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令案并不是孙维一个人单独作案，而是同寝室好几个人共同作案。这个也时常有人提及，但关注不多，大多数人以为就是孙维一个人干的。这和以为文革里卞仲耘是被宋彬彬一个人打死的，是同样的误会。这两件事都是集体作案，只不过只有一个知名的，其他人掩藏在主犯背后了。

李佳佳《朱令的四十五年》一书，比较详细的谈了孙维和朱令的共同室友：王琪和金亚（都是化名）的表现。内容比较长就不直接贴了，可以去看原书原文。

从相关叙述，如朱令中毒后二人对此的态度和表现，我认为这两个室友很大概率参与了对朱令的谋害，即便没有直接参与，也是知情且不报的、为孙维打掩护的。

朱令案显然是宿舍长期矛盾造成，所以其他人不可能不知情。而事发后另外两个室友并没有以中立或者友好态度对待朱令及其家人，反而种种迹象反映她们与孙维关系很好。

而铊中毒事件的投毒环境，及后续销毁罪证和舆论洗地，都不是一个人单独做得到的

说不可能集体投毒的，都低估了校园霸凌的规模和残酷。像马加爵林森浩那种个人作案，反而是少数，大多数霸凌都是多个人参与。例如给鞋里放针、给饭碗里撒尿之类，太多了。

朱令案的几个作案者，都是20岁左右，头脑简单心大胆，也并没有亲眼目睹过铊中毒的损害，用起来就没心理负担，跟碗里撒尿一样心态

那些躲在孙维、宋彬彬背后的其他加害者，更加可恶。因为孙维宋彬彬即便没被法律惩罚，但舆论的批判也能一定程度惩罚她们，损害其名誉，也让她们不能安宁安心。

但那些没有被披露名字和身份的参与者，一方面参与害人（且未必是从犯），另一方面不仅没有法律惩罚，舆论惩罚也没有。这更加不公

（附：我在《朱令的四十五年》书评中的相关评论节选：

    根据本书和从其他途径看到的关于朱令事件的前前后后，我可以清晰的看到朱令同学（尤其同寝室的其他三人）对朱令的冷漠、孤立、排挤、敌视，以及以孙维为中心的物化二班部分人心照不宣（当然是说不向外“宣”，她们内部恐怕经常咬耳朵、开小会）的相互打掩护、遮羞遮丑乃至遮掩犯罪事实。或者更进一步，她们中一部分人可能集体参与了投毒（不一定是直接投毒，可以是相互配合，例如有人望风、有人涂抹、有人清理）。

    例如本书中提到，在朱令中毒后，朱令父母接到过朱令室友特意打电话询问朱令父亲关于一块面包的事。朱令父亲回答面包没有带走，让她们吃了。对方回答“已经吃了”。这是很诡异的事情。前面提到，包括同寝在内的物化二班对朱令如此冷漠，为何突然打电话问询，还专门提及一块面包这种鸡毛蒜皮的事？大胆揣测一下，那块面包就包含了铊，就是投毒的介质。文中没有提及这个室友是谁。我相信不是孙维。因为她作为嫌疑人，是不会主动直接和朱令家人对话的，这是自我暴露。而且朱令父亲并未讲那人是谁，如果是孙维应该会特意说明。那么只有可能是另外两个室友或者物化二班其他人了。如果前面推论的面包为投毒介质成立，那么也就是说，除了孙维，至少还有一人知晓甚至参与了投毒。

    而从后来暴露出来的孙维“指导”物化二班同学如何应付朱令家人、如何进行舆论公关的详细信息，以及这些人在现实与互联网等各场合的相互唱和、对朱令和其家人朋友的诋毁，可以看到一张紧密的罪恶的关系网笼罩着清华这个班级。

    最典型的证据无疑是支持朱令的同学童宇峰，通过黑客手段得到的一份孙维“指示”支持她的清华同学如何应对质疑的“回帖纲要”。

     “回帖纲要”主要有这些内容：

     “孫維及其家人曾給一些同學發了一份‘回帖綱要‘，告知她即將發表聲明，‘指點’同學們應該如何配合回帖。這份綱要的‘總綱‘是，須每天逐漸發帖，盡量不要互相呼應。細則還包括，‘證實家庭廉潔，同時證明其人品；有顧慮的最好不用自己家的電腦IP；所有我們寫在網上的資訊朱令家人都會看到，所以不要給朱家提供額外的資訊’等等。她還專門強調：‘如果有關鍵性的事實（和案件相關的）年久失修記不清了的千萬要先和我確認，如果記不清寧可不寫，但一定不能自相矛盾！千萬千萬！’”

    这些“指点”已经明显超出了正常同学之间的交流沟通，它更像是一份密谋和串供的记录。虽然“纲要”中没有直接表明有集体投毒、孙维的其他同学涉案等情况，但是如此具体而细密的串通，不仅让人感到这个班级圈子里的丑恶，也令人更加怀疑这些与孙维及互相极为“亲密”的同学们，究竟对案情了解多少、参与多少？除了这份泄露的“纲要”，还有多少次不为外人知的密室合谋？

……

    虽然，后来包括孙维在内的朱令同学对此做了一系列辩解（文中也都有叙述），但暴露出来的漏洞反而更多了。除少数人敷衍式的参与翻译了贝志城等人送来的外文材料外，朱令的大多数物化二班同学表现了惊人的沉默和集体的掩饰。

    这其中，以朱令的室友（同时也是同班同学）王琪和金亚的表现最为令人齿冷。她们不仅与物化二班其他同学一样对贝志城等人带来的有关朱令的信息冷漠以待，还表露出更异乎寻常的态度。

    例如，当吴向军寻求孙维王琪金亚的帮助时，她们说“我們明天都訂好了五一出去旅遊，實在沒時間翻譯”。在她们亲眼目睹朱令中毒后的痛苦（乃至可能集体参与投毒）后，居然可以如此心安理得的旅游；有杂志记者登宿舍试图采访她们时，金亚称“我很忙，没有时间给你讲朱令”。后来“在記者的一再堅持下，這位同學才同意‘簡單講一下‘。朱明新（朱令母亲）記錄下了那段原話：‘朱令，女，二十一歲，才貌雙全，多才多藝，性格活潑，開朗大方，自去年十二月生病，今年四月昏迷，至今仍在協和醫生接受治療’”。这透着多么的不耐烦啊。在采访时，王琪也在场，是同样的态度。当自己的同学正在遭受病痛的残酷折磨时，当朱令和家人、社会公众都想知道朱令发病前境况并以此寻找真相和对症治疗时，她们的应对令人心悸，也自然产生了更多合理怀疑。

    朱令同学们的表现之所以令人愤怒，当然不止于冷漠，还有闪烁其词、粉饰过往、遮掩真相。例如前面所提到的，关于贝志城和他同学到清华求助遭遇物化二班的冷漠，在若干年后朱令案再起波澜时，公众看到的不是朱令众多同学合理的解释抑或真诚的歉意，而是明显经过纠合商议后对当年恶劣态度的掩饰，充满谎言与矛盾，在冷漠之后又多了一重虚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