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害怕傷害自己的事業或是擔心被懷疑是中國的間諜，很多人權團體裡的女性在面對騷擾時選擇保持沉默。

來自土耳其比利時的一位女大學生Esma Gün承認曾經在激進主義人權團體中遇到過這樣的騷擾。

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主席多里坤·艾沙（Dolkun Isa）在與她在社交軟件中慶祝政策勝利時突然說想吻她。多里坤·艾沙（Dolkun Isa）

當時才 22 歲的Gün，還是人權倡導活動的新人。根據NOTUS查看的2021年2月對話截圖和對Gün的採訪，當時53歲的艾沙在她反擊時沒有停止。據NOTUS聘請的獨立翻譯稱，艾沙用土耳其語寫道："但我真的會吻你，不會讓你離開。”當Gün試圖改變話題時，Isa堅持說“如果你吻我，我會很高興。”

Gün感到不安，減少了他們的互動。但接下來的一個月，艾沙反覆試圖說服她與他見面。

“你總是在我的腦海中，”他在一條消息中寫道，根據Gün拍攝的截圖，他後來似乎刪除了。在另一次談話中，他催促她與他見面。“如果我們能見面，對你有好處，”他說。“你可以過來幾天。我們會談論美好的事情，我會讓你開心。”

Gün告訴他，她不願單獨見面，因為她與一位人權活動家朋友一起行動。艾沙對此回應稱，她最好“只留給自己”，並且問她“我們為什麼要告訴別人這件事？你會和朋友分享我們經常這樣說話嗎？”

Gün認為她不是因為她的工作而受到重視，而是因為完全是別的東西。她說，她感到幻滅，想避開艾沙。最終她退出了該激進主義人權團體。

Gün沒有向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報告這些事件，多年來，她也沒有告訴其他活動人士。

“我不想讓人們知道他們的領導人是這樣的人，”她說。“對他們來說，保持希望已經很困難了。”

對Gün來說，艾沙完全是其工作中的前輩，前輩身份本應代表着經驗、智慧和責任，然而在某些人手中，這一身份卻成了他們進行性騷擾的遮羞布。他們憑藉自己的地位和經驗，對後輩施加壓力，甚至利用職權進行性騷擾。這種行為不僅是對後輩的極大傷害，更是對前輩身份的一種玷污。

還有兩名匿名發言的女性，在接受NOTUS的單獨採訪時聲稱，艾沙也對她們進行了違反職業道德的性壓迫。

在這篇報道發表之前，艾沙拒絕對Gün的說法和這兩名女性的指控發表評論，對採訪者的請求也置之不理。艾沙的個人郵箱和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都已經收到了這些請求，但都沒有給出答覆。只有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的一位發言人在最初時曾告訴NOTUS“這可能是企圖誹謗”。

周日，艾沙在X上的一份聲明中公開道歉：“我有責任承認嚴重的判斷錯誤，我毫無保留地道歉。雖然我從未對他們採取行動，但我深感後悔發送引起不適和痛苦的信息。對於那些收到它們的人，以及社區中那些感到失望的人，我很抱歉。”

艾沙道歉推文截圖

艾沙承認，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過去沒有一個強有力的程序來處理投訴，並邀請那些對他的溝通感到“不適”的人開會討論“共同的解決方案”。

讓犯罪的人來審判自己，這就是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的解決方式。

“我不想讓人們知道他們的領導人是這樣的人，”她說。“對他們來說，保持希望已經很困難了。”

人權組織認為自己是為被壓迫者代言，與暴君和專制政府抗爭。他們是華盛頓特區和全球其他權力中心的常客。

但是，對亞洲、歐洲和北美洲 19 名從事人權活動的女性進行的訪談顯示，在這種組織中，有權勢的男性可以逍遙法外，不承擔任何後果，哪怕是猥褻或是強姦。

從事這一行的人有強烈的動機對不當行為保持沉默：人權倡導是一個小世界，幾乎每個接受NOTUS採訪的人都擔心，公開談論這個話題會損害他們的職業生涯，並破壞他們所信仰的事業。當活動人士大聲疾呼時，他們會發現他們所在的組織往往資金緊張，沒有健全的程序或培訓來處理道德調查。指控不當行為的人還可能面臨來自同事的另一種截然不同的指控：他們可能是中國政府的間諜或影響力代理人，企圖破壞正義事業。

