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年，“內卷”成為中國互聯網輿論中的高頻詞。所謂“內卷”簡而言之，就是人們為學歷、職位、收入、地位等，投入比以往更多的時間精力等資源參與競爭，且這種競爭過程並不能益於其個人和社會，競爭內容同質化、沒有新的突破，空耗人們的精力、增加壓力和痛苦，反過來損害人們的生活質量、阻礙社會真正的進步。

   而近年的中國人，正是處在這種“內卷”中。例如高考考學，全省至全國上千萬考生，為爭奪固定的錄取名額/比例，而埋頭練習考試，過程中鮮少學到有用知識，且分數隨考生競爭而水漲船高，最終錄取的比例卻並未因平均得分提高而增多，每個考生卻要付出更大代價。中國大多數地區（尤其中部和南部）中學生往往需要從早上6：00學到晚上10：00，身心頗受摧殘，但又不得不如此“內卷”以踏過高考“獨木橋”。

  而在就業領域，“內卷”同樣嚴重。所謂“996（早9點工作至晚9點、每周六天）”就反映了中國白領階層的辛苦。而中國餐飲、快遞等服務業也陷入“內卷”，餐品和快遞費用驚人的低廉（如不少縣城一份肉菜僅人民幣5元；在廈門這樣的大城市，鹽焗蝦、海鮮煲、雞、炒冬粉四樣菜和湯的精緻套餐，才58元人民幣），代價是服務員和快遞員微薄的報酬，以及餐飲/其他產品的低品質、以次充好。新興的網絡直播行業，也頗為“內卷”，如一座“網紅大橋”上有時會有數十個女主播排排坐、向粉絲直播，以獲取打賞。

   在高等教育、科研、文藝等領域，從業者們也都普遍為了績效而生產大量沒有創新創造性、缺乏實用價值、僅為應付差事和獲取補貼的“學術垃圾”，不僅勞而無用，還浪費國家經費、擠占真正有價值的科教活動。

   總之，中國各行各業的人們都在陷入“內卷”，白白消耗自己寶貴的時間和精力做“無用功”（或起碼事倍功半）。“內卷”還導致人與人之間的競爭更殘酷、本來的良性競爭轉為惡性，人們之間為一點利益斗得你死我活，為取得優勝不擇手段。而多數人又很難擺脫這種“內卷”，因為如果自身放棄競爭，就意味着那點微薄的利益都不再與自己有緣。

    而中國近年來“內卷”之所以愈演愈烈，追根溯源，和近十年中國公共空間日益收窄、人們普遍退回私域，有着同步性和密切的關聯。

   從大約2014年至今，中國的政治空氣和社會氛圍發生了悄然但日益產生壓迫感的變化。之前十多年較為寬鬆的輿論環境、公民維權空間、大眾對公共事務的參與空間，逐漸被壓縮、蠶食。一些觸及“紅線”的人，輕則被“喝茶”和刪帖封號，重則鋃鐺入獄。

   之後，曾經關心公共事務和陌生人喜怒哀樂、積極批評制度性結構性不公的中國人，也就不得不放棄對他者的關懷、對體制的批判，轉而只顧自己“一畝三分地”、崇尚“奮鬥”和“個人努力”。社會風氣也由同情弱者、追求公平正義占主流，變成鼓吹弱肉強食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大行其道。

   正是這樣的前情，促成了近年中國人的“內卷”。因為中下層國人無法通過改變大環境、制度性不公、分配的極度不均，就只能在狹窄的人生“賽道”里，與同類競爭那剩餘的有限機會和資源。對於遭受的不公和損害，也只有去從更弱者那裡“找補”。

   但越是這樣“內卷”，國人付出的代價越大、人與人之間博弈的零和性越強、社會矛盾越劇烈，參與“內卷”者又需要付出更多心力，形成惡性循環，國人也越陷越深。

   雖然近年一些國人有所醒悟，明白“內卷”的危害，有的人選擇“躺平”以抵制“內卷”。但由於中國社會保障和公共福利的稀薄，人們“手停口停”、不工作就沒錢，只有拼命工作才能維持生計。所以大多數人其實並不能真正“躺平”。

  而想真正結束“內卷”、停止各種過度和不必要的競爭，根本途徑只有重新開放人們對公共事務的參與，推動體制的改革、資源分配的公平，以及對於弱勢群體的關懷。最起碼，中國應回到2010年前後較為開放的體制和環境。而教育、醫療、養老、住房等民生領域的改革也應重啟，並將公平和扶弱作為改革重中之重。這樣，中國人才有望減輕壓力、擺脫“內卷”，社會也將變得和諧、有活力，人們也能從不必要的低效甚至無效“內卷”中解脫、致力於真正且有益的學習和工作，處於困境中的中國也能再度振興。

（本文已發表於《議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