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月，在武汉、重庆、北京等地的道路上，出现了一大批无人驾驶的自动驾驶出租车“萝卜快跑”。这些欢快的跑在各城市的小型自动驾驶汽车，让许多人眼前一亮，也有不少人预约乘车“尝鲜”。设计和运营“萝卜快跑”的企业百度公司和合作伙伴、地方政府，也在宣传“萝卜快跑”在技术上的突破，以及它的便民和安全。

   但同时，“萝卜快跑”也引发了激烈争议。一方面是有人对于无人驾驶汽车的安全性提出质疑。这更多是技术层面问题，笔者认为安全性整体问题不大，在此不再展开讨论。

   而另一方面，是不少人担忧“萝卜快跑”这样的无人驾驶出租车，将导致更多出租车、网约车司机收入受损甚至失业，乃至整个驾驶行业都会受到冲击，许多人将会因此失业。已试运行“萝卜快跑”的武汉等城市的出租车司机，就发起抗议，呼吁停止引进无人出租车，保障司机就业。

   “萝卜快跑”引发的争议，映射的是人工智能（AI）迅速发展下对传统人工的替代，和对替代领域工作者就业的冲击。不仅在汽车驾驶领域，最近20多年，在流水线生产、通讯、安全监管、文化教育、生物医药、家庭照护等诸多领域和行业，人工智能都在显著的代替人工。从商品制造到公共/私人服务，机器人和虚拟员工往往以更高效率和更低成本，满足了大部分原本以真人完成的生产和服务需求。像通过刷卡无人购票和检票、网上预约医生和自助机取号、售后服务AI客服解答多数疑问，已经是人们习以为常的事。

   人工智能确实促进了发展、便利了民生，也降低了生产和服务成本、极大提高了效率。但同时，它也导致了大量就业者失业、待就业者更难找到工作。还有一些受冲击者没有失业，但在人工智能的竞争和挤压下收入大幅减少、被迫增加工作强度与AI竞争。而中低阶层的、从事基层工作的群体，如流水线工人、低复杂度的服务业者，受到冲击最为严重。这不仅在于他/她们的工作最易被机器人或虚拟的AI替代，还在于他们本身就身处弱势、收入低保障差，失业对其及其家庭造成的打击更沉重。

   在前些年，人工智能替代真人对就业的影响并不很明显，一是由于人工智能仍然处在初创期，普及程度还有限，以及政府调节人工智能投入避免过大冲击；二是在中国，经济仍然处于上升期，就业岗位和收入都属于增加状态，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冲击被经济景气冲淡。

   但最近几年的中国，经济明显处于下行趋势，失业率高企，农民工找工作难、大学生面临“毕业即失业”的困境。而且经历新冠疫情和“清零”政策影响，经历各种困境的中国民众，抗风险能力下降，中下阶层更难承担失业的代价。而同时，人工智能进一步发展和普及。这样，人工智能取代人工引发就业危机，是必然的事。

   “萝卜快跑”引发的风波，仅仅是人工智能冲击就业的冰山一角，更多行业和更远未来，危机更为广泛和严重。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拍摄的纪录片《美国工厂》，在描述中美劳工待遇的差异及劳资斗法之后，结尾AI操控、机械臂执行的全自动化生产，明示了制造业的未来：AI和机械将逐渐淘汰人工，产业工人将面临更暗淡的夕阳。

   而在汽车驾驶领域，无人驾驶从技术层面已非常成熟，火车和飞机自动化程度越来越高且无碍（甚至更利于）安全性，也成为汽车领域的榜样。只是考虑到就业、大众接受度、潜在的风险等，一直没有大规模铺开。但目前看，无人驾驶技术的大规模和更广泛使用，已是必然的潮流。而包括出租车和网约车司机在内的汽车驾驶员，必然面对竞争压力和很大失业风险。

  对于这样的现实，从政府部门到人工智能企业、汽车客货运输行业，从人工智能的设计部门、研发部门到运营者，都应当充分考虑到人工智能技术的使用、具体产品的实践，对于就业（尤其对原行业从业者）和分配等多方面的影响，不能唯技术论/唯利润论。在技术设计时，就应当考虑该技术将替代多少就业者、对就业率影响几何。

   人工智能开发和应用，若能在一开始就特别重视就业及普惠性的重要，还能适当增加若干就业和惠及大众。如视讯技术和互联网的发展，虽然导致广播业和传统电话业衰落，但却制造了更多岗位，并且让许多原来从事广播和电话行业的人士“无缝衔接”的成为新的传媒和通讯工作者。

