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6月19日至20日，俄羅斯總統普京訪問越南，並與越南國家主席蘇林和越共總書記阮富仲會晤，引發國際關注。而去年9月和12月，美國總統拜登和中國國家主席兼中共總書記習近平，也分別訪問了越南。美中兩國都與越南簽署了一系列合作協定。今年5月7日，越南紀念決定二戰後越南命運的法越奠邊府戰役70周年，法國國防部長塞巴斯蒂安·勒克爾尼出席了紀念儀式。

  另外， 2023年11月，越南國家主席武文賞訪問日本，與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會晤，兩國發表聯合聲明。2022年岸田文雄也訪問了越南。更早幾年，印度總理莫迪和韓國總統文在寅也訪問了越南。

   越南這一中等規模國家，在一年之內接待世界三大國元首、與四大經濟體進行首腦會晤，並非是巧合或例行公事，而是反映了越南日益崛起、國際地位與影響力的提升、在各大國間巧妙的周旋、在世界舞台上愈加重要和活躍。

   越南是一個歷史悠久的國家。它一方面與北方的中原王朝與中華文化頗有關聯，又有自身的政治獨立性與文化獨特性。而在近代，越南在反抗日本與法國的殖民統治、對抗美國與中國的攻擊中，更加成長為一個獨立自由的民族國家。而它的內部，也經歷了從帝制到共和的革命、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搏鬥、國家的分裂、戰火的蹂躪。越南共產黨在1975年統一越南後，越南也經歷了極左浪潮導致的種種悲劇。

    不過，經過短暫的極左浪潮導致的災難後，越共政權很快修正了內政外交政策，並於1980年代中期開始了“革新開放”（類似於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越南也在戰爭廢墟中逐漸恢復和崛起。近40年來，越南成為東南亞乃至世界上GDP增速最快的經濟體之一。

   雖然越南相比中國、印度、巴西等新興經濟體體量較小，但相對於其他中小國家，越南屬於人口規模和國家體量都較大的經濟體。1986年“革新開放”全面啟動時，就有6000萬人口。2024年，越南人口已達9800萬。巨大的人口讓越南有着豐富的廉價勞動力，可以承接來自歐美日韓乃至中國的產業轉移。越南國土面積雖不算大，但其擁有紅河三角洲和湄公河三角洲，土壤肥沃、農產品豐富而質高，不僅可以滿足本土需求，還可出口。越南也有較廣闊的領海（也包括與中國爭議地區），水產豐富，還有多個優良港灣，海運發達。

   越南的崛起不僅在於自然條件的優越，還有人文社會條件的獨特。相對於拉美、中東、非洲等地同樣處於發展中、但普遍社會失序和動盪的國家，越南自1980年代中期之後，一直有較為穩定和平的社會環境，非常有利於經濟發展。越共的一黨專制和全方位掌控國家，確實打壓了民權和自由，但也確實帶來了益於投資和生產、發展經濟的有利環境。

    而越南長期受中華文化和儒家思想影響，國民重視教育、遵守秩序、在乎家庭和長遠，又比較世俗化和務實。這些都非常有利於國民積極參與勞動，勞動者也有較高文化水準，於是越南有了大量吃苦耐勞的熟練工人和技術工人。這與拉美和非洲多數民眾受教育水平低、自由散漫、不熱衷勞動、更在乎短期享受的族群特點和氣質，形成鮮明對比。相對於南亞、東南亞、中東一些宗教色彩濃厚、國民更在乎心靈寄託的國家，越南人更在乎現世的幸福和發家致富。

   不同族群的價值選擇並無高下，但越南人的價值觀和文化，確實是明顯利於發展經濟和致富的。這與港台、新加坡、日韓、中國大陸多數地區，即中華文化圈及輻射區域，是一致的，也意味着越南有發展到東亞和東南亞這些國家地區水平的潛力。

  最近幾年，即便受到新冠疫情影響，越南GDP仍以年均7%的速度增長，增速與同樣迅速崛起的印度相當，超過了中國和印尼等國。雖然越南人均GDP仍較低，但隨着人口增長放緩和經濟增長持續，人均GDP會越來越高。而越南又不像中韓日已陷入人口負增長，人口結構仍相當健康，所以經濟潛力更大。

   總之，在種種優勢加持下，越南崛起的勢頭頗為強勁。於是，各懷目的的世界各大國，都看中了這個“香餑餑”，積極拉攏。即便意識形態迥異的美國和日本，也並不在乎越共政權的專制性質和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意識形態。雖然美國偶有批評越南人權，但整體顯然是親善和拉攏態度。

   美中日印俄韓等各大國強國之間，也存在衝突和博弈，也就更想拉攏越南偏向自己一方，或起碼不被對手完全拉攏。為對抗中國，美國和日本都更加積極投入和拉攏越南，以對抗中國在東南亞和印太地區日益增強的影響力。而中國無論拓展自身影響力還是對抗美日，也都需要越南起碼相對中立的對華立場。而俄羅斯在國際孤立中，也需要越南這個從蘇聯時代就是老朋友的國家有所助力。印度和韓國作為新興強國，對越南這塊經貿潛力巨大、尚未歸屬某個特定勢力的國家，當然也頗有興趣和拉攏。而法國等歐盟國家也都看中了越南的潛力。法國派國防部長參與越方的奠邊府戰役紀念，既是表達對越南獨立的尊重，也是希望以平等和建設性方式重返這塊曾經占據的東方土地。

