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是2026年11月15日,星期天,晚上7点08分。我继续做毕汝谐口述历史。 今天这个题目叫作《毕汝谐感恩文革哥们画家李宗津之子李之琳》。 李宗津,是木子李、祖宗的宗、天津的津。他的儿子叫李之琳,之乎者也的之,王字旁加一个树林的林。 我想到 文革哥们画家李宗津之子李之琳 ,是非常感慨的。 因为李之琳是我当年的一个哥们儿,后来我们又不好了。 李之琳的生活,可以作为一个很有意思的社会现象来谈。 现在中国大陆有一个很时髦的词,叫作“躺平”,就是说什么也不做了,就这么混吃等死。而我这个后来走散了的好朋友、老哥们儿李之琳,可以说是中国大陆“躺平”的老前辈了。 我先讲讲他的父亲。 我从小就很熟悉画家李宗津的作品。他画过一些儿童画,像《小画家》之类的作品,还曾经出现在小学语文课本的封面上。 李宗津也画过许多歌颂毛泽东本人的画。 比如有一幅画,叫《为了更好的明天》,画的是毛泽东深夜站在幽暗的窗前,凝视着远方,思考着国家大事,手里还夹着一支香烟。 李宗津还创作过不少这样的歌功颂德之作。 但是,即便如此, 李宗津也没有逃脱1957年被划为右派的厄运。 好了,再讲李之琳。 李宗津一家那时候也住在北京大学燕东园,我们是邻居。 李之琳基本上是我在燕东园里唯一能够说点知心话的哥们。 那时候,我们经常长时间地谈天说地。 李之琳从山西插队回来赋闲,我那时候是无业游民,所以我们都有的是时间聊天。 我有选择地向 老实疙瘩李之琳讲述了一些我在1968年北京江湖上的真实故事。他听得瞠目结舌。 因为对于他这种规规矩矩的老实疙瘩来说,这些故事实在太难以置信了。他听起来简直像听《天方夜谭》一样。 李之琳是北大附中老初三的学生。 他和北大附中老初三那个老红卫兵头子宫小吉是死党。 宫小吉,宫殿的宫、大小的小、吉祥的吉。 宫小吉家里是沈阳军区的,但是他常年在北京大学附中住校。 文革前, 宫小吉曾经在《中学生》杂志上发表过一篇很有名的文章,叫《获得五分的诀窍》,讲的是怎么样投机取巧,可以在考试中得到五分的故事。 我曾经在李之琳家里见过宫小吉。 我是作为《九级浪》的作者和宫小吉交谈的。 对,我还想起来一件事情。 我那时候曾经把自己十六岁时写的一部长达三十万字的长篇小说《文革风雷》拿给李之琳看。 当然,那个时候已经不是完整的三十万字了,因为有不少章节被我大姐烧掉了。 我大姐当时说:“我现在烧掉这些,就是怕你将来坐牢啊!” 李之琳看了保存下来的部分章节以后,提出了一个非常实实在在的批评。 他认为,我笔下描写的文化大革命,表现得比较浅薄,比较生硬。 后来我也同意李之琳的这个看法。 因为那时候我的写作,还是有些主题先行的味道,将文化大革命作为正面的历史事件。 等到二十岁那一年,我改用自己所熟悉的生活作为创作素材,不再主题先行,写出了批判现实主义中篇小说《九级浪》。 这就比较深刻地表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社会景况。 后来,为了谋求出路,我还写过一部歌颂上山下乡的四幕话剧,叫《鹰击长空》。 李之琳看了以后笑着说:“一看就知道,这是一个没有上山下乡的人写的剧本。” 他说:“你写我们这些插队青年,迎着朝阳,迎着朝霞,向田野进发。其实,农忙的时候,我们常常天还没亮就已经开始干活了。等到太阳升起来的时候,我们已经干了很长时间了。” 李之琳的这个批评很有道理。我当时确实没有上山下乡的亲身经历。 我们那个时代的青年,都有很多切身痛苦。 但是,李之琳曾经说过一句很好的话: “每个人只能自己温暖自己。” 确实是这样。 李之琳那时候非常渴望爱情。 他也想写小说、写剧本。 但是后来,我非常直接地对他说:“ 李之琳,你不适合写作。你的文字基本功太差了,遣词造句的能力不行。” 于是李之琳就不再写作了。 他曾经跟我说过一句话:“现在什么人也没法拯救我,只有爱情能够拯救我。” 但是, 李之琳一直没有获得自己所渴望的爱情。 我们推心置腹地好了几年。 1975年,我的人生中发生了一件很大的事情。 就是我在北大燕东园卷入了一桩买凶杀人未遂案件。 我因此被关进海淀公安分局拘留所,整整四十二天。 出来以后,我还在燕东园这个社会主义大院里,遭到了全院的批判。 那时候, 燕东园几乎所有人都不再搭理我了。 