穩定性與不干預主義：中國對朝政策的基調與根源

（2026年1月，美國特朗普政府派美軍抓捕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之前美國和以色列還曾多次攻擊伊朗。有人認為這是打擊了中共政權，也疑惑中國為何沒有援助委內瑞拉和伊朗。

   這一是因為委內瑞拉和伊朗兩國與中國關係並不親密，中國並不願意付出代價援救；二是中國長期奉行不干涉各國內政外交、不願意以軍事手段參與國際事務、在對外議題上極為保守態度的必然結果。

 中共是高度厭惡風險的政權，非常擔憂對外部的干預尤其軍事行動誘發衝突、中國內部動盪。所以寧可捨棄若干國際盟友，也不會冒風險出兵。即便對於朝鮮這種臨近的親密盟友都如此，更不會對委內瑞拉、伊朗、之前的敘利亞這樣的並不親近、只是有共同反美需求的、有限利益之交的國家出兵支援。

   我2024年曾寫過中國對朝鮮缺乏干預意願和能力的評論文章，也可對當下委內瑞拉和伊朗問題有所啟示）

   11月21日《聯合早報》刊登韓國外國語大學康埈榮先生《中國應該對朝鮮施加影響力》一文，表達了希望中國制止朝鮮援助俄羅斯、阻止朝俄結成軍事同盟的願望。康先生在文中也說，中國對朝鮮經濟方面有絕對影響力，有足夠力量影響朝鮮政策。這也不止是康先生的看法和願望，也是許多韓國及其他關注朝鮮半島局勢國家觀察者的觀點。

   這樣的願景是美好的，對中國對朝鮮壓倒性的國力對比分析也是正確的。但這不意味着試圖依靠中國阻止朝鮮援俄的願望能夠實現。相反，不僅在朝鮮援俄問題上，對朝鮮大多數重要決策，中國方面都是缺乏干預的意願的、有限勸告也難以阻止朝方的。

   對於熟悉朝鮮半島歷史及東北亞政治格局的人而言，都對於1950年中國出兵支援朝鮮、與美韓等方激烈對戰、中朝締結了長期的“血盟”親密關係，以及“改革開放”後中國在經濟上對朝鮮壓倒性優勢及影響力，有着一定的了解。而很多人也就依此推斷，中國對朝鮮的內政外交尤其重大事務有着決定性影響力（甚至還有人認為朝鮮即是中國的傀儡、朝鮮所作所為是中國指使），中國有能力和意願阻止朝鮮（準確說是金家政權）做下有損中國利益、危害半島和世界和平安定事情的能力。

   這樣的看法，只是根據國際關係常理及一般規律的推斷，而並不符合幾十年來中朝關係的實情，以及中國對朝乃至整個中國外交的真正路線。

   無疑，中國對於“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這個國家的締造及後續發展，有着極為重要的影響。中國共產黨及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僅在1940年代後期至1950年代中期的半島分立和內戰中扮演重要角色，在朝鮮戰後建設至今的許多年，也發揮重要作用。在多數時期，中國超越了蘇聯，是建立和鞏固“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的最大外部力量。

   但同時，無論是毛澤東時期，還是鄧小平及之後的中國領導人，並沒有意願積極干預朝鮮內政外交，哪怕是朝鮮執政者做出明顯不利於中國方面的決策，中方往往也選擇默認。

   最典型莫過於1956年朝鮮內部鬥爭高潮期的“八月宗派事件”，金日成清洗了朝鮮勞動黨內出身於中共方面、與中國關係密切的“延安派”人士，將這些人處決或投入勞改營，排除了“延安派”在朝鮮黨政軍高層的存在。

   但對於此，中國方面並沒有加以阻止，事前沒有支持“延安派”試圖推翻金日成的行動，後續也未懲罰金日成，而是默認了政治清洗的既成事實。再後來，中國爆發“文化大革命”，朝鮮對中國“文革”多有批評，但中方沒有中斷對朝援助，還援建了平壤地鐵等重要項目。

   “改革開放”後，雖然中國方面一直希望朝鮮效仿中國，推行類似“改革開放”的政策，但面對金家三代對“改革開放”措施的牴觸，中國方面並未強求。相反，中方一直遷就朝方，沒有採取實質手段將朝鮮導向“改革開放”路徑，哪怕中方有足夠改變朝鮮政策的經濟政治力量。

