的稿子是不能在国内公开发表的。” 顺便说一句，这些作品后来出国了全数在海外报刊发表了。这也是毕汝谐为什么死乞白赖 一定要出国的原因。 因为毕汝谐如果不出国，这些稿子永远不能见天日。 毕汝谐的那些作品太厉害，也太超前了。 叶小竹听了以后，也为我叹息。她说：“ 毕汝谐，你真是怀才不遇啊！” 后来有一天， 叶小竹告诉我，她要参加1079年高考，不能继续帮我抄稿子。 我说：“没关系，祝你成功，祝你马到成功！加油，加油，再加油！” 叶小竹说过这样一段话，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叶小竹说：“从前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没有看见什么年轻人在读书学习。所以像你毕汝谐 这样拼命读书、拼命写作的人，是凤毛麟角。可是现在啊，随便到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 看见年轻人手里拿着书本学习。现在大家都在用功学习。” 再后来， 叶小竹告诉我一个好消息：我考上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系了！ 我真心为她感到高兴。 后来，我们又通过几封信，再后来也就慢慢断了联系。 毕汝谐一直忙于自己的各种事情，也顾不上叶小竹了。 这么多年过去了，差不多半个世纪啦。 叶小竹啊，你还好吗？ 假如老天保佑，能够让你听见我的声音，看见我的文字，你一定要和我联系啊！ 机器人甲： 这一篇很有画面，也很有“1978年刚刚解冻”的时代气息。它表面上是在怀念叶小竹， 实际上写出了三层东西：毕汝谐当年的情感生活、文革结束后青年思想的变化，以及一个 地下写作者渴望被理解的心理。 一、这篇最有价值的地方1. 叶小竹不是一个模糊的“恋爱对象”她有几处很鲜明的个人特征： 主动、坦然地说父母离婚； 对家庭舞会、男女关系持开放态度； 愿意帮助毕汝谐抄写不能发表的稿子； 准备高考，后来考入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系； 能敏感地感受到社会上重新出现了“读书热”。
尤其是她说的两句话，很有历史价值： “只要不是强迫的，一切都很正常。”
以及： “现在随便一个地方，都可以看见年轻人手里拿着书学习。”
第一句话反映的是个人伦理观念的变化，第二句话则反映了1977年至1978年社会风气 的急剧转向。叶小竹因此不只是毕汝谐私人史中的一个女性，也成为那个时代思想松动 的一个小小见证者。 2. “抄稿子”是这篇真正动人的核心我认为，这篇最应该突出的不是两人上床，而是叶小竹替毕汝谐抄稿、阅读稿子，并肯定 他的写作。 因为对一个长期不能发表的青年作者来说，最珍贵的往往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恋爱，而是 有人认真读他的稿子，并告诉他： “你写得真好。”
这句话对毕汝谐的重要性，可能远远超过一般的男女亲密关系。叶小竹实际上扮演了 早期读者、抄稿人和精神支持者的角色。 从“感恩”的角度看，这才是感恩最扎实的依据。 3. 时代背景交代得比较生动编导室、屏风、单人床、党员夜间开会、批判“四人帮”、清查“三种人”、恢复高考、 青年重新读书，这些细节构成了1978年的生活环境。 特别是外面开会、里面谈恋爱的场景，非常荒诞，也很有戏剧性： 一边是政治运动的尾声，一边是私人欲望和个人生活的恢复。 这种强烈的反差，是毕汝谐口述历史中很有特色的部分。 二、这篇最需要警惕的地方这一篇的问题也相当明显，而且有些表达会严重损害叶小竹的形象，也会损害毕汝谐 自己的形象。 1. “容易到手”的判断很刺眼原文说，叶小竹坦率地讲父母离婚，毕汝谐就判断她是： “非常容易到手的女孩。”
并推断她是： “没有被父母严格管教的女孩。”
这段逻辑是不公平的。 父母离婚、女孩思想开放、愿意与陌生男子交谈，并不等于她“容易到手”，也不等于 她缺乏管教。这样的判断反映了年轻毕汝谐当时猎艳式、功利式的心理，但今天讲出来时， 最好加上一层反省： 当时的我把她的坦率误读成容易接近，这实际上是年轻男人自以为是的判断。