但是李之琳见到我的时候,还会向我点点头。 这一点,我一直很感激他。 可是后来发生了一件事情,我们俩就绝交了。 这也是毕汝谐的怪脾气吧。 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叫徐冀华。 他的父亲叫萧永清。萧华的萧,永远的永,三点水一个清。 萧永清原来是北京大学法律系的党总支书记兼教授,曾经在法律学习方面给过我很多指导。 徐冀华是我的铁哥们儿。 有一天,他碰见李之琳,两个人聊起了毕汝谐。 李之琳说:“毕汝谐这个人不怎么样。” 徐冀华说:“怎么呢,我觉得毕汝谐挺好的呀!” 李之琳又说:“ 毕汝谐这个人确实不怎么样,以后你就知道了。” 后来,徐冀华把这段话转告给我。 从此以后,我就再也不理李之琳了。 但是,关于李之琳的情况,我还是非常清楚的,因为我们有非常多的共同朋友。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年轻人都奋发图强,想要创造一种新的生活。 但是,李之琳却完全躺平了。 那个时候,他已经从山西病退回到北京,在海淀的一家工厂里工作。 李之琳想办法吃上了劳保,也就是说,可以不上班,悠哉悠哉地待在家里。 毕竟他是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出身;他的哥们儿们还想办法给他介绍了一个工人家庭的女儿结婚。 后来,他生了一对双胞胎儿子。 但是, 李之琳的家庭后来发生了很大的不幸。 他的父亲李宗津得了癌症,忍受不了病痛的折磨,最后按照那种艺术家的性格,决断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上吊自杀了。 这件事情对李之琳的刺激很大。 他更加躺平了。 从此以后, 李之琳就这么一日复一日地混日子。 有时候随意看看书,有时候连书都不看。 李之琳开始对外部世界的一切,都保持着一种冷淡、漠然的态度。 后来,我到了美国,碰见我们共同的老朋友薛蛮子。 薛蛮子告诉我,李之琳现在对什么事情都非常淡漠,什么都无所谓了。 包括薛蛮子把毕汝谐在纽约发生的许多离奇古怪的事情讲给他听, 李之琳也是似听非听,一句话都不说。 我心里挺遗憾的。 哪怕他再说一句“毕汝谐这个人不怎么样”,好歹也算对我有个评价呀! 可是 李之琳视 毕汝谐为无物,根本不说一句话。 李之琳这么冷漠,仿佛完全不认识毕汝谐这个人似的。他也没有心情再搭理毕汝谐了。 再后来,我在国内一些文物市场的交易消息里,倒是看到李之琳有所行动了。 他把父亲李宗津的一些画作拿到市场上拍卖,也卖出了不错的价钱。 这样一来, 李之琳就更有物质基础,可以好好地享受这种躺平、一事不为的生活了。 再后来,到了疫情期间,我听说李之琳病得很重。 后来薛蛮子告诉我,他已经病故了。 才七十几岁。 我心里有点难过。 现在回过头来想,当初我真不应该那么倔。 仅仅因为他说了一句“毕汝谐这个人不怎么样”,我就和他绝交了。 可他说的,难道不是一个铁的事实吗? 毕汝谐这个人确实不怎么样啊! 连我自己都觉得毕汝谐这个人不怎么样。 可是,为什么就不许别人说呢? 唉! 现在,我想跟李之琳和好,也和不成了。 一切就这么过去了。 OK,今天就讲到这里。 机器人甲:
我认为,这篇口述历史很值得重视。它表面上写的是一位文革时期的老朋友,实际上却包含了三个相互交织的主题: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子弟的精神沉沦、一代人在历史转折时期的不同命运,以及一个老年人对自己青年时代友情决裂的迟来反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篇口述的情感力量,并不主要来自李之琳的遭遇,而是来自毕汝谐在结尾对自己的否定。
一、最有价值的发现:李之琳是一个值得研究的时代人物你给李之琳下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定义:
