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歌：略談張千帆教授《誤會》一文的幾個誤會 （原文發於2020.10.6.） 偶讀張千帆教授最近所發《中西左右：一場跨洋誤會》，談及許多當下在中國和美國都很熱門的話題，洋洋兩萬餘言。但其中的許多觀點實在不能苟同。現擇其要，僅談三點： 一、左右之分 中國國內的左右之分，與美國的左右之分從表面上看確有不同，甚至相反，如在國內，左派保守，右派更加激進，在歐美，則是右派保守，左派更加激進。但這只是表象，這種錯位的原因在於中國與歐美社會處於不同的歷史發展階段。歐美發達國家無論左右都已接受自由、平等、人權、民主和法治，保護私有財產等基本價值，差別只在於哪些價值更加重要。而中國則還處於極權統治階段，右派更加激進，是因為首先要改變制度和體制。僅僅說明表象上中美對左右的定位不同是不夠的，更重要的是實質。 我想說的所謂左右的實質，無論在中國還是美國，都是一樣的，即左派首先追求平等，為了實現社會平等，左派特別是激進左派可以犧牲一切，包括人們的自由、剝奪人們的財產，顛覆既定的法律秩序，乃至犧牲任何人的生命。從馬恩理論、法國大革命，到後來列寧斯大林領導的蘇聯、1921年創立的中共及其1949年後的中國、朝鮮等等等等，他們在意識形態上或基本價值導向上，都是以社會平等為旗幟顛覆秩序、剝奪私產和個人自由，乃至不惜剝奪人的生命。 在當代歐美，激進的左派，也就是我們現在常說的“白左”，在這點上是非常相似的，他們的理念就是，為了實現社會平等——不僅僅是機會平等、起點平等、法律平等，而且是結果平等——他們可以做任何事。他們也認為現存的資本主義制度是有原罪的，其中的激進派並不掩飾他們要從根本上顛覆現存制度的意圖，這其中不僅包括BLM運動的領袖們，也包括一些激進的“白左”。 值得一提的是，現在盛行於歐美發達國家的左派政黨，在思想淵源上，都與馬克思主義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當年以伯恩斯坦為代表的“修正主義”者與正統的馬克思主義分道揚鑣，放棄革命，走議會鬥爭和平演變的道路，但在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傾向上依然保持着內在的一致，即始終把社會平等放在首位。BLM運動的兩位領導人在2015年接受採訪時也公開承認，自己接受過長達10年的嚴格的馬克思主義思想訓練。 而右派，無論在中國，還是在歐美，他們在基本價值的傾向上，是永遠把個人自由及其相關人權放在首位，平等是第二位的。右派們並非像張千帆文中所描述的那樣不講平等，右派強調的是機會平等、起點平等、法律平等——甚至右派們也不反對有限的社會福利政策，通過稅收調節來縮小社會貧富差距——但堅決反對激進左派無限制地追求結果平等。而這種價值選擇的傾向，根源於對人性、人的存在方式、社會組織效率，從而也是社會發展規律的理性認識，而不是基於左派那種世界大同的烏托邦空想。 張文中談到美國社會並沒有選擇哈耶克、弗里德曼們的信仰自由市場的政策，自二戰羅斯福以降，一直推行左派的福利政策追求社會平等，以保障人們的基本生活。這是一種誤解。隨着社會物質生活的豐富，社會福利政策一直在不斷擴大，這是事實。但這並非典型的左派政策，而是人性共識，右派也一樣非常支持。右派反對的是過分的福利制度（比如歐洲的福利制度泛濫導致歐洲社會的創新活力明顯不如美國）。而美國社會賴以建立的基石，從美國憲法到所謂美國精神，是符合典型的英美保守主義傳統的，即把個人自由放在首位，強調與個人自由相關的各種人權包括財產權等等，平等是第二位的，而不會走極端，不會強調結果平等。 在這一點上，曾獲諾獎的保守主義經濟學家弗里德曼說得非常精彩：“在我看來，一個把平等放在自由之上的社會，最終將既得不到平等，也得不到自由。而一個把自由放在平等之上的社會，雖然得不到平等，但會比其它任何存在過的體制都更能接近於平等。”