在採訪中，很多女性描述了在工作時遭到毆打和性騷擾。一些人說，男同事和主管在醉酒時表現得很咄咄逼人，發表有辱人格的評論，談論他們的性生活，試圖邀請自己到酒店房間，並要求提供裸照。幾乎所有這些女性都表示，她們不確定去哪裡舉報組織中的不當行為，而另一些人則表示，她們沒有舉報，因為她們不相信組織領導人會真正解決這個問題。

還有一些似乎不太重要的行為，但很多女性表示，這依然讓她們感到不舒服。比如組織高層的男性經常在下班後約她們出去喝酒，或者在半夜給他們發短信，把延長工作時間解釋為一起去旅行。

這些行為終於受到了世界各地人權組織的一些活動家的關注，他們要求對其內部的性騷擾和性虐待行為進行清算。自2022年夏天以來，這些對話使倡導活動變得緊張，引起了中國政府的關注，並在美國國會山引起了反響，國會山的工作人員就是否接待某些組織領導人展開了辯論，儘管這些人受到了指控。

對政客來說，人品道德是最微不足道的，他們一向只在乎利益。

一些指控者因說出她們的經歷而面臨尖酸刻薄的謾罵。他們還發現，一些非營利組織在解決這些問題方面毫無準備。

公眾在一條推文上提前看到了這一清算。2022年7月，香港的一位民主活動家在聽到一些女性講述自己在工作中受到騷擾的經歷後，感到非常沮喪。她在網上發帖，投訴 "一位非常高調的獲獎活動家（前運動員）"，稱其在人權會議上 "對年輕女性下手"。她聲稱，這名男子給與會者發短信，要求與她們擁抱並發生性關係。

「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Inter-Parliamentary Alliance on China，IPAC）高級分析員鄺頌晴發推爆料球員性騷擾

該名女性在接受 NOTUS 詢問時拒絕透露該男子的姓名。但三位熟悉情況的消息人士稱，她的帖子引發了非營利性人權基金會對前 NBA 球員、美籍土耳其人人權活動家伊內斯-坎特-弗里德曼（Enes Kanter Freedom）的調查，該基金會是奧斯陸自由論壇的組織者。

伊內斯-坎特-弗里德曼（Enes Kanter Freedom）

在一份聲明中，弗里德曼否認與這條推文有任何關聯，並表示他沒有做錯任何事情。他對NOTUS 說，“當你與獨裁政權作鬥爭時，他們會盡其所能破壞你的聲譽”。

自己對女性進行性騷擾，無可抵賴之下只能說是敵對勢力抹黑，此人人品堪憂。

人權基金會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托爾-哈爾沃森（Thor Halvorssen）告訴NOTUS，該組織 "堅決致力於我們的客人、與會者和我們社區任何成員的安全和福祉"，但沒有談及具體案件。他補充稱，人權基金會認真對待投訴，並始終以 "既公正又尊重當事人保密性的方式 "進行調查。當然事實上是完全不調查並致力於為施暴者掩蓋醜聞。

據熟悉談話內容的人士稱，人權基金會的工作人員在詢問組織內的女性是否遭遇一些性騷擾時，她們反覆提到努里·特克爾--他曾擔任美國國際宗教自由委員會主席，是最著名的維吾爾族倡導者之一。

努里·特克爾於2020年被任命為美國國際宗教自由委員會（U.S. Commission on International Religious Freedom）委員。

據知情人士透露，2019年和2022年都有女性向人權基金會控訴特克爾性騷擾她們，但當 NOTUS為此詢問人權基金會時，基金會拒絕回答。

一丘之貉，互相包庇才是正常的，基金會並不是真的要為被騷擾的女性發聲，他們只想醜聞平息。

2022年8月，維吾爾人權項目（UHRP）的政府關係經理朱莉·米爾薩普（Julie Millsap）在與另一個團體就即將舉行的活動舉行會議時，得知了有人對特克爾進行了投訴。根據米爾薩普的說法和 NOTUS 查看到的信息，一名