   在朝核問題上，中國並不支持朝鮮擁核，且朝鮮擁核對中國弊大於利。但中國方面並沒有採取較強硬和有力方式阻止朝鮮擁核，而採取雖不支持但也不積極阻止的消極立場。中國雖然在制裁朝鮮的聯合國決議中投了贊同票，但執行協議並不積極。這和美國成功阻止台灣擁有核武、壓制日韓自備核武，形成明顯對比。

   2013年，金正恩將其姑父、朝鮮二號人物、被認為較為親中和開明的張成澤處決。中國方面也未提前阻止和事後懲罰朝方。金正日長子金正男，被不少觀察者認為是中國扶植、準備取代金正恩的人物。2017年金正男遇刺，中國方面同樣沒有回應性措施。

   不僅在內政方面如此，對朝鮮外交中國也並不積極干預。無論朝鮮對韓國、日本、美國採取激烈敵對路線，還是示好親近的舉動，對中國是利是弊，中國方面都沒有明顯的回應（包括公開和私下實質回應），也無實質的褒獎或懲罰措施，而任憑朝鮮所為。

  根據以上前例可以發現，幾十年來中國對朝鮮確實採取了“不干預”的立場，即便朝方政策不利於己也是如此。

   那麼中國方面為何如此立場呢？這是一個複雜的課題。簡而言之，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中國執政者對於“不干預他國內政”的極度恪守及對這樣傳統的因循，以及對於其他國家尤其重要鄰國/盟國政治穩定性的渴求。

   究其原因，可追溯到中國古代“天朝上國”觀念的作祟，即對周圍“番邦”一方面俯視之，另一方面不干預其內政、令其自行其是，顯示“天朝”的寬宏大量（這與西方各帝國/列強對其殖民地及其他獨立但弱小國家內政頻繁干預頗為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毛澤東和周恩來時期，為爭取第三世界國家支持、與蘇聯競爭社會主義領袖地位、顯示作為大國對小國的平等對待和尊重，鼓吹各國都奉行“獨立自主外交”、“互不干涉內政”、“求同存異”等，自己帶頭實行，且逐漸將這些原則極端化。當時的中國對朝鮮、阿爾巴尼亞等盟國更是頗為放縱和恩寵，各種不惜血本的大手筆援助，更不願意干預其內政惹其執政者不滿。

  改革開放後，不僅這些理念得到因循，“不干預”還有了更多動機。改開後尤其1990年代及之後，中國體制和執政者對於“生亂”和“折騰”，有着格外的反感和憂慮。這不僅體現在內政上注重政權穩定和政治保守化，也外延到外交領域。表現就是對他國內政爭議（尤其人權問題）的刻意迴避、對他國外交的尊其自主。

   中國對待各國內部不同力量紛爭時，也都基本選擇支持執政者、不理會反對派，傾向於維持該國現狀而不求改變之。如1979年伊朗伊斯蘭革命風起雲湧、執政的巴列維政權搖搖欲墜之時，連其堅定盟友美國都拋棄了巴列維。中國卻仍然支持巴列維政權（哪怕巴列維政權對中國並不重要，雙方關係也不很親密），後來上台的霍梅尼政權自然因此對中國厭惡，這讓之後數十年中伊關係都很冷淡。而東南亞的尼泊爾毛派組織“尼共（毛主義派）”在2000年代中期占據全國多數地區時，中國仍然支持尼國王賈南德拉，還稱尼共（毛）“盜用了中國偉大領袖的名字”。

    雖然對美歐加澳等西方國家，中國出於各種原因確有一些對其政策及內部競爭的干預，尤其在涉及台灣問題上，中方往往不惜代價促成對方利於自己的立場。但中國對友好關係國家、中立國家、不干涉中國內政及人權的國家，很是恪守不干預的方針。當然，這也是為換取對方國家對中國內政及部分外交的“不干預”，保障自身政權的穩定性。