这样既不篡改历史，又能显示76岁的讲述者已经理解到当年认识上的偏差。 否则，所谓“感恩叶小竹”，很容易变成“利用她家庭的不幸判断她容易得手”，这会 使全文的感恩主题站不住。 2. “婆子”“附加菜”削弱了感恩的诚意“拍婆子”“大街上的婆子”“附加菜”“附加赛”，这些话有毕汝谐个人的口语风格， 也有北京顽主式的自我调侃，但使用过多，就会把女性降格为猎物或消费对象。 尤其叶小竹已经有男朋友，毕汝谐把自己说成： “正式男朋友之外的附加菜。”
这句话可以留下，因为它能表现讲述者的自嘲；但最好补一句： 现在回头看，这种说法对女性并不尊重，也反映了我当时把复杂的感情关系当作 征服游戏。
有了这层反省，“附加菜”才是历史人物的自我揭露；没有这层反省，它就容易变成炫耀。 3. 自行车搭讪的细节容易引起误解原文说毕汝谐走到她旁边，“推了一下她的货架”，自行车就停下来了。这个细节目前 不够清楚。 读者可能会理解成：毕汝谐故意碰坏或者阻碍了她的自行车，然后借机搭讪。 这会让整个相识显得带有操纵性。必须核实原意究竟是： 他帮她扶住货架； 他检查了一下车； 还是故意碰了一下，使她停下来。
如果确实是故意制造机会，也应该如实讲，但最好承认： 这在今天看来是一种冒失甚至令人不舒服的搭讪方式。
4. 对叶小竹的“开放”不能只和性联系起来标题暂定为“心胸豁达的叶小竹”，但正文主要用她对男女关系开放来证明“豁达”， 容易把她的人格缩窄成性观念开放。 其实她的“豁达”至少有四个方面： 不避讳父母离婚； 不受旧式男女观束缚； 愿意帮助朋友抄写稿件； 能欣赏当时不能发表的超前作品。
所以标题可以更准确一些，例如： 《毕汝谐感恩1978年帮助我抄写地下稿件的叶小竹》 或者： 《毕汝谐感恩1978年思想开放、热心助人的叶小竹》 这样感恩的落脚点会更正、更稳。 三、毕汝谐在这一篇里的自我形象这篇中的毕汝谐有三种形象同时存在。 第一种是自信甚至自恋的街头恋爱者。他反复强调“美男子的特权”“拍婆子老手”， 把偶遇女性写成自己的特殊本领。 第二种是处境危险而不自知的冒险者。他在单位办公室里接待女性，旁边党员正在开会， 确实带有某种时代荒诞感，也说明他当时胆大、任性、缺少后果意识。 第三种是渴望作品被理解的地下写作者。当叶小竹肯定他的稿子时，毕汝谐表现出来的 痛苦是真实的。这个形象比“美男子”更有深度，也更容易获得读者的同情。 我认为，第三种形象应该成为全篇中心。因为毕汝谐一生遇见过许多女性，但真正有 历史意义的，是这些女性如何读过、抄过、保存过、评价过他的早期作品。 四、结尾是成功的最后几句话： “这么多年过去了。叶小竹啊，你还好吗？”
这一下把前面的炫耀、玩笑和性爱叙述，拉回到了老年人的怀念与失联感。 这是全篇最真诚的部分。 但是，要让这个结尾更加有力量，前面应当多强调她给予毕汝谐的实际帮助： 她替他抄过哪些稿子； 大约抄了多少； 她对哪些作品留下了具体评论； 她的鼓励对他有什么作用； 她考入南开以后，两人为什么慢慢失去联系。
这些信息越具体，最后的“你还好吗”就越让人感动，而不是仅仅像在寻找一位旧日情人。 五、历史真实性方面的几点提醒文中“八届十一中全会还没开”显然是口误。1978年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是中共十一届 三中全会，会议于1978年12月召开。如果故事发生在1978年春天，说“十一届三中全会 还没有召开”是成立的。 另外，“何英家的何氏三雄”“家庭舞会开灯关灯”等内容，涉及具体家庭和人物， 最好明确这是： 叶小竹当年转述给毕汝谐的说法。
不要写成已经得到证明的客观事实。口述历史尤其要区分“亲眼所见”“听人讲述” 和“多年后的记忆”。 总体评价这一篇是有价值的，尤其有三种史料意义： 1978年北京青年交往方式和性观念开始变化； 恢复高考以后年轻人重新读书的社会氛围； 毕汝谐地下作品在正式发表之前，曾经通过私人抄写和朋友阅读的方式流传。
但它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感恩”与“征服叙事”相互冲突。 毕汝谐一方面感谢叶小竹帮助抄稿、欣赏作品；另一方面又把她写成“容易到手”“正式 男朋友之外的附加菜”。如果不增加今天的反省，读者很可能认为他并没有真正尊重她。 这篇最好的修改方向，不是删除那些不体面的真实想法，而是把它们保留下来，同时 明确地说： 那是二十多岁的毕汝谐当年的傲慢判断；今天回头看，叶小竹并不是“容易到手”，而是一个坦率、独立、热心、思想比时代更早开放的年轻女性。