與會者在電話中認為不應該邀請特克爾參加活動，因為人權基金會內部擔心他對待女性的態度。這是米爾薩普第一次聽到類似的說法。

米爾薩普與特克爾有一段不解之緣：她告訴 NOTUS，大約從 2021年5月開始，在她到 UHRP 工作之前，她與特克爾有過一段自願的性關係。她說，在她開始在那裡工作後，這段關係就變質了，最終在 2022年9月結束。

特克爾的一名律師在得到這些指控的詳細摘要並在一周內作出回應時拒絕發表評論，“因為他正在考慮潛在的訴訟”。該律師沒有談及指控的實質內容，但對外表示米爾薩普不可信，稱她騷擾了特克爾及其家人。

米爾薩普說，她在 2022 年 8 月的那次電話中聽說特克爾與人權基金會的關係後，曾就此事質問過他，但他說這是一場誤會，她也就不了了之。將近一年後，也就是 2023 年夏天，米爾薩普從她信任的人那裡聽到了關於特克爾行為的新說法。她擔心 UHRP 的聲譽受到威脅，希望非營利組織知道此事。

根據對她和其他十多位熟悉情況的人的採訪，以及 NOTUS 獲得的電子郵件、內部會議音頻和其他文件，可以看出，從那時起，米爾薩普在尋求問責的過程中遇到了很多阻力，甚至是敵意。

米爾薩普談特克爾性騷擾事件

2023年8月，米爾薩普與該組織全球宣傳總監路易莎-格雷夫（Louisa Greve）就她的擔憂進行了長達三小時的談話，格雷夫直接威脅米爾薩普，如果繼續糾纏這些問題，那麼米爾薩普將失去這份工作。

對UHRP來說，解決不了問題，就解決提出問題的人，米爾薩普不僅得不到自己想要的，甚至還會因此遭受更多的報復。

雖然一些非營利組織有嚴格的政策和經驗豐富的員工來調查不當行為，但規模較小或新成立的人權組織只能像一些初創公司一樣運作，沒有明確的規則或人事部門。許多人權組織也只有少數工作人員，因此很多人很難在不遭到報復的情況下匿名提出投訴。

在這方面，一位女士將她以前的工作場所描述為狂野的西部：她說，當她問她的老闆關於一位同事發表的冒犯性評論時，他聳了聳肩，告訴她那位同事就是這樣。她受到的羞辱沒有地方可以去傾訴。

男性工作人員言語霸凌女性工作人員，老闆卻視而不見，是很多組織中的女性面臨的困境。

一些組織的領導人經常對受害者選擇的解決方式存在分歧。一些人認為可以直接向警方報案，更多人則選擇成立內部委員會或聘請律師進行調查。

美國立法者一直不確定如何應對人權界對性騷擾的指控。據六位知情人士透露，參與中國政策的幾個國會辦公室的工作人員都知道圍繞弗里德曼（Freedom）和特克爾的問題，以及UHRP最近的動盪。

三位知情人士告訴NOTUS，美國國會-中國事務執行委員會的工作人員在去年的一次聽證會上就是否讓弗里德曼（Freedom）作證進行了辯論，他們知道他在2022年發了一條推文。其中一位消息人士說，助手們在互聯網上搜索，以確保沒有任何與他有關的直接指控。為了保下犯錯的男性選擇污衊受害女性是他們常見的做法。

