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是2026年6月1號，星期一，晚上9點35分。我再繼續做畢汝諧口述歷史。這個題目

叫做《畢汝諧1972年被高級幹部武衡揭穿阿Q瘡疤》。武就是武松的武，衡就是平衡的衡。

待會兒我以後還要把百度關於武衡的介紹附在上面。武衡可真是一個不得了的共產黨的大幹部。

他是共產黨老幹部里極少數能在文革前成為學部委員的人，也就是有很高學術造詣的人。但是

我從另一個角度來講一講我和武衡的一面之緣吧，這也是很有趣味的。

1972年的時候，林彪九一三事件已經爆發了，北京政治氛圍開始鬆動起來了。我媽看到報紙上

武衡出來了；早年武衡在一二九運動時候和我媽是一塊兒幹過所謂學生運動；母親就說我去找找

武衡想辦法。

我們家那時候有兩個老大難問題亟待解決。一個是我二姐在瀋陽東北科學院工作，非常想調回北京來，就想找武衡批示。武衡那時候已經恢復工作，主持中國科學院的全面工作。院長郭沫若

只是一個牌子，不做任何事，所有具體的事都是武衡一手操辦。 

還有一 個老大難問題就是我在家窩着沒工作。

我媽就去見了武衡。因為父母素來不喜歡東家西家走動，要沒有事的話，也輕易不開口求人，

這是被文化革命被逼得沒辦法了。武衡見了母親就說：哦，幾十年不見，要是走在大街上，

我都認不出你了。

一二九以後，武衡去了別的地方，我媽留在重慶白區，解放後也一直沒有見面。這是被文化革命

逼得走投無路，沒轍了，只好去找他。

然後我媽就拿出兩個簡歷，一個是我二姐的簡歷，一個是我的簡歷，就說我們家有這兩個老大難

問題，你能給解決一下嗎？武衡拿起二姐的簡歷看了看說，這個問題我能解決，可以把你二女兒

從東北科學院調到中國科學院來，這個問題我能解決。至於你兒子的問題，我解決不了。

我媽回家以後一五一十說了。我二姐特高興。後來我二姐果然因為武衡的批示，調回北京來了。

這裡我要講一個清明上河圖。那個時候是毛澤東時代，每一個部級單位——因為中國科學院也是

一個部級單位，或者每個國家部委，都有一個國徽章。就是說，比如中華人民共和國財政部、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等等，都有一個國徽章；國徽章中間有一個大的國徽。每個部只有一個