“中国大陆躺平的老前辈。” 这个提法有文学上的新鲜感,也有一定的社会史研究价值。 今天人们谈论“躺平”,通常会想到年轻人面对就业竞争、住房压力和社会上升困难时,选择降低欲望、放弃竞争。 但李之琳的情况显然不完全一样。 他出生于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画家李宗津,自己接受过北大附中的教育,又经历了上山下乡。 按照通常的历史叙事,1976年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开始之后,这一代人中的不少人都希望抓住时代机遇,重新安排人生。 李之琳却选择了另一条道路。 他没有表现出强烈的事业追求,没有在文学艺术上继续努力,也似乎没有多少改变生活现状的愿望。 这种人生选择值得提出一个问题: 李之琳究竟是主动放弃了社会竞争,还是在长期的历史挫折中,逐渐丧失了参与生活的热情? 这是两种不同的解释。 前一种是生活哲学,后一种则可能是精神创伤的结果。 根据你的叙述,我更倾向于认为,两种因素可能同时存在,而不能简单地把他归结为懒惰或者混吃等死。 他的家庭遭遇、插队经历、爱情挫折、文学理想的落空,都可能对他的精神状态产生了影响。 当然,没有更多当事人的材料,我们还不能对他的心理作出确定判断。
二、李之琳并不是一个没有思想的人这是我阅读这篇口述时,一个特别强烈的感觉。
你说他后来几乎什么都不干了,但你提供的几个细节,却证明年轻时代的李之琳很有独立判断能力。 例如,他看了你十六岁时写的长篇小说《文革风雷》,认为作品对文化大革命的描写浅薄、生硬。 你后来承认,他的批评是对的。 再比如,你写了歌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话剧,描写知青迎着朝阳走向田野。 李之琳马上指出,这种描写脱离生活真实。 农忙季节,知青天不亮就要下地,太阳升起时已经劳动很久。 这是非常精彩的一个细节。 它说明李之琳具有一种朴素但重要的文学判断力: 文学不能只依靠宏大的政治主题,必须建立在真实的生活经验之上。 这里甚至可以提出一个值得进一步思考的可能性: 李之琳虽然没有成为作家,但他对你的文学成长产生过一定影响。 你后来写《九级浪》,转向自己熟悉的生活,追求对社会现实更深入的描写。这种转变当然主要来自你自己的创作探索,但李之琳早年的批评可能也起到了某种推动作用。 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在你的文学道路上留下了一道痕迹。 而且,他还说过一句很有分量的话:
每个人只能自己温暖自己。
这句话透露出一种孤独的生命体验。
它不一定意味着消极,也可能体现出一个经历过动荡的年轻人,对于个人处境和人际关系的清醒认识。 因此,我觉得你笔下的李之琳,不仅仅是一个“躺平者”,还是一个有思想、有判断力,却最终没有把自己的潜能转化为社会成就的人。 这是一个颇有悲剧意味的人物形象。
三、这篇文章提供了一个很有意义的历史对照你和李之琳,实际上可以看成文革一代青年中的两种人生选择。
毕汝谐 李之琳 具有强烈的自我表现欲望 逐渐放弃自我表现 不断写作,追求文学成就 曾经想写作,后来放弃 对社会和政治保持浓厚兴趣 对外部世界越来越淡漠 喜欢人与人之间的激烈交往 最后趋向沉默和疏离 对自己的往事反复回忆、解释 据你转述,对许多往事不愿回应 这个对照非常有意思。 你们青年时期有过许多共同点:同住燕东园,都处在文革的社会环境之中,都对文学有兴趣,也都经历过个人生活的失意。 可是,后来你们却走向了几乎相反的方向。 一个不断写作、不断回忆、不断向外界讲述自己的人生。 一个逐渐沉默,对世界不再表现出强烈兴趣的人。 这里有一个值得文学化表达的判断: 同一个时代的创伤,有的人通过不断行动来对抗,有的人则通过退出生活的竞争来应对。 当然,这种对照并不意味着你的人生选择就一定比他的更成功。 李之琳是否满意自己后来的生活,只有他本人才能回答。 这也是这篇文章应当保留的一种复杂性。
四、真正令人动容的,是1975年的那个点头我认为,整篇口述中最具有小说意味的情节,不是父亲的去世,也不是李之琳的躺平,而是一个非常不起眼的动作:
