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令案並不是孫維一個人單獨作案，而是同寢室好幾個人共同作案。這個也時常有人提及，但關注不多，大多數人以為就是孫維一個人幹的。這和以為文革里卞仲耘是被宋彬彬一個人打死的，是同樣的誤會。這兩件事都是集體作案，只不過只有一個知名的，其他人掩藏在主犯背後了。

李佳佳《朱令的四十五年》一書，比較詳細的談了孫維和朱令的共同室友：王琪和金亞（都是化名）的表現。內容比較長就不直接貼了，可以去看原書原文。

從相關敘述，如朱令中毒後二人對此的態度和表現，我認為這兩個室友很大概率參與了對朱令的謀害，即便沒有直接參與，也是知情且不報的、為孫維打掩護的。

朱令案顯然是宿舍長期矛盾造成，所以其他人不可能不知情。而事發後另外兩個室友並沒有以中立或者友好態度對待朱令及其家人，反而種種跡象反映她們與孫維關係很好。

而鉈中毒事件的投毒環境，及後續銷毀罪證和輿論洗地，都不是一個人單獨做得到的

說不可能集體投毒的，都低估了校園霸凌的規模和殘酷。像馬加爵林森浩那種個人作案，反而是少數，大多數霸凌都是多個人參與。例如給鞋裡放針、給飯碗裡撒尿之類，太多了。

朱令案的幾個作案者，都是20歲左右，頭腦簡單心大膽，也並沒有親眼目睹過鉈中毒的損害，用起來就沒心理負擔，跟碗裡撒尿一樣心態

那些躲在孫維、宋彬彬背後的其他加害者，更加可惡。因為孫維宋彬彬即便沒被法律懲罰，但輿論的批判也能一定程度懲罰她們，損害其名譽，也讓她們不能安寧安心。

但那些沒有被披露名字和身份的參與者，一方面參與害人（且未必是從犯），另一方面不僅沒有法律懲罰，輿論懲罰也沒有。這更加不公

（附：我在《朱令的四十五年》書評中的相關評論節選：

    根據本書和從其他途徑看到的關於朱令事件的前前後後，我可以清晰的看到朱令同學（尤其同寢室的其他三人）對朱令的冷漠、孤立、排擠、敵視，以及以孫維為中心的物化二班部分人心照不宣（當然是說不向外“宣”，她們內部恐怕經常咬耳朵、開小會）的相互打掩護、遮羞遮醜乃至遮掩犯罪事實。或者更進一步，她們中一部分人可能集體參與了投毒（不一定是直接投毒，可以是相互配合，例如有人望風、有人塗抹、有人清理）。

    例如本書中提到，在朱令中毒後，朱令父母接到過朱令室友特意打電話詢問朱令父親關於一塊麵包的事。朱令父親回答麵包沒有帶走，讓她們吃了。對方回答“已經吃了”。這是很詭異的事情。前面提到，包括同寢在內的物化二班對朱令如此冷漠，為何突然打電話問詢，還專門提及一塊麵包這種雞毛蒜皮的事？大膽揣測一下，那塊麵包就包含了鉈，就是投毒的介質。文中沒有提及這個室友是誰。我相信不是孫維。因為她作為嫌疑人，是不會主動直接和朱令家人對話的，這是自我暴露。而且朱令父親並未講那人是誰，如果是孫維應該會特意說明。那麼只有可能是另外兩個室友或者物化二班其他人了。如果前面推論的麵包為投毒介質成立，那麼也就是說，除了孫維，至少還有一人知曉甚至參與了投毒。

    而從後來暴露出來的孫維“指導”物化二班同學如何應付朱令家人、如何進行輿論公關的詳細信息，以及這些人在現實與互聯網等各場合的相互唱和、對朱令和其家人朋友的詆毀，可以看到一張緊密的罪惡的關係網籠罩着清華這個班級。

    最典型的證據無疑是支持朱令的同學童宇峰，通過黑客手段得到的一份孫維“指示”支持她的清華同學如何應對質疑的“回帖綱要”。

     “回帖綱要”主要有這些內容：

     “孫維及其家人曾給一些同學發了一份‘回帖綱要‘，告知她即將發表聲明，‘指點’同學們應該如何配合回帖。這份綱要的‘總綱‘是，須每天逐漸發帖，盡量不要互相呼應。細則還包括，‘證實家庭廉潔，同時證明其人品；有顧慮的最好不用自己家的電腦IP；所有我們寫在網上的資訊朱令家人都會看到，所以不要給朱家提供額外的資訊’等等。她還專門強調：‘如果有關鍵性的事實（和案件相關的）年久失修記不清了的千萬要先和我確認，如果記不清寧可不寫，但一定不能自相矛盾！千萬千萬！’”

    這些“指點”已經明顯超出了正常同學之間的交流溝通，它更像是一份密謀和串供的記錄。雖然“綱要”中沒有直接表明有集體投毒、孫維的其他同學涉案等情況，但是如此具體而細密的串通，不僅讓人感到這個班級圈子裡的醜惡，也令人更加懷疑這些與孫維及互相極為“親密”的同學們，究竟對案情了解多少、參與多少？除了這份泄露的“綱要”，還有多少次不為外人知的密室合謀？

……

    雖然，後來包括孫維在內的朱令同學對此做了一系列辯解（文中也都有敘述），但暴露出來的漏洞反而更多了。除少數人敷衍式的參與翻譯了貝志城等人送來的外文材料外，朱令的大多數物化二班同學表現了驚人的沉默和集體的掩飾。

    這其中，以朱令的室友（同時也是同班同學）王琪和金亞的表現最為令人齒冷。她們不僅與物化二班其他同學一樣對貝志城等人帶來的有關朱令的信息冷漠以待，還表露出更異乎尋常的態度。

    例如，當吳向軍尋求孫維王琪金亞的幫助時，她們說“我們明天都訂好了五一出去旅遊，實在沒時間翻譯”。在她們親眼目睹朱令中毒後的痛苦（乃至可能集體參與投毒）後，居然可以如此心安理得的旅遊；有雜誌記者登宿舍試圖採訪她們時，金亞稱“我很忙，沒有時間給你講朱令”。後來“在記者的一再堅持下，這位同學才同意‘簡單講一下‘。朱明新（朱令母親）記錄下了那段原話：‘朱令，女，二十一歲，才貌雙全，多才多藝，性格活潑，開朗大方，自去年十二月生病，今年四月昏迷，至今仍在協和醫生接受治療’”。這透着多麼的不耐煩啊。在採訪時，王琪也在場，是同樣的態度。當自己的同學正在遭受病痛的殘酷折磨時，當朱令和家人、社會公眾都想知道朱令發病前境況並以此尋找真相和對症治療時，她們的應對令人心悸，也自然產生了更多合理懷疑。

    朱令同學們的表現之所以令人憤怒，當然不止於冷漠，還有閃爍其詞、粉飾過往、遮掩真相。例如前面所提到的，關於貝志城和他同學到清華求助遭遇物化二班的冷漠，在若干年後朱令案再起波瀾時，公眾看到的不是朱令眾多同學合理的解釋抑或真誠的歉意，而是明顯經過糾合商議後對當年惡劣態度的掩飾，充滿謊言與矛盾，在冷漠之後又多了一重虛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