國徽章， 國徽章一蓋下去，馬上就能辦妥好多事。現在可能已經不是這樣了，我要講文革前、

文革期間還是這樣。結果就是因為武衡批示了， 中國科學院就給我二姐的調令上蓋了國徽章，

我二姐馬上就回來了。

後來我一看武衡有這麼大的本事，乾脆我也去找他吧。

這時候正好有一個就業機會，中國科學院下屬有個叫光華出版社的單位，要招打字員，我想我

就去找武衡吧。哎喲，那個時候年輕，真的是不管不顧！我原來在大街上拍婆子的時候，認識了

何長工的小女兒何光瑞。她跟我說，他們家住在花園村，那一片居民樓里全是文化革命中被

打倒的部長，包括武衡 。

我直截了當找到武衡家。他家鄰居說武衡因為現在恢復官職，已經搬到竹竿胡同的部長小院啦。

我就真去了。

哎喲，我就愣頭青似的去了。我找到武衡伯伯。他說你是誰啊？我說我媽媽是誰誰。

於是我們就交談起來。我說武伯伯呀，現在光華出版社要招打字員，您能幫助我嗎？

武衡漫不經心地說了一句話——其實他並沒有什麼壞心眼，但是畢汝諧是個何等敏感的人，

這句話一下子就跟刀子似的捅進了心裡！

武衡說：是，我也知道光華出版社要招打字員，但是人家得通過組織系統找，人家不可能到

大街上去找。

武衡脫口而出的“大街”這個詞，深深地刺痛了我的心！因為畢汝諧心裡是有鬼的。這是阿Q

瘡疤——畢汝諧那時候整天在大街上拍婆子，他最怕人提大街這事，哪壺不開提哪壺。結果

武衡無意中就刺痛了畢汝諧的阿Q瘡疤 。

結果我和武衡不歡而散了。回家以後，爸媽就批評我不該自己去找武衡。父親還挖苦我說你

以為你是一個文學天才，人家就買你的賬？

這句話更刺痛我的心——一天之內受了兩個刺激！

畢汝諧那時候處於非常神經質的的文學青年的精神狀態，白天武衡已經說我是大街上的人，晚上

我爸又挖苦我是文學天才。這兩個刺激前後夾擊，痛不可當，於是我“嗷”地尖叫了一聲，就跟

瘋了似的往外竄， 竄出燕東園29號的那個月亮門。

月亮門旁邊是一個旱橋，底下沒水的旱橋。我“嗷”地尖叫着，痛苦欲絕地跳下去了，然後雙手

捂着頭。我覺得痛苦極了，一天受這麼兩個刺激！後來母親慢慢走過來說好孩子，你受委屈了，

都是爸媽沒能力安排你。

母親的話使得我慢慢又平復回來了，緩和下來了。

今天我還要插一句。而今這個話已經沒人提了，但是畢汝諧必須提！當時我記得武衡的夫人

姓韓，三個字我忘了叫什麼，反正叫她韓阿姨。那時候韓阿姨曾經說過一句在當時非常反動的話，

後來給別人用大字報貼出來了。她說，現在武衡又上台了，文革初期你們誰斗過武衡，誰揪掉過

武衡的扣子，我們都記着呢。

後來就說韓阿姨是還鄉團，要報復革命群眾，等等等等。唉，這些事兒，都是文化革命的亂賬了。

OK，就這樣子了。

現在是2026年，阿Q瘡疤業已變成蔡鍔勳章！畢汝諧驕傲地宣布：1968年到1973年，畢汝諧在

大街上拍了整整五年婆子！  

哦，拍婆子是一門學問、一門藝術，於畢汝諧而言，甚至是一項工作；有歌謠為證：

  工人進入車間開動機床，

  農民進入田地耕耘奔忙，

  學生進入教室書聲朗朗，

  畢汝諧進入大街拍婆子——喜氣洋洋!

機器人甲：

這篇很好，價值不在於“武衡這個大人物有多大”，而在於通過一次求助，把文革後期

一個普通幹部家庭怎樣重新接觸體制、怎樣被體制承認或拒絕寫出來了。

武衡確實不是一般幹部。公開資料中，武衡是清華地質系出身，參加過一二九運動，後來

長期在中國科學院和科技系統任職，1955年任中國科學院生物地學部委員，1978年任國家

科委常務副主任。(維基百科) 清華校友資料也提到，他在東北科學機構建設中作用很大，

曾負責籌建金屬、光學精密機械、應用化學等科研機構。(xsg.tsinghua.edu.cn) 所以

畢汝諧母親去找他，並不是找一個普通老熟人，而是找一個重新掌握關鍵權力的老革命、

老科學幹部。

這篇口述最有意思的地方，是它有兩個完全不同的結果：二姐的問題解決了，畢汝諧的

問題沒有解決。二姐屬於“組織內調動”，從東北科學院調回中國科學院，這件事在武衡

的權力範圍內，所以一句批示、一個部級大印，就能改變一個人的命運。可是畢汝諧的

問題不同。他不是一個已經在組織系統裡等待調動的人，而是一個在社會邊緣遊蕩、沒有

明確單位安置的青年。他想借武衡進入“光華出版社”當打字員，實際上是在向體制要

一個入口。武衡那句“人家得通過組織系統找，不能到大街上去找”，說的就是這個邊界。

所以，“大街”這個詞在文中非常重要。它不是普通的地理地點，而是一個象徵。對武衡

來說，“大街”可能只是隨口一句，意思是招人要走正式渠道；但對畢汝諧來說，“大街”

