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4日，美国拜登政府公布了新的对华关税政策，将针对中国向美国出口的新能源汽车、半导体、矿业加工品、医疗器材等产品大幅加征关税，税率由此前的零至25%，增至50%-100%。

美国政府本轮对华加征关税，直接原因是为对抗中国在中美贸易中的过度补贴和倾销政策。而更根本的原因，是美中经济竞争的加剧、两国全面对抗状态愈发升温下的产物。而欧盟及欧洲各国也正在考虑是否出台与美国类似的措施。

最近十几年，中国在太阳能/光伏产品、氢能开发、电动汽车等新能源产品的研制和生产上，呈现爆炸式增长态势。尤其最近数年，中国不仅已成为世界最大的新能源产品生产和出口国，还以极低价格占据了世界各国新能源市场。

而中国之所以能迅速生产巨量新能源产品、快速占领世界市场，得益于中国官方对新能源产业的大力扶植、中国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高额补贴，以及廉价的劳动力。这大大降低了中国产品的生产成本，提高了竞争力。

而其他国家要么缺乏技术能力、生产规模小（如其他亚非拉国家）、要么生产成本尤其人力成本高昂（如美欧），于是在与中国的竞争中大败。所以，美欧等国才祭出了大幅加增关税这个“撒手锏”，以遏制中国新能源产品在其国家的“攻城略地”。美欧还指责中国采取了不正当的竞争方式，如以国家财政补贴新能源企业，以及压低劳动力成本，低价向美欧倾销。

那么，美欧对中国的指责及关税制裁是否有道理呢？中国的新能源等产业政策和模式利弊几何呢？无论美欧还是中国，其对内对外的经济贸易政策是好是坏呢？这是相当复杂的问题，而非简单的“是”和“否”的问题。

中国作为一个官方长期直接干预经济和产业的国家，确实存在通过财政补贴、政策“绿灯”方式扶植新能源等产业的行为。这样的补贴政策，既促进了产业发展、利于集中突破重点领域和规模化生产，但也有违市场经济下企业间、国家间公平竞争的经济道德（虽然美欧在内其他国家也对本土企业有所扶植，但程度不及中国，且政府参与相对有限）。

而中国官方对企业的强力补贴和行政干预，固然在具体产业上促进了发展、增加了产出和就业，但也有损企业自主性和市场自由竞争，也导致国家经济过于依赖投资和出口。同时，中国又拒绝福利社会，导致消费驱动力不足。这让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不甚健康、可持续性和惠民性差。

而中国劳动力的廉价、严格的劳动纪律、高强度和长时长的劳动，也是“中国制造”铺展全球的重要原因。这一方面提高了生产效率、为全世界提供了物美价廉的产品、促进了中国经济繁荣，但也有损中国劳工的权利与福利，也加剧了中国和全球范围内劳动者的“内卷”。虽然劳工在具体订单中获得一定收入，但所得不及付出。整体和长远看，这种中国特色的“低人权优势”模式，严重损害了劳工的合法权益。

而中国基于补贴和廉价劳动力的产品出口，从短期看取得了与他国竞争的优势，但并非是基于价值、性能、创新等产品本身的优点，不利于各国企业在同一标准下基于产品质量和性价比的平等、良性的竞争。而且即便对于中国国家和国民利益，也未必有利。国家对企业的投资和补贴，是使用中国纳税人的财富，但企业利润并不能普惠中国国民。而劳动力成本的廉价有损劳工权益，也是浅显的道理。

但这不意味着西方的指责与关税政策是完全正当的。本次大幅上调关税，针对的主要是中国的太阳能电池板、电动汽车等新能源产品。但中国发展新能源产品，原因之一是接受了这些年欧美强调的发展新能源、对抗气候危机、实现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号召。如今中国大力发展新能源产业，即便动机复杂、具体方式存在问题，但对新能源产业发展和对抗气候危机的贡献不应否认、热情不宜打击。对于过剩的中国产品，欧美在内世界各国应想办法将之消化或转化为节约资源、改善环境、遏制气候危机的工具，而非让其烂在工厂和仓库。

而中国的廉价劳动力生产的产品，虽涉嫌不正当、不健康竞争，但也让美欧各国消费者享受了极为廉价的产品。长期在产业链上游、享受国际间“剪刀差”的美欧日韩等发达国家，因“中国制造”受益已持续约四十年。作为受益者，美欧不应该只讲自己在贸易中受损，而回避得益。美欧也不应为保护本国生产者利益，而罔顾本国消费者权益。“谷贱伤农，谷贵伤民”（当然对工业品生产和消费也一样），不能顾了一头忘了另一头。

而且，对外国产品征收高额关税，无论动机如何，归根结底都是一种贸易保护主义行为，不利于经济全球化和生产要素在世界的自由流动。

总之，美国及其他各国对中国征收高额关税的行为，既有可以理解的一面，也有不当的另一面。而中国对企业尤其国企采取的财政补贴政策和压低劳动力价格的模式，都是利弊夹杂，短期能刺激经济增长和就业，长远是较为不利于中国经济和民生的，也会恶化与他国的贸易关系。

想要改变经贸政策中的各种不当不利，美欧等国和中国自身，都需要做出改变。对于美欧各国，适当的反制中国的廉价倾销是必要的，但也应肯定中国在发展新能源领域的贡献，以及在反制倾销中避免制造新的贸易不公和壁垒。美欧各国还应该努力促进国际贸易的平等和普惠、敦促中国等国改善劳工待遇，让发展中国家国民的收入和保障水平逐渐向发达国家靠拢。这样既有益于发展中国家国民，也能减少后发国家的廉价生产和倾销。

而对于中国，既要坚持发展新能源不动摇，但也不应纯粹靠砸钱补贴、不计成本收益比率的随意和过度投资、靠廉价劳动力压低成本等方式来取得竞争优势，而应更重视产品性能和独特性，鼓励创新创造，以质取胜。中国还尤其要重视劳工权利，提高劳动者待遇和健全保障机制，而不应再依靠之前极大压低劳动力成本的模式。这既利于促进劳工权益，也利于增强国民消费能力、刺激经济，实现经济的良性循环、对外的合理竞争，让中国的繁荣更普惠大众和具持续性，也可改善与他国的经贸关系。

当然，笔者也知道，这些道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因为各国经贸政策牵涉各方利益。既得利益者和特定的利益集团，都宁可采取现有的瘦人肥己、损人利己政策，也不愿改革和普惠各方。而对于导致中美贸易冲突更根本的原因，即中美两个国家之间的竞争和对抗，其缘由涉及到双方体制、利益、立场的根本差别，想要化解纷争更是困难重重。

但笔者仍然希望，无论美欧还是中国，在制定经贸政策时，都更在乎民生、更重视平衡与协调、更强调可持续性，而非为短期和局部利益，不计成本的投资、破坏竞争规则、筑起保护主义高墙。两国也应求同存异、管控冲突，在当代国际通行法则的范围内解决纠纷，避免陷入新冷战甚至更激烈冲突的悲剧路径。

本文已发表于《联合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