    所以，各大國首腦人物紛紛訪問越南、並對越南不吝稱讚、送上大禮包，也就順理成章了。

    而對于越南而言，它也確實需要外力的支援、與多方的互利。雖然越南國力不俗、日益繁榮，但畢竟並非世界大國，多數國民仍然貧窮。它雖然曾經和多個大國對戰，但如今和平與發展的年代，越南沒有得罪任何大國的動機。相反，越南很像1980-1990年代的中國，摒棄了狂暴的階級鬥爭和反帝運動、“告別革命”，集中精力發展經濟、“悶聲發大財”。這樣的背景下，對外交好自是必不可少的。

   所以，越南對於各方都來者不拒，無論是曾發生過戰爭的美中兩國，還是現在在國際上不吃香的俄羅斯，都願意交流合作。

   越南的潛力是巨大的，其外交策略也是正確的。最近幾年，國際局勢發生了劇烈變化，曾經東西方各國共建和諧世界的願景，如今幾近破滅，世界各國和各族群基於身份認同、價值觀、利益的對立日益嚴重。俄烏戰爭更是破壞了二戰和冷戰以來的國際秩序，以巴戰爭同樣撕裂了世界和各族群，國際格局在重塑。越南選擇四面逢源、只發展經貿文教、不在糾紛中站隊（而非像上世紀50-80年代，越南充當不同陣營馬前卒，或主動或被裹挾的同胞相殘、對抗大國），顯然是明智的。

   越南的發展是寧靜而迅速的。前幾年不少中國人嘲笑越南GDP還不如中國廣西一省，2024年越南GDP已悄然超過了廣西（雖然人均GDP仍顯著低於廣西），經濟增速也勝過中國全國平均。雖然這並不值得越南多麼驕傲，但反映了越南經濟潛力的釋放和國家的上升勢頭。筆者個人也在互聯網和線下看到不少越南青年在世界旅行，也能反映越南中產階級的壯大和青年人的開放與國際化。

   當然，越南也並非一切向好，蓬勃發展同時各種弊病也頗為嚴重。越共的專制雖然創造了相對穩定的經濟社會環境，但也壓抑了民間的活力，對於未來科技創新和產業升級是不利的。越南長期存在的腐敗現象也損害着越南經濟民生和公平正義。而專制體制侵害民權、對思想和言論的禁制，也讓越南在走向發達國家的道路上面臨巨大障礙。

   沒有自由民主，經濟發展會面臨瓶頸，社會更難進步、國家發展也會畸形；法治不彰、人權得不到保障，經濟成果就難以普惠大眾，人民即便物質提高，也缺乏尊嚴。言論和媒體被禁制，在表面的光明和高歌猛進下，是許多不公不義、暗處的暴力、弱者的呻吟。而且一旦上層統治者“開倒車”，有限的成就也可能毀掉，曾經的改革成果可能歸零或大打折扣。而且經濟之外的政治權利、個人自由，本身就是非常重要、無法純粹以經濟發展和物質繁榮來替代的。對於國民而言，既需要豐富的物質，也需要公民權利、人格尊嚴、正義與安全感，缺其一都是不健康的。

   與越南曾頗有類似的韓國，雖然在專制威權時已創造了經濟急速發展的“漢江奇蹟”，但其真正成為發達國家、在科技與文化創造上取得井噴式發展、出現一大批自主知名產品和品牌，是在實現民主化之後（民主化之前更多是為日美歐做代工工廠、仿製日美歐產品）。而發達國家也意味着執政者真正由人民選舉產生、人民權利自由得到充分保障（否則就不能視為發達國家，例如沙特、阿聯酋等國），這是專制國家難以做到的。越南通過專制和強力控制，短期促進了經濟發展，但長遠恰恰會成為進一步發展的瓶頸。

   它的北方鄰居中國，集權體制既造就了經濟奇蹟，更出現了發展瓶頸和近年經濟的衰落，都是越南的借鑑和教訓。習近平執政以來，政治極權下“開倒車”，導致體制僵化、經濟衰落、民生凋敝，就說明專制統治雖一時可以刺激經濟、在早期促成發展，但長遠更加傷害經濟民生，社會缺乏活力，逐漸走向衰敗。在建國初期經濟一度迅速發展、近三十年卻國民溫飽都難以解決的朝鮮，同樣是一個悲慘的前例。而越南在1970-1980年代的極左政策同樣導致悲劇。越南若不汲取他國及自身的教訓、積極改革體制，未來可能一定程度的重蹈覆轍。

  而未來越南是否能夠實現民主轉型，並保持經濟持續發展，還是未知數。最近幾年，阮富仲政權在大力發展經濟和反腐同時，強化了黨的權力。越共一方面在國民個人自由方面政策較為鬆動，放寬了戶籍和工人結社（但並未廢除戶籍制度和允許獨立工會），但在政治控制上沒有放鬆，且相比開明的前總理阮晉勇得勢時更強化了黨權。經濟的溫暖春風與政治的蕭瑟秋風，一起吹盪在中南半島的東岸。

   不過，雖然越南距成為發達國家還很遙遠，其崛起中也頗多局限和風險，但相對於過去幾十年，近年的越南崛起已成定局、已在行進中。這個有着悠久歷史、近現代又在戰爭與革命中掙扎和洗禮、近40年經濟迅猛崛起的民族和國家，其未來是令人樂觀和更高期待的，其他各國對它的拉攏和投入，也是很值得的。

   而作為與越南地理上相鄰、歷史關繫緊密且恩怨交織、現實中頗有利益糾葛的中國，更需對其保持關注、了解，明晰越南國情和內政外交。中國在此基礎上才能以更合理和有利的態度和方式，與越南積極接觸、深化合作，以維護中國國家利益和促進中越友好互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