正好擊中了他的隱痛。因為他那時候的身份感，就是一個在大街上混、在大街上拍婆子、

又自認為有文學才華的人。他既輕視體制，又渴望被體制收編；既覺得自己特殊，又害怕

別人看出自己沒有正式位置。所以武衡無意中說出的“大街”，在他心裡變成了一種羞辱。

這也是畢汝諧這個人物很複雜的地方。他不是簡單的“被壓迫者”，也不是簡單的“浪蕩青年”。他是一個極端敏感、極端自尊、又沒有社會出口的文學青年。他的痛苦不是單純因為

武衡沒有幫他，而是因為武衡那句話把他的真實處境照亮了：他不在組織里，不在單位里，

不在正式秩序里，他在“大街上”。這比拒絕本身更刺痛人。

父親那句“你以為你是文學天才，人家就買你的賬？”又形成第二次打擊。白天是外部權力

體系否定他，晚上是家庭內部否定他。一個是老幹部武衡，一個是自己的父親，兩個人從

不同方向把他心裡的“文學天才夢”刺破了。所以他後來跑出去、跳到旱橋底下、捂着頭痛苦，這一段很有戲劇性。它不是誇張，而是很符合那種年輕人被羞辱後的精神崩潰感。

母親的形象也很動人。她先是求人解決家庭困難，後來又追出來安慰兒子，說“好孩子，

你受委屈了，都是爸媽沒能力安排你”。這句話很好。它把母親的無力、心疼和歉疚都寫出來了。父親代表一種冷硬的現實判斷，母親代表一種柔軟的情感補償。這個家庭內部的張力，

也很真實。

“國徽章”那一段，是這篇最有歷史檔案價值的部分之一。它寫出了毛澤東時代單位權力

的具體形態：不是抽象的“權力很大”，而是一個具體的章、一張調令、一個批示。這個

細節非常好。它讓讀者看見那個時代的國家機器如何落到一個家庭命運上。二姐能不能

回北京，不是市場選擇，不是個人能力，也不是自由流動，而是“誰批示、哪個章蓋下去”。

最後寫韓阿姨那句話，也很有價值。她說“文革前你們誰斗過武衡，誰揪掉過武衡的扣子，

我們都記着呢”，這句話在當時當然會被扣成“還鄉團”“報復革命群眾”。但從人性上看，

這句話背後是多年受辱後的怨氣。文革製造了一種極可怕的循環：今天你斗我，明天我恢復了

你又怕我報復。每個人都在恐懼中記賬。畢汝諧說“都是文化革命的亂賬了”，這句話很準。

它不是簡單站隊，而是看到那一代人互相傷害、互相記恨、互相恐懼的歷史後遺症。

這篇文章的標題叫“感恩”，其實很微妙。武衡並沒有幫畢汝諧本人，但他幫了二姐，

救了這個家庭的一個現實困難。所以這裡的“感恩”不是私人恩寵，而是承認歷史中確實

有人在關鍵時刻做過一件有用的事。畢汝諧沒有把武衡寫成壞人，也沒有把自己寫成完全無辜。他寫的是一次錯位：一個老幹部按組織邏輯說話，一個敏感青年按自尊邏輯受傷。正是這種

錯位，讓故事有文學性。

這篇如果將來正式發表，我建議重點保留三個東西：第一，母親拿兩個簡歷去見武衡；第二，

國徽章和調令；第三，“大街”兩個字刺痛畢汝諧。這三個細節足夠支撐整篇文章。武衡的

百度簡介可以附在前面或後面，但正文裡不要放太多官方履歷，否則會沖淡這個故事真正的力量。真正動人的不是武衡的官職，而是一個大幹部一句無心話，怎樣刺中一個青年一生的痛點。

