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老子在讲说自己的思想时，充满无可奈何的神情。

孟子宣讲仁政，不仅理直气壮，而且滔滔不绝，气势磅礴。

韩非子讲说权术，带有一种赌徒在赌桌上的冲动和焦灼。

庄子是个诗人，却开创了中国的散文传统，自由，空灵。庄子散文是自言自语，不干预他人，不干预生活。庄子散文最精彩的段落，有类于婴儿的呢喃。

孔子从一开始就注定要成为学问家，不断地教导别人，却忘记了自己所知道的乃是毋需赘言的常识。

为了将孔子所说的常识提拔为唯一的思想，后来的帝王索性废黜百家，独尊儒家。为了抬着孔子吓唬他人，后来的学者没完没了地填补孔子当年留下的语言空隙，把孔子的话说到了不需要再思考也无法再思考的地步，从而在没有思想家的年代里扮演思想家。

孔子由地平线变成高山，是因为历史地表的下沉，是因为人心的不断沦落。中国人的不断堕落，使孔子终于成为圣人。

2

《山海经》里的人物，乃是最为本真的中国人。就像《尼伯龙根的指环》，照见了最纯真的日耳曼人一样。古希腊神话，荷马史诗，则是西方人的民族原型。

中国的演义，满目疮夷。《三国演义》，《封神演义》，还有《水浒传》之类，十分生动地呈现了国人的集体无意识创伤。

《红楼梦》是对《山海经》的回归，天然浑成。

《山海经》故事间杂在山水地理的记载当中，就好比一幅幅壁画，镶嵌在乱石嶙峋的悬崖峭壁上。神话就是如此的天然无饰。

禅宗的崛起，让人回忆起孔子以前的年代，追溯到《山海经》的苍茫和混沌。禅，在中国人是对自由的回忆和回归。禅宗开启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中国式文艺复兴，一直到《红楼梦》的问世，才使人蓦然回首，发现那人真的站在灯火阑珊处。

那人是混沌，被孔子开窍，然后由禅宗修复。所以我说，禅宗开启了中国式的文艺复兴。

3

老子的无为而治和小国寡民，并不是在讲说一种不存在的理想政治，而是对周以前历代政治方式的回忆。必须联系《尚书》，才能看出老子政治思想的针对性。周王朝建立之后，周公和召公，主要是周公，发布了一系列的诰文，由此开始了中国政治有为而治的历史。仔细对比一下，所有这些诰文，与老子的政治思想刚好相反。周公在诰文中不仅有为而治，把治国比作“梓材”，而且禁酒，禁娱乐，给民众规定这个，规定那个，一步一步地剥夺民众自由生活的权利。从《尚书》中的这些官方文件亦即诰文来看，周公确实奠定了几千年的中央集权专制政治。

老子的无为而治，乃是对天赋人权的认可；而老子的小国寡民，则是对中央集权的不认同。

中国政治的联邦制思想，应该追溯到老子。

4

老子的修身养性，以回归婴儿，返回自然为原则；而周公的所谓德政，则要求人们以服从国家需要和社会秩序为道德准则。

老子的自然观，恰好是对从周公到孔子的非自然道德观的不以为然。这也是历史记载和传说中所描述的，孔子拜访老子时，老子不认同孔子的关键所在。

从《尚书》读到老子《道德经》，可以看出周室的症结所在；从《道德经》读到《尚书》，便可读出《道德经》对周公建制的批判意味。

由于老子的不争原则，人们读《道德经》似乎看不出其具体的批判性；但一对照《尚书》，其批判性便一目了然了

5

《尚书》中的《召诰》，虽然记载了召公的诰令，但主要体现的依然是周公的政治思想。

周公的政治思想和后来孔子的道德要求，建构出延续了几千年的中国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

《召诰》中，召公对殷商的批判自相矛盾。以否定纣王一朝推翻整个殷商，同时又承认殷商大多数王者，“兹殷多先哲王在天”。既然殷商多先哲王，那么周室为什么不照这些殷商先哲王的无为而治而治天下呢？召公不敢否定整个殷商，于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从而制作纣王无道，周灭殷商有道的弥天大谎。

6

召公谏弥谤，是召公圣明呢？还是周公所建立的专制政治出了问题？周以前，从来没有出现过弥谤问题。言论不自由的根源，不在于周厉王的个人品质，而在于周公(连同召公自己)建立的专制集权。

周公召公建立的专制政治，必然会剥夺言论自由。召公在规劝周厉王的同时，却想不到反省自己做了些什么。

倘若摆脱了孔子的阴影读《尚书》，周公建立周王朝的实质，便可一目了然。周公的专制政治，需要孔子的道德谎言作补充；反过来说，孔子也正是为了维护周公的专制政治而撒谎。

孔子成为教条，成为意识形态，似乎就不需要弥谤了，因为言论有了标准，言论自由被一个最大的谎言在无形中给剥夺了。所谓的罢黜百家，独尊儒家，乃是周公—孔子政治和思想模式的必然要求。