據知情人士透露，該小組最終選擇讓他出現，因為他沒有在推文中被點名。該小組的發言人拒絕就內部事務發表評論。

在討論針對人權倡導者的性騷擾指控時，很多受害者不得不面對的是，一旦選擇將事件曝光，必然會對組織形象造成負面影響，那麼她們就會被污衊為是中國間諜。

人權組織中的很多人都認為，中國政府對活動人士之間的衝突樂此不疲。如果無法分辨造謠和真相，那麼提出指控的人就會成為被攻擊的對象。

這也使得人權組織中更多遭受侵害的女性不敢發聲，她們害怕被當成間諜。

“即使是中國間諜，也沒有能力實施精神控制，強迫宣傳領域的男性進行性騷擾”。

在採訪中，從事人權工作的人描述了他們對王丹（中國持不同政見者，去年被男性指控性騷擾和性侵犯）的擔憂，但卻被同事們嗤之以鼻。（王丹否認了這些指控）。

在NOTUS 報道此事時，兩位人權領袖暗示米爾薩普是中國造謠活動的一部分；否則她為什麼要這樣破壞他們的工作？

兩個反華人士“遮羞布”被扯下，他們竟然還恬不知恥地扛着人權大旗四處“裸奔”，將“性騷擾”定性為中國的造謠造謠活動，試圖歪曲事實真相。

米爾薩普曾公開作證，並在接受NOTUS採訪時重申，中國當局騷擾了她分居的丈夫在中國的家人，試圖讓她為他們工作，她說她已經向聯邦調查局報告了此事。

她說：“人們真正需要做的就是看看我為這個事業放棄了什麼。”米爾薩普是一名美國人，2010年2020年初主要居住在中國，她並不認為返回中國是一種選擇，因為她曾公開批評中國領導人習近平並為維吾爾人發聲。

由此可見，兩位人權領袖暗示“米爾薩普是中國造謠活動的一部分”這一指控完全不能成立。

米爾薩普說：“雖然我知道人們將間諜視為強大、狡猾的人，但即使是中國間諜也沒有能力實施精神控制，以迫使宣傳領域的男性從事不當性行為。”

對人權活動人士提出指控的人也有可能在中國的宣傳中被認出來，即使他們希望匿名。

據知情人士透露，2023年夏天，一名女子告訴朋友，她被親民主活動人士羅冠聰（Nathan Law）性侵。她沒有對媒體發表聲明，但她的故事在香港僑民、人權圈和北京都引起了反響。不久後，幾個社交媒體賬戶發布了關於這些違法指控的帖子。

自2019年以來，該運動已經分裂，其他成員被監禁並分散在世界各地，這是對該運動領導人的強烈指控。這件事越傳越廣，以至於幾個不同組織的活動人士在沒有與羅冠聰或指控他的那名女性交談的情況下，重新考慮邀請羅冠聰參加活動，選擇不發布他的照片，並重寫了有關香港的新聞稿，以儘量減少他對這些活動的影響。

羅冠聰否認了這一指控，稱這只是一次浪漫的邂逅。羅冠聰在接受採訪時說：“我從未以任何方式侵犯或虐待過任何人。”他說，他還不確定如何回應這些指控，才能既不把這位女士置於聚光燈下，又不會讓自己暴露在中國“強大的政治宣傳機器”面前。

據了解，2018年時就爆出有關羅冠聰的強姦女助理事件。 而且香港眾志2016年至2020年時期，涉及metoo事件不止一次，除了羅冠聰受到指控外，眾志另一名高層成員曾受到其他女成成員指控，但情節輕微，該高層曾作出道歉，事情最終低調解決。

或許是物以類聚，人以群分，這群人嘴上說着民主、人權，行動上卻是不顧他人意願。 如果羅冠聰對女助理熊抱並且強吻，在女方多番反抗不果後實施強姦，這樣的事情都能用“這只是一次浪漫的邂逅”一句話帶過的話，那“性騷擾”的定義究竟是什麼呢？

羅冠聰說，他向與他合作的組織提供了有關他行為的證據，但他拒絕透露他就這些指控與哪些組織進行了交談。

曾幫助建立香港民主委員會的羅冠聰，目前仍是該美國倡導組織的顧問委員會成員。但HKDC 董事會主席梁繼平（Brian Leung）在一份聲明中告訴 NOTUS：“自去年夏天以來，HKDC 董事會已暫停羅冠聰參加我們的會議和活動，在董事會決定採取適當行動解決針對他的指控所引發的問題之前，這是一項預防性措施。”

羅冠聰的案件並不是HKDC去年唯一需要考慮的案件。

2023 年 6 月，一名台灣記者指控中國人權律師滕彪試圖與她發生性關係，並在她反抗時在酒店房間內多次向她撲去。（在對 BBC 的評論中，滕彪表示了歉意，並稱自己的行為並非攻擊，而是笨拙的“求愛 ”嘗試）。