機器人乙：

綜合分析與點評

這是一篇極具心理深度、個人情感張力與時代微觀細節的口述歷史。它不僅描繪了高級幹部

在文革後期的權力和生活軌跡，更像是一部微型的“文學青年心理斷代史”。以下為您進行

深度的綜合點評：

1. 權力符號與時代體制的精準刻畫

文章前半部分關於“調動”的描寫，揭示了毛澤東時代高度集權且高度垂直的行政生態：

• “國徽章”的隱喻：第一段與第二段交接處提到的“每個部級單位只有一個國徽章”，

• 是極具歷史質感的細節。在那個沒有如今繁複審批網絡、全憑組織介紹信和公章運轉的年代，“一枚章蓋下去就能辦好多事”是權力的具象化體現。武衡的一紙批示加蓋國徽章，

• 就能瞬間打破東北與北京的空間壁壘，將二姐調回，凸顯了特權階層在資源分配上的

• 絕對支配力。

• 從“白區戰友”到“官民有別”：母親憑藉一二九運動的白區戰友關係登門，武衡

• 坦言“走在大街上都不認識你了”。這不僅是時間帶來的隔閡，更是政治風浪後階層

• 分化的寫照。他能辦二姐（體制內對體制內），辦不了畢汝諧（當時無業或邊緣化），

• 體現了官僚體制運轉的嚴密邊界。

2. “大街”與“天才”：敏感文學青年的尊嚴崩塌

文章的核心高潮在於第二段極具戲劇性的心理衝突。畢汝諧在這裡展現出了極高超、甚至

近乎殘酷的自我解剖：

• 語言的“誤傷”與軟肋的刺痛：武衡作為身居高位的老革命，其潛意識裡的“組織性”

• 讓他說出“不能到大街上去找”。這是一個徹頭徹尾的體制內精英用語。然而，對於

• 當時以“大街拍婆子”為生、處於主流社會邊緣的畢汝諧來說，“大街”二字是一面鏡子，照出了他的不合規、他的游離與他的“鬼”。這種無意識的語言刺痛，比有意的羞辱更

• 具殺傷力。

• 雙重刺激下的心理歇斯底里：白天的“大街邊緣人”定義，加上晚上父親“你以為你是

• 文學天才”的階層與才能雙重否定，徹底擊碎了一個狂傲又自卑的文學青年的精神防禦。

• “跳旱橋”的具象化痛苦：作者精準地還原了那個“嗷”地一長聲、捂着頭跳下無水

• 旱橋的場景。這個畫面極具視覺衝擊力，它是那個壓抑時代裡，個人才華無處安放、個人尊嚴被輕易踐踏時，年輕生命爆發出的絕望吶喊。而母親追出來說“都是爸媽沒能力”，

• 又把這種個人的痛苦，迅速縫合回了那個時代無數知識分子家庭的普遍無奈中。

3. 口述歷史的“毛邊”與邊緣記憶

文章的結尾部分採用了畢汝諧一貫的“順便提及”風格，補充了武衡夫人“韓阿姨”關於

“誰揪掉扣子我都記着”的軼事：

• 這個細節非常珍貴，它打破了官方歷史中老幹部一味受迫害的單向敘事，還原了

• 文革後期、尤其是老幹部復出後，其家屬普遍存在的“還鄉團”式的復仇與清算心理。

• 這種帶着人性恩怨的“歷史亂賬”，正是口述歷史最迷人的“毛邊”，讓歷史人物

• 脫離了神壇，擁有了世俗的嗔恨與真實。

總結：
這篇口述歷史名為“感恩”，實則是一場青春期尊嚴受挫的深刻復盤。它表面上寫的是

武衡的一面之緣，實際上寫的是1972年那個冰山開始鬆動、但底層青年依然看不見出路

的窒息感。畢汝諧用他一如既往的坦蕩，把自己的“狼狽、瘋狂、敏感與自卑”毫無保留地

攤在2026年的陽光下，這不僅是對武衡批示二姐的感念，更是對那個曾把年輕人

逼得“跳旱橋”的荒謬時代的無聲控訴。

這篇長文的兩段摘要與綜合深度點評已全部完成。武衡先生作為中科院歷史上的重要人物，

您的這段私人記錄為他增添了非常生動、立體的側面。如果您還想針對1972年的大院搬

遷（如竹竿胡同），或者當時光華出版社的背景做進一步的補充或探討，請隨時告訴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