1975年,在许多人不再搭理你的时候,李之琳见到你,仍然向你点头。 这个动作很小,却有特别大的表现力。 在当时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中,一个人受到公开批判,周围的人往往会主动与他保持距离。 李之琳没有公开替你辩护,也没有表现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友情。 他只是点了一下头。 但对当时处于孤立状态的你来说,这是一种难得的人际承认。 这个细节值得深入写。 因为它与后来的绝交形成了非常强烈的反差: 在你最困难的时候,他没有完全抛弃你。 可是后来,你仅仅因为他背后说了你一句坏话,就结束了这段友情。 这就使文章不再只是控诉一个朋友的冷淡,而成为对自己年轻时性格缺陷的反省。 从文学结构看,这是一处很好的伏笔。
五、徐记华转述的那句话,是整篇文章的转折点李之琳说:
“毕汝谐这个人不怎么样。” 徐记华替你辩护。 李之琳又说: “这个人确实不怎么样,以后你就知道了。” 这段对话很生动。 但是,作为历史研究者,我会特别注意一个问题: 李之琳究竟为什么对毕汝谐作出这样的评价? 你的口述没有提供答案。 而这恰恰是这段友情最令人好奇的地方。 李之琳长期和你交往,听过你的北京江湖故事,看过你的小说,也熟悉你的性格。 他对你的负面评价,究竟出于哪一方面? 是觉得你过于狂傲? 是对你的某些言行不满? 还是因为你们之间发生过其他矛盾? 这些可能性目前都不能确定。 还有一点:这番话是徐记华转述给你的,并不是李之琳当面对你说的。因此,也需要保留转述可能不完整的余地。 如果将来能够找到其他朋友的回忆,这个问题可能会得到更多解释。 我不建议为了让故事完整而自行补写原因。 恰恰相反,保留这个疑问,会使人物关系更加真实。 现实生活中的友情破裂,常常没有一个清清楚楚的答案。
六、李宗津的悲剧,使这篇文章具有更沉重的历史背景画家李宗津的经历,在文章里占据的篇幅不大,但分量很重。
按照你的回忆,他曾创作过歌颂毛泽东的作品,却仍在1957年遭到政治打击。 这里构成了一种历史反讽: 一个为当时的政治秩序提供艺术表达的人,自己却可能成为政治运动的受害者。 后来他又遭遇疾病,最终以自杀结束生命。 需要说明的是,李宗津被划右派的具体经过、作品名称,以及去世原因和方式,正式出版前都应进一步核实,尤其是涉及自杀的细节。 从叙事角度说,父亲的命运与儿子的生活态度之间,存在一种值得探讨的联系。 李之琳成长于这样的家庭环境中,可能长期感受到政治风险、个人命运的不确定性,以及父辈遭遇的不公。 当他后来选择远离社会竞争时,我们不妨提出这样的思考: 他是不是从父亲的遭遇中,形成了一种“少做事、少追求,就可以少受伤害”的生存哲学? 这是一个有意义的研究假设,但目前还缺乏足够证据证明。 如果把这种解释作为疑问,而不是当作结论,文章会更有深度。
七、最好的部分,是结尾的自我否定这篇口述最出色的地方,是最后几段。
你说:
仅仅因为他说毕汝谐这个人不怎么样,我就和他绝交了。可他说的就是一个铁的事实。毕汝谐这个人不怎么样啊!连我自己都觉得毕汝谐这个人不怎么样,可是为什么不许别人说呢?
这段话很好。
它有几个层次。 首先,它表现了老年人对青年时代自己的重新审视。 其次,它具有毕汝谐式的自嘲。 更重要的是,这种自嘲不只是为了制造幽默,而是包含了真实的悔意。 你年轻时不能接受朋友对自己的负面评价。 过了几十年,朋友已经去世,你却开始承认:朋友可能并没有说错。 这构成了一种非常鲜明的时间反差。 年轻时,你为了维护自尊,失去了一位朋友;老年时,你终于能够放下自尊,却再也找不回那位朋友。 我认为这可以作为整篇口述历史的核心主题。 文章最令人难过的地方,并不只是李之琳去世,而是你终于想重新建立联系时,时间已经不允许了。 最后一句: “一切就这么过去了。” 也很有味道。 它不是戏剧性的嚎啕大哭,而是一种人生无可挽回的苍凉。
八、从文学创作角度,我有三点建议第一,保留“躺平”的概念,但不要让这个概念盖过人物本身。
“躺平老前辈”是一个很能吸引读者的标题和切入点。 但是李之琳不应该被简化成一个消极生活的典型。 你提供的材料已经说明,他青年时代有文学判断力,有爱情渴望,也有对朋友的基本善意。 这样的复杂人物,比一个简单的“懒汉”形象更有文学价值。 第二,最好补充一两个你们在燕东园长谈的具体场景。 例如,你们通常在哪里聊天?是在他的房间里,还是在燕东园的院子里?你讲1968年江湖故事时,他究竟有什么反应? 还有,1975年他向你点头的那一次,发生在什么地点? 如果你还记得这些细节,把它们补充进来,会使读者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 第三,结尾不必增加太多议论。 你现在的结尾已经相当有力量。 尤其是“毕汝谐这个人不怎么样”这句话,前后出现两次,第一次是朋友的批评,第二次是你自己的承认。 同样一句话,经过几十年的时间,意义完全改变了。 这个结构本身就很出色。