   對願意恪守“不干涉中國內政要求/原則”的外國，中國當然願意投桃報李。相對於各國內政外交對中國的具體利弊，中國執政者和外交決策者更重視”不干涉”的紅線，以及“穩定壓倒一切”的根本政治原則。在具體外交活動中，也表現為對各國內政外交行為的消極化態度（承認既成事實、不參與其中，更不加有力改變或制止）。

   在中國這樣的外交理念、路徑、前例下，康埈榮先生及許多人士試圖讓中國制止朝鮮援助俄羅斯、阻止朝俄軍事結盟互助的期望，恐怕是會落空。

   康先生引用的習近平聲稱“不允許朝鮮半島生亂”，雖確有對朝鮮一些激進外交政策反感的意味，也隱隱有對朝俄高調結盟的不滿，但更多還是在追求穩定、警告美韓日，歸根結底又是“穩定壓倒一切”的立場。而如果中國阻止朝鮮援俄，可能衝擊中朝友好關係。在中國執政者眼裡，這比朝鮮援俄本身更不利於中朝關係和東北亞穩定。

   中國之所以長期姑息縱容朝鮮，也是因為朝鮮和中國有着特殊的“血盟”關係，及共同與世界頭號強國美國對戰。朝鮮戰爭也是中共自詡捍衛國家在國際上的合法性、對外“樹立國威”的“立國之戰”。中朝兩國官方都有強烈的反美立場，朝鮮作為世界少數極端反美的國家，是中國對抗美國及西方世界的某種“天然盟友”。基於此，中國對朝鮮諸多行為（尤其與反美相關的行為）都非常縱容，不加干預。

   而且具體到中朝關係及朝鮮問題，不僅中方對朝鮮施加影響缺乏意願，朝方也確實較強調自主，排斥外國干預。無論上金家政權出於自身利益（而非朝鮮國家利益），還是基於“自立自主”和反對“事大主義”的外交價值觀，都讓朝鮮極厭惡和排斥他國“指手畫腳”，哪怕是對最友好和高度依賴的中國也是如此。除非中國下大力氣和代價強迫朝鮮改變，一般的施壓對朝鮮確實不起作用，甚至引發朝鮮逆反。

   具體到朝俄結盟和朝鮮出兵烏克蘭，朝鮮方面恐怕更難放棄。近兩年，朝鮮饑荒和水旱災害加劇，外交上面對美日韓日益強化的同盟，急需外援。中國的幫助似有不足，且中國不願違背制裁決議在軍事上援助朝方。朝鮮與同樣被國際孤立和制裁的俄羅斯一拍即合。俄羅斯可以提供朝鮮急需的食品，也可在未來朝鮮內部動盪時參與某種形式的“平叛”，避免金家政權的覆滅。朝鮮金家政權當然不會與這樣一個極為重要又“同病相憐”的盟友停止合作。

   所以，無論朝方的固執還是中方的消極，以及朝俄結盟的必然性，都讓各方對中國施壓朝鮮、阻止朝俄結盟侵略的期望，變得不切實際。

  但這也不意味着各方不應該對中國加以要求和施加適當壓力。雖然讓中國阻止朝俄結盟破壞和平難以實現，但無論中國還是其他國家，也確有道義責任堅持國際正義、維護世界和平。無論俄羅斯侵略烏克蘭，還是朝鮮開發與實驗核武，以及兩國互相助推相關行為，都有害於國際和平安定、違背國際法和損害國際正義。

   中國作為自詡負責任的大國、聯合國常任理事國之一、遠東和東北亞國家之一，自然有道義和國際法上的責任，阻止朝鮮對俄羅斯侵略行為的幫助、俄羅斯對朝鮮核開發的幫助，並尊重和回應韓國及其他各國合理的關切。各國也都有理據要求中國對朝鮮半島、烏克蘭、遠東和國際局勢，負起更大責任。

   而中國過於注重穩定性、過度強調“不干涉他國內政/外交”的外交原則，也需要做出必要轉變。不僅在對朝問題上，中國方面對其他各國事務都不應簡單以是否為其“內政”，作為是否干預的核心標準，而更應該考慮事情本身是非曲直、對中國國家利益的利弊、對該國人權的益害、對國際正義與和平的影響。中國外交也不能拘泥於過時的陳規教條，而應更加靈活、適應變化多端的現代國際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