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文化學者仲樹與電影導演諾蘭進行了一場對話，並引發全球範圍的關注和熱議。議論的重點集中在對於荷馬原著和諾蘭同名電影《奧德賽》中若干概念爭議。因議論已多，筆者又不熟稔哲學與神學，就不再疊床架屋，轉而就其涉及的文化藝術表現形式、人類表達方式的變遷問題，做些簡略的評析。

   作為與《伊利亞特》並列的“荷馬史詩”後半部，《奧德賽》是西方早期文明最經典的文學成果之一。它是文學化的史記，又是史料性的文學；它的細節是虛構演繹的，但情境是基於史實的；它提及許多神明和超自然力量，反映的卻是人性與人情、飽含人文主義。它與“無韻之離騷”之稱的中國司馬遷所著《史記》相似，以生動的筆觸、豐沛的情感，把遙遠古代的人們有血有肉的鮮活形象塑造出來，讓讀者們感到那過去的歷史、逝去的人物，就在自己的面前。

    人類創造文字後，曾長時間只是記錄簡單的生活，如狩獵、天文、災異等。逐漸的，人們開始用文字記錄更複雜的事情、講述完整的故事，不過往往還是簡略單調的。如一場戰爭、一次大災，文字裡也就寥寥數語；一篇人物傳記，常常也就百餘字。但在大約三千多年前，人類世界各地相繼出現了長篇史詩，以宏大的篇幅與背景、豐富的人物與細節、動人的情感與故事，開闢了一種令人驚嘆和啟示性的寫作方式，讓文字的價值登上了之前人們無法想象的新高度，並啟迪了後來至今的無數作品。而包括《伊利亞特》和《奧德賽》的“荷馬史詩”，是其中的佼佼者、歐洲文學的奠基石。

    今日看慣了文字和文學並習以為常的人類，很難明白幾千年前人們從茹毛飲血、結繩記事的蒙昧中萌發書寫文明史詩的際遇，其中經歷了怎樣艱難的探索與奇絕的運氣，也鮮有思考抽象的語言文字為何有時比豐盛的餐點更引人入勝、比香醇的美酒更令人陶醉。優秀的文字作品，將世間的愛恨情仇娓娓道來、讓人們的喜怒哀樂躍然紙上，字裡行間的情感起伏如音樂韻律般調動着人心。文字組成的文章典籍還有着公共性、社會性、歷史性的價值，如政治家和文學家曹丕在《典論·論文》所說“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

    在電影等影像技術被發明以前，文字在人類的記錄、抒情、說理中占據壓倒性的地位。雖也有畫作、戲劇、音樂等其他形式，但都遠不及文字表達的信息之多、蘊含的道理之深。甚至說，人類文明的運行、文化的存在與構建，都是在文字的基石上的。即便那些不識字的人們，也能通過他人的轉述為文字中的故事而或喜或悲、對書冊中的人物牽腸掛肚。如中國古代的“說書人”--東方的“吟遊詩人”，講到關羽斬顏良文丑、岳飛大破金軍，聽書者們往往如身臨其境，擊節叫好；講到關羽走麥城、岳飛慘死風波亭，聽書者們也代入歷史，為之悲憤哀傷。

     到了20至21世紀，影像技術從無到有、從稀少到普及、從被動接收到主動參與，極大改變和重塑了人們獲取信息、生活休閒、表達情感的方式。活靈活現、視覺衝擊力強的影像，對於大多數人當然比文字更具吸引力。影像也能更加直觀、立體、復刻式的塑造人物與講述故事。而電影則是影像時代最主要的藝術表達形式之一。

    許多經典的文學作品，也在影像時代被搬上熒幕，且往往做了改編。中國的“四大名著”、西方的“荷馬史詩”，都從書籍走上熒屏，經過導演編劇們的“大手”，呈現了與原著有同有異的新的形象，並引發了很多爭議。而諾蘭導演的《奧德賽》，相比荷馬的原作也有很大的不同。這也正是仲樹訪談諾蘭的引子。

    從文字時代到影像世紀，變化的並不僅僅是文化表達方式和技術，還有價值觀、視角、社會背景等更多東西。如仲樹所說，荷馬的《奧德賽》原著是稱頌戰爭和英雄的，而諾蘭的電影則增加了對戰爭的反思和英雄的懺悔。就筆者看來，荷馬的原著情感更“純粹”和熾烈，而諾蘭的電影表達的更“複雜”和克制。

     這些不同，與二者不同的時代背景、社會主流觀念、文明規訓的程度和差異有關。文字本來比影像含蓄，但在大環境影響、作者人為操作下，有時文字比影像更激情勃發、扣人心弦，影像卻如在鐐銬中不能盡情舞蹈的模具人，讓人感到意猶未盡甚至失落不已。這並非少數而是常態。古時除了“文字獄”興盛時對特定內容的禁忌，文字往往沒有什麼限制而盡情抒發。而現代影像時代卻有法律、道德規範、“政治正確”等限制，還要更多考慮它的社會影響和各方感受。還有一些改動和自我設限，並非出於直接的外界壓力，是導演編劇等本人主動的選擇，但這選擇背後卻是現代社會塑造人的結果。

    當然，在才華橫溢的諾蘭導演下的《奧德賽》仍然是精彩的、值得稱道的。他對原著的改編，當然也是有其道理的。如將奧德修斯刻畫的更複雜、多了創傷與懺悔，若從近現代戰爭倖存者視角是相當合理的。21世紀的電影也不能拋卻現代文明的一些道德底線，完全仿效三千年前的價值標準。如果讓諾蘭這個現代人脫離當代現實，按照幾千年前的價值觀和思維路徑復刻《奧德賽》，反而是困難的，也成了泥古不化了。

    不過無論如何，影片中的主人公英雄奧德修斯的形象，也確不是（或起碼不完全是）荷馬原著中的英雄奧德修斯了。筆者倒不認為是時代氛圍決定了人物塑造，更多是新舊價值觀差異造成了英雄形象的不同。三千年前的原著更多直書不諱，現代文明的今日增設了溫情的帳幕。雖不能簡單說前者更誠實而後者有虛偽，但反思與克制並非時時處處都值得褒揚。

   仲樹對諾蘭的提問，多數集中在諾蘭個人對於《奧德賽》的看法和改編動機。而筆者看來，時代環境的影響遠大於導演個人的偏好與立場。而且，導演的偏好和立場，從本質上也是社會現實的塑造和映射。哪怕兩個觀點和立場相反的導演、兩部價值觀不同的影片，也都是現實塑造出來、映射了現實的一部分或一個側面。“把歷史人物放在特定歷史條件下評價”與“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這兩條對立統一的史學信條，也適用於文學藝術。

    從古代到現代、從文字到影像，文化藝術的內容、形式、價值觀，以及塑造它的各種外部條件，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過去被推崇的現在被質疑、曾經視為金科玉律的被修正甚至重塑。最近幾十年裡，全球的文化藝術潮流及其背後的意識形態也幾經變遷、疊加了多重否定與重構，令人眼花繚亂。

    但無論如何變動，人類通過文字與影像等形式記錄生活與命運、抒發紛繁複雜的情感的需求與行為始終存在。荷馬的《奧德賽》文學史詩歷經數千年價值不朽，英雄形象風采依舊，今日仍令人嘆服陶醉、引人探究解析，也反映了語言文字的偉大與魅力。在顯然不算樂觀向上的當下世界，或許算是“文明的黃昏”，但作為“會思想的葦草”的人類思考、記錄、表達的熱情，是炙熱又長明而沒有“落日”之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