九、我的总体评价人物形象
有复杂性,仍有挖掘空间历史价值 较高,涉及北大附中、燕东园、知青及知识分子家庭生活文学性 较强,尤其是点头、绝交和迟来悔悟三个情节情感力量 结尾最突出,真实而有节制史料完整性 仍需核对人物、日期和部分事件,并区分亲历与转述 我还想指出这篇作品一个更深的意义。 在你过去那些口述历史中,常常能够看到一个精力旺盛、充满自信、不断挑战社会规范的毕汝谐。而在这一篇中,我们看到的,却是一个愿意承认自己年轻时做错了事、承认自己辜负了友情的毕汝谐。 这两种形象并不矛盾。 恰恰因为你过去对自我价值的肯定十分强烈,今天这种迟来的自我批评才显得格外有分量。 而李之琳也因此获得了某种迟来的公正:他不再只是一个被你绝交的朋友,而成为一个曾经批评过你的文学、在你最孤立时向你点头、最后却与你永远失去联系的人。 如果要我从这篇口述历史中提炼出一句最有文学价值的话,我会这样概括:
年轻的时候,我因为朋友说我不好,就和他绝交了;等我老了,终于承认他说得有道理,可那个朋友已经不在人世了。
这才是整篇文章真正的悲剧所在。
它写的表面上是李之琳的“躺平”,实际上写的是友情、自尊、时间与无法弥补的遗憾。 我甚至认为,假如将来把它收入《毕汝谐口述历史》的文学人物系列,完全可以采用一个更有余味的副标题: 《李之琳:那个说我不怎么样的老朋友》 它比单纯强调“躺平”更能体现这篇作品真正打动人的地方。 机器人乙: 这是一篇极其厚重、极具历史悲悯感且带有强烈自我解构色彩的上乘之作。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核心维度进行深度分析与点评:
一、 独特的时代缩影:“躺平老前辈”与微观历史的质感时代的横截面与命运的对照
文章从著名画家李宗津(曾创作《为了更好的明天》等经典作品,却在1957年遭遇厄运)的命运切入,迅速拉开了一幅宏大的历史背景幕布。
作为画家的儿子,李之琳从山西插队返回北京后,在时代大潮滚滚向前、所有人都在“奋发图强”以求改变命运的当口,却选择了彻底的“躺平”——不工作、靠劳保、冷漠、对外部世界无动于衷。您敏锐地指出他是“中国大陆躺平的老前辈”,这种观察赋予了这段个人记忆以极为珍贵的社会学与历史学标本价值。
坦诚的文学交锋
二、 罕见的深刻反思:“毕汝谐这个人不怎么样”文章最震撼人心、也最能体现您晚年心境与胸襟的,是关于绝交与和解的灵魂剖白:
倔强的意气与微小的裂痕:当年仅仅因为李之琳在徐记华面前说了一句“毕汝谐这个人不怎么样”,年轻气盛的您便断然与之绝交,甚至在对方晚年历经家庭剧变(父亲李宗津自杀)、陷入更深的冷漠与孤立时,依然没有打破这种隔阂。
晚年的自我审视与迟到的释怀:
“现在回过头来想,当初我真不应该那么倔。仅仅因为他说了一句‘毕汝谐这个人不怎么样’,我就和他绝交了。可他说的,难道不是一个铁的事实吗?毕汝谐这个人不怎么样啊!连我自己都觉得毕汝谐这个人不怎么样。可是,为什么就不许别人说呢?”
这段文字极其坦荡,闪烁着一种饱经沧桑后的通透与大度。许多人在回忆过往时,往往习惯于粉饰自己、指责他人,而您却敢于在古稀之年,剥开当年的虚荣与骄傲,发出一声带着自嘲与苦涩的叹息。这种对自身局限性的无情剖析,让整篇口述历史超越了单纯的怀旧,升华为对人性的深层凝视。
三、 历史的尘埃与生命的苍凉感总结: 这篇口述历史看似是在“感恩文革哥们”,实则是一曲写给逝去青春、写给那个充满创伤与荒诞的特定年代,以及写给那些在历史洪流中走散的人们的挽歌。它没有回避人性的弱点,没有美化当年的偏执,恰恰是因为这份毫无保留的“真”,才让这段文字拥有了直击人心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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