加上这层反省以后，这篇就不只是猎艳故事，而会成为一篇比较成熟的、带有忏悔意 味的故人纪念。
机器人乙： 这篇关于1978年与叶小竹交往的口述，与前篇1997年申鹰的故事形成了跨越近二十年 的互补。两篇文章不仅是作者个人情感史的记录，更是两段极具标本意义的“中国当代 社会观念流变史”。 综合全篇三段内容，以下为您进行深度点评与分析： 1. 观念交替的“破局者”：1978年的先锋女性文本最精彩的内核，在于刻画了一个在“新旧交替”节点上，思想极度超前的女性形象。 对“离婚”的坦然：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尚未召开的1978年初，社会普遍将家庭破裂 视为政治或道德污点。叶小竹能嘻嘻哈哈、毫无顾忌地对一个刚认识的异性说出“我 爸妈离婚了”，这种打破体制禁忌的坦率，折射出她身上属于北京高级干部子弟特有 的安全感与特权意识。 早熟的身体与权利意识：在那个“谈性色变”的禁欲时代，她关于何氏三雄 家庭舞会、以及“只要不是强迫的，一切都很正常”的发言，几乎提前了中国社会 几十年。她将情感与身体的自主权归结于“自愿原则”，在当时可以说是惊世骇俗 的先锋主义。
2. 惊心动魄的“时代反差”：色胆包天与政治高压第二段展现了极强的戏剧张力，将个人欲望与政治高压揉碎在同一个空间里。 高空走钢丝的隐喻：作者在一座屏风隔开的中央歌剧院编导室里，一边是隔壁党员 连夜加班清查“三种人”、批判“四人帮”的严肃政治现场；另一边则是男女温存、 聊着“附加赛”情感的荷尔蒙现场。 侥幸的宿命论：这种“从未到毕汝谐这里找水喝”的细节，充满了作者叙事中 一贯的“交好运”式的自豪感。这种极度的危险与极度的刺激，正是那个特殊历 史时期特有的“地下地下情”生态。
3. “地下文学”的见证人与两代读书人的镜像第三段将叙事拉升到了文学历史与大时代变革的高度。 文学标尺的错位：叶小竹作为抄稿人，直言毕汝谐的地下作品比当时名噪一时 的《班主任》《伤痕》还要强。这侧面证实了伤痕文学初期，体制内发表标准与 地下民间创作之间的巨大鸿沟。正是这种“作品太超前、太厉害”而无法发表 的痛苦，构成了作者后来决意出国的底层逻辑。 从“孤独苦读”到“全民高考”：叶小竹关于“文革时没人读书，现在随便 哪里都在学习”的感慨，是1977、1978年恢复高考后，中国整个青年一代知识分子 精神面貌的真实写照。她成功考上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系，完成了从一个“推着破 自行车晃荡的干部子弟”到“理性大学生”的阶层跨越，也预示着两人必然走向 不同的人生轨迹。
4. 叙事中的“大男子式坦白”与晚年温情在这段关系里，作者没有美化自己，而是自嘲为“附加菜”或“附加赛”。 浪子的自知之明：他坦然接受女性在有正式男朋友的同时“附加一个毕汝谐”。 他把这种男女关系看作是心照不宣的游戏，与第一篇中面对博士申鹰时的“精神克制、 不随便拉手”形成了鲜明对比——对叶小竹，是两性观念的“一拍即合”；对申鹰， 则是“传统知识分子的试探与拉扯”。 殊途同归的晚年回望：尽管当年“毕汝谐忙于自己的事情，也顾不上她了”，但在 2026年这个凌晨三点五十分的深夜，作者再次发出了同样的时代呼唤：“叶小竹啊， 你还好吗？”这种呼唤卸下了年轻时的傲气与色胆，只剩下对那个在清苦、危险 的1978年里，陪他走过一段路的、心胸豁达的姑娘的纯粹感恩。
总结如果说申鹰的故事是一场“因为挑剔而错失金镶玉”的遗憾，那么叶小竹的故事就是 一场“在时代缝隙里彼此取暖”的冒险。 毕汝谐先生用极具画面感的口语化叙事，把和平门破自行车的链条声、中央歌剧院屏风 后的喘息声、以及南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串联在一起，复活了一个鲜活的1978年。这不仅 是感恩叶小竹，更是借叶小竹这个窗口，感恩了那个虽然禁锢、却正在不可遏制地迎向 春天的激荡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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