   另外，对于产业转型升级导致的失业者/薪酬大幅减少者，政府和相关企业都应当做出一些补偿和救助。欧美日韩等发达国家经历过多次产业升级和传统产业者失业潮，他们通过发放失业救济金，以及本就有的包含教育医疗养老的福利体系做兜底，作为“安全网”以避免失业者陷入过于悲惨境地，并为受冲击者提供了可以喘息和调整、得以养家糊口、走出困境的宝贵“梯子”。

   但以“萝卜快跑”对出租车司机造成冲击为代表的、新一轮人工智能应用催生的失业危机下，中国的汽车驾驶从业者及其他工人与服务业者，面对的情况显然更为恶劣。一是这些司机往往只会开车，缺乏其他技术性技能，且普遍年龄偏大、学历偏低，再学习和再就业能力不足。二是中国社会福利保障水平低，不仅低于发达国家，还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尤其私营企业员工，若失业几乎无任何保障。这些人一旦失业，对其个人及家庭都会造成很大打击，还会波及社会安定。而其他中低端行业就业者的处境和失业风险，及对社会的影响，大都是类似的。

   如果中国政府和人工智能研发与运营机构，不能在推广和应用技术时兼顾相关行业就业者利益，漠视中下阶层和弱势群体的权利权益，既是对劳动者的伤害，也会造成更多矛盾、让本已不健康的社会环境和治安状况更趋恶化。

   近年来，因为气候危机引发的灾害及减排责任的争议，流行“气候正义”的说法。在对抗气候变暖和相关灾害、减少碳排放过程中，往往是排放最少的弱势国家和族群，遭受更多灾害、承担更大代价，而发达的、早就大量排放二氧化碳和其他污染物的国家却受冲击最小。这显然是不公平的。所以环保运动人士提出“气候正义”一词，要求排放更多者付出更多，并着重保护易受气候变化伤害的弱势群体权利。笔者是非常赞同“气候正义”主张的。

   那么，在人工智能领域，也需要“AI”正义，即政府和人工智能的研发及推广机构，需要充分考虑到机器人、虚拟操作员/服务员替代人工对就业的冲击，因AI发展受益者需向受损者支付补偿、通过政策支持，让遭受产业升级和智能替代冲击的就业者和失业者得到保障，免于陷入收入归零、全家困顿的窘境，让这些受冲击者得到喘息、有机会得到新工作。

  政府和企业在投入人工智能以替代旧岗位同时，也应尽可能创造新岗位，并让遭受冲击的人群在新岗位优先就业，保障产业升级的惠民性、可持续性，达成良性循环。另外，还要考虑AI对于个人自由、安全、隐私的负面影响，在AI设计和运用中尽力减少侵害民权的副作用、对受损者进行必要的补偿。

   自17世纪工业革命以来，工业化下世界的面貌发展巨大变化，人们的生活也日新月异。二战后的科技革命，更是让人类逐步走入信息时代。这为人类带来了巨大的便利和更舒适的生活。但同时，也让许多传统产业从业者失业、一些曾颇为重要和受人尊敬的职业没落，还产生了一些新的安全隐患、隐私侵害问题。

   早在从农业到工业、工业资本主义早期，就已出现过生产方式改变影响就业的情况。如纺织机取代人工织布、蒸汽轮船代替船夫、机械制造淘汰手工作坊等，一方面极大提供劳动效率、便利大众生活，另一方面也导致当时的从业者失业。19世纪英国还爆发了工人捣毁机器的“卢德运动”。而之后数百年的科技发展和产业变迁，同样在促进生产丰富生活同时，让一批批传统行业“下线”、从业者失业。

  今日的人工智能损害就业，只是历史的又一次重演。只是不应该轻视，它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核心成果，而非简单的技术革新。影响颇为深远。但历史上各国应对产业变化和失业冲击的经验教训，仍然是有效的、值得参考的。

   对于人工智能这样的“双刃剑”，显然需要辩证的看待和对待，利用其有益方面，而对其负面影响尽可能避免或弱化。人工智能归根结底是为人服务，无论设计还是运用，都要将人权人道放在首位，遵循科学伦理。

   以非暴力思想知名世界的印度“圣雄”甘地，提出过“世界的七大错”，就包括“无人性的科学”一项。自启蒙运动以来的有识之士就明白，人文主义和科学理性是相互交织、缺一不可的，人文和科学互相需要另一方的指引和规范。但现实中，总有滥用科学技术、扭曲科学精神的行为，损害了科学为人类幸福服务的真谛，也有悖于良知和正义。

   人工智能的技术发展很快，但对技术应用的副作用如影响就业、有损民权、伤害弱势等，却没有足够的重视和有力避免。这在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尤其严重。这显然是“一大错”，亟待改变，“AI正义”势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