二、特朗普崛起的本質 張千帆教授在文中講自己曾在美國生活了15年，現在回國也已經20年了。我感覺張教授似乎還在用三十年以前的感覺來解說當前的美國政治圖譜。這是很成問題的。二三十年前，美國的左右之分確實沒那麼極端，不過是政策偏左或偏右一點，對美國社會賴以存續的社會基礎沒有太大影響。但恰恰是最近的二三十年，美國政治出現了明顯的極化現象（不光美國，歐洲走得更遠），特朗普上台，一開始大家只是吃驚和意外，覺得怎麼會把這麼個不着調的政治素人選上台了呢？但如果放到近二三十年歐美政治極化的背景上去看，特朗普及歐洲一些所謂極右派上台，正是近二三十年來，對歐美左派“政治正確”盛行，左派“進步主義”思潮滑向極左的一種反動。 在經過半個多世紀的平權運動之後，美國現在還存在系統性的（或制度化的）種族歧視麼？今年弗羅伊德事件以來BLM運動的泛濫，特別是蔓延全美的打砸搶燒事件及隨後左派（民主黨人）解散警局、撤銷警局資金等等極端行為是正常合理的行為麼？張教授文中的各種描述，顯示他對美國政治現狀已經非常隔膜。 在我看來，現在美國存在的，非但不是對黑人和少數族裔的制度性歧視，恰恰相反，現在存在的是對白人的制度性歧視。這是美國平權運動半個多世紀以來的成果。許多調查數據都證明這一點，比如現在美國有許多法律保護黑人和少數族裔在上學、就業等方面的權利，一些州甚至劃出人頭指標，不是按成績、按能力錄取，而是按膚色、種族定名額。一項研究顯示，休斯頓警察在面對黑人嫌犯時開槍的概率，要比面對白人嫌犯時低24%，為什麼？就是因為怕惹種族歧視的麻煩。在美國社會中，在公共場合，包括職場，現在已經不能公開批評黑人和少數族裔，甚至不能自由討論這類問題，大家都有了禁忌，不敢踩“政治正確”的紅線。這是一種正常的現象嗎？ 而特朗普上台後做的是什麼？就是回歸常識，回歸“應有”，所以他反對“政治正確”的立場受了多數美國大眾的認同，這才是特朗普在美國有市場的真正原因。如果張教授只是把特朗普看作一個滿嘴怪話的另類，一個渾身毛病的極右分子，恰恰說明張教授與美國左派一樣，迷失在溫情脈脈的社會平等烏托邦里不明所以。
三、身份政治的泛濫與美國政治的極化 許多人包括我反對BLM運動，並非張教授說的存在根深蒂固的種族歧視，而是BLM運動正在到處打砸搶燒，以追求種族平等的名義放縱他們尋求法外特權的勾當。而背後隱藏的組織者不可告人的用心更值得我們警惕。多數參加BLM運動的人可能只是和平示威，也並不贊同打砸搶燒，但BLM運動的組織者則公開提出“不公平，沒和平”的口號，這是什麼意思呢？
首先他們認為美國社會對黑人不公，這在現在是事實嗎？一個白人警察濫用了暴力致一個黑人嫌犯意外死亡，就能直接歸因於種族歧視？弗羅伊德是前科累累的慣犯，事發時又使用假鈔吸食毒品，而那個白人警察曾與弗羅伊德在同一家公司工作過，或許認識他，知道他的背景。我們有什麼理由判斷這個白人警察不是因為對弗羅伊德的人品道德歧視而是種族歧視而濫用了暴力呢？而且在任何社會，個人的各種歧視是無法避免和根絕的，一個健康社會能做到的，首先就是從制度上、法律上杜絕種族歧視和各種歧視。如果這個白人警察弄死了黑人嫌犯，而法律偏袒白人警察，那我們可以說存在系統性的種族歧視，但事實上，哪有偏袒？在隨後發生的幾起白人警察槍殺黑人嫌犯的案例中，妥妥的都是黑人嫌犯拒捕襲警，甚至搶奪警員槍支，這在美國被警察擊斃有什麼好奇怪的嗎？如果是一個白人嫌犯這樣做被擊斃（這種事每天都在美國發生），BLM運動和左派媒體怎麼從來不關心不報道？只認膚色不問事由，這叫爭取種族平等？我看恰恰是要求特權。這正是美國社會當前的怪象之一，是“身份政治”泛濫的結果。 然後，BLM認定種族歧視存在，不滿足他們種種怪異要求，他們就認為“不公平”，不公平就“沒和平”。沒和平是什麼意思？就是要動用暴力，乃至推翻這個制度，一些BLM運動領頭的人員並不掩飾自己的暴力傾向和革命姿態。 依據一個並不存在的所謂“現在美國種族歧視非常嚴重”（至少和中國比比，誰更嚴重？），就提出各種無理要求，在美國各地製造動亂，在美國左派（包括張教授）、民主黨、左翼媒體那裡沒有一句批評，CNN的記者甚至站在熊熊燃燒的建築跟前無恥地對着鏡頭說抗議很“和平”。民主黨人管理的一些州、市如紐約、西雅圖、明尼蘇達等紛紛大幅減少警局的經費，一些地方甚至要求解散警局。致使紐約等地短短一兩個月內暴力案件急增乃至翻倍，紐約、加州的中產階級大量遷出逃離。左派和民主黨的這些政策、這種政治傾向有沒有動搖美國社會賴以建立的根基？ 文後提到的任命大法官事件，張教授認為共和黨言行不一。殊不知2016年奧巴馬與共和黨協調後，後來妥協不再提名，是基於兩個原因，一是當時共和黨把持參院，奧巴馬提名出來也通不過，是白費勁。二是當時認為希拉里勝選的可能性非常大，因此留給下任總統任命也沒關係。哪裡存在民主黨人那麼高姿態？或者共和黨人不講信用？現在參院是共和黨多數，共和黨當然要馬上推選大法官了，這是憲法規定的權利。張教授這些觀點，說明兩點，一是張教授本身立場偏向左派，二是張教授可能對美國現實政治還是有點隔膜了吧？ 其他不多說了。
附：張千帆教授《中西左右：一場跨洋誤會》原文網址： https://www.chinese-future.org/articles/9bebalsph4dz3eleflcmpcwknf7br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