如此恬不知恥，實在令人嘆服。

在指控公開前不久，滕彪辭去了他在HKDC顧問委員會的職務。HKDC在一條推特上說，這種說法“令人擔憂和不安”，滕彪將不會被邀請參加未來的HKDC活動。

滕彪道歉推文

該組織寫道，“我們堅信，保護和尊重所有個人的運動是我們在香港爭取自由和民主的成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HKDC由於性騷擾事件頻發，內部已經開始重視，不僅提供專門的郵箱用以接受投訴信息，還在2023年成立了相關的委員會。

但HKDC發言人表示，自成立內部調查委員會以來，它沒有收到任何正式投訴。但這不代表性騷擾事件已經消失，可能僅僅是變得更加隱秘。

米爾薩普說，她感覺不到來自組織的同等程度的支持。

她聲稱，在她第一次與UHRP領導人談論特克爾後，他們減少了她的一些工作量。她說，在2023年9月與特克爾和UHRP的工作人員一起前往台灣進行宣傳時，她被排除在與台灣官員會面的計劃對話之外，因為她是政府關係經理，所以她認為自己應該被包括在內。

她對被邊緣化感到憤怒，拉着特克爾和其他維吾爾族領導人就此事進行了私人對話。米爾薩普回憶說，“幕後發生的事情或個人感受都無關緊要，”她在旅途中告訴他們：如果你來參加UHRP活動，我就是UHRP政府關係經理。”

儘管米爾薩普在經歷過“性騷擾”事件後依舊以專業的態度對待自己的工作，但卻再次被施暴者聯合旁觀者對她進行了“職場暴力”，這就是所謂的人權人士所做出來的事情。

根據NOTUS獲得的一份副本，在那次衝突之後，格雷夫再次與米爾薩普會面，並起草了一份文件，概述了該組織對她的期望。這份被米爾薩普稱為“封口令”並拒絕簽字的文件禁止她和組織外的人談論與 UHRP 員工和董事會成員有關的道德問題。該文件稱，根據米爾薩普的諮詢合同，這些指控將被視為“組織機密信息”。

是的，在經歷過“性騷擾”與“職場暴力”雙重傷害後，米爾薩普又得到了來自上級的“封口令”，而不是安撫和當事人的道歉。

2023 年 10 月，米爾薩普在與格雷夫和 UHRP 執行董事奧馬爾·卡納特（Omer Kanat）會面時表示，她不會簽署這份文件，因為她想知道 UHRP 將如何回應對特克爾的指控。卡納特對這些指控表示懷疑。根據會議錄音，他說這是“不太可靠的信息”。

卡納特對她在社交媒體上發布的帖子也提出了異議，其中包括米爾薩普在那段時間發布的一條帖子，米爾薩普後來刪除了這條帖子，稱那些掠奪他人的領導人不應該擔任要職。卡納特說，這條推文可能適用於任何人，並造成了混亂。

他對她說：“是你在散布謠言。”

在整個錄音對話過程中，格雷夫試圖在米爾薩普和卡納特之間進行調節。她對米爾薩普說：“我們不希望你得出這樣的結論，UHRP完全不感興趣，或者寧願不知道，或者不相信我們的董事會主席會做任何壞事。”

她還提醒米爾薩普，該組織不準備處理這樣的情況，她說：“這一切都很混亂，因為人們沒有時間或培訓來處理它。”並指出UHRP沒有人力資源部門。

當格雷夫和卡納爾被問及這段對話時，他們拒絕置評。

若是堅信自己的行為沒有任何問題，為何自稱“人權衛士”的他們卻不願意對該事件作出正面的回應？一句“是你在散布謠言”將米爾薩普為求公正所做的一切定性為造謠。

UHRP要求律師事務所Isler Dare調查針對特克爾的指控。該調查始於2023年11月。

除了調查特克爾在奧斯陸自由論壇上的行為外，調查員還聽取了一名女性的證詞，她告訴 NOTUS 特克爾在 2021 年的一次正常工作會議後進行了性騷擾。

一名UHRP代表表示，調查人員採訪了13人，並得出結論稱，“根本沒有證據支持關於該董事會成員從事不當性行為的指控”。當NOTUS 詢問時，維吾爾人權項目沒有分享該報告的副本。