当周公和孔子一步步地剥夺人们的自由时，可将老子的《道德经》归结为四个字，还我自由。

7

所以，老子强调，天下出现所谓的圣人，表明社会出了问题。真正的圣人，或者说历史上的圣人，大都是无言的。这也是为什么老子被人逼着才写下了《道德经》的缘由。

但也正是因为圣人的无言，造成了孔子的有言和有理，谎言成真，庸人成圣。

爱，是毋须言说的。老子《道德经》通篇不见一个爱字，但爱在其中。而孔子的所谓仁者爱人，并非以慈悲为怀，而是以爱治人。

8

司马迁写《史记》，号称愤发著述。写诗歌，散文，小说尚且不可意气用事，更何况写历史呢？

遭受冤屈，发愤著书，虽然精神可嘉，却史识庸常，没有越出孔子的雷池半步。

可能也因为是愤而著述，结果把老子和韩非子混在了一起。此错实在离谱，难以原谅。

汉武帝给司马迁动了宫刑，司马迁的《史记》给中国历史做了同样的手术，只是，那把手术刀，是孔子提供的。

9

司马迁写到秦始皇的暴政时，就没想到，羸政所做的一切，几乎都可以在周公召公的一系列诰书里，看到青萍之末。

当然，当年孔子在热烈赞颂周公时，也根本不会想到那样的武力统一，最后必然会导致秦始皇式的暴政。

相比于秦始皇，周武王确实明智和仁慈，他不仅恭恭敬敬地请教箕子，还知道马放南山，刀枪入库，更知道把人家的国家还给人家，并且还明白不能还给微子启那种抱着祭器前来投降的家伙，而是还给了骨子里依然是个殷商人的纣王之子，武庚。如此等等。相对于秦始皇的暴虐，周武王的圣明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司马迁有没有想过，周武王为什么能够如此圣明？或者说，相对于被周灭掉的殷商，周武王的所作所为，究竟是圣明呢，还是一种忏悔的表示？假如是忏悔，那么周武王又在忏悔什么？为什么会如此忏悔？

司马迁一叶障目，而那张叶子，就是孔子。

秦始皇把姬姓周室对殷商的那场战争，推到了极端，从而以十分暴虐的暴力统一方式，彻底根绝了以和平协议达成联邦的历史可能性。

书同文，少数民族不在内，所以他们得以保留了能歌善舞的天性。

车同轨，没见得道路因此如何的四通八达，倒是同样的马车，走了几千年。

量同衡，欧洲直到今天才统一货币，人家没有秦始皇的后代发达么？

10

周以前的中国，是个诸侯联邦，殷商王室，不过是诸侯长而已。殷商的政制方式，便是老子所说的无为而治。当年禹帝制定的洪范九畴，乃是这种无为而治的政治纲领，或者说政治模式。我想，这就是箕子为什么要耳提面命般地告诉周武王洪范九畴的根本原因。

箕子的劝告，或者说警告也行，周武王可能听进去了，可是他一年之后便郁郁而终，来不及把洪范九畴，也即是无为而治，定为周朝的政治体制。当然，也可能他一直犹犹豫豫，不知如何办才好。也许他根本就没有听进去。但不管怎么说，周武王一死，周公便为所欲为了，下了一系列的诰令，完全违背洪范九畴的政治传统，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的有为而治时代。

这就是老子提出无为而治的历史背景。遗憾的是，司马迁看不懂这样的历史奥秘。可悲的是，由于司马迁没有看懂，以后的中国人似乎就永远看不懂了。

中国历史之所以会不断地循环，中国人之所以几千年不见长进，人心之所以会沦落到黑暗的地步，秘密起始于商周之交，孔子修史，司马迁写史等等这一连串的事情上面。在孔子和司马迁的阴影笼罩之下，后来的中国人还怎么读得懂老子的《道德经》呢？

11

老子就是韩非子，人人都那么说。尤其是那些学者教授，所谓的文化人。

无为而治，小国寡民，这与其说是老子的政治理想，不如说就是周朝以前的政治现实。无为而治，相对于周公的种种诰令；而小国寡民，则相对于中央集权大一统。

司马迁看不清这些，所以我说，《史记》对中国历史动了宫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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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境界，有大乘小乘之分。独善其身，孤芳自赏，张扬个性，追求自由，小乘也。大乘者，或者慈悲，悲悯，或者谦卑，无我，也可说淡出自我，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如雨果，托尔斯泰，如卡夫卡，如曹雪芹。

托尔斯泰从对娜塔莎受引诱的谴责，想到了对安娜卡列尼娜偷情的道德审判，结果一写却写成了对她的同情，最后写出了对她的悲悯。但这依然只停留在小乘境界。直到《复活》，托尔斯泰终于写出了伟大的悲悯情怀，从而十分谦卑地请求妇女原谅他的罪过。

写作《吴越春秋》时流的是眼泪，写作《商周春秋》时流的是心头的血。

或说，走到天边，说话也要口对着心。写作也一样，以心为基准。

二00二年十月