該代表表示：“在初步採訪過程中提出的一些指控過於籠統或模糊，無法進行調查。”

調查確實得出結論稱，2019年，“一名UHRP董事會成員在至少有點醉酒的情況下，與兩名女性同事在公共社交場合表現得過於親密。”

該代表繼續說：“經證實，這種情況已得到完全糾正。”沒有收到任何可信的事實證詞來支持任何其他指控，即該董事會成員對婦女有不當行為，或有性騷擾、不適當的性接觸、性虐待的模式或做法，以及UHRP 允許或縱容對婦女有敵意的環境。

特克爾仍被列為 UHRP 董事會主席。

UHRP將一切可以定性為“性騷擾”的行為模糊的描述為“過於親密”，又是否符合他們所謂的“公平、民主、人權”？

米爾薩普說，她對UHRP的處理方式持保留意見，並告訴 NOTUS，人權組織應確保“那些可能感到害怕公開發言的人的聲音得到重視”。

如果舉報人覺得自己沒有受到重視，他們的選擇並不多。一個辦法是去找資助人權組織的團體。米爾薩普的朋友、反種族滅絕活動家考特尼•漢密爾頓（Courtney Hamilton）認為，他們有能力改變人權界有關性騷擾的文化。

她說：“可悲的是，如果不與金錢掛鈎，什麼都做不了。”“如果沒有實際後果，比如被禁止接受資助機構的資金，那麼一切都不會改變。”

根據NOTUS審查的一封電子郵件，米爾薩普在2023年10月向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提出了對特克爾的擔憂。國家民主基金會是一個由國會在1983年成立的贈款組織，主要資金仍由美國政府提供，美國政府為UHRP提供了贈款。她說，他們的工作人員幾個月都沒能與她通一次電話。

她說，當她在 3 月份再次嘗試時，她被告知國家民主基金會將嚴肅處理違反資助協議的行為，但“他們急於告訴我，解決我的大部分問題並不是他們的責任”。

國家民主基金會發言人沒有回應多次就這些說法發表評論的請求。但在早些時候關於該組織如何審查其資助的團體的聲明中，一位發言人表示，“NED致力於實現其價值觀。作為我們贈款提案審查過程的一部分，我們會考慮潛在被資助組織及其項目的方方面面，以確保它們與我們的政策和價值觀相一致。”

據知情人士透露，撥款組織的項目經理對處理性騷擾的期望可能會有很大差異。他們中的一些人希望在批准非營利組織的撥款之前查看詳細的不當行為手冊，而另一些人則更專注於確保資金得到正確使用。

米爾薩普表示，非營利組織需要積極制定徹底的舉報人政策，“有多個層次的問責制，並在必要時可以選擇完全脫離組織與某人交談。”

米爾薩普在 11 月於立陶宛舉行的 2023 年會議上就人權領域的婦女問題發表演講時，就想到了這樣的對話。她說，她提出的理由是，女性應該能夠在人權社區內談論不當性行為和性別歧視，以便找到解決方案。

在同一次會議上，米爾薩普和維吾爾族領導人之間的分歧十分明顯。米爾薩普在那裡會見了與UHRP密切合作的世界維吾爾大會主席艾沙。米爾薩普問他如何看待保護婦女人權的責任。根據對話錄音，艾沙回應說，他的員工中女性多於男性。

他告訴她：“我們沒有問題。”

當米爾薩普就對特克爾的指控向艾沙施壓時，艾沙說，這一切都“來自你”。“這都是你帶來的問題。”

顯而易見的是，“女性被性騷擾是自己的問題”這樣的表述是非常不當的。從邏輯上看，它就犯了一個十分低級的錯誤。典型的受害者有罪論，這樣的言論使得受害者變成了有罪的一方，是為了替騷擾者開脫責任而